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小琛

摘要：设计类博物馆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其使命在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属性，要想破悟这种特殊性，需要以广义的设计类博物馆的“叙事”为逻辑，结合中国现代设计的复杂历史来思考。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的使命不仅在于对设计的物质与文化价值的普及启蒙，更需要揭示设计与人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兼顾激发本土设计学院创造力与设计产业转型，以及消解历史遗留下的对设计的误读。设计史是一部“美”的生活史，设计类博物馆立足于中国独特生活史的解读，是中國现代设计在文化全球化下追寻自身，营造人民艺术化生活的直观且有力的途径。

关键词：设计类博物馆 博物馆使命 设计叙事 设计教育 中国现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069（2022）11-0127-03

Abstract：As a new thing in the world， the mission of design museum is differ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particularity， we need to take the "narrative" of design museum in a broad sense as the logic and combine it with the complex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design. The mission of design museums in China is not only to popularize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design， but also to reveal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design and human social life， and to stimulate the creativity of local design colleg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sign industry， as well as to dispel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design left over from history. Design history is a life history of beauty.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unique life history， design museum is an intuitive and powerful way for Chinese modern design to pursue itself and create peoples artistic life under the cultural globalization.

Keywords：Design museum Museum mission Design narrative Design education Chinese modern design

引言

设计类博物馆作为一种特且新的博物馆类型，国际视域下以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后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对外开放为开端，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虽在博物馆界内仍属年轻，但在西方已有以设计类博物馆为场域载体推行公众设计教育、产业美感建设，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成熟先河和优良成果。在中国，随着以杭州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深圳蛇口设计博物馆（V&A分馆）为代表的以现代设计作品为主体的设计类博物馆的落成和活动实施，以现代设计藏品为主体的设计类博物馆以一种崭新的博物馆风貌和展陈形式进入国内视野，其开展的设计类展览因记录并以独特角度解读了设计史的发展，而成为设计学研究必要的材料，设计类博物馆也因此并非单纯被作为文化机构，更将成为中国设计史中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与此同时，与现代意义上的设计相关的产业、设计师、设计学院、设计教育开展等相关议题的展开不仅在学界热度不减，更逐渐受到公众关注。

然而，与西方相比，中国复杂的设计历史使得民族设计萌生的土壤略显薄瘠，由此引发在产业领域，民族传统美学在西方设计的强势介入下长久失语，中国设计纠缠着现代性问题；在学科领域，中国设计类博物馆专门业域的研究并不丰足；在设计接受领域，社会对“设计”背后蕴含的深意及涉猎问题之广不甚明晰，从而造成中国的设计类博物馆藏品在公众视角中无法脱离“生活用品”的观念。当公众以惯用的欣赏艺术类博物馆绘画、雕塑等造型藏品的方式观看设计类博物馆陈列的大批量生产的日用产品之时，其萌生的疑惑与失望并不能被看作是花费宝贵数小时参观的观众之失，而是中国设计在现代性问题下的复杂处境之痛。

设计类博物馆的使命在于对“设计”的价值的拓展，在中国，这种拓展又具有了格外的特殊性，体现在四方面：（1）不仅是设计物质价值的普及，更在于文化价值的启蒙。前者指通过馆藏研究及展览，对设计历史、产品、设计师等基本知识的普及，这点是中西方设计类博物馆的共性，后者则是强调设计背后蕴含的文化观念与思想，在实际应用时，两者相融无法分割；（2）揭示人、社会生活与造物的关系。指通过产品来破悟时代问题的解决与构想，建立时代生活的价值体系；（3）以设计教育带动产业转型，激发民族创造力达到产业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是包含设计目的、文化创意、产业、设计师和消费者等在内的设计视域形成稳定的发展和良性循环。（4）消解设计在中国的误读。本文以设计类博物馆的叙事为底层逻辑，结合中国设计的复杂历史和特殊形态，从上述方面展开论述设计类博物馆使命在中国的特殊性问题。

一、设计的物质价值的普及与文化价值的启蒙

（一）设计文化价值在中国的忽视

中国的设计之路曾走过与西方从同步到分裂的道路，工业革命是二者分水岭。从地缘看，中国是大陆国家，自史前时代起延续农耕之路，政治与经济体制生活整体是围绕土地进行的，“乡土性”印刻在骨性中。从政治体制来看，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再至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血缘与家族的观念深埋在民族血脉之中代代流传，加之占据主流文化的儒道两家学说重农抑商，在技术发展方面重道抑器，使得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普遍处于轻视伎巧、恐惧技术发展后物于物的状态。因此，由农业生产带来的手工业制造在极长的时间内都被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鸦片战争爆发，坚船利炮使得中国的国门被动打开，国人痛失家园的苦痛与对西方的工业技术的惊异并存，大量“奇技淫巧”涌入中国远未健全的商品流通市场，传统手工业体系自然受到极大冲击。痛定思痛，辛亥革命及随后新文化运动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发展民族实业的重要性，于是从军工业开始，产业萌芽逐步延申至轻工业，如此开端的中国“设计”显然是被动的、非自发的，也是相对节奏落后的。

正因如此，从现代视角来看，传统文化隐藏于工艺中披上了封建闭塞的外衣，手工业内核的工艺美术与现代意义的设计直至改革开放前夕都无法分离，使得中国社会由上至下对“设计”的概念仍旧停留在日用品与装饰品的阶段，对“设计”狭义的理解更使得设计无法脱离其物质属性与民族文化的问题关联起来。

（二）物质与文化价值的综合解读

实际上，设计既具备物质生活的价值，也具备文化生活的价值，前者是適用性，后者即思想性。设计的物质价值在设计类博物馆中以设计藏品的系统收藏及展示的形式体现，博物馆关注藏品本身的物质价值，这点是博物馆的共性。但是，设计产品毕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艺术品是具有唯一性的，其物质价值体现在审美价值上，因此艺术类博物馆的叙事侧重风格、手法等美感考量。设计类博物馆则不同，设计藏品是工业产品，它是批量生产的，是设计师为达成某种适用性目的而有意识建构的结果，因此设计类博物馆对设计价值的揭示更侧重物质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综合，具体表现在：（1）关注时代技术、产品功能、材质、成本等的考量，以此从多样角度呈现设计历史的发生与发展；（2）揭示设计的本质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3）强调优秀的设计要求达到美感与功能的平衡，这种平衡是由适用性和审美性、工艺和制造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而成，蕴含了设计师的无限巧思。（4）解读设计背后的文化观念。当设计与文化、社会、时代相关联，便不能以孤立的身份存在，而应该是具有系统的技术因素、发展的前后关系以及深入的观念意蕴，这其实就是设计的背后意义，即设计的文化价值。

例如，与西方以工业革命为节点围绕建筑设计展开的现代设计历程相比，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平面设计、包装设计产品等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意义上设计的产生是由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美育”“装饰”等思想变革共同构成了最初的设计启蒙为标志，后伴随着近代经济生活的发展，无论是以手工业振兴经济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又或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实用、经济、美观”政策，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举办世界博览会、奥运会，都映照出时代视域下文化生活与设计互动之间的紧密联系。

中国的设计博物馆以对设计物质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启蒙为使命的活动展开，不仅是公众了解设计学科的介质，更是设计师与设计产业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中国的设计从业者不仅能够在设计类博物馆中找寻到善意设计的答案，有心者更可以找到民族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的平衡点。相应的，消费者作为公众主体，距离专业设计学科的知识体系是很远的，公众可理解、可选择的设计就是生活日用，只有公众了解如何辨别，才能够主动选择优秀的、符合民族生活方式的产品，以消费影响设计和制造，最终形成产业的良性循环。从这个层面来说，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对设计藏品物质及文化价值的解读也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二、揭示人、社会生活与造物的关系

揭示设计造物与人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使命的重要内涵。古往今来，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技术如何进步，设计的内核都没有变，即在于“人”，无论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又或是美感与功能的平衡，前者是“人”有意识地以“工具”为中介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后者是以“人”为主体达到适用与审美上面的双重标准。因此，解读主体“人”在时代局限下因“生活”而产生的对“造物”的思考，即具有多种形态的设计的“关系”，是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叙事的重点。

（一）从如何展开对历史的叙述来看

首先，设计类博物馆的叙事不存在艺术类博物馆关注的真伪问题，设计展品的类目涵盖包括原型、第一次批量生产品、品牌转换后的革新品等，藏品唯一性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其次，设计类博物馆的展陈方式以群组陈列为主，例如设计师的同系列产品、同种材质或工艺的多样设计、为达成某种生活方式作出思考的设计，又或是将复原展出时代情状的区域设计等，并不似艺术类博物馆一般在展陈时侧重展现单件作品其相对独立的形态，而是在于揭示一种设计的“关系”。“设计博物馆重要之处，在于分析和揭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展现人类在艺术与科技影响下的物质制造，因此，单件物品本身就是‘寻常的消费品，其必须通过前后关系的揭示，才能完整呈现寻常物品的内在价值，因此，设计博物馆不能孤立地像艺术品那样去展示，而是回到社会生活方式、科技发展背景，回到佩夫斯纳所说的设计史有别于艺术史的独立含义中。”

作为物品的社会意义判断，单件的、孤立的设计作品往往难以揭示其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单纯的形式展示并不能揭露设计作品的与时代的关系。正因如此，便要求设计类博物馆在对展品的时代背景、材质工艺、设计师等基本内涵进行解读的基础上，然后归纳线索，侧重建立造物之间的联系，并直接地向公众传达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和内在价值，并非单件的设计产品本身，使其理解设计是如何在时代大背景之下完成自身的综合要求，通过产品来揭示时代生活问题的解决与构想，以及设计如何反之影响社会生活的风貌，展现“人”与“物”，“物”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意义下进行时代的情景还原，从而揭示设计展品背后蕴藏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所需要解读的设计历史及设计产品的内在精神。

（二）设计“关系”的多样性解读

但值得注意的是，设计展览对这种关系的营造并不单一，存在有关社会学或人类学之类的不同线索，这是由于设计的内核“人”既可能是设计师，也可能是消费者、生产者等，因此，这种人、造物与社会的关系有时是功能的关系、消费与使用的关系，有时是材料和工具与时代科技之间的关系，又甚至可以是政治生活与造物的复杂关系。

威廉·莫里斯的“红屋”中生活器物与建筑风格统一协调的背后，蕴含的是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发展和莫里斯在工艺美术运动语境下对大工业时代机械生产下美感已死的无声反抗。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馆藏的马西莫·奥斯蒂系列男装，揭示的是设计师达到不同功能并保持美感而对面料、剪裁、风格等问题作出的综合思考；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椅”常以群组形式展出，这是由于其在时代的发展中经历了从最初原型到不同品牌、不同设计授权的变换革新，而博物馆想要传达的是无论其形式如何变迁，“巴塞罗那椅”现代超前的造型和舒适实用的功能的内在精神一直存在；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在其常设展览中将“托内特14号椅”作为板块的中心线索，以此辐射在这把“椅子中的椅子”背后蕴含的设计师对蒸汽曲木工艺、便携实用的功能及美感的思考后对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的影响，有赖于设计的思考，成本的降低使得更多社会公众可以轻松拥有一把美且适用于不同场合的椅子，更影响了后世的椅子设计趋于功能与美感平衡的考量。

从设计本身，到制造、生产、销售、消费、实践、改良等環节的演变和相互影响，甚至设计作品背后所隐藏的时代背景、工业技术以及生活的艺术机制都与设计产品本身具有无法割裂的“关系”，而这正是中国的设计类博物馆需要不断破悟的。正如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机构中名称内唯一带有“设计”字样的博物馆——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在其使命中所阐述的那样，“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使命是依托本馆馆藏，通过对设计作品的保护、展示与研究，让设计回归日常，建立生活的价值体系”。

三、激发民族创造力：以设计教育带动产业转型

（一）以设计带动产业的民族先行者

在中国的设计历程中，在以设计教育带动日用生活转型或者说美的生活艺术化的尝试上不乏颇有远见的先例。以清政府送出第一批留美幼童为起点，国人对外国技术从恐惧惊异开始在有志之士的引导下向扬弃与接受上转化，中国近代设计的漫漫启蒙与转型之路由此开启。新文化运动在设计领域以书籍刊物的设计为手段，通过文图排版、封面设计、新式装帧等展现新的文化品格，促进设计意识的觉醒，催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平面设计，又通过日用制造、广告传播，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施行和教材的撰写，展开了中国最初的设计教育。蔡元培书文将“美育救国”推向热潮，强调审美教育也就是现代生活所需的理念与精神，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培养公民的“公共伦理”以及“生活审美”意识，这其实就是在强调推行一种可美化心灵的艺术生活的设计。庞薰琹受“装饰主义”影响，与陶行知共同推动了中央工艺美术院的建立，虽然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设计学院，但也可看作中国的学院设计教育道路的开始。思想的变革带来产业的革新，民族实业在东南沿海领域兴起，中国产业向近代工业化生产的转换从军事工业开始，随后向日用领域蔓延。

物质制造的发展与产业变革之间的关系已被中国的设计历史所验证，使产业和设计师们充分了解这种联系是必要的，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便要立足于这样的历史高度之上，描绘属于时代的内在力量，以反省和学习的角度整顿中国现代设计的探究与实践，推动设计教育与产业的转型，激发创造更具有“民族性”的设计作品。

（二）推动未来的设计教育与产业的整合

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需要承担的是学院设计教育的补充和产业灵感的孵化地的角色，以教育带动产业的意义是其重要内涵。目前，中国的学院设计教育还并未转化成真正中国的设计教育模式，当我们希望的设计教育既不与自身的过去一样，也不与西方的现在一样，设计类博物馆的设计教育转型的使命也在此时具有了辅助意义。设计类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展开可以补充课堂教育的短板，通过展品体验、设计创造以及与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结合的形式，创造属于设计类博物馆的人才培养和发掘方式，并推进由自身使命所传递的价值体系。当设计教育的目的不再是技能技巧而是像设计类博物馆的使命所强调的那样达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目标，设计教育与产业之间便也不再是割裂的了，平面、景观、建筑、产品等设计专业的划分也并不会显得那样孤立且互不相关，而是形成一个整合的行业形态。

尤其对于中国来说，设计的历史短暂经历也更加复杂，由此带来的是设计教育和良性循环的设计产业的长期缺失和忽视，因此，中国的设计类博物馆教育使命就显得尤其重要，能够全面激发本土创造力，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整合，向着营造“美”的民族生活综合前行。

四、消解设计在中国的误读

（一）“误读”的存在

在“设计”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国的社会形态依然是农业的，以手工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虽然洋务运动后在实务派影响下催生了民族产业，但并不是现代意义的设计可萌生的坚实土壤，因此在长久的时间里“设计”在中国都以“工艺美术”的形式存在于文化语境中，也分别与“装饰”“图案”“实用美术”“艺术设计”等词汇混淆。建国后，国家发展手工艺以换取外汇，各类民艺、宗教、装饰工艺等综合形成了最初中国制造的样貌，工艺美术品就这样成为了中国早期设计产品的变体。但是，留给中国快速转化为工业化道路的时间太短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后，“人民公社”“大跃进”虽然大幅增加了重工业产值使得中国离现代工业化社会更近了，但这是以传统工艺的牺牲和经济资源枯竭为代价的。中国独有的传统工艺不仅没有提取精粹后被保留下来，反而以急功近利的生产方式和脱离其内在精神的劣质产出，被作为原始资本积累的代价牺牲掉，原本最具有中国内涵的“心手合一”的设计萌芽湮灭，失去了本土文化的根基，成为了不能再回到中国的过去也无法复制西方的“现代”的千篇一律的产品。

改革开放后，外贸经济从包装开始推动了现代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可毕竟缺乏稳定根基，外国品牌贴牌加工、代生产、合资经营在二十世纪末仍是常态，社会热衷于谈论的“中国制造”的话题因此具有了尴尬讽刺的意味，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不信任以及对洋货的追崇，在不知觉中又推后了中国设计进步的进程，中国设计的“现代性”问题显得分外艰难。

（二）消解“误读”的必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加入世贸以及世博会、奥运会的举办，中国“设计”有了实质性发展，本土设计意识在文化生活中开始具有分量，但无法否认的是，在这样的文化和产业盛会的承办过程中可看出，政府与设计界、设计界与公众之间的误解仍旧存在，公众缺乏对以何种方式理解产品的培养，将设计孤立的理解为美术工艺品，政府机关长久将“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混淆在一起，具有广义内涵的“设计”被单一的理解为一种狭义的物质制造和文艺界的吹擂。若在交易没有产生的时期，变体的“设计”着实处于原生形态，设计与技术的伦理问题不会那样复杂，但是，如果在设计与技术背后加入了时代的经济情态，其中间加入交易产生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那“设计”就不能单纯被作为造物来小看，而上述几项都是现代社会无法缺失的。在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大节奏下，市场、资本、消费、利益的存在使得“设计”在被经济决定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起伏，良性的利用“设计”是经济振兴的有效手段。

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的使命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消解对误读对发挥设计效用的干扰，更好地发动它的推动作用。不仅针对设计学院内的专业领域，更重要的是向社会公众也就是消费者传递“设计”的准确概念以及背后隐藏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用，中国夯实的消费基数有能力引导产业和经济的导向，而设计就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国家层面使政府体制由上至下的良性引导中国设计的发展变化，从略显孤立的文化意识转变为一种关乎社会系统的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可以引导和决定未来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

结语

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是设计学界向社会输出的重要中介，其内容包含反映生产优秀设计应该具备的价值观，以及对时代生活的综合判断。因此，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的使命不仅是将体系庞大的设计知识展现给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设计的未来在哪里。当现代性问题与中国设计纠缠不清：文化创意基地产出贫乏；国货品牌在新疆棉事件、中立外交、欧美品牌辱华等事件引起的爱国热潮中风靡后，热度又因固化的品牌形象和不被信任的质量归于惨淡；全球疫情、网络信息战争、贸易战争等全球性事件爆发时，中国对自身的灾害应急设计、自主知识产权、实体经济等方面应如何考量……这些都涉及到中国设计的长期发展策略。值得欣喜的是，二十一世纪初加入世贸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开始复兴。近年来，新冠疫情、河南暴雨灾害等全国性事件后，消费国货来了新一波热潮，“华流”压制“韩流”成为热门词汇、全民支持国货“鸿星尔克”、参与“蜂花”包装设计、助力“汇源”走出倒闭危机、国产汽车新品牌层出迭起……设计产业强劲发展的结果是本土设计意识开始转为自觉，从各方推进民族现代设计觉醒的时机开始成熟。

若狭义的设计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广义的设计则是改造产业、体制、社会、思想的大设计。设计史是一部“美”的生活史，设计类博物馆立足于中国独特生活史的解读破悟，是中国设计在全球化语境下寻求自身文化并解决现代性问题，建立艺术化生活价值体系的直观且有力的途径。营造属于民族的美的“生活”，这就是设计类博物馆在中国使命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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