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文沛，柳扬

国际化社区认同是当代中国社区治理领域最具前沿性、挑战性的治理问题。中国社区作为地域性概念已然叠加了更多的政治属性，是公民利益联结和公共交往的政治空间，建构了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和社会自我管理方式。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国际化社区骤然兴起，浙江省义乌市的崛起具有典型性。义乌市广阔的小商品批发销售市场促进了各地经济交流，也因此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在义乌旅居、定居、经商以寻求自身经济发展。如今，义乌市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市，从社群主义视角探究外籍人士如何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有助于提升义乌市政府管理和国际社区治理能力。

一、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的基本内涵

社群主义的公民教育观理念与中国国际社区文化具有共通之处，通过对公民进行社群主义教育，有利于公民的责任意识和集体观念的形成，进而强化公民对于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助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和谐有序发展。从社群主义视角出发，对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居民教育应当以社区为背景展开，在教育方式上加强社区文化认同，培养其生活共同体意识，在教育形式上凸显社群作用，促使外籍人士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区建设乃至和谐社会建设中，承担公共责任、践行公共美德、追求公共利益。

（一）公共的善：社群主义与国际社区精神的契合

社群主义又称作社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寻求社会运转的共同基础”是该理论流派的研究重点[1]。社群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主张普遍的善，公共的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善物化为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已成为中国国际社区治理的共识。每一个社群有其特定的价值观、信念与文化，生活其中的个体的选择与行为偏好都会受其影响。外籍人士对国际社区的融入感和归属感决定其社区认同程度，也就是对社区规章制度、邻里间相处模式、社区组织工作的接受，表现出其行为的一致性。而认同度的强弱与其投身社区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加强外籍人士对于中国国际化社区建设精神的理解，将有助于国际化社区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二）通过教育培育国际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观念

社群主义认为，要让社群成员产生认同感，重视公共利益而非个人私利，加强对社群成员的观念教育是加强身份认同的根本路径。公民应当追求的绝非个人权利，而应当是公共利益，同时应该通过教育使社群中的成员具备此种美德。重视“善”和“公共利益”是社群主义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2]。麦金泰尔尤为强调社群中公民美德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公民美德教育与社群发展的融合，将更有利于保障公共利益，即“共同善”。由此可见，义乌市亟须重视外籍人士子女教育问题，开设国际学校，在对学生的日常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培养其价值观层面的认同感。

（三）加强文化认同培育外籍人士的共同体意识

社群主义者指出“社群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地位，社群赋予公民成长的环境，塑造公民的自我属性。[3]”因此对社区居民的教育应当以社区为出发点，最终体现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服务和贡献。外籍人士融入中国社会的治理难题是文化的差异，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创新治理方式，充分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的桥梁作用，丰富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知，营造共同的社群情感与美德共识。同时要让更多的外籍人士参与社区集体活动，参与社区治理工作，提高他们的参与感与价值感，从而形成良好的、具有一定国际背景与中国社区治理理念相互交融的社区文化。

二、国际化社区认同与治理困境的共性

（一）治理主体间的内在相关性弱，呈现出低关联度特征

所谓关联主义或联动主义的范式，就是指整个社会难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社会领域与国家领域、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每个人与其生活的环境都是相关联的、非绝缘的[4]。国际化社区，是指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社区中境外人士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相应的社区组织制度、服务体系、环境设施趋向国际标准，不同国家、文化、民族背景的人能够和谐共处的城市社区[5]。我国国际化社区主要有两种类别，一是由开发商打造的“高品质”社区，这类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较高，二是由外籍来华人士基于文化、宗教和语言等背景自发聚居而成。我国的国际化社区大多属于低关联度社区，外籍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和参与热情较低，社区的治理效力较差。

（二）社区内人际关系有待加强，流动性问题突出

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下，原子式的个人要能够产生并且构成市民社会，就必须使得一切血缘、伦理的关系彻底解体，形成真正的原子式个人，从而市民社会才能成立。现代社会城市社区治理的最大挑战是人口具有高度流动性，不仅指地理上的流动，也包括身份流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城市务工，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邻里之间交往时间甚少，社区人际关系变得淡漠，形成了“陌生人社会”，社区认同建设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义乌市更为明显，由于义乌有大量外籍人士涌入，国际化社区形成，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可能来自世界不同场域，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显著、宗教信仰不同等都影响着居民之间的相处模式，其原因与国际社区人口构成复杂有很大关系。国际社区中不乏大量外籍人士，但同时也有部分当地居民，他们居住方式也大有不同，有常驻居民，也有住房租户，导致邻里之间人际关系淡漠，互不熟悉，每个居民犹如原子化个体般存在。由于居民之间的陌生，外籍人士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

（三）社区精神建设较为匮乏，融入意愿参差不齐

由于国际社区人口复杂，难以形成社区共识，社区工作人员重视社区日常事务的管理，疏于更深层次的社区精神的建构，社区精神缺失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冷漠，居民融入意愿主动性不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从社会融入的角度划分，在义乌的外籍人士可以分成介入之中、相对独立和不愿融入的三种群体。其一，介入之中的群体主动融入性较强。此群体定居多年，语言沟通交流畅通，已在当地购置房产，对中国有自己独到的感情，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主动融入社区生活。其二，相对独立的外来群体有的融入意愿淡薄，存在心理隔阂。因在义乌生活时间较短，以商贸往来为主，还未适应中国生活方式，或由于文化生活原因，和自己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外籍人士形成小圈子，仍以原民族或国家的生活方式为主。第三种，不愿融入的群体存在较大的治理隐患。目的是从事纯粹的经商活动，于他们而言，社区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义乌也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他们无法融入传统的邻里之间融洽的关系氛围当中，社区生活存在一定的不适应。

三、义乌市国际社区认同建设的紧迫性

（一）外籍来华人员基于生活需求的主动性融入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外籍来华人员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外籍人选择在中国长久居住，由此产生了各种需求，为了让外籍人更好地融入中国的大环境中，需要加强对外籍人的日常管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外籍人在华合理权益。事实上很多外籍人迫切期望融入中国社会，但生活中的种种不便使他们陷入困境。以子女上学问题为例，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可选择的学校数量少，花费高，大部分外籍人士收入水平较低，选择国际性学校需要支付较高的学费由此形成沉重的生活负担。另外，部分子女年龄较小，汉语水平不高，在学校生活语言交流难度大，而且同学大部分为中国孩子，缺少同伴，易产生孤独感，不易融入校园生活。

（二）义乌市国际化进程建设的客观需要

全球化范式下的社会融入有利于外籍流动人口更多地融入当地的经济建设。随着我国国内商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大中城市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了大量外籍人士在此旅居、经商，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国际化社区，例如北京麦子店街道、涉外使馆区东直门街道、上海虹桥、广州天河地区等，义乌市要想跻身国内一线城市行列，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就需要开辟宽松、畅通的外籍人才引进渠道，为其来到义乌市生活工作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使其为义乌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而“住”作为其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国际社区建设与认同便成为义乌市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需求

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说，加强对外籍来华人员对管理，有利于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空间，有利于拉近中国人与外籍友人的距离，更好地深入交流沟通，融入中国社会中去；从法治社会的建构来说，有利于外籍来华人员了解中国的法律法规，在规范中生活，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说，能够更好地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义乌市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从全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说，中外融合有利于推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四、提高义乌市国际社区管理与认同的路径

（一）提升社区认同意识，培育社区精神

要加强义乌市国际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首先需要培育公共意识，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从构建社区精神的角度，塑造社区居民角色，形成社区情感共同体。而要想转变社区居民的角色，则需要社区精神的培育、价值观的宣扬。要想使外籍人认同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是非常有难度的，需要长期的引导。只有将社区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使外籍人士真正融入中国的大家庭中，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城市社区治理要实现从物质投入、制度供给向公共精神培育的战略转移，凸显城市社区的本质属性，回归社区的本位[6]。社区治理的理念意味着政府和社区自主自理的第三域组织之间相互信任、支持与合作。

（二）加强来华工作外籍人服务和管理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没有正式的外籍人来华工作法，急需加强中国对于来华工作外籍人融合的法律探索，完善外籍人永久居留制度。外籍人永久居留权制度在我国的实践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迫切需要此项制度落地的人群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海外华人，二是纯种外籍人，基于以上国情，2004年发布的《外籍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中规定，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可获得外籍人永久居留证。2013年进一步明确，持有外籍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员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2016年《关于加强外籍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外籍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为外籍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提供了政策保障。

（三）加强社区党建的引领示范作用

国际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但治理核心主体仍然离不开党的领导。实现社区党组织有效嵌入是政府层面加强国际化社区管理模式的关键。通过党建引领创新，为当地外籍人士创造良好舒适、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打造开放包容的“联合国社区”。义乌市鸡鸣山社区着力探索党建新模式，由社区党委、共建单位和新党组织共同开展党建工作，组成党建同心会，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提高党建服务质量，为社区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四）发挥社会公益组织的联动性辅助作用

社区党组织在治理和社区建设中发挥主导性引领作用，志愿公益组织承载着联动性的辅助作用。其中，具有微组织化形态的志愿公益活动在实践中参与效度较好。外籍人士的具体诉求得不到政府即时合理的回应，极易形成疏离感强的“悬浮状态”。因此，建立公益性的志愿组织并充分发挥其联动作用，吸纳社区中的本国积极公民与语言通畅、热心公益的外籍人士互动交流，增强外籍在华人士的社会责任感和认同感，有助于从根本上建构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义乌市开创性地建立了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聘请了11名外籍商人作为调解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自愿参加调解工作，不收取任何报酬。此外，诸如鸡鸣山社区的“同悦社工”服务站、义乌市商务局创立的世界商人之家等，这些社会公益组织为在义乌生活的外籍人提供了生活上的各种帮助，给予了众多社会支持，使之更快实现跨文化适应。

（五）利用大数据新媒体加强国际社区精准治理

长期以来，各层级的政府形成自上而下的条块分割管理体系，很难对流动性较大的国际社区进行有效管理，大数据的应用对外管工作具有特殊意义，通过收集分析出入境数据、消费数据、就业与居留数据、活动轨迹数据等，有效提高管理效率。例如，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服务专栏，收集国际社区居民的需求并及时反馈，同时利用微信小程序，对出入义乌的外籍人士进行报备管理，全面掌握外籍人士居住信息。再如，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开设多语种外管信息网络平台，为不同语言背景的外籍人士提供精确服务，避免因语言不通造成信息误差，影响治理效果。疫情期间，义乌市推出“一码通管”“智慧门禁”等，充分利用大数据掌握社区居民情况，实现了社区治理的智能化。

五、国际化社区建构的理论思考

义乌市作为我国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过程中面对外籍人士管理遇到的困难，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了“义乌经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外籍人士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其中不乏有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社区建设在政府治理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社区文化认同的制度建设仍需完善，居民身份认同感与社区归属感的培育亦亟待加强。从社群主义视角探索社区认同的路径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让外籍人士在中国社区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从而促进中国国际化城市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国际社区独特城市生活空间的功能定位，是我们的愿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