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敏颖

(广西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宁 530000)

一、引言

严复作为译界泰斗，其翻译的《天演论》引发国内翻译界争相研究。严复逝世一百周年以来，其“信达雅”翻译思想、修辞观以及变译思想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思想。早前许多研究通过对比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1894年出版的著作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1]，找出变异之处，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意识形态操控论等。同时，也有诸多学者研究《天演论·译例言》以及吴汝纶为这本书作的序，而以上这两种研究正是属于副文本研究，也逐步使用此类新颖视角探讨研究严译版带来的一连串“未解之谜”。副文本这一概念最先由法国著名叙事学家、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enette)提出，于1979年就开始使用。后在1997年发表的名为为ThresholdsofInterpretation[2]一书中正式分析副文本的成分。芬兰学者Urpo Kovala[3]最早将副文本与翻译研究进行明示结合，开启了明示的副文本研究之先河。他首次使用副文本(paratext)概念研究英美文学的芬兰语的翻译。后来,凯瑟琳·巴切勒(Kathryn Batchelor)在他2018年发表的著作《翻译与副文本》(TranslationandParatexts)[4]中，对热奈特提出的副文本回溯其源、发展其意和阐释其旨，深度剖析了在翻译中副文本的运用研究。本文旨在以定量分析《天演论》中的序言、案语等副文本的构成为契机，定性分析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以及其副文本的演变，探究严复副文本的翻译机制，以期能为译者研究严复先生以及其翻译思想提供新的视角。

二、翻译研究综述

本文借助Citespace在CNKI上以关键词“天演论”搜索2000年1月至2022年3月的有关研究，并导出其可视化分析，如图1所示。

图1 国内“天演论”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词网络知识谱系

由上图可见，“天演论”最大相关关键词为“天演论”和“严复”，其次为“翻译”“意识形态”“目的论”“信达雅”等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此外，还涉及诗歌诗学等文学领域、传播学跨学科视角、原著作者斯宾塞、工业革命以及受其影响颇深的名士鲁迅和梁启超等人。以上高频关键词为22年来的研究热点。

殷燕与刘军平指出副文本研究在国内分为了三个阶段[5]。1986年肇始，就有林译小说及其他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与副文本结合的研究。2011年首次出现翻译研究主题，成为了2011年至2016年的相应新兴热点和前沿。本文为完善文本与翻译研究的知识谱系，以关键词“副文本 翻译”，对CNKI 2017年1月至2022年3月相关内容进行可视化分析，如图2所示。

图2 国内2017年1月至2022年3月“副文本翻译”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词网络知识谱系

通过以上知识谱系可见，围绕副文本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文学翻译、典籍翻译以及由张佩瑶提出的深度翻译，也称之为厚翻译等。此图中字迹颜色越深代表研究年份越近，其研究较多关于《诗经》《蛙》《活着》这一类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有涉及人物译介，如毛泽东、凯瑟琳、热奈特和宇文所安等，以及内副文本与外副文本，主文本与注释等副文本。而“严译版《天演论》”和“严复”都没有在该谱系中出现。《天演论·译例言》是严译《天演论》的副文本部分，它形式上与正文大不相同，通过可视化综述发现，严译《天演论》的副文本有待研究，以期推进严复先生翻译思想的相关研究。

三、严译《天演论》与副文本

《天演论》的手稿本于1896年夏秋完成，其最早的通用本为慎始基斋本，其他通行本如商务本与慎始基斋本在内容上大体一致[6]。本文第三部分提及的版本为最早的慎始基斋本以及上海富文书局1901年出版的石印版。

副文本主要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peritext)指封面、标题页、作者姓名、副标题、题词、前言、序言、注释、跋、后记等；外副文本(epitext)包括采访、日记、访谈、书信、出版社的广告、海报等[2]。以上对副文本的分类有利于阐述和拓展翻译研究的空间，可以进一步阐释副文本产生的原因。诸多学者已探讨过各个改写部分形成的翻译思想与策略以及背后的原因，本文则着重溯源严译版《天演论》副文本的构成。

(一)副文本构成

1.封面与标题

首先，将内副文本(peritext)主要分类为封面与标题，序、案语，并对其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进行分类。封面是以四条直线和四个修饰的结点连结成一个长方形框架，框架正中垂直印上“赫胥黎天演论”六字作为标题点明了原著作者以及译著名字。上海富文书局这种做法为当时晚清民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人士点亮了明灯，让读者看封面与标题，就能知晓这是一部翻译作品——浓缩了作品表达意图，与原创作品有所区分，充分体现了封面与标题的作用。紧接着，小标题又或是文章的目录部分，主要分为导言十八篇和论十七篇。导言和论的篇目题目基本都是“XX第X”结构(除“乌托邦第八”)，使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几乎所有的词语都是典雅的文言文形式，不能用今日白话文之易懂来评价当时严复改写的篇目名称，但是顺应了那时的文化背景。

2.序言

谈到序，其中包含了自序、他序、译例言。在自序部分，简明扼要指出自己学习他人道理来理解古人之所传；有新的体会。感叹欧洲学术发展进步的同时，表达自己对前沿时事、理论的感悟与体会，反复强调“自强保种”。严复曾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言》提到“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这句话是用来表明他与吴汝纶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吴挚甫先生为严译《天演论》作了序，序中谈到了对“天演”的看法，认为即使古往今来再多发人深省的道理也要靠翻译的质量，并大力夸奖严复的翻译水平，望以此能启民智。

3.案语部分

案语是译者解释文化负载词，是表达译者读后感等个人思想的文字。案语部分定量分析了导言与论。在严译《天演论》中，全文“复案”共计二十八处。其中导言二、三、十五、十八超过了各翻译字数，在表1的字数之比中加粗，导言十、十一没有案语，在表1的字数之比中为0。论九、十、十一超过了各翻译字数，在表1的字数之比中加粗。而论二、四、六、八、十七没有案语，在表1的字数之比为0。

表1 严译《天演论》的案语字数与正文字数之比

(二)产生缘由

Lefevere在其著作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中提到影响文学翻译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为意识形态与诗学，他认为“所有的改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着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从而操纵文学在特定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7]。赞助人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着文学的阅读、写作与重写。例如个人团体或者社会阶层等。本文主要从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与阐述，其中意识形态属于外在因素，个人诗学观属于内在因素。

1.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如政治、文化、赞助人等干预了严译《天演论》的翻译与改写。1898年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这意味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失败了。面对此等严峻的危机，严复先生心痛如割，但又想振奋士气，深刻明白国家日益衰亡的根源之处。他提出：“大声疾呼,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学,提倡资产阶级民权和新学,提出了著名的启蒙主义的救国纲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8]。恰逢其时，他看到了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1]这本书,其受众以上层精英人士为主。《天演论》译著一经出版，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思想向国人明示了奋发图强、自强保种。

其次，传统文化思想在其意识形态上“操纵”着译者的翻译形式和翻译改写。传统文化思想来源复杂多元。严复对近代西方文化中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及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各家进化论都有所取舍；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周易》及老庄、荀子、刘禹锡等诸家学说有所吸纳，最终通过融会贯通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进化论,翻译了《天演论》，寄望于指导民族救亡图存的相关运动。

赞助人(patronage)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主要由赞助人控制。本文主要指吴汝纶对严译《天演论》手稿本的赞助，以及慎始基斋对通行本的赞助。修改《天演论》手稿的过程中，严复一直和吴汝纶通信，虚心请教听取挚友的意见；另一方面吴汝纶对严复的译作提出了许多恰当好处的建议，还在序中对严复的翻译进行了高度赞赏,可以说他对《天演论》最后产出影响深远。“慎始基斋”是卢氏兄弟的室号，即卢靖和卢弼。他们曾借阅严译《天演论》并抄写，对此书爱不释手，后劝严复早日出版。在译稿完成后，有一部分人擅自将初稿刊刻发行，但是自序、吴序等“缺斤少两”，译文上也有很大不足。这一版本目前藏于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还在上海图书馆的藏本上题签。1901年上海富文书局的石印本诞生，这是严复门人自行进行对校和印刷的版本。以此为底本，大量翻印版本甚至翻刻本涌现，活字的排印本也陆续出现。富文书局本，本是石印线装本，每半页字数规整，十行二十一字，字体均为手写的楷体字，在读者范围内颇受欢迎。由上可见，当时政治、文化、赞助人对严译本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影响。

2.内在因素

影响严译《天演论》的内在因素主要是指严复的个人经历、达尔文主义学说以及其翻译思想。严复从小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在英语授课学堂里西学，23岁赴英国留学，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一名学生。当时，他阅读了各位思想大家的著作，赞同并认可斯宾塞·达尔文的进化主义，试图寻找良方拯救中国。所以，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案语注释等，不断抒发自己奋发图强、自强保种的意图。“非正法”的达旨术作为《天演论》翻译的思想基础，采用当时桐城派的古雅文体，改写重拟篇目章回的题目，在每一章标题下，署“侯官严复达旨”，使读者一眼明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影响促使严译《天演论》副文本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为冲破当时封建思想的束缚，也为晚清民国时期副文本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研究基础。所以，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决定了译者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也影响了译者翻译形式和文体的改写。

四、严复副文本概念之递嬗

国内翻译界副文本早就出现，耿强在2016年提出翻译中的副文本具有隐含的副文本研究和明示的副文本研究[5]，而严译版《天演论》出现在副文本概念提出之前，所以本文将其归为隐含的副文本研究范围。陈福康1992年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9]中提出佛经翻译最早的副文本文章来自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而中国近代的翻译史上最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思想来自严译《天演论·译例言》。由于其隐含的副文本地位显著，副文本研究价值较高，对严复个人其他译著副文本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激发晚清民国时期其他翻译家学习、效仿与借鉴。由此可见，严译《天演论》的副文本触发了模仿机制，他的副文本概念在个人作品和其他翻译家作品中不断演变进化。

(一)个人其他作品

自《天演论》诞生以来，严复开启了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的旅程，其中包括《原富》[10]《群己权界论》[11]《穆勒名学》[12]《社会通诠》[13]《法意》[14]《名学浅说》[15]。译著发表时间集中在1896至1909年，领域涉及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本文选取《原富》和《群己权界论》两个译本，分析严译《天演论》副文本的产生对其个人其他作品的影响，从经济和人权民主领域探讨严复译著副文本思想以及翻译形式的嬗变。

1.《原富》副文本

《原富》(后又被成称为《国富论》)的作者为“古典经济学之父”和“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严复翻译使用的是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编校、牛津大学1880年再版的《国富论》。1896年至1901年，严复完成了此书的中文翻译，后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共8册，取名为《原富》。按照本文第二章的副文本分类方式进行归类，标题与《天演论》的标题一样，采取了原作者与作品名称合并的方式——“斯密亚丹原富”，向读者清晰道明了此为译著。1901年的版本序言部分囊括了吴序、斯密亚丹传、译事例言以及发凡。不仅有好友相助，为新译著作序，还将“译例言”添加了“事”，改成了“译事例言”。“译事”在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论》[16]中被如是阐释：“它(经录)不同于一般的目录，其中除载有目录外，还对译人的生平，译事的进行情况都有记录。”，即指其为翻译工作，能表达严复进行翻译工作的准则与思想。“发凡”出现在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17]：“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也就是指全书要旨，突出严译版的意图与目的，在原有《天演论》副文本的标题与序的基础上都努力精准措辞，提高权威性。赫胥黎的原著一共含有五篇，每篇不同的章节，严译版将其全部改写，重拟回目。在“译事例言”中，严复明确表示，“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所以《原富》篇幅有所减少，但基本涵盖了《国富论》五章的主要内容。关于《原富》的案语多达310条，6万多字。其中每一回目都有一段以上的案语，远远超过《天演论》的数量。在每一篇的右下角都会写上“英伦斯密亚丹原本 侯官严复几道翻译”，虽与《天演论》的注释有所不同，但副文本的形式大体一致。《原富》译版还加上了中西年表，以此对比中西历时的纵线。

2.《群己权界论》副文本

1903年，严复翻译了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名著OnLiberty[18]。在确定中文书名时，严复反复斟酌，最后将之定名为《群己权界论》。这本原著首版时间为1859年，讨论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严译版《群己权界论》翻译接近直译,未添加一段一段的按语,只有一些译者的注释,但文中也出现与原著不同之处,以此来表达严复个人的思想。190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1904年在同一印书馆再版，其副文本也分为封面与标题、序言、案语与注释。封面与以往不同，不再加原著作者姓名，而是译名居中加上出版社名称位于左下角。序言部分分为译者序、原自序和译凡例。原自序从穆勒自序翻译而来，而译者序表达了严复翻译思想与原因，读者通过阅读两则序言能比较分析其不同之处，从而以批判性思维阅读全文。而译凡序名称又有了变化。“凡例”最早起源于“发凡”一词，后经唐·杜甫的《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19]使表达更为明确，书中所言的“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由仇兆鳌注为：“森然起例，谓碑文体制”，表示“凡例”是书前介绍的本书体例。因此，“译凡例”指严复翻译该著作时，提前说明了宗旨、内容、体裁、结构等。案语也有所变动，不再是一大段的文字，而是将自己的想法诉之于全文上面的框架内，更加美观。每一篇文字分割成了两部分，主要部分为正文，最上面的次要部分为案语。案语的数量大大减少，采取直译的方式，大多数集中讨论宗旨问题，补充译者自身想表达的意思。但是，每篇目的起始页右下角没有出现原著作者姓名和“严几道先生翻译”等字样，而是在书的最后附上附录表明及严复先生的照片。

(二)晚清民国时期其他翻译家

通过全国报刊索引搜索关键词“天演论”，发现其在晚清民国时期讨论热度居高不下。亦师亦友的吴汝纶更是在作序时提到“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称赞严复的翻译。关于《天演论》副文本的讨论也有不少，主要讨论其桐城派，旧文学的思想。不仅如此，晚清民国时期有不少翻译家受严译《天演论》副文本影响，模仿学习其副文本机制，以期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本文选取了梁启超和鲁迅两个个案，分析其受严译版副文本的影响程度，以及副文本概念的递嬗。

1.梁启超

梁启超称赞严复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1930年《桐城文派评述》[20]中提到“严复、林纾是桐城派嫡派，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是桐城变种”。显而易见，梁启超受严复的影响较深。梁启超在翻译大量“政治性小说”时，将副文本概念引进其译著，例如《十五小豪杰》[21]，(其原著作者为法国科幻小说的奠基人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并在1888年出版了《两年假期》[22])。此书最早由英国人在第二年译成英文,之后由日本学者森田思轩1896年根据英译本翻译成《十五少年》[23],而梁启超根据日译本转译成了《十五小豪杰》。翻译过程中，梁启超重拟回目，插入大量议论等。书中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的过程中,他还在当时各地报纸上相继发表政论性文章，这种外文本形式拓展了严复所带来的副文本概念。虽然后来由于翻译思想的差异，梁启超曾批严复的译作过于典雅，读者难以理解，但是他在翻译形式和隐含副文本概念拓展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摹状，这一点毋庸置疑。

2.鲁迅

鲁迅在其《朝花夕拾·琐记》[24]中回忆《天演论》有关内容，并提到由于当时新书阅读风气流行，届时听说了严译《天演论》，便跑到城南买来了一部白纸石印的一厚本。蒙树宏阅读了上海鲁迅博物馆提供的《天演论》，推断鲁迅当时购买阅读的是富文书局的石印本。后有学者研究推断，鲁迅在1902年后及其在日本留学期间精读了《天演论》，所以他购买《天演论》的时间大概是在1901年以后，最大可能是1902年2月前后，版本是富文书局石印本。这本译著对鲁迅的深远影响不仅是他的“立人”思想，还包括其前期翻译国外小说作品的翻译形式与严复有惊人相似之处。鲁迅在翻译凡尔纳的《地底旅行》时，删除了大量正文内容，添加了长达85页的《地球的诞生与演变》中的跋文。他在1932年《文学月报(上海)》第一期的《论翻译》[25]中提到《天演论》副文本概念。他谈及吴汝纶的序言以及《天演论·译例言》的“信达雅”思想，甚至还探究了“侯官严复达旨”产生的原因——严复认为太“达”的译法不对，所以才不称为翻译。后期，鲁迅在翻译《域外小说集》[26]的一些作品时，虽进行了“硬译”，但依旧保留了序言，标题改写等类似严复的副文本形式。由上可见，严译《天演论》副文本概念及其形式对鲁迅翻译国外作品的影响力。

五、结语

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严复《天演论》中的副文本进行分类，分析产生副文本的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并阐述此译著对严复个人其他译著的深刻影响，以及对晚清民国时期其他翻译家翻译名作时的副文本概念递嬗，进一步点明该译著里程碑式的模范。本研究通过旧瓶装新酒，为当今研究严复以及《天演论》打开了新视角，也为国内学者研究副文本以及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