何任远

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是中共二十大后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一同来访的还有从百余家大企业中遴选出来的12家德国重要企业代表组成的商业领袖代表团。表面上看，朔尔茨的中国之行经济意味浓厚。

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下，对俄罗斯廉价能源依赖严重的德国经济遭受重创。尽管在9月份已经储备了民用天然气所需的90%，德国依然遏抑不住屡创历史新高的通胀。在10月份，德国CPI同比达到10.4%，其中能源价格涨幅更是高达43.0%。今年8月德国季调后贸易顺差仅为12亿欧元，处于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政府近期已将2022年经济增速预期从2.2%下调至1.4%，2023年更是从2.5%大幅下调至-0.4%。

德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是大概率事件。正因为如此，不少西方媒体认为，经济原因是促使这个“欧盟双引擎”之一的制造业大国“向东看”的重要原因。不过，如果仅从经济“救急”的角度来理解朔尔茨访华，那无疑是对大国外交的误读。地缘政治剧烈变动的当下，即便是着眼于经济的外交行为，其影响也绝不会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在美国清晰定义战略竞争时，德国在引导欧盟拓展“战略模糊”空间。

当地时间11月8日，美国中期选举开始，由于此前民调一直倾向于认为民主党失去对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外界普遍认为，主张“美国优先”的前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也许会对拜登政府制造强大压力。

尽管美国舆论推测的“红色海啸”并没出现，对欧态度相对“友善”的民主党也保住了参议院多数席位，大西洋彼岸的欧盟却依然被吓出一身冷汗。

欧盟政治观察者亚历珊德拉·博日罗佐夫斯基认为，自从2016年后，欧洲各国特别是欧盟权力机构开始出现了一种“特朗普恐惧症”的现象。用博日罗佐夫斯基的话说，欧盟领导人头顶悬着的最大一把剑，就是特朗普在4年后的“班师回朝”；相当部分的欧盟决策者担忧，拜登的执政，只是美国背离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小阳春”。

事实上，即使是拜登执掌白宫，美国出台的多项政策也在延续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思路，这让欧盟感到如芒在背。2022年8月，拜登在白宫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IRA）。该法案的核心部分是确保美国自身的能源安全，并且对新能源、基建交通、环保和农业等行业的企业提供巨额补贴，开出的贷款和投资总额是4000亿美元，补助周期长达10年。

同时，该法案规定，在北美进行最终组装的、电池主要来源于北美地区的电动汽车，可以获得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用白宫官方网站的话说，IRA法案能够“帮助美国留住制造业，构建美国本土的新能源供应链，加强美国制造业根基，支持美国工人以及为美国本土新能源产业创造高薪职位”。

这份法案，遭到了欧盟多国的强烈批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指责拜登政府推出此法案是为了“准备再次打贸易战”，并且扬言要在欧盟层面与美国进行交涉。德国经济部长最大的顾虑，是美国丰厚的补贴将会夺走大量德国乃至欧洲的投资机会。本来由于能源价格受冲击的德国汽车制造业，很有可能由于美国IRA法案的高额补贴，面临大量新能源企业离开德国或者欧洲，让该行业遭遇灭顶之灾。

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也赞同德国立场，主张欧盟应该采取统一立场，反击美国的IRA法案。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宣称，欧洲也要通过一部《欧洲购买法案》，留住欧洲的新能源供应链。欧盟负责内部市场的专员蒂埃里·布雷顿则认为，到了必要的时候，可能会在WTO层面就这部法案与美国对峙。

尽管白宫主人已经不是喜怒无常的特朗普，但拜登沿袭的“美国优先”政策，给了欧盟决策者们这样一个信号：无论是谁入主白宫，过去那种对欧洲盟友有所迁就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

在当前北约的框架下，几乎整个欧盟都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从价值观、基本制度到生活方式，欧盟和美国有不少共同语言，但两者在安全议题上的差异却显而易见：美国有着欧洲国家難以望其项背的军事实力，面临的地缘安全压力却远比欧洲小；欧洲国家的地缘政治压力大，军事上却要依赖美国。

这种地缘安全关切上的错位，也体现在大西洋两岸的民意中。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0年的调查数据，德国和美国的受访者尽管在信任度上大致相互认可，但在地缘安全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其中在“当俄罗斯入侵一个北约邻国时，你是否赞成应该动武干预”的这个问题上，有6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应该出兵，而德国受访者持相同意见的只有34%。但在这些受访者中，又有63%的德国受访者相信，美国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出兵保护德国的安全。

这份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发布的调研，也许折射出德国民众的一个心态，即在美国继续提供核保护伞的前提下，德国人不大愿意过问地缘政治。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默克尔时代，德国人不过问地缘政治并且全面拥抱经济全球化，在一段时间内收获颇丰。

从2000年到2021年，德国GDP从1.95万亿美元增加到4.22万亿美元，这增幅在发达国家中算得上佼佼者。把地缘政治与经贸往来分开，是柏林决策者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作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的德国，一直以来遵循的是“能源依赖俄罗斯+市场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的模式，搭了一趟全球化的便车。然而这段好日子，在默克尔执政晚期，已经显露出难以为继的迹象。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这种模式面临更多严峻挑战。

特朗普上台后，发表过诸多针对德国特别是时任总理默克尔的负面言论，指责德国一边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一边又把德国汽车销往美国的“投机”行为。某种程度上说，这折射出不少美国政治精英的不满情绪。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彼得·泽安，曾用轻蔑的语气形容战后德国是“从没有过地缘政治人才”的国家，并且认为德国战后的一整套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是“盟国给它安排的”，因此德国看起来超级稳定，却从没有过“地缘战略眼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科特金则认为，德国抱有的是过时的地缘战略。“在1970年代西德社民党政府主导的‘东方政策’指引下，德国与当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此后又开始了一系列与俄罗斯延续到开战前的能源贸易合作。”

在科特金看来，德国在冷战结束后继续打着“和解”的旗号，实际上是与俄罗斯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这与19世纪德国首次统一后与沙俄帝国瓜分波兰、划分东欧势力范围如出一辙。“在德国与俄罗斯达成某种默契的状态下，通常波兰和冷战后出现的乌克兰就会成为牺牲品。”言下之意，这位美国学者也把如今俄乌战争爆发的局面，部分归罪于德国沿袭自社民党执政时代的“东方政策”。

“德国的未来是‘绿’（绿党代表的颜色）而不是‘红’（社民党代表的颜色）。终有一天绿党将取代社民党成为德国（左翼）的主要力量。”科特金认为，绿党取代“东方政策”遗产浓厚的社民党成为左翼主要政党，将扯掉德国和俄罗斯奠基在能源输送上的纽带，而这正中美国下怀。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之变是否会如美国所愿不得而知，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在美国依然有实力对德国戴上“战略紧箍咒”的阶段，德国不得不在地缘政治巨变的情况下，寻求微妙的战略平衡。这一点，在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某些学者看来，德国事实上在拉动整个欧盟制造某种“战略模糊空间”。对于德国乃至欧盟来说，维持战略模糊空间，不被完全拉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就是要在美国之外找到新的战略支撑点。

在10月21日的欧盟峰会上，27个成员国的政府首脑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闭门会议，专门讨论关于中国的问题。据媒体事后报道，之所以有这么长的讨论时间，是为了界定双方竞争和合作的领域和界线。荷兰首相马克·鲁特在会上表示，欧盟应该在美国以外以第三极的姿态与中国展开竞争和合作关系。

针对过去中国和16个中东欧国家发起的“16+1”框架，一些欧盟政府首脑认为，可以顺势转变成为“27+1”框架，以27个成员国的整体与中国进行对话。根据《柏林国际政治季刊》在9月29日对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本·罗德的专访，他认为，相比起美国，欧盟与中国对话的意愿大得多，而且也更加乐于维持双边经贸关系。

“我觉得，特别是德国会对美国（的对华）态度有所不适。在制裁议题和某些政治议题上，（德方）不愿意说得太直白，因为这被认为是没有效果的。”这位美国前官员并不否认美国和德国乃至欧洲在对华问题上，从奥巴马时期开始拉开距离。

本·罗德认为，到了拜登时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变成了“民主与专制对决”，这种非黑即白的方式是难以执行下去的，特别是拜登访问沙特后，这种外交原則实际上已经破产。“‘民主与专制对决’的意味，甚至更加适用于美国国内，或者是一些欧洲国家的内政。”罗德的观点，事实上道出了德国人的担忧，即美国国内政治的撕裂、外交逻辑的混乱，没法让欧洲产生确定性。

“向东看”能找到确定性。朔尔茨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说：“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展投资合作。德方也愿同中方就双方立场不一致的问题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和互信，努力稳定、巩固和发展德中关系。”

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德国的“战略模糊”，是在尚未完全实现战略自主的情况下，对外战略处于过渡期的表现。这个过渡期持续多久尚难预料，但方向是较为清晰的。正如朔尔茨所说：“世界需要一个多极化的格局，新兴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值得重视，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政治家有必要为此负起责任。德方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