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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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夏，23 岁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大三学生万家宝，即将大学毕业之际，坐在学校图书馆的一张桌前，凝神静气地写一部剧本。图书馆一如往常那样安静，很多同学在阅读、在温习功课，有的甚至从万家宝身边走过，却并没有留意他正在进行着的创作，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构思，更不会预感到这部作品即将在沉闷的中国掀起多大的震动。

这部剧作叫《雷雨》，就诞生在1933 年的那个夏天，是万家宝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之前，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他是那个叫“万家宝”的青年学生，爱读书，喜欢写作，热衷于跟志同道合者探讨时代的病症，并试图开出疗治这些病症的良方。然而，《雷雨》诞生后，“万家宝”这个名字渐渐被人们淡忘了，“曹禺（繁体的‘萬’字拆开，“艹”换为“曹”，便是‘曹’‘禺’）”出世了。他由一名默默无闻的大学生，变成了青年剧作家，变成了清华园内外被人们热议并追捧的文学新星。《雷雨》犹如一座喷发的火山，给曹禺带来前所未有的声誉，也促使他继续人生和文学的思索而不能自拔。1933 年写出《雷雨》后，曹禺又先后完成了四部话剧——1935 年的《日出》、1936 年的《原野》、1940 年的《蜕变》和《北京人》。从《雷雨》到《北京人》，仅仅八年时间，曹禺为中国现代话剧奉献了五部经典。此时，他才30 岁，却已名满天下，成了中国现代话剧的代名词，甚至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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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命运生来就是注定的。曹禺似乎注定了要和戏剧结缘。

1910 年，曹禺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没落官僚家庭。父亲名叫万德尊，曾给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当过秘书。后来，随着黎元洪的下野，他便赋闲在家，纵然胸有壮志，但难以施展，竟然慢慢地和妻子抽起了大烟，双双坠入人生的另一重境地。曹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取名“万家宝”，足见父母对他的疼爱。可是，父母身心的堕落，让曹禺幼小的心灵蒙尘，纵然衣食无忧，但家里竟日被一种古怪、颓废的气息所笼罩，到处弥漫着无法言明的罪恶感，让他感受不到有光明和温暖照进心田。

1936 年1 月，曹禺为《雷雨》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他在文中感叹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这是他成年后忆及自己的儿时发出的感叹。写下那篇序言时，曹禺刚刚26 岁，距离《雷雨》的创作也仅仅三年，但他内心的忧郁和暗涩并未减少，童年生活的孤独仍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曹禺这样的忧郁和暗涩，是由其家庭环境造成的，是家庭促使了他忧郁性格的养成。看来，衣食无忧也许只能满足人身体上的需要，而无法让精神世界充实并快乐。

对作家而言，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文字表达。

冰心比曹禺年长10 岁，在曹禺提笔构思《雷雨》的时候，她已经结束了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产期。因为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也因为生活的相对优裕和安适，冰心笔下没有恨，没有忧郁，没有叛逆和出逃，而是一提笔就书写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读者沉浸在冰心的文字里，犹如得到精神和灵魂的洗礼。曹禺的童年生活很少有冰心那样的快乐美满，一个弥漫着颓废气息的家庭，让他的内心萦绕着孤寂和痛苦。曹禺生前曾多次说过，要读懂他的戏剧，就一定要先懂得他的忧郁和痛苦。那么，曹禺的忧郁和痛苦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从小因家庭环境而在情感上生成的一种孤独、一种苦闷，以及无法宣泄并化解这种苦闷和孤独而生出的焦虑。

不过，孤独乏味的生活里，偶尔也不乏一抹亮色，那就是继母带着曹禺去看戏。台上咿咿呀呀的唱腔、珠光宝气的装扮、传统文化的展示、人生百态的呈现，潜移默化地滋养了曹禺的心灵，让他感受到了来自家庭之外的温暖。那个时候的曹禺，可能还不懂戏曲，也无法道明戏里戏外的人生，但就是来自戏曲世界的滋养，让他生性比同龄孩子更为敏感，也似乎更为脆弱。得益于童年看戏的经历，曹禺在中学期间便热情地参加了天津“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开始接触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话剧，为自己日后创作打下了基础。

曹禺创作《雷雨》的时候，提倡“人性解放”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然而，十多年来所提倡的人性解放，在封建和半封建思想笼罩的中国，似乎仍然停留在一种“提法”之上，而没有真正看到变革后的生气。尽管变革困难重重，但那个时候的文坛，前辈作家们用文学呼唤人的真正解放，已经相继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收获期奉献了巅峰之作，可话剧领域并没什么本土创作可言。

一切都在“预热”，非得一个时机的到来才能爆发。

1933年，23岁的曹禺接过了“五四”的烛光，在话剧领域独辟蹊径，以《雷雨》问世为标志，人的解放开始成为中国话剧舞台的主旋律。从这个角度讲，曹禺是“五四”的产儿。然而，评说曹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他的忧郁、他的痛苦、他的矛盾，解放前的五部剧作虽然有了充分表达，但又无法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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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禺的剧作，早就是老生常谈了，也许正因为“常谈”，才被奉为“经典”。

曹禺开始剧本创作之前，“五四”运动十多年来，涌现出一大批提倡女性解放的作品。这些女性出身各异，千姿百态，但到了曹禺这里，女性的形象似乎更为血肉丰满，且反抗得也更为彻底。他笔下的女性，不乏风情万种者，比如《日出》里的陈白露；不乏纯真野性者，比如《原野》里的金子；不乏苦闷忧伤者，比如《北京人》里的愫芳。这些女性有着很多的相似性：差不多都有过一段短暂的快乐，但忧伤和愁苦却占了生命的大半。她们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却都走不出命运设置的羁绊。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何活得这么苦？人应该如何活着？这些都是曹禺探讨并试图给出回答的。他大胆地让女性说话，用她们有别于传统的恣肆性情，来对抗压制在人身上的“伪道德”，也让郁结在自己身体里的怒火喷薄而出。由此可以说，曹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擅长刻画女性形象的作家之一。

曹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诗人，他的剧作语言燃烧着诗的火焰。然而，曹禺从骨子里来说是忧郁的——忧郁的性格更适合表现悲剧，所以他的剧作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悲剧的基调，且有一个共同的内核：痛苦。“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先生这样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悲剧，我以为，在反映人的焦虑、人的痛苦、人的凄美、人的无奈上，曹禺的剧作和《红楼梦》隔空呼应。

我常常猜想，曹禺当年在清华园创作《雷雨》的时候，是不是正巧赶上这样的天气：午后，闷热难耐，从北京西边山脉滚过的乌云顷刻间笼罩了天空，惊雷隆隆响起，大雨随即而至。伴着惊雷、大雨，曹禺用笔抒发着郁结在胸中的“烦闷”。《雷雨》应运而生后，中国的现代话剧打开了一扇划时代的门。

近一百年来，因为曹禺的杰出，他的作品被一演再演，成了中国话剧舞台的宠儿，经久不衰。一个话剧演员，舞台生涯里如果没有演过曹禺的戏，该不算是完整的吧。不管舞台和演员如何变换，弥漫在曹禺剧作里的忧郁和痛苦是不变的，这是曹禺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也是曹禺之所以为曹禺的根本所在。

忧郁和痛苦跟曹禺相伴相生，他在文字中保全了这份忧郁，近一百年来，给人们以精神的度化。只是，曹禺的剧作，又伴随着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完全读懂他，真的很难。他的精神世界包含着宇宙和未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奇”。目前的话剧舞台所呈现的曹禺剧作，只是他创作理念的一部分，对他的体悟和评说，远未休止。

塞北的一个雷雨天，我静静地捧读曹禺的剧作，希望能更深地体会他内心的忧郁和火一般的诗情，而窗外的天气与《雷雨》的氛围是那样契合。看惯了当下影视剧里天上地下的打打杀杀，厌倦了都市男女几乎一个模式的情仇与爱恨，回头再看曹禺，将近一百年了，他的剧作依旧稳稳当当地立着，给当下这个浮躁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一场场雷雨般透彻的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