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姝婧，翟振武

（A.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B.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在城乡和产业间自由流动。年轻的人口结构保障了劳动力供给，中国获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演进，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和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然而，21世纪初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2008年之后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传统人口红利的缩减和资源环境的约束，提出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2012 年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经济转型的需求更加迫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和措施。与此同时老龄化进程仍在继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60 岁及以上人口为26 402 万人，占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9 064 万人，占13.50%，老龄人口数量庞大，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且这一增加趋势将在未来延续数年。

在此背景下，探索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无定论。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促进老龄产业发展、“倒逼”技术创新等途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1-3］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因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等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不利影响；［4-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老龄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7］究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还是阻碍作用，作用效果有多强烈？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不断老化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未来的变化趋势会是怎样？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应对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机制分析

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供给层面主要体现在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数量、［8-9］劳动生产率、［10］人力资本积累、［11-12］技术创新［13-14］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需求层面主要体现在其对消费需求、［15-16］投资需求、［17-18］社会负担需求［19-20］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并不直接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人们的消费、投资需求等中介变量，产生中介效应，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演化。这里的中介效应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累积效应。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与此同时大部分国家（地区）生育水平较低，家庭越来越重视也有能力负担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积累；此外，年纪较大的劳动力往往更具经验，技能更为娴熟，也会形成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另一方面，老年消费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医疗保健方面，大部分属于第三产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剧，老龄产业的发展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老龄产业的投资、消费规模都会增大，当这些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对产业结构造成的影响则开始凸显。

第二种是激励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家（地区），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造成传统产业的用工成本不断攀升，进而推动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并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大人工智能的投入和应用、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培训，形成一种自我激励的机制，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三种是衰减效应。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生产部门的劳动力老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老年劳动力的体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都比年轻劳动力要弱，老年劳动力较多的劳动群体整体劳动生产率会降低。同时，适龄劳动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以及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口逐渐老化意味着生产者减少，消费者增多，社会总财富的积累速度会下降，社会投资活动受到限制，新产业发展的资本供给减少。［18］这些都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种是挤出效应。从家庭层面来说，人口老龄化会加重家庭的抚养负担，可能挤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从国家层面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国家需要负担的养老保障费用越多，财政负担越重，可能会挤出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以及投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上述四种效应中前两种效应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后两种效应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正是由于这些效应相互交织，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方向各不相同，影响程度各异，因此很难判断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

三、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理论依据和国际经验

（一）相关理论

西方学者对于产业结构演化的研究较早，也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接着再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呈现出第一产业减少，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的趋势。［21］库兹涅茨在此基础上，从三次产业占国民收入比重和就业比重变化的角度论证了产业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指出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比例都在下降，第二产业产值的相对比重增加，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大体保持不变，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基本是增加的，但其产值的相对比重和劳动力的上升趋势不一定是同步的。［22］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等学者运用101 个国家在1950-1970 年间的统计资料构建了“标准结构”，即不同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所对应的各产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同样揭示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的比重减少，在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的事实，同时，发达国家（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和产值结构转换基本是同步的，但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产值结构转换先于就业结构转换。［22］

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程度的加深、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各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在不断演进。

（二）国际经验

根据上述经典理论，即使不考虑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自身也是在不断演进的，这种演进主要表现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增加和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接下来加入人口老龄化这一因素，对一些不同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的国家进行观察，对老龄化和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关系做一定的探索。

过往的研究中，对于如何测量产业结构变动尚无统一定论。比较常见的指标有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等，不同的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视角，在测度过程中会选择各产业产值、就业人口比重、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指数进行变换。本研究基于人口学视角，重点探讨各产业就业人员的分布情况，又考虑对各国产业结构描绘的准确性和图表的易读性，采用如下指标表征各国产业结构：

I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1、I2、I3分别表示三次产业各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库1991-2019年数据计算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并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各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由于不同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与速度有较大差异，将这些国家按人口老龄化类型分为相对年轻型、急速老化型、相对老化型和深度老化型，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绘图，展示各国老龄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其中相对年轻型的国家包括南非、印度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均不到10%，老龄化程度较低，老龄化速度相对缓慢；急速老化型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的老龄化水平在短时间内急速提升；相对老化型和深度老化型国家的老龄化程度都比较深，近年来老龄化速度也逐渐趋缓，但相对老化型国家老龄化程度要低于深度老化型国家，其老龄化社会起始时间也要晚于后者，因此将两者加以区分，进行对比，相对老化型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深度老化型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和法国。

对比和分析图1中不同类型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不论一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如何，是像印度、非洲这样的相对年轻型人口还是德国、法国这样的深度老化型人口，产业结构始终在不断演化，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就业人口在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在近30 年的时间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指数都是上升趋势。

第二，老龄化程度的高低与产业结构的演进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图1中不同老龄化程度的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变动模式也可以较为相似，比如南非、日本、澳大利亚和德国，四国老龄化程度各不相同，但产业结构的演进程度却较为相近。

第三，同一人口老龄化类型的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也会有较大区别。例如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南非和印度，南非自2011年起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就处于波动状态，而印度的产业结构一直在升级；进一步细化两国产业结构，不难发现南非侧重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印度的第一产业仍是最主要吸纳就业的产业。人口深度老化的英国和德国，尽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变化趋势相似，但细分其产业结构会发现英国是高度服务化的产业形态，而德国则更重视工业发展。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1.忽略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不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如何变化，产业结构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在不断演进。一些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已较稳定（如图1 中深度老化型国家），但产业结构仍在不断变动，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期（如图1（b）中1991-2000年），产业结构也在迅速发展。产业结构演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发展也必然会带来人口老龄化，在大部分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产业结构演进和人口老龄化似乎是相生相伴的，但老龄化并不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而只是加速或延缓了产业结构演进的速度。

图1 典型国家1991-2019年人口老龄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然而，由于各国发展模式、发展进程的不同，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和驱动因素各不相同。驱动不同国家产业结构演化的动力既包括内生推动力又包括外生拉动力。内生推动力是指在一国国内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条件因素所发生的变化，需求因素包括消费总量、消费结构、消费和投资比例等；供给因素包括自然条件、人口因素、要素结构、资本积累等；条件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变革与产业发展政策等。［21］［23］外生拉动力则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日趋频繁，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后发国家受到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影响更为突出。［21］［23］

由此可见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然而现有研究在构建计量模型时往往会忽略诸如产业政策、制度变革等难以量化但对产业结构演进至关重要的因素，所得到的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可能并不准确。

2.缺乏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影响的阶段性分析

一国老龄化对其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演进动因是在变化的，老龄化产生的影响也可能存在阶段性差异。汪伟等研究表明只有当老年群体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并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做支撑，老龄化带来的消费需求效应才能促进产业升级。［11］另有众多学者证实了人口老龄化作用过程中门槛效应的存在，当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养老保障制度和科技创新政策等条件达到门槛值时，老龄化的作用效果会发生变化。［4］［7］因此，对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关系的探讨不应该脱离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分析。

现有文献的研究起点最早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之后20余年中国老龄化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较短时序的分析容易将某种短期波动误解成一种长期关系。而且现有文献鲜有分阶段进行分析，我国产业政策自20 世纪90 年代至今经历了重大的调整，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这期间老龄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概而论，所得结论可能过于笼统而有失偏颇。

3.老龄化指标的选取存在问题

由前文对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机制分析可知老龄化通过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影响产业结构。现有研究大多使用老年抚养比或老年人口占比等指标来反映老龄化状况，但这类指标往往只能反映老年服务需求人群的变化，无法反映供给层面劳动力老化的状况。事实上，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更多应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的整体老化，这种老化会造成劳动力数量、素质、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变化，这些不是单纯用老年人口相关指标能够表征的。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中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从人口学视角，运用人口学方法，更直观地剖析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重点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就业人口的老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由于所用数据为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因此可以在更长的时序上运用大量样本进行较为精确的分析。

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

（一）概念界定和数据来源

产业结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各种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状况及其相互制约的方式，通常由就业指标或价值指标来衡量。［24］而下文所指产业结构均指各产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需要，下文使用我国第三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和1995、2005、2015 年全国1%人口抽样的相关数据进行就业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的计算。由于现有的人口资料中没有分年龄的各产业人口数据，只有全国分年龄的各行业人口数据，因此，分别选取“三普”中的“表61.各行业人口的年龄构成”和其余资料中全国分年龄、行业门类的人口数作为计算基础，并根据我国《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的划分标准，将分行业人口分类整合成所需的各产业就业人口数据，其中就业人口年龄范围和“六普”资料保持一致，为16岁及以上。

（二）年龄结构的影响

为了探索人口年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绘制不同年份分年龄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变化情况（见图2）。发现各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均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尽管不同年份间就业人口比例的变化较大，但各产业的基本就业模式变化不大。综合来看，较为年轻的就业人口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例比较高，而45 岁以上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明显降低，50 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几乎有半数都分布于第一产业，且这一比例随年龄的增加而递增。因此，当我们比较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时，应该考虑年龄结构的差异。

图2 1990-2015年历次人口调查分年龄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例

年龄标准化是人口学基本方法，可以用于消除年龄结构的影响，使受年龄结构影响的指标在不同时期具有可比性。

根据前文产业结构的概念，其计算公式如下：

CIi表示各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Ii表示第i产业，PIi是从事第i产业的人口数，PE是就业人口总数。根据该公式将三次产业各自的就业人口比重计算出来就可以得到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即为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

从人口学角度看，该指标还可以表示为分年龄的就业人口产业结构与就业人口年龄结构的乘积之和，公式如下：

Ca是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年龄别各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年龄标准化以后的产业结构用下式表示：

CIi*是标准化后的产业结构，是标准的就业人口年龄结构，这里用1990 年较为年轻的就业人口年龄结构作为标准年龄结构。由于2000 年之后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对2000 年之后的产业结构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表1。

表1 标准化前后产业结构对比（%）

如果中国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更年轻的状态，那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就业人口会更多，如果2015 年的年龄结构和1990 年相同，则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应再降低4.87%～31.84%，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应上升2.28%～29.7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则应上升2.59%～38.46%。

（三）因素分解

为了深入了解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年龄结构差别造成的，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年龄别产业结构变动造成的，可以运用人口统计学中因素分解的方法对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进行剖析。分解公式如下：

Δ表示后一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第i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变动值表示第i产业年龄别就业人口比重变动的贡献值，反映产业结构自身演进带来的影响表示年龄结构变动的贡献值，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影响。

接下来对1982-2015 年不同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动进行因素分解。根据上述因素分解的公式可先将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在不同时期的总变动值算出，再分解为年龄结构变动的贡献值和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值两个因素，并计算出各因素在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贡献度，即各因素贡献值占总变动值的比例。由表2 可知1982-1990 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了1.42%，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该时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33%，而单纯由产业自身变动带来的影响为-1.09%，即该时期的产业结构演进使得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了1.09%；而整体1.42%的变动中，年龄结构变动的贡献程度为23%，产业自身就业人口变动的贡献程度为77%，也就是说1982-1990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其他产业转移了1.42%，其中有23%的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77%的原因是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演进，两者都促进了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其他产业的转移。依此类推，可分别得出三次产业各自就业人口比重变动的因素分解表格。将所得结果汇总为表2、表3和表4。

由表2、表3、表4可以看出：首先，1982-2015年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了36.67%，下降幅度很大，而就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即就业人口的老化使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增加了1.98%，也就是说就业人口的老化阻碍了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其他产业转移。

表2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变动因素分解（%）

表3 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变动因素分解（%）

表4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变动因素分解（%）

其次，1982-2015 年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了11.32%，就业人口老化使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减少了1.47%，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有阻碍作用，且相较于其他产业，年龄结构变动因素的贡献度最大，即就业人口老化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最大。

最后，1982-2015 年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了25.35%，就业人口老化使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减少了0.52%，虽然对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有阻碍作用，但相较于其他产业，第三产业受年龄结构的影响最小。

综上所述，就业人口的老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但对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也在改变。

（四）不同历史时期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进程是密不可分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一国人口中的老龄人口占比增加，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在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劳动力会在产业间转移。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初期，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尚不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开启了快速工业化的时代，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因此，对于历史阶段的划分将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结合表2 至表4 所得数据，考虑我国劳动力供给、社会发展、产业政策、技术水平、工业化程度等驱动产业结构演进的因素，将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人口红利”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95 年）。改革开放初期，首先进行的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传统农业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被激活。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这一时期实施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使市场需求得到快速释放，企业活力和生产率大大提升，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25］在此过程中，轻工业逐渐兴起并飞速发展，服务业也逐渐突破过去受严重抑制的状态，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而非农产业尤其是轻工业、交通运输、批发和零售业的比重上升。［26］该阶段逐步由工业化初期过渡到中期，第一产业产值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稳步提升，轻工业与重工业平衡发展，同时，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这一阶段就业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16-29岁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充沛，“三普”数据显示16-29岁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46.12%，至“四普”，该比例为44.23%，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前十数年间，年轻就业人口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始终维持高位，而1995年的人口抽样数据显示该比例已开始下降，但仍有37.26%（见图3）。由于劳动供给充足，企业用工成本很低，1978 年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615 元，而1995 年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实际年平均工资为1 347 元，近20 年间翻了一番，但这期间的实际GDP从3 679亿元上升为15 455亿元，翻了两番，工资水平的上涨速度远远不及经济增长速度（见图4）。

图3 1982-2015年16-29岁和45岁及以上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

图4 1978-2015年中国用工成本变化趋势

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劳动力优势明显，产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企业对年轻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大量年轻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通过图2就业人口分年龄的产业结构可以看出45 岁以上的老龄劳动力基本滞留于乡村从事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比例比较小，而这一阶段发展最为迅速的第二产业吸纳了大量年轻劳动力，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劳动力向第二产业的转移。这一时期服务业的发展较为初级，人民消费水平有限，第三产业虽有发展，但尚未形成规模，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有限。同时，这一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高，由普查数据计算结果可知，198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84 年，1995 年也只有7.53 年（见图5），劳动生产率极低（见图6），但在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尚未影响劳动力转移。

图5 1982-2015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年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图6 1978-2015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累积、激励、衰减、挤出等中介效应尚未显现，观察表2至表4 中1982-1995 年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可知，年轻的就业人口结构为产业结构演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丰富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人口红利”得以充分释放。

第二，“未富先老”阶段（1995-2005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主导本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推动了工业投资大规模扩张，拉动工业高速增长。［26］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需求也在提高，伴随着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居民消费结构从日用消费品主导升级到汽车和住宅主导，带动了重工业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在财政压力和中国入世后国际竞争压力的推动下，服务业体制改革在生活性服务、生产性服务领域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第三产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27-28］这一时期我国逐步步入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基本维持在45%左右，第二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的地位未发生变化且重工业的地位比较突出，到2005 年工业中重工业占比接近69%；第三产业的增长态势也十分强劲，到2005年已超过40%。［25］

然而，与产业结构快速演化相对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持续老化。这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大约出生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中期，恰是我国出生人口数的一个波谷，造成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力规模减小，高龄劳动力比重上升，就业人口不断老化的现象，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使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上升，在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的同时，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减少，年轻劳动力数量被进一步分流，年轻体力劳动者整体规模萎缩。［29］由图2 可以看出年轻劳动力恰恰是就业转移的重点人群，年纪越大越难转移。细分产业，1995-2005 年间，随着时间的推移，16-29 岁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例有了大幅提升，而30岁以上组就业人口比例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变，这说明10年间被吸纳入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第三产业吸纳老龄劳动力的能力要比第二产业强，但50岁以上组就业人口比例也较为固化，说明超过50岁的老龄劳动力也难以转移到第三产业。由表2至表4 中1995-2005 年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就业人口的逐渐老化，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演进产生了较强烈的负面影响，其中第二产业受到的影响最深。这一时期尽管农业剩余劳动人口仍然在向非农产业转移，但转移速度明显受年龄结构影响而放缓，传统粗放的产业发展模式未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明明劳动力已经在老化，但大部分企业的用工模式并没有改变，仍保留“择青去老”的用工方式，不愿意雇佣30 岁以上劳动力，老龄劳动力就业比较困难。2000 年后我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规模继续扩大，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对于“未富先老”的担忧也逐渐浮现，“先老”导致的年轻劳动力供给下降与“未富”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需求形成鲜明对比。［30］我国这一阶段粗放型的产业发展形态和对年轻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对产业结构演进形成了拖累，造成了所谓“未富先老”的状况。

这一阶段年轻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减少，2000年后年轻就业人口（16-29岁）的比例已逐渐开始低于老龄就业人口（45岁及以上）比例，且两者的差值不断加大（见图3）；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增速一直在上升，并于2000 年超过了实际GDP 增速（见图4）；尽管人力资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见图5），但仍缺乏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劳动生产率较低（见图6），而年老劳动力对年轻劳动力的替代率也非常低。因此，老龄化产生的衰减效应较强，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第三，“质量替代”阶段（2005 年之后）。面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愈加严峻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进程步入中后期。得益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利用外资额也不断提高，走出了一条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工业化道路，通过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推进产业升级。此外，制造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不断提高，城镇化快速推进均对工业化乃至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25］2012 年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减弱，消费结构升级、互联网等技术进步、新经济发展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为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提供了各种新的平台，推动了服务业的大发展，全方位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至此，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大幅上升，2015年已超过50%。［26］

由表2至表4中2005-2015年分时段数据可以分析并预测：自2005年后，年龄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度大大降低，并且这一趋势还可能继续保持。2005-2015年10年间老龄劳动力由第一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比例大幅提高，不同于过去只有年轻劳动力大量转移，该时期老龄劳动力的转移也很明显，45 岁以上的老龄劳动力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见图2）。以往支撑经济增长的源泉（即劳动力增长、资本形成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都逐渐趋于减弱，经济发展需要依靠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维持，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要高于对数量的需求。［31］产业需求的已不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得益于科技进步和产业内部的优化，大量企业开始使用机器替代体力劳动，企业更看重劳动者的经验积累、技能水平等。这期间45-59 岁的老龄劳动力基本出生于1956 年至1970 年，我国开始普及教育，这部分人群的受教育程度较之过往大幅提升，我国45-59 岁的老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从1982 年的2.93 年增加到2015 年的8.67 年，增速惊人，且这一增长幅度远高于其他年龄段（见图5），这部分老龄劳动力对于新知识的吸收学习能力，本身的素质和技能都相对提高很多，老龄劳动力对年轻劳动力的替代率大大增加。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见图4），倒逼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加快技术进步，改变用工模式。较高的工资还会激励劳动者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参加培训等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技能水平，获得更多的报酬，［32］劳动生产率在这个阶段提升的幅度非常明显（见图6）。该阶段人们的收入水平也空前提高，消费需求激增，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老龄人口规模的空前扩大带来了对老龄产业的消费和投资，进一步从需求层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演进。这一阶段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累积、激励效应都在增强，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但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对产业结构演进的阻碍作用大大减弱了。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人口学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做阶段性分析，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得益于“人口红利”，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但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窘境，尽管产业结构遵循着自身的演进规律不断发展，劳动力的老化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业结构的演进；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种延缓作用正在减弱，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已经较为微弱。应当说，当前阶段我们的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方向正是与人口变化趋势即老龄化相契合的，可以预见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老龄化带来的副作用还将不断减少。对于人口老龄化，我们无须过度悲观，但也不能盲目乐观，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如何对产业本身进行优化，促进产业自身的升级演进。

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占比仍然较低，应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同时，应发挥我国的制造业优势，通过实现工业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完成产业结构更深层次的升级优化。此外，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迫切需求，中国必须尽快走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道路。为此，企业应改变用工模式，调整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利润增长；政府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所需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挖掘和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本，延伸产业价值链，提高产业附加值，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