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然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 710128）

外来词是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也是汉语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着汉语的词汇体系。关于汉语的外来词，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就我们所了解的材料来看，汉语外来词研究主要集中于外来词词源探究、外来词的规范问题及其文化功能方面，涉猎面较广[1]。汉语外来词的词源探究是古今众多学者探究的主体，通过历史与文化两方面的探究，基本可以确定汉语外来词大部分来源于西域与梵语。 早期从事西域外来词研究的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学者，后来冯家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一文中对来自匈奴民族的外来词进行了考证，国内学者逐渐开始转向这一领域的研究。梵语进入汉语时间较长，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之后就有32 部论著对这方面进行研究，如早期丁福保先生的《佛学大辞典》[2]。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外来词进行研究，综合近年来对于外来词的研究成果，各学者对于外来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见解[3]。随着世界文化互动进程与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外来词所体现的语言文化融合对于语言文化碰撞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1 外来词的概念

“外来语”指读音部分或者完全借自西方语言的词。 我国于20 世纪初借入“外来语”，是近代以来较为正式的术语。

20 世纪50年代高名凯、刘正埮等学者认为“外来语”一词与汉语中其他用“——词”来表示归属类别的术语不协调，于1958年正式使用“外来词”一名。 两位学者同时认为“意译的词”并不属于外来词之列，认为外来词音和义全部来自外族语言，而意译词并不符合外来词的要求[4]。此时进入了外来词研究的旺季，各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视角出发，对外来词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史有为在《汉语外来词》一书中对外来词进行了界定，他指出：“在汉语中，一般来说，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 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 ”

经过考察发现，外来词一般包含三个基本层次：

第一，是词语用汉字表示，但是意义和读音完全来自外族语词的狭义外来词，如“沙发——sofa”“布丁——pudding”；以及部分源自他种语言，加之汉语语素义标的词，如“car——卡车”“beer——啤酒”中的“卡”和“啤”的语音形式和意义来自英语，而“车”和“酒”只是为了国人更容易接受这些外来词添加上的一些语义标记。

第二，是外来词语音形式中一部分借自外族语词相对应的部分，另一部分用汉语固有语素翻译表示，这类词是广义上的外来词。 如“冰淇淋——icecream”“摩托车——motorcycle”中的“淇淋”和“摩托”的语音形式是部分借自外族语词的语音形式，而“冰”和“车”则是通过意译相对应的部分，最终得到的一种“混血儿词”。

第三，是外族语源的“汉字词”，主要表现为日语汉字词进入汉语的情况。 直接借用其他民族创造的使用汉字构造书写的词，这类词又被称为“准外来词”。这类词有着汉化的语音，并且与汉字字形、字义基本一致，构词方式也是基本一致的。 如“神经”一词，日本语读音为“shinkei”，而汉语读音为“shenjing”。

这些外来词都已经在汉语中较为稳定地使用，并长期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汉语中落地生根，成为汉语中的一员。

2 外来词的性质

2.1 外来词的语言文化性质

史有为曾说：“文化是人类有意识或下意识创造性加工的产品，是人类在面对社会和自然时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存而做出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反应。 ”文化可以是一种器物，一种制度，也可以是一种体系，而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无疑是具有文化的属性的。

外来词来源于外族语词，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外来语言文化的成分。 但因其使用的环境及使用人的理解使得其又在不同程度上带有一些固有语言文化成分。 这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的融合体现在外来词上就是外来词的语言文化的二重性，所以人们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些词必须要从汉语和外语两个层面去考虑。虽然谐音的内容是来自外部的，但是谐音的产物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些词语提供了突破口[5]。语言文化的二重性正是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叠。

2.2 外来词的社会性质

在语言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中，词汇与社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词汇是社会发展演变的镜子，投射着社会演变的大势与潮流，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更是社会的一种符号。尤其是在网络媒体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大量的外来事物和外来思潮时刻冲击与丰富着我们的思想，全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密切，文化的接触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词汇借用现象的发展。

按照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把现代汉语的词汇分为两部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基本词汇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涉及的一些概念和现象，并且有些在3000 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然提到过。在语言中除了基本词汇以外就是一般词汇，一般词汇中只有外来词是比较特殊的，它不属于民族自创的行列，具有不同的来源。 例如：

科教类：声呐，来自英语缩略词sonor，意为声波定位仪，在水中通过接收声波用来导航、测距。还可以译为声呐。

娱乐类：迪斯科，来自英语“disco”，一种节奏鲜明、速度较快、扭动身体的现代流行舞，通常也可以指舞蹈的伴奏音乐。 原指伴随流行音乐跳舞的夜总会，也可以译为“迪士高”“狄斯可”。

日常生活类：香波，来自“shampoo”，指一种合成洗发剂，由港台借入。

3 外来词体现的语言文化融合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过：“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外来词是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 这意味着进入到汉语中的外来词必然经历着两种文化的交融与筛选，外来词在接受传入环境改造的同时也在慢慢对其进行反向作用[6]。 在这个意义上，经过两种语言文化融合的外来词具备了更强的生命力，可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外来词是两种语言文化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可以体现在外来词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内容，包括语义内容和语法内容；形式，包括语音形式、构成形式和书写形式。

3.1 外来词内容方面的语言文化融合

3.1.1 语义内容的融合

词义是通过词的语音形式表现的人们对客观世界概括性的认识及主观评价。故不管是自然事物、人工器物还是行为制度，只要可以被人们认识，具有人的主观意识并冠以名称，它们就具有了人文性质。如“石榴”一词来自西域，在汉族认识了石榴这一水果之后，就具备了除了石榴的自然属性之外的人文属性。 石榴代表着红红火火、多子多福、吉祥平安。 虽然，作为一种水果，石榴和这些属性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但是汉族人还是会将其看作是生活和事业蒸蒸日上的象征，经常用在重大节日表达对他人的祝福。 所以，外来词是一种外来的概念，但是其中又会根据自身民族和语言的特点进行改造，从而多出许多不同于原有概念的部分。 外来词语义内容的融合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汉语中不曾出现过的词义。外来词的意义由于使用习惯和民族心理的原因经过筛选，已经不能等同于外族语词并最终成为汉语的一员。例如：

蛋挞，来自英语“tart”，挞是英语“tart”的音译，指馅料外露的馅饼，意为一种以蛋浆做成馅料的西式馅饼。

第二，外来词进入汉语之后经汉语改造发展出了新的意义。这些词相对于源词其义项已有所增加，并不是原外族语词的意义了。 例如：

取缔，来自日语“torishimaru”，源词义为监管、监督，经过汉语借入后配合汉语的使用习惯改造成了取消的意思，并只选取了动词的用法，名词的用法并未采纳。

站，来自蒙语“jam”，原指在古时旅途中用以换马匹、休息的驿站。 于元代从蒙古借入汉语，经改造变成今天的车站，并用于许多基层办事机构，如宣传站、广播站等。

3.1.2 语法内容的融合

外来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汉化，其在内容上不仅反映为语义方面的融合，同时也伴有语法方面的融合。 进入汉语体系的外来词必然要符合汉语语词用法规范，也要符合汉语语法的要求。通常表现在词类选择、词类相似但功能不同和构词三方面上。 如“仙士（cent）”“幽默（humor）”。

3.2 外来词形式方面的语言文化融合

3.2.1 语音形式方面

语音是语言最为直观的部分，汉语的音系与外来词的音系有着极大的不同。 汉字是音、形、意统一的整体，在外来词中汉字只是用来表音的符号，因此在音译的过程中必须舍弃汉字原有的意思，并且向原外族语词的语音形式靠拢。与此同时，外来词的音译部分也要适应汉语的语音体系，汉语中不存在的音素通常要进行汉化的改造。

（1）改变音译部分音质。 例如：

莱塞，又可译为莱泽，来自英语“laser”，表示激光的意思。 其中的元音[æ]及第二个音节里的辅音[z]在汉语中无法准确发音，只能用相似的音去替代。后来结合谐音与会意的方法，在台湾与香港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加被汉族人接受的音译方式——镭射。 元音[æ]变成了复元音“ei”，第二个词为了更加符合“激光”的意义，将辅音改造成了“sh”。

（2）增加或删减音节。 例如：

赛因斯，来自英语science，无论是直观感受上还是在英语中，它只有一个音节。但是为了让外来词的语音形式更加适应汉语音系，我们便采用了三个独立的音节去替代原词。 现在这一词已经被“科学”所替代。

（3）后期简化。 例如：

伽蓝，据原外族语词语音形式原译为 “僧伽蓝摩”，但汉语是以单语素词为主，四字以上的音译形式并不符合汉族人的心理习惯，故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了我们常用的“伽蓝”一词。

3.2.2 结构形式方面

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但西方大部分文字基本是拼音文字，故汉语借用的外来词中只能记录外族语词的语音形式，词的表意能力很弱。外来词在汉民族语言环境中实用性大大降低，难以融入汉语词汇体系。 故仅有语音形式上的改造是远远不够的，音译外来词一体化的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为了打破外来词语素形式的框架，往往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半音译半意译。 例如：

摩托车，来自英语“motorcycle”，“cycle”本意为三轮车，但是为了符合原词整体的意义，只选择了其上位词“车”。 前半部分采取“motor”的音译形式“摩托”，前后结合成两个语素构成的复合词。

X 光，来自英语“X-ray”，前半部分采取音译方式，保留了源词的“X”字形，后半部分选择意译，得到“X 光”一词。

（2）谐音音译。谐音就是在保留汉字固有意义的基础上选择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进行音译的方法。 谐音与普通音译的区别在于是否保留了汉字的意义，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译，依旧属于音译外来词的行列。 这种方式可以保留译词与外来语词之间词义上的一种联系，更有利于推动外来词融入目标语言词汇系统。 例如：

士敏土，来自英语“cement”。它的另一种音译形式是“水门汀”，但是这种音译方式只能在偏旁上与源词有些许联系，不如“士敏土”与原外族语词联系亲密。

（3）添加义标。 语义标记大部分属于“类标”，类标通常位于词尾。其中有一小部分为“饰标”，这类通常在词首，还有极少数属于“缀标”，这种方式可以在外来词后加上一个表示义类的标记，从而使用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词义。 例如：

保龄球，来自英语“bowling”，起初译为“保令球”，但很快被淘汰掉，取而代之的是“保龄球”的音译形式。这是由于在词尾义标的帮助下，优先选择了读起来朗朗上口又深受众人喜爱的“保龄”二字。

3.2.3 书写形式方面

书写形式方面的融合通常表现为字形的意化。这种改造汉字字形的方式使得外来词既具有汉语语言系统的特点，又可以保持着与外源词的联系。选择合适的汉字字形一方面可以帮助使用者习惯外来的新概念，另一方面可以展开对词义的想象，为外来词后期的汉化与长期的发展进步打下基础。 例如：

柠檬，来自英语“lemon”。 这个词借入汉语时也有过“黎濛”的音译形式，在读音上也要比“柠檬”更加接近原词。但“柠檬”二字偏旁均与植物有关，最大程度上接近原外族语词表示的事物种类，字形也较“黎濛”更加具有新意。

4 结语

总之, 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促使跨文化交际越来越频繁，词汇作为语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将更好地发挥着语义载体的作用。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外来词在汉语中呈现出种类不断完善、数量逐渐增加的特点。而外来词作为文化交流的产物必然带有着源语言环境影响下的痕迹，经过汉语使用环境的改造之后，外来词语音形式和字形上会更加符合汉族人民的使用习惯。 经过淘汰和改造之后保留在汉语中的外来词具有一种稳定的张力，从而得以广泛传播和使用。我们在研究时要正视这个过程中的和谐与不和谐的因素，即语言文化融合过程中必然会表现出一些矛盾，这种矛盾冲突也是融合的另一种表现。 随着世界文化互动进程与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我们要致力于维护外来词与本民族词汇之间的一种平衡，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汲取新时代的养分，推动社会文明向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