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佳楠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天津 300000）

提 要：作者、译者和读者是翻译主体研究关注的对象，而主体间性研究则主要着眼于翻译主体间的对话、理解过程。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这两个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具体来说在翻译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对话”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 因此本文以政治文献中的典故翻译为研究对象，将典故翻译过程分解为两次“视域融合”过程，深入剖析每次“视域融合”过程中译者如何准确理解并阐释主体间的“视域差”。

1 引言

政治文献中典故的应用在加强文化自信、传播东方文化韵味、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但其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糅合特征也导致典故翻译要比其他词汇翻译更具有难度。 不同于传统文学文本中的典故，政治文献中的典故词语具有来源丰富、运用灵活、政治色彩浓厚等特征，因此政治文献的典故翻译存在诸多值得分析和探讨的空间。 从既往研究中可看出，当前政治文献中的典故研究多集中于典故的翻译策略分析、典故本身的政治概念解读等方面，而较少关注译者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等主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政治文献几乎都是由国家为赞助主体的官方翻译机构组织翻译出版，并没有足够可供对比参考的译本；其二，政治文献翻译强调“对于原作的忠实，而将译者主体性尽量降至最低”（陈双双2019：73），且翻译工作的保密性质也使得学者很难接触到译者并了解到翻译流程相关信息。 近年来，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和中共中央编译局的翻译专家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举办讲座分享翻译经验和发表文章阐释政治文献的翻译流程，这为政治文献的译者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的阐释依据。

2 “视域融合”与典故翻译主体间性的关联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思想否定传统哲学中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引发哲学上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他把理解活动看作一种“主体间的对话”，认为“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建立在读者和作者双方的‘诠释学对话’基础上的视域融合的过程”（彭启福2007：52），这一观点为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视域融合”中的“视域”指“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1999：388），而“视域融合”则是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视域”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动态过程。 当该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时，翻译所涉及的主体和关系则变得更加多元，由于阐释者——译者介入文本的理解和阐释过程，打破了既有的原本文本（作者）——读者之间的二元关系，变成“原文文本（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双层三元关系，而“视域融合”也从原本的一次融合变成两次融合，第一次是“译者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的融合，接着是第一次视域融合之后形成的新视域与目的语语言／文化视域的融合”（朱健平2007：61）。

典故翻译通常要经过“语内”和“语际”两个阐释过程，而“语内＋语际”的阐释过程则分别对应两次“视域融合”过程：“语内”阐释即译者与原文文本（作者）主体之间的第一次“视域融合”过程，“语际”阐释即译者与读者主体之间的第二次“视域融合”过程。 在“语内”阐释过程中，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准确把握原典的典源出处、语辞结构及语义内涵，尽量贴近原文文本的视域；在“语际”阐释过程中，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缩小译文与读者的视域差，准确将上述信息转换成目的语。

就两次“视域融合”的内在联系而言，“语内”视域融合是“语际”视域融合能够进行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最终目的，二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3 典故翻译的第一次“视域融合”

典故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凝练表达，其来源包罗万象，既可以是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也可以是宗教禅语和俗语俚谚。 而政治文献中常说的“用典”指的是文本作者“为了达到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典故”的修辞手法，“用典”着重体现在“用”，在引用的过程中典故有时会出现偏离或者颠覆原典视域的情况，因此，译者在第一次“视域融合”，即“语内”阐释过程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掌握原典视域的同时也要结合现典的“新视域”与原语文本进行“语内”互动，译者的“语内”互动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3.1 识别典故的时空化用

译者若想理解、阐释典故在文中的意思，首先要对其进行追本溯源。 只有找到典源，才能开启“主体和历史的双向互动”（王洪明 关月月2018：2），这一“双向互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向诠释主体展现并对其加以引导”（同上），这种“引导”有时会有助于典故的“语内”阐释。例如《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一文中：“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客里空’。”这里的“客里空”仅从字面来看不知所云，通过确认典源发现“客里空”是苏联剧本《前线》中出现的一个新闻记者的名字，而后该词引申为“新闻报道中虚构浮夸的作风或爱讲假话、华而不实的人”。 在这个案例中译者只有确认典故出处才能在译文中将原典信息准确对译为“クリクas”。

然而这种历史的“引导”有时也会为译者的第一次“视域融合”制造理解障碍，如例①的原典为“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而在政治文献中原典的“如学”化用成“为学”，“如”字改为“为”字，着重强调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一字之改赋予原典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 这就需要译者能够在“语内”阐释的过程中注意到典面的变化，结合现典新视域对译文进行调整。 但“诠释主体由于视域不同，也会影响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同上），这就是“双向互动”的另一方面，即译者往往基于自己的既有“视域”来处理原典与现典的关系。 如例①的译文1保留原典视域“如学”中“学以致用”之意，而译文2则采用现典视域的“必须不断学习”的解读。

①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在中央党校建校80 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①

訳1： 学ぶ者tt必ずしtì仕xiitfft（X）でtttíⅩⅣfu、仕xiitf者tt必ず学問PH用ⅩⅣtf。

訳2： 学問のfftf者fu官吏にtítfとtt限（x）tíⅩⅣfu、官吏fttf者、学問PHしtíけxv（ⅶ）tí（x）tíⅩⅣ。

除此之外，有些典故的典面虽然没有变化，但其语义色彩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更不易被译者所察觉。 如“定于一尊”一典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本意为“在思想、学术、道德领域以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具有偏中性的语义色彩，但是在十九大报告中引用这一典故是用来“说明不能离开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政治制度，以致认为某一种政治制度有着普世绝对的优越性”（熊道宏2018：47 -48），从译文“一xiiiの型に固執しftり、外国の政治制度（ⅴⅲ）（Ⅷ）FIPH機械的に模倣しftりⅩⅢtfべffiでtttíⅩⅣ”中可以看出，原典的“权威具有绝对性、唯一性”的语意显然已经不符合当今的时代语境和现典文本视域的内涵，译者需要准确把握该典故在新的文本视域中的“新意”。

3.2 明辨典故的语辞结构

政治文献中的典故词语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基本固定的格式，按常用的结构可分为“并列、偏正、主谓、动宾、后补、连谓、兼语和紧缩”共8 种类型。 但由于汉语是意合语言，典故的内部结构有时很难体现在典故词语的表面，且由于译者的既有“视域”对典故的语辞结构认知具有差异性，同一典故在不同译文中的语辞结构也就不尽相同。 例如“远见卓识”这一成语典故，有的译者认为该用典属于偏正结构，将其释义为“将来PH見通しft優xvft見識”，有的译者则将其理解为并列结构，翻译为“（Ⅳ）ジ（E）asと見識”。 而另一方面，很多出自诗词名句、经史子集的句子型典故，本身结构复杂，需要译者在“语内”阐释时拆分句子成分，对每一个有来历出处的典故引用进行一一确认，否则稍一疏忽就会对典故的语辞结构产生误读，再如：

②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例②是句子型典故，出自清代郑板桥的《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丞括》一诗，其中“些小吾曹州县吏”的“吾曹”一典，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是“我辈、我们”之意。 但在译文1中译者在“语内”阐释时将“曹”与“州”合并理解成地名，因此在“语际”阐释时只在“吾”字上面标注了读音——“（ⅰ）xv（x）（我们）”，不过在译文2中译者显然发现这一错误，将“吾曹”合并为一个词语并在其后加上提示助词进行翻译。

3.3 依据语境判断典故语意

典故的语义具有多义性、隐喻性、开放性等特点，人们可以从不同维度对典故进行理解与阐释，例如，“夸父追日”既有“向着目标努力不舍”，也有“自不量力”之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典故的语义进行随意解读，文本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言语境”等“语境参数因子”具有“语义指向性”，使得“阐释者在阐释过程中不应脱离有效参数因子，它们如同线绳一般牵制着阐释者”（吕洁 陈开举2020：90 -92），其中“语言语境”即“上下文语境”对译者最终确定典故在文本中的语意具有决定性因素。 这就要求译者从文本出发，在上下文语境中挖掘有效元素对典故做出合理解读。

③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绩，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

訳1： 功tíりてtì自分の手柄としtíffkてtìAUⅩⅣ。

訳2： 自分の代で成し遂げ（x）xvtíffkてtì（未来の成功にxiiitífutftí（x））fk（xi）（ⅰ）tíⅩⅣ。

訳3： 功績tt自分の在任中でfftf必要tttíⅩⅣ。

例③的“功成不必在我”既可以指“功绩、事情、事业的成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集体努力的成果”；也可以理解为“事业成功不必急于一时，未必就在我手中、在我任期、在我有生之年实现”，从原文“功成不必在我”的下文语境“一茬一茬接着干”可以看出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是“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大局观”，显然译文2和译文3是更符合上下文语境的译文表达。

以上3 个方面构成典故阐释过程的第一阶段即“语内阐释”，在这一阶段译者更多扮演的是“读者”的角色，与代表作者的原文文本进行“对话”，寻求文本的“本意”。 同时，译者还兼具着服务译文读者的使命，为了将第一次“视域融合”中获得的语义信息准确有效地传递给读者，译者需要在“语际”阐释过程中与读者视域进行第二次“视域融合”。

4 典故翻译的第二次“视域融合”

第二次“视域融合”中的主体间性体现为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 也就是说，译者在第一次“视域融合”中获得一个与原文文本结合的新视域，然后将这个新视域再一次与目的语文化的视域进行融合，译者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自身与原文文本融合后所形成的新视域与假想中译文读者的视域能有多深融合度”（柴橚 袁洪庚2013：117）的问题。

第二次“视域融合”的过程即译者的“语际”翻译过程。 斯坦纳在《通天塔》一书中将翻译过程分为4 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其中政治文献的典故翻译在“信任”与“补偿”两步骤中具有区别于文学典故翻译的独特性，因此下文结合案例对这两个步骤进行说明。

4.1 文化意象与信任缺失

译者的“信任”可分为对赞助人信任、对作者（原文本）信任、以及对读者的信任，共3 个层面。在政治文献的翻译中，“译者要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当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有什么不同，要有国家立场”（李晶2020：151），也就是说，政治文献的译者要将对赞助人（国家）的信任放在首位，同时译者也要将这种“信任”通过译文传达给读者，但由于译者和读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两种文化的不同会为读者的理解带来一定的阻碍，尤其是作为政治文本中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典故表达，如何将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象准确传达并被读者认同是一大难点。

“文化意象由物象和寓意两部分构成，物象是可以感知的具体物体，寓意则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或情感。”（侯维瑞1998：13）对于文化意象的物象，政治文献的译者会采取保留、删除、替换这3种处理方式，原则上译者可以在这3 者之间自由选择，但是当典故词语的翻译涉及到读者的“信任”问题时，就不能保留典故的物象。 如：“头破血流”一典在日本爱知大学编纂的《中日大辞典》中有两个释义，（1）頭fu割（x）xvて血fu流xvtf；（2）fh（ix）ざ（ix）tí目に遭う。 虽然该典故词语在中文的语境中并不是指真正的头破血流，而西方媒体报道中则将该典故直译成：broken heads and bloodshed、crack their heads and spill blood，保留物象的形式。 在以往的中国官方日译本中也常采用第一种保留“头破”“血流”文化意象的释义。 黄友义则认为，保留“头破”“血流”虽然忠实于物象却不符合读者的认知语境，再加之国外主流媒体的肆意炒作和任意建构，久而久之在国外受众的意识中便形成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错误的、甚至歪曲的形象。 因此在第二次“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译者需要时刻站在目标语受众的视角来分析文化意象，避免因保留文化意象造成目标语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解和对中国执政理念和思想的“信任”缺失。

4.2 添加注释与信息补偿

译者在阐释的前3 个步骤中打破原语与译语之间的平衡，原文本视域中的“原文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以及审美形式和功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缺失”，为了在目的语视域中“创造一种同原文表达相似的效果”（张璐2020：79）。 则须要译者通过最后一个阐释步骤对原作有所“补偿”，“翻译之过程如果缺少补偿，则仍然是不完整的”（斯坦纳1987：69），加注法是“补偿”步骤最常采用的方式。

文学文本翻译的加注形式多样，除文内括号注、脚注、文末注、边注、题注之外，还可以根据译者自己的喜好添加作者介绍、时代背景、译文说明、译者观点、译文补充，等等。 但政治文献的翻译除体现语法和构词等这种形式上的一致之外，还需要精炼语言，且政治文献中增加注释或改动注释的决定权不在译者，译者只有建议权，审批权在上级部门，这也是译文中很少会出现添加注解或者脚注的原因所在。 政治文献译文中仅有的加注形式大部分都体现在对典故词语内容的注释上。 其中汉文训读加注法是政治文献典故翻译中常用的补偿形式。 如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一典译为：“合抱の木tì、毫末AUり生（xii）、九層の台tì、累土AUり起ⅩⅤtf（一抱xiitìfftf大木tì、元tt毛先ti（ⅵ）の芽fk（x）生（xii）、九階建ての高楼tì、土台づffkりfk（x）始（xi）tf）”，这种汉文训读加注的形式既保留了原文本视域的古典文学色彩，也能够让不熟悉汉文的读者明晰典故的语义内涵。

综上所述，政治文献中典故的“语际”阐释过程中的“信任”以及“补偿”步骤较其他文本翻译具有其自身鲜明特点，这种特点来自于政治文献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建立在忠实于“原文本”内容基础上的译者的综合考量。

5 结束语

在政治文献翻译过程中的两次视域融合，既具有与其他文献相同的特点，又由于其特殊性，而具有与其他文本翻译不同的重点关注视角以及注意事项。 译者不仅需要在第一次视域融合过程中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化层面的理解能力，与原文本达成高度统一，还需要在第二次视域融合过程中对预设的读者在“语言习惯、文化层次、审美偏好等”方面具有全面的认识，才能实现对读者视域下的文化意象进行准确翻译。 同时还需要在读者中不断验证自己的译文是否真正做到传达，不断修正因“视域融合”过程中忽略的问题导致的读者对原文本的“不信任”，进而提高与读者的视域融合度，争取与读者的视域融合达到糅合的高度。

注释

①本文中出现的所有典故均为政治文献中出现的典故文本，而对应译文则出自不同的官方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