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他的民族观具有丰富的内容，对我国当前处理和解决民族矛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理论上，他的民族观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团结。在实践上，他的民族观有利于我们落实民族政策和措施，消除族际差异，做到“知行合一”，实现民族和谐共处。

关键词：王阳明；民族观；理论价值；实践价值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心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他的民族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国家层面，每个民族具有“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性；在社会层面，每个民族具有“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性；在个体层面，每个民族具有“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的民族团结性。王阳明的民族观对处理和解决当前我国的民族矛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展。

一、在理论上，王阳明的民族观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团结

王阳明认为，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应该尊重各民族习惯和风俗，做到“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这对我国现今处理民族矛盾，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启示。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政府大都实行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大多实行民族压迫和文化控制政策。王阳明认为，应该尊重民族习惯，在民族地区要做到“法之至”“仁之至”“德之厚”“义之尽”“恩之极”，他的这种思想无疑这对我国民族团结、民族统一、民族发展是有益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原则，充分尊重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不断发挥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作用和价值。这对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邓小平说：“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中， 因为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 我国各民族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 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 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 要使他们相信， 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1]

王阳明是坚持践行民族平等理念的人，是十分珍视民族感情。他与安贵荣的交往以及彝族人民对他的保护就是明证。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实现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重要启示。

在民族发展问题上，王阳明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教育。他在贵州和广西都开办书院，培养民族弟子，在“良知”说的指导下，鼓励每个学生去寻求自己心中的“良知”，使之成为贤人和圣人。他在被贬贵州龙场时，也没有放弃招收少数民族弟子。王阳明的私塾弟子王杏在《新建阳明书院碑记》中说：“先生抵龙场， 履若中土， 居职之暇， 训诲诸夷。士类感慕者， 云集听讲， 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 士习用变。意者文教将暨遐方， 天假先生行以振起之乎？ 嘉靖甲午，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 每行都闻歌声， 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 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 今虽往矣， 岁时思慕， 有亲到龙场奉祀者。”

要真正实现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首先要重视民族平等教育。当然，我们现在重视民族平等教育，也不能照搬王阳明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而是要根据如今的实际情况，但是王阳明的民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在实践上，王阳明的民族观有利于我们落实民族政策和措施，消除族际差异，做到“知行合一”，实现民族和谐共处

王阳明一生的学问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这四句话也体现了他的民族观的平等性、大众性和通俗性。按照王阳明的理解，每个民族和民族内部的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这种理念对我们当前如何做好民族平等工作是有益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我们不贯彻落实好民族政策和措施，不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就可能会引发社会秩序动乱和民族矛盾，造成人民的生命危险和财产损失。如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7·5”严重暴力恐怖事件、2008年在拉萨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事件、2014年在昆明发生的“3·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等就是惨痛的历证。国家的民族问题，还应当引起政府和人们的高度重视。王阳明的民族观认为，应当尊重每个民族，民族成员只有发现自己心中的“良知”，这样才能“正人心，息邪说”，实现“求明先圣之学”，[3]这对我们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王阳明的“正人心，息邪说”，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和头脑中，而是应当做到“知行合一”。

什么是“知行合一”呢？王阳明对其进行了阐述：“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4]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中含行，行中含知。知和行，不可分离，两者相辅相成，这才是知行合一。[5]

比如民族中的孝，就是不仅要知道孝的道理，即知孝，而且要做到行孝。 王阳明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6]总之，“知行合一”，就是要“知行并进，不分先后”。[7]王阳明之所以被奉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儒学第一完人”，除与他丰富的心学理论有关，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奉行“知行合一”的理念。在对待民族问题上，他不仅重视理论和学理的阐发，而且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知行合一”。这对贯彻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措施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任何理论再圆满，再完整，如果失去实践的支持，就会变成空中楼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民族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改进民族政策。这些无疑是对王阳明民族观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三、王阳明民族观对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启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的。这与王阳明所处时代的民族观的内容和封建专制皇权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照搬其理论，就容易陷入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对当前民族问题的处理也无济于事。但是他的民族观的实践精神却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前人思想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做到的。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要坚持做到发扬王阳明民族观中的合理思想以及联系当前现实，贯彻落实民族政策，才能实现民族观的参与式、包容性、融合式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4][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欧阳辉纯.论王阳明“良知”的伦理内蕴[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7]姜国柱.中国思想通史（明代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