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镇桃

这段时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发布。从整体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步向好的态势，核心城市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唯GDP论”的导向正在淡化，数字也并不能体现一切，但数字也有它的价值。比如，一些数据可以为我们还原出，那些撑起万亿增长的空间之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产业？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周期可以影响短期经济波动，但强大的产业却可以一定程度对冲这种波动的负面影响；对城市来说，更是如此。

今年以来，国内经济第一大市的切换有点频繁。

上半年，北京以微弱优势历史性赶超上海，晋升国内经济霸主。但在三季度，上海快速“回血”，GDP达到30956.65亿元，成为国内唯一一个站上三万亿台阶的城市，反超北京1000多亿，重回国内经济第一大市之位。

京沪之外，GDP十强城市仍然锁定在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

从经济体量看，一线城市里的北京、深圳、广州，还有西部龙头重庆在2万亿档位，苏州等10城在前三季度就已跨过万亿门槛，其中成都无限接近1.5万亿，有望年底解锁“2万亿之城”，而反超郑州的长沙，第一次在前三季度就站上万亿台阶。

从增速看，24座万亿之城里，过半数的城市跑赢全国3%的平均增速。正在走强省会道路的福州贡献了最大惊喜，以5.8%的增速领跑头部24城，在这之后的长沙（4.8%）、武汉（4.5%）、青岛（4.1%）、西安（4.0%）也都跑出了4字头的增速。

稳健的增长背后，主要推动力正来源于工业部门和项目投资。增速靠前的城市，基本也都是强制造城市。堪称“西部工业领头雁”的西安，规上工业增速更是达到13.4%，在万亿城市里一骑绝尘。

“三驾马车”里的固定资产投资，也迎来了大爆发。武汉、深圳、宁波、福州的固投跑出了两位数增长，其中，武汉的固投增速达到15.5%，在万亿城市和副省级城市里都居于首位。而且，将固定资产投资拆解来看，资金还呈现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的趋势—房地产作为投资主力的时代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制造业项目、工业技改、基础设施投资占比上升。

不过，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看来，对经济数据的分析有两个层面，直观来看，GDP总量、增速就是经济晴雨表的一大反映，但也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究竟是内部哪些要素、行业在支撑增长。

前三季度，一线、新一线城市继续发挥稳定国内经济大盘的作用，平稳的经济增速之下，是澎湃的新兴产业增长动能。新能源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这些各地争先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普遍远高于规上工业增速。

势头尤为凶猛的当属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刺激下，新能源汽车消费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带动了上游造车业的火热。上海、广州、宁波等造车大市，前三季度新能源车产量以倍数的速度迅猛增长，成都即使受到电力供应波动的影响，新能源车产量也暴增55.3%。

经济复苏离不开每一颗齿轮的转动。中心城市之外，曾刚还留意到，中小城市凭借传统产业也开拓了一片天地。受到全球外部形势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面临通胀、能源紧缺的压力，中国制造的出口态势良好。衣服鞋帽、日化产品这些虽然都是传统产品，但国外市场强劲的需求，正为国内中小城市的加工制造、外贸出口带来机遇。

从增速看，24座万亿之城里，过半数的城市跑赢全国3%的平均增速。增速靠前的城市，基本也都是强制造城市。

海关数据也给出了佐证。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近日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中小微企业出口贸易（B2B）指数报告》显示，前三季度，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收款量同比增长12.8%，其中紡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正是增长最快的出口产品。

而且，近些年还有了一个新趋势：初级劳动人口开始回流内地四五线城市。曾刚和同在一线城市的朋友聊天时，不时会听到对方抱怨家政服务人员变得难找，因为很多人觉得在大城市的投入产出比低，而开始选择回到家乡小城就业和生活。这些回流的劳动力，恰恰构成中小城市产业发展的人口基础。

城市追逐战，总能时刻吸引大众关切。于个人，城市能级关乎个人生活、工作、投资的选择，偶尔还能提供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换个角度看，城市排名还是观察不同发展模式走向的绝佳窗口。

十强城市里，要论棋逢对手的追赶之战，始终绕不开杭州和武汉。

2000年以来，杭州的经济规模曾一直领先于成都和武汉，直到2012年；在这之后，成都与武汉一直在“伯仲之间”，直至2020年杭州领先于武汉。但杭州也还未形成对“中部第一城”的绝对优势，去年前三季度两城的GDP差距还有833亿元，但今年前三季度武汉已经将差距大幅拉近到403亿元。

今年以来，武汉频频加码新能源产业，可见其向“全国第七城”进击的态势有多勇猛。一季度落下东风高端新能源越野车项目，二季度比亚迪动力电池项目落户，三季度中创新航动力电池扩产，甚至雷军放言要造车后，武汉还盯上了小米汽车。11月初官宣的第三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武汉的光电子信息集群、“武襄十随”汽车集群双双入围，这也让武汉喊出中国“光谷”“车谷”的名号时多了几分底气。

杭州，是个提到互联网就会最先想到的城市，只是消费互联网的流量见顶，“数字经济第一城”也不得不转身，重拾制造业，进入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阶段，用未来大脑“武装”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2022乌镇互联网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亦表态“阿里巴巴会始终扎根实体经济”，某种程度上算是回应互联网行业向何处去的问题。

杭州和武汉，一座是拥抱制造的数字经济强市，一座是根植制造业的工业大市，终究谁能执牛耳，有待时间来揭晓。

“中部第二城”的争夺同样胶着。2006年以前，郑州在经济总量上总是力压长沙，2007年后，长沙凭借制造业上位，成为“中部第二城”的有力竞争者。2022上半年，郑州还以30亿元的差距领先长沙一个身位，但到了三季度，长沙不仅实现反超，还领先郑州近200亿元。

谈及郑州，不免要提手机“代工之王”，两者的“结缘”可以视作跨国企业嵌入本土发展的一次重要尝试。最初，苹果全球最大代工厂从沿海迁往内陆，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但借由一轮轮投资扩产，郑州工厂逐步实现了向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依托这一明星企业，郑州还拿到了进军电子信息产业的入场券，中兴、天宇、创维、OPPO、魅族等一系列手机厂商，纷纷入驻郑州航空区。

和郑州引外援、快速做大产业不同，长沙走向“工程机械之都”的路还要更漫长一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下海创业大潮兴盛，几位国企干部、高校学者凭着一腔热血和借来的本金，在地下室、旧厂房创业，势要打造属于中国的世界品牌。十几年后，他们确实成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成为长沙工程机械行业当之无愧的“名片”，2020年更登上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

当然，自主创新和学习外国技术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接下来还是要看两城如何“补课”、突围进阶。

2005—2006年，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应邀参加一个论坛，在中间的嘉宾讨论环节，主持人向时任微软（中国）负责人提问：“什么时候中国才有微软这样的企业？”

那位负责人煞有其事地纠正主持人：“中国已经有啦，因为微软就是中国企业。”

在那个年代，为了开拓国内市场，自称“中国企业”的外企还不止微软一家。但到今天，这样的对话可能不会再发生。

路风讲述完这段插曲后，总结的教训是，技术和技术能力不一样，前者是可以买到的，技术能力是在自主创新的实践中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形成的，很大部分属于缄默的知识，蕴藏在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常规中，所以技术能力是组织内生的，技术引进永远不能代替自主创新。

近些年，国内对自主创新的重视确实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论对大国还是对城市而言，科技创新都决定了路能走多远。

而在曾刚看来，国内技术创新的实际形势，其实比很多人设想的要乐观一点，比如讨论“卡脖子”问题最多的芯片产业，受制约的主要是28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芯片，但大部分产品其实不需要应用到这样高端的芯片。

同时，国内也有了更多适宜创新的土壤。曾刚观察到，科技创新的全球竞赛开启后，国内大批科研人才正在归队，高校开始注重组织更多教授、研究人员来做技术攻关。

新技术出来后，社会对于技术应用也有着更宽松的氛围和包容的环境。中国人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购买新产品、新服务的热情高涨，巨大的新技术、新产品消费市场环境举世无双。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这是西方无法比拟的优势，曾刚继续补充道。

塑造新的增长动力，需要科技力量，但也不能缺少空间力量。那些常年站在世界城市之巅的大都市，作为世界生产服务活动网络的重要节点，对内集聚、对外辐射。

被誉为全球最权威的GaWC城市分级排名里，全球十大城市香港、上海占了两个席位，上海的排名也从2010年的第七位上升到第五位。国内更多城市也在走向全球城市的中心：2010年，进入世界百强的国内城市只有5个，十年之后，这一数字已经翻了一番。

毫无疑问，未来我们还会需要更多强一线、新一线城市。新一轮的增长动力还是来自核心大城市的转型升级。目前，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以及成都苏州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已经走在升级转型的路上，一些新变化正在发生。转型升级将点燃城市巨大的爆发力，对地方经济带来强支撑。

因而，更大的增长活力还蕴藏在都市圈、城市群里。双循环格局下，城市的联动、重组，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调动要素、提升整体竞争力。

只是在现阶段，并非所有城市、区域都具备打造都市圈的客观条件。“单纯在地图上画个圈，将几座邻近的城市圈在一起，希冀借此启动城市间合作，这是过于天真、简单的想法，”曾刚点明，“都市圈必须具备超大特大城市、1小时通勤圈两个前提条件，即具备同城化条件，便于城市白领中产阶层、市民日常工作、生活、休闲在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进行。对于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工人日常生活的工厂、宿舍两点一线，人流动不起来，没有同城化需求，规划都市圈也就缺乏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