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朝辉，高媛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来宾 54619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儒、释、道、法、墨等百花齐放的思想体系，创造出饱含民族核心价值、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理想信念的文化经典，经数千年的文明传播和文化传承而形成新时期中华文化和美学精神。在这传播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石刻文献因采用“石”这种独特的文化载体，时空相契、内外相融的传播传承方式，产生耐久、互文与集体无意识交叠的历史积淀意蕴，形成把“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的过程。“刻石纪事，源于古人超越时间的向往，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2]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传播中，具体的时代意识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相互碰撞、相互磨合，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有力阵地。

1 传播与传承：以石为载体

传播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moment)和广泛集合体的片段(fragment)。而这个广泛的集合体，我们将称之为传承。传播是传承的一个横截面，如同电影的一张张胶片，而传承则是这一张张胶片组构成的电影。传播侧重空间性和共时性，以信息流通为旨归；传承侧重时间性和历时性，以掌握精髓为目的。石刻文献的传播与传承以石为载体，具有耐久性，易于保存、不易腐蚀的特征，因其公开的传播方式，正能量的传承内容，对重大历史事件记载和经典人物品行的颂扬，又与传统社会道德、古典文明精神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强调习俗、延续性、社区，注重历史的、神圣的、道德的事物，具有社会秩序稳定、等级森严的特征[3]。刻石凝聚、压缩了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信息，使它们持续延续下去。将史实、功绩和表现等正能量的元素镌刻于石，这是使其长久不衰的最可靠方式，石刻的载体属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最好媒介。如桂林的《元祐党籍碑》。

《饶祖尧跋刻元祐党籍碑》云：“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世之是非，未有久失其当者。所谓公论，天地并存，日月并明，亘亿万年，矛盾驰互，此脉终不可乱，欲势力变置之，有是哉？ ”[4]立《元祐党籍碑》，本为欲刻石立碑，播臣子之恶名于千秋，宣之子孙后代永不录用，以惩乱臣贼子之意。可《元祐党籍碑》旋即被下旨毁，累累青石反成忠臣烈士一时之名。时值朝廷新旧党争，君子小人，风云变幻，是非难辨，故此碑之兴也忽，全国遍立，毁也速，现仅存两块重刻之碑（一在桂林龙隐岩，一在广西融水县），默默对世人述说历史沧桑，承载其史诗意蕴与悲剧精神。千载之下后人吊之哀之数数，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

另有跨越千年时空的新旧《鄐君碑》。《鄐君碑》云：“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汉太守鄐开汉褒斜道，立石颂功。其后，“造作石积，万世之基。或解高阁，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石门颂》），“阁广四丈，路广六丈”；“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威[咸]夷石道，驷牡其駰。千载绝轨，百两更新。”（《石门铭》）《史记·河渠书》载：“入蜀从故道，故道多坂，回远，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此碑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刻，为现存东汉刻石中之最早者，而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续》三家均不载。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南郑令晏袤因修山河堰至石门，始见此刻，刻释文于其旁。“一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后，物之显晦，盖有定数如此。鄐君杨君为民兴此阁道，三年而后成，曾不讳劳，而史逸其名，非苔藓封护，至今必为风雨所剥，此名随亦摩灭矣。敬书碑阴，俾来者有以取信焉。”1133年的时间距离由此连接。晏袤既代表个人感于鄐君开石门之艰难与伟大，亦肩负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先辈与同仁不畏艰险、 勇于承担的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积淀，这是晏袤个人对于历史、 对集体、 对民族甚至对未来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与使命感之体现。如果没有晏袤的复刻与释文，我们今天更无法厘清《鄐君碑》的真容。然“其地崖壁斗峻，苔藓阻深，自晏令作记后，六百余年，罕有津逮而摹搨者”[5]不为人知。直至600 余年后，为毕沅重新发现，传之于世。毕沅《关中金石记》云：“……其文共计一百廿四字，合之宋晏袤所云一百三十九字，共少十一字，当是所记岁月也。袤文中，似又有永平九年四月字样，或此创始于六年，成于九年后刻此石也。中褒斜作余，桥阁作格，并古字通。”[6]此碑之传承，从东汉至南宋，至清，因石刻载体的特殊性而跨越千载，将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民族精神、血脉文化一脉相承。

2 石刻文献时空相契、内外相融的传播传承方式

和其他文献相比，石刻文献的时空属性独出：它总是占据相当的物理空间、显要的地理位置，历时千载而不变，以原生态的面貌供人瞻仰；一件石刻就是书法和文献、文献和历史、历史和当下、片段和永恒的有机整合。“江山留胜迹，吾辈复登临”，追古抚今，俯仰天地之感在石刻文献中尤胜，时代意识与传统文化在这里沟通，历史和当下因此而相连，石刻文献成为传播和传承传统文化，建构新时期文明文化的有力支柱。

桂林《王祖道张庄等四人龙隐岩题记》云：“显谟阁待制经略安抚使王祖道若愚，权发转运副使公事张庄正民，提举常平等事索逑宗理，权发转运判官公事陈遘亨伯，崇宁五年八月十有九日游此。”据《桂林石刻总集辑校》载：“王祖道字若愚，福建福州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调韩城尉，知松阳、白马二县。崇宁三年调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桂州，擢显谟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大观二年（1108）卒。《宋史》有传。”摩崖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其时王祖道与张庄等人在桂林龙隐岩、雉山、伏波山还珠洞、清秀山等均有留题，而王公二年后辞世。这件石刻内容是普通的个人记游，简单明了，于人于史价值有限。然五十年后，又有一件简单刻石立于旁边：宋绍熙二十六年（1156），其子在其摩崖之左侧题记：“后五十一年绍兴丙子十月初五日，转运判官王孝先来游，恭睹先公经略尚书旧志，惊岁月之逝，感风木之悲，挥涕而书，谨勒诸石。”当人已去、言已逝、功德难以抒诗史时，如何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人生永恒的烙印？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何况是血脉相传的先人！ 王孝先站在亡父的摩崖石刻面前回溯51年前故事，两个时代叠加、融会，生发出永恒的过去和更为久远的将来，如今我们站在王氏父子的摩崖面前，“惊岁月之逝，感风木之悲”的同时，恍然隔世而情愫暗生，素昧平生而神牵梦绕，无关利害而柔肠寸肠，是石刻文献将不同时代的历史交织为一体，在不断叠加中不断走向将来，文明和文化的传播传承因此而生。摩崖石刻“作为文物，它存在的地理环境通常是稳定的、少变化的，作为具体形象的物质存在是实；烙下了时代的烙印，寓含了历史的信息，如人们说的‘妙心驻苍崖，题咏留人间’，也就是题咏的存在体现着作者的千年妙心。”[7]这些非文字信息只能靠知识积累，靠想象或其他缘由如亲缘、血缘、共同的经历等感知，可以说是实。当我们历先人之所历，睹先人之所见，嗅先人之曾嗅，感先人之所感，这些非文字的信息，使我们可以想见到先人的风貌，甚至可以体悟到先人的气息，触摸到先人的遗泽，很多人确实因此而感动，这就是摩崖石刻时空相契、内外相融的传播传承方式。

石刻比其他文献更有利于沟通古今，走向未来，一经镌刻，此文与此石，此文与此地，此情与此景即成一原生态自足体，且每一次后人的前来瞻仰就是一次公开的传播，并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永无休止，“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没古何来今，今终成为古，只有在石刻文献中，历史和当下的关联更易产生，传统和现在有效沟通，石刻文献，将成为建构新时期文明文化的有力支柱。

3 石刻文献的集体无意识属性与传承中华美学精神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在1922年《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他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或超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 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8]。石刻文献有着强烈的集体无意识属性。集体无意识其内容是原始的，包括本能和原型，它能在一定条件下被唤醒、激活。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面对石刻文献，就是在面对“祖先生命的残留”，聆听“遥远回声”，品味“原始意象”，唤醒、激活心中的集体无意识。

《熹平石经》刻成立于太学门外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从传播的意义上讲，真正达到时空双赢的效应。“通过这种形式，浓缩了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记忆，经历时光的泯沫，它依旧能够使一种共有的‘基本的个性’在拥有这种母语的使用者当中经久流传。……母语是一种具有实在意义的系统，它使得特定的活着的群体感受到同那些逝者是属于同一个群体。”[9]它为当时儒家经典的传播提供了标准文本，也为当时隶书的学习与传播提供了字形规范的标准，结束了当时隶书字无定形的混乱书面，为隶书的规范与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熹平石经》的字体仍然是我们研究汉隶的重要材料，《熹平石经》的文字结构与优美的书体仍然是学习研究隶书书法的典范。《熹平石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有计划地刊刻经书，这种以石经为典范来规范天下学人的读书写字的做法，效果是显著的，影响是久远的，这种做法给后来的文字规范与传播树立了榜样。

石刻本身不会代表自己，它总是象征着其他人或物，是撰者、书者、刻者的人生境遇与思想的附着物。“只要感兴趣就可以传播，然而，传承是需要改变或转化的。传承是一个整体性的‘我们(nous)’,而不是简单地将两个或者几个‘我(moi)’拉上关系就行了。它是一种相互联系、具有认同感的结构，重点是由‘是’而不是‘有’多个个体组成的。”[9]这种认同结构起着联结的作用，用来连接自己与同辈、自己与后代、自己与陌生人、自己与将来时代，连接自己所处的事实和另一个隐形的事实（过去的或是将来的），因而，石刻就成为一个意义和集合的中介，以同样的运动一个又一个地联结起来。“通过科举、铨选、命官、迁贬等手段将广大士子的命运牢牢控制在手中，这些办法吸引了大批文人，他们的政治热情大大提高，出于应举、赴选、流贬、赴任、回朝、奉使、游幕等需要，他们频繁地往来于中央与地方之间。”[10]一些没有身份的过客所题下的题名题记，使他们的生命意义得以实现。作者是早于这些石刻存在的，而事实上是因为这些石刻的存在才使这些漫漫宇宙与人生长河里过客延续其“文命”与“文名”，实现了从高高在上的精神思想到物质材料的过程，他们通过一则偶然性极强的题记在石头上留下他的印迹，石刻造就了主体。

“语言是用来交流传播，而石头是用来传承的。通过这一点，意义的符号逻辑超越了代码的逻辑。……帮助我们理解宗教的起源、文明的演变、城市及帝国的建立。……重新找回以前人类的生活轨迹。不是移居到文化的边缘，而是要点亮所有的火把（甚至是100 万年以前的火把），挖掘‘世界的根源’。”人类传承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所信仰的观念和所想的未来不会随同个人或时代一起湮灭。“出于一种要实现宏伟目标的冲动，或者说使记忆的东西永恒不朽的本能，人们刻石，因为这是为后代留下来的公共性记忆标记，可以让他们记住某个卓越的伟大人物或某些著名的行为。”石刻文献是写在时间媒介上的信息，指向过去，突出了文化起源的重要性，将接受者的注意力和兴趣引向历史，培养了连续性的时间意识，与地方文化相关，它扎根于地方，联系并共享历史文化，石刻作为传播媒介具有典型的持续性，它不会被新兴的传播媒介所取代，如纸取代简，印刷取代手抄。它会随着时代与历史的发展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当我们“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时，石刻文献将成为新时期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有力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