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婷 蒋锐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着力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吸引力、说服力、引导力，要进一步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精髓要义在于其对政党理论的创新，本质要求体现在其对民主理论的创新上，而国家治理理论创新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理论价值  民主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0.01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的政治创造，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深远的文化基因和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不是凭空构想的“乌托邦”。在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下，西方政党政治造成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等问题，引起严重的政治生态危机，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高质量合作和协商推进“中国之治”，展现了政党政治全新图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价值的探讨，为论证其独特优势提供了有力理据，对增强制度自信、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政党理论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精髓要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合作型政党制度新模式，超越了传统政党制度的分类，拓展了政党理论研究空间，打破了西方政党政治理论话语壁垒。

深化了政党类型划分的理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党理论的创举。参政党不同于西方政党体制中的在野党或反对党，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独特政党类型。参政党的参政地位和参政权利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可以通过多样化和规范化渠道进行广泛协商，通过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的方式对共产党进行政治监督，并通过提案、建议案等形式进行参政议政。所以各民主党派并不是隔绝在政治体制之外的旁观者或局外人，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的产物，经历了从“社会主义政党”，到“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历史演进。各民主党派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为政党制度分类引入新的变量。西方政党理论中，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根据政党数量和规模标准，将政党体制类型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又加入意识形态因素，将政党制度划分为竞争性政党体制和非竞争性政党体制。这些被视为政党制度类型划分的理论范式，生搬硬套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上却失灵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执政地位，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各民主党派在充分尊重和接受党的领导的基础上享有广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权力，这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坚持团结合作，而非竞争与对抗，能够有效避免两党制或多党制因恶性竞争造成的内耗和社会撕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相互监督，但区别于制衡和反对，避免了一党制因权力过度集中而造成的专制、腐败，甚至政治失序、国家解体。所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西方政党制度，新的分类变量开拓了政党制度理论研究新视野。

民主理论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丰富了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

扩充了民主意蕴。民主本意是“人民的统治”，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引申出各种民主形式和民主理论，如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论、人民民主等。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自联系的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由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统筹兼顾整体利益和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能夠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在精英民主理论下，国家权力掌握在政治精英手中，人民被异化为选举机器，民主被异化为投票选举；多元民主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规则的竞争性上的，在竞争中寻求平衡，这种理想状态的民主易被异化为利益集团相互倾轧的工具。因此人民民主与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论相比存在本质区别。

丰富了民主形式。人民民主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对西方“选举民主”规则的超越。西方的票选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通过所谓“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产生行使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成为政治生活的旁观者，因此在这种程序民主中，选民投票的边际效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使人民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又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更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红利。

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题中之义

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逻辑演进的价值前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转变的重要内驱力。

扩展了嵌入式治理理论。政党关系的样态是影响国家治理探索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的党政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是一种新型的嵌入式融合模式。“党政合一”，即以党代政，党在具体事务上大包大揽，党政机构职责重叠，造成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党政分开”，则严重削弱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容易落入意识形态陷阱。另外，我国新型政党关系也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西方分权制衡模式是二元对立思维的鲜明体现，不仅存在各权力机关间扯皮推诿导致的议行相悖、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而且，因党派間恶性争斗而放大社会非理性情绪，民粹主义极端政党群体崛起，“黑天鹅”频现，致使政治生态和国家治理面临严峻危机。相较而言，我国党和国家机关共同掌握公共权力，党政之间并不存在分工，存在分工的是公共权力的三个部分，即决策、执行与监督[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但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包揽一切，而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把党的领导具体贯彻到治国理政全过程和各方面。

丰富了协同治理内涵。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要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合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保证了参政党贡献智慧和力量，使公民政治参与空间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依托人民政协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通过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广泛凝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有利于达成思想共识、目标认同和行动统一，有利于促进政治团结和有序参与，形成国家治理的强大合力。由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各要素全面整合，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长效机制，提高体制机制吸纳力和整合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中国土壤，具有典型的内生性特质，不套用模版，也不是国外的翻版，而是凸显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智慧的“新版”。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西方政党政治理论话语窠臼，为世界政党政治话语体系注入新的内涵，不仅为局囿于西方政党制度模式的国家提供了成功借鉴，而且提高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政治研究中的话语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统一战线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ZDA016）

注释

[1]张国军：《党政统筹下的三权分工：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及其调适》，《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15页。

责 编∕李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