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玲洲

（华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21）

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要走好自己的路，必须要认清国情。调查研究是认识国情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P10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2]可以说，正确的决策需要以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历史证明，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也才能保证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反而言之，调查研究也是防止和纠正失误的重要工作方法。1961年由毛泽东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我们党通过调查研究调整政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鲜明事例，在党的思想路线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一、践行“第二次结合”：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是新中国初期就提出来的一项战略任务和目标。但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苏联模式在当时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端，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此，我们党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发表了指导社会经济建设的《论十大关系》，正确判断了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正确分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及其不同处理方法，明确提出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党和人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十分迫切。在缺乏深入调查研究的情况下，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制定了高指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这些反映了党和人民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愿望，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严重不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使得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具体表现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农业比例两个方面。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方面，1958年到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8%、39.6%，远超“一五”计划期间年平均积累率24.2%。[3]P560工农业比例方面，因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重工业发展迅速。1958年，预估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000亿至7000亿斤。这一估计导致认为我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因而将重心放在重工业的发展上面。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22.8%。这进一步导致工农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如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资源，使其他部门发展缓慢。[4]P486由于重视重工业发展，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脱离农业，由农村转入城市。据统计，在1958至1960年三年间，共增加职工2800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有近2000万人。[5]P56

其次，农业生产遭遇挑战。1959年—1961年的旱灾、水灾和冰雹等自然灾害，进一步加重了农业生产负担。1959年的旱灾致使5亿亩农田受灾，至1960年7月受旱灾面积达到6亿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严重的一次。洪灾也接踵而至，当年7月全国洪涝面积达3900万亩。此外，冰雹、霜冻灾害面积约3000多万亩。在各种自然灾害影响下，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据统计，1958年我国粮食产量为3953万斤，1959年下降到3393万斤，仅完成计划的62%。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减少到2876万斤，棉花产量下降到2125万担，比1959年减少1291万担，粮食、棉花的产量仅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3]P561-562

再次，轻工业生产大幅下降。优先发展重工业，占用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资源，导致轻工业发展受到限制。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总产值增长2.33倍，但轻工业只增长了47%。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只有547亿元，比1959年下降9.8%，棉纱、棉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产量下降了28%—60%。[3]P560-561这导致社会商品供应减少，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受到较大影响。

面对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认识到经济政策脱离了实际情况，开始重提调查研究。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八个省市考察各地工农业生产情况，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纠“左”上。[3]P563此后，在1960年6月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下决心改正高指标。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他还指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希望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6]P233-237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要把1961年变成“调查研究年”。毛泽东还在此时重新印发了1930年5月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写成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由此，“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刮到了地方，蔚然成风。

二、从中央到地方：调查研究的开展

毛泽东重提要重视调查之后，中央领导人纷纷离京，开展调查研究。地方党委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

首先，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最先行动起来，发动田家英等三人分别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以十至十五天为期，每组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从北京出发，对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耗费一个月时间到达广州，听取了各地有关调查工作的汇报。[7]P633-634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同志都深入基层调研。1961年4月1日，刘少奇来到湖南老家，对宁乡县、长沙县农村进行了长达44天的详细调查。同年4月底至5月初，周恩来深入河北邯郸、武安、天津等地的公社、大队、小队，了解社员对农村政策的看法。此时，朱德也对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省市的农村农业生产状况和手工业、工业生产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6月底到7月初，陈云在上海青浦县的小蒸公社进行了长达15天的农村调查，还于10月至12月在北京先后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冶金工业座谈会，了解工业生产状况。邓小平、彭真在4月和5月上旬领导5个调查组到北京顺义、怀柔两县农村调查。[3]P579-582

与此同时，中央明确要求地方党委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3月，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提出，各地党委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到基层去开展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地方的党委政府同志都深入到基层，在县、社、队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10月，上海市委派出工作组对一些生产大队就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进行调查，召开多次座谈会，征求各级干部和部分社员意见。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以及房山县委组织联合调查组对房山县农村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地方的调查研究深入细致，形成了一系列建立在扎实数据基础上的调研报告，为党中央了解地方实际、调整政策提供了依据。

对于此次社会大调查，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方法。他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听报告、看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重新印发《调查工作》一文，提出要“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6]250-251在具体调查方法上，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着重强调了开调查会作讨论式调查的方法。此次全党社会大调查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座谈会，进行了系统调查，而不是“走马看花”式的调查。

其次，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此次调查直指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如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公共食堂、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以及城市工业生产领域的生产指标、企业管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问题。在调查研究中，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意见，进行政策调整。

在农业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认识到了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平均主义，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7]P635经过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的调查研究，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人民公社规模不宜过大，要避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草案发布后，再次深入农村调查研究，6月根据群众反映，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决定停办公共食堂。1962年又对其作了修正，确定以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此外，调查研究还推动了工业、商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政策出台。在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富春等调查研究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中央还颁布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科研十四条》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从历史中走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历史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全党崇尚实干、力戒空谈。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实践，对于新时代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具有重要历史启迪。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提出，我们党能够取得重大成就，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其中，首要的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在了解实情的基础上，方针政策才不会脱离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际事物是具体的，而本本是对实际事物研究、抽象的结果，不能成为研究问题和作决策的出发点，出发点只能是客观实际。”[8]如果做不到了解实际，不能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毛泽东批判的“本本主义”出发，坐在办公室里作决策，势必会造成政策的失误。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是因为在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前没有开展正确的调查研究，进而没有掌握当时的实际情况，导致作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决策脱离了实际情况。从理论层面上看，更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要求。而大兴调查研究则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9]尽管在新时代的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推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基本国情。坚持实事求是，就应该牢牢把握当前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谋划民族复兴大业。

其次，坚持调查研究工作方法，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

要做到实事求是，首要的是要了解客观实际。要了解客观实际，“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搞清楚，把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弄明白，从中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来”。可以说，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正是靠着调查研究，才摸清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状况，制定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靠着大量的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社会调查实践，认清了当时的国情，制定了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反之，如果不进行调查研究，就不能了解实际情况，往往会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作出的决策也往往会造成工作失误，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我们的具体国情在发生变化，时代条件和世界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规划的出台等，必须以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作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前期的调查研究，而正确地贯彻落实也同样需要了解实际，同样需要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十八大以来，在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和重大举措。深入推进实施这些大政方针，抓好贯彻落实，还需要我们继续开展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

再次，掌握调查研究的正确方法，做到真正了解国情。

开展调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掌握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则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如何调查研究方法出了问题，不仅无助于正确认识客观实际情况，反而会造成相当的危害。对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均十分重视。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在长期的调查研究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出了多种多样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他指出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要做“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6]250-251要根据情况做典型调查，也要做非典型调查。在具体调查方法方面，毛泽东将开调查会作为主要方法，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进行了详细阐述。时至今日，这些思想仍彰显着理论魅力，仍然需要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不断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系统而不是粗枝大叶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8]调查研究不能拘于形式，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了解情况，将调查机关与调查基层、调查干部与调查群众、解剖典型与了解全局等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了解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还要注意创新调研手段和方式。[10]336-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