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红，李悦涵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一、引言

主观阶层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位置的主观认知。［1］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变化；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个人阶层意识的变化，从而改变个人的主观阶层认同。性别作为一个先赋性因素，是天然区分社会群体的标准；本文旨在针对女性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展开研究，主要研究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中介效应，探讨教育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机制。

教育提高了我国国民人口素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教育还有利于提高个人能力，使个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更多的收入。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不断提高以及男女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探讨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有利于社会更加关注女性社会阶层认同状况，为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促进男女平等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 2018）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教育与女性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综述与研究假设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有着显著提升。张云武认为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使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基本消失，整体上正在迈向阶层平等化。［2］许琪认为近年来我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仅超过男性，［3］而且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4］岳昌君研究发现教育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其中接受高等教育者最有可能实现跨行业流动从而提高个人收入。［5］张桂金认为教育是个体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动力，［6］其中高考往往被寄予提升社会阶层的厚望。教育作为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具有保障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功能。［7］

在社会分层理论中，马克思·韦伯使用财富、权力和声望三项指标来划分社会的层次结构。韦伯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是多层面的统一体，除了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之外，还有文化与政治因素，从而形成了财富、声望和权力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模式对西方社会分层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的研究者也采用多元分层标准，不是使用固定的某种指标，而是根据研究目的采用多种指标，如收入、教育、性别、职业、种族等，并且主观阶层认同也引入了社会分层研究之中。

关于主观阶层认同定义的权威性标准大多参照杰克曼夫妇的观点，即阶层认同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位置的主观认知。［1］国外研究者对于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领域涉及比较广泛，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早期的研究中，女性被认为不具有独立的阶层认知，因为她们只能依靠男性或家庭生活。［8］随着女权主义的兴盛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其阶层认知应该由自身的特性决定。［9］在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个体的客观经济地位会影响主观阶层认同，［10］同时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状况等也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11］

国内学者对于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方面，研究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何小红认为教育、性别、年龄、婚姻、健康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人主观阶层认同。［12］王春光认为教育、收入等代表客观经济地位的因素与主观阶层认同有着正相关关系，个人的教育水平、收入越高，主观认同的阶层也越高。［13］李飞通过研究发现城乡户籍身份、区域差别等确实会对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相对于农业户口的人，非农户口的人具有更高的阶层认同。［14］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地提升主观阶层认同水平；教育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其中接受高等教育者最有可能实现跨行业流动从而提高个人收入。本文通过研究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不同教育程度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以及户籍类型差异分析；二是收入是否在教育和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关系中产生中介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主观阶层认同水平也越高。

假设2：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存在户籍类型差异。

假设3：收入在教育和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关系中产生中介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 年度的调查统计数据。该项目始于2003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CGSS 系统全面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抽样方式科学合理，所得数据的可靠性较强。由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本文仅保留了数据中的女性样本，在经过问卷中异常值、缺失值的剔除处理后，实际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6 716人。

（二）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1.变量设置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将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水平，根据女性对自身在社会中的阶层地位的主观评价来衡量。使用调查问卷中的“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作为测量标准，选项分为1-10分，分值越高代表女性对自身阶层地位的主观评价越高。

解释变量为受教育程度，根据女性接受的教育程度来衡量。使用调查问卷中的“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作为测量标准。受教育程度是将“未受过教育（包括私塾）”赋值为0，“小学”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高中（包括职高、普高、中专、技校）”赋值为3，“大学（包括专科、本科、成教、正规高教）”赋值为4，“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5。

控制变量是在进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后，选取了影响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个体特征因素。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户籍类型、健康状况五个变量。其中年龄为连续变量，通过问卷中“您的出生日期”计算得出；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户籍类型、健康状况均为定类变量。

中介变量为个人年收入，根据女性的年收入来衡量。使用调查问卷中的“您个人去年（2017年）全年的总收入”并进行对数计算后得出的结果作为测量标准。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见表1），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均值为4.26，表明女性的平均主观阶层认同处于中层与中下层之间，半数女性认为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中层及以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方面，未受过教育和小学学历的女性比例相差不大，约各占1/5；初中学历的女性比例最高，约占1/4；高中和大学学历的女性比例相差不大，约各占1/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女性比例最少，仅为1%。女性个人特征方面，年龄的均值为51.96，年龄差距较大；婚姻状况为初婚和再婚的女性比例约为3/4，表明多数女性为在婚状态；户籍为非农业户口的女性比例稍低于农业户口的女性；健康的女性比例多于不健康的女性。

表1 主要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1.基本回归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观阶层认同”是女性对自身阶层地位的主观评价，在调查问卷中采用10级阶梯式量表测量，1 分表示最底层，10 分表示最顶层。以往的研究中多用有序Logit 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考虑因变量10层分级较多，所以本文将用多元线性回归作为分析模型。

Classi是第i个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水平；eduij是五种不同的教育程度，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及以上；xij是五个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婚姻、工作、户籍和健康；εi是模型的随机扰动项；β是常数项。

2.中介变量的传导机制

为检验式（1）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先用教育对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再用中介变量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进行回归，建立以下检验模型：

Mediationi表示中介变量，是第i个女性的个人年收入；τj表示中介变量的贡献度。式（2）表示教育对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式（3）表示加入中介变量后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进行回归；式（4）是用来计算中介变量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贡献度，即间接效应大小。

四、实证分析

（一）女性受教育状况及主观阶层认同情况

1.女性受教育状况

近年来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人群中初中及以下学历比例最高为62.96%，高中学历比例为18.26%，大学及以上学历比例为18.78%。可见被调查人群中约1/5 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较高。分性别来看，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相比仍然偏低，女性未受过教育和小学学历的比例高于男性，而初中以上学历则低于男性。未受过教育的女性比例比男性高10个百分点；小学学历的女性比例比男性高约2个百分点。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女性比例均比男性低约4个百分点。

女性受教育水平分年龄看，青年女性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女性比例显著提高。本文将18-34 岁年龄组定义为青年，35-59 岁年龄组定义为中年，60 岁及以上年龄组定义为老年。对比各年龄组女性的受教育情况可以发现青年女性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远高于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青年女性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则远低于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见表2）。

表2 不同年龄组女性受教育状况（%）

分城乡来看，非农业户口女性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业户口女性。以接受初中教育为分界线，农业户口女性未受过教育、小学的比例远高于非农业户口女性；而非农业户口女性接受高中、大学、研究生及以上的比例高于农业户口女性；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女性接受初中教育的比例相当；非农业户口女性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比例远远高于农业户口女性（见表3）。

表3 不同户籍类型女性受教育状况（%）

2.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状况

我国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水平总体良好。如果将主观阶层认同的水平分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五个等级，则下层为1-2 分，中下层为3-4 分，中层为5-6 分，中上层为7-8 分，上层为9-10分。分析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选择中层及以上的女性比例为52.3%，其中选择中层的女性比例为46.1%，选择中上层的女性比例为5.3%，选择上层的女性比例为0.9%。

分教育程度来看，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选择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越高，选择下层和中下层的比例越低。当教育程度达到高中时，58.5%的女性认为自己位于社会阶层的中层及以上；当教育程度达到大学时，67.9%的女性认为自己位于社会阶层的中层及以上；当教育程度达到研究生及以上时，74.7%的女性认为自己位于社会阶层的中层及以上。随着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水平不断上升（见图1）。

图1 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状况（%）

（二）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的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6.0软件做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是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水平，解释变量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在估计模型之前，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均值为1.57，各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均远小于10；因此，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4 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得到的结果。

表4 教育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回归分析

模型1 回归结果显示教育与女性主观阶层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相对于未受过教育，接受教育会显著地提高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水平，研究假设1 得到验证。受教育程度的系数随着学历水平的增加而变大，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提升越多，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系数最大。

控制变量中，在1%的显著性统计水平下影响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因素有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健康状况。年龄与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正向关系，说明年龄越大的女性越可能提高主观阶层认同水平。婚姻与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正向关系，说明相对于其他婚姻状况，在婚的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更高。户籍类型与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正向关系，说明相对于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更高。健康状况与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正向关系，说明相对于不健康的女性，健康的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更高。而是否有工作在统计意义下并没有显著影响女性主观阶层认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模型的稳健性，选择变量替换法再次进行回归。根据社会分层理论，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从客观角度衡量女性的社会阶层，因此将被解释变量“主观阶层认同”替换为“社会经济地位”，其他变量不变。被解释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使用问卷中的“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哪一层”作为衡量标准，将“社会经济地位”参照“主观阶层认同”方向赋值，即1-5 层分别表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数值越高代表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表5是替代变量的模型拟合结果。

表5 教育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回归分析

模型2 回归结果显示教育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得到提高。受教育程度的系数随着学历水平的增加而变大，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越多，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系数最大。此结果与模型1基本一致，其他各变量表现出的统计显著性也与模型1均无明显差异。

模型2 进一步验证了模型1 的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不论是主观的阶层认同角度，还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角度，教育程度的提高都会对女性的社会阶层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四）户籍的异质性分析

户籍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社会制度，户籍地不同会使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户籍差异下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不同影响，本文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户籍类型的群组回归（见表6）。

表6 户籍差异下教育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回归分析

对比分析模型3 与模型4 的统计显著性可知，教育对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假设2 得到验证。以未受过教育为参照组，各等级教育程度都会对非农业户口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只有初中、高中和大学学历会对农业户口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小学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对农业户口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对于农业户口的女性来说，是否拥有小学学历并不会对工作和收入等产生很大影响，从而也不会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教育回报率也并不高，大学毕业后工作对于农业户口的女性来说可能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控制变量中，年龄和婚姻状况只对非农业户口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农业户口女性不显著。健康状况对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都会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健康的身体状况能确保她们工作稳定，获取更多的收入从而提高主观阶层认同。

（五）中介效应分析

参考温忠麟的三步法，［15］对中介变量收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表7中，模型5 为教育对收入的回归结果，模型6 为加入中介变量收入后的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回归结果。

表7 收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5 结果显示相对于未受过教育，其他等级教育程度的提升会使女性收入增多，说明教育程度的提升会使女性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升迁环境从而拥有更高的收入。模型6的结果显示教育程度等级的提高带来的收入增加会显著提高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水平，这说明收入在教育和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关系中产生中介作用，研究假设3 得到验证。

通过模型1 与模型6 的对比可知小学和初中学历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显著性发生了变化，收入是完全中介效应，说明小学和初中学历无法直接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必须通过收入来传导。而其他等级的教育程度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显著性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只是系数变小，收入是部分中介效应，即这些等级的教育程度一部分直接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另一部分则通过中介变量收入的提高，间接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

将模型1、模型5 和模型6 中的系数代入式（4），可以得出中介变量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贡献，即间接效应。据此得出不同教育程度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效应分析（见表8）。

表8 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的效应分析（%）

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的总效应可以分为直接效应以及通过收入提高来实现的间接效应。当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时直接效应为0，间接效应为100%，这说明与未受过教育相比初中及以下学历教育需要完全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来影响主观阶层认同。当教育程度为高中时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说明与未受过教育相比高中学历既可以直接提高主观阶层认同，也能通过收入的提高间接地提高主观阶层认同，教育通过提高收入的影响更大一些。当教育程度为大学和研究生及以上时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说明与未受过教育相比大学以上学历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直接影响大于通过提高收入的影响，即大学以上学历本身就意味着将来有更好的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 年度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收入的中介效应以及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异质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仍略低于男性。女性未受过教育和小学学历的比例高于男性，女性初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低于男性。女性受教育状况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和户籍类型差异，青年女性的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尤其青年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比例显著提高；非农业户口女性的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业户口女性，尤其是非农业户口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显著提高。

第二，我国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水平良好。主观阶层认同选择中层及以上的女性比例为52.3%，其中选择中层的女性比例为46.1%，选择中上层的女性比例为5.3%，选择上层的女性比例为0.9%。随着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水平不断上升。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选择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越高，选择下层和中下层的比例越低。

第三，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并存在户籍类型的差异。随着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水平也越来越高。对非农业户口的女性来说，小学及以上学历都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农业户口的女性来说，只有初中、高中和大学学历才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小学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不显著。

第四，收入在教育与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关系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并且在不同教育程度的中介效应不一致。当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初中时，收入有完全中介效应，说明教育无法直接影响女性主观阶层认同，而是完全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产生影响。当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时，收入有部分中介效应，说明教育既会直接影响女性主观阶层认同，也会通过收入水平提高间接影响女性主观阶层认同。

第五，收入在教育与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关系中有部分中介效应时，随着学历的提高，直接效应增加、间接效应降低。当教育程度为高中时，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说明高中学历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要大于教育本身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当教育程度为大学和研究生及以上时，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说明大学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直接影响大于通过收入提高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直接效应最大。

（二）建议

为了更好地提高女性主观阶层认同，促进女性身心健康，发挥女性力量，本文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不断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升女性素质。逐步提高女性接受专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强化女性技能培训；有效提高女性的知识素养和专业技能，增强女性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以市场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结构调整，根据社会需求和女性特点来优化专业，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强化女性权利意识，提高性别公平的观念。强化性别平等意识的宣传和引导，提高女性的社会参与，加强女性的话语权，保障女性在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社会工作、家庭生活等方面与男性共同参与、平等竞争。强化女性的权利意识，确保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享受社会资源、享有发展机会的权利。女性应不断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当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积极主动合理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16］

第三，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构建规则更加透明、机会更加公平的教育体系。教育是打破社会阶层代际传递、促进代际流动的重要驱动力。要增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机会的均等和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采取适度的资源倾斜政策，实施有效的救助和补偿措施，确保弱势家庭子女获得教育资源。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注意调整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结构之间分配的合理性，增强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发展。

第四，全面落实男女同工同酬，保障收入公平，缩小男女收入差距。促进女性对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掌握和应用，提高女性职业竞争力。督促用人单位制定实施男女平等的人力资源制度，畅通女性职业发展和职务职级晋升通道。探索开展薪酬调查，加强对收入的分性别统计，动态掌握男女两性的收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