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瑞

（1.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大同 037009；2.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学者宝爱出土文献，以其为刻石文字，较传世文献少了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而更为惜爱。尤其北朝是传世文献相对较少的时期，学者更加注重该时期的碑铭题记等石刻文献材料。但是这类文字在撰写上石之初，便或为避碑主讳，或为死者颂等诸多原因，而存在攀附冒名、虚美隐恶等与事实不符的现象。

一、《张猛龙碑》及其历代著录情况

《张猛龙碑》，碑额正书“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为其全称，由郡人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 年）正月，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中。碑文前序后辞，序文记事，追述张猛龙祖先及其自身的生平功绩；辞文颂德，赞颂碑主身为魏鲁郡太守为当地兴办学校等政绩德行。对于《张猛龙碑》的著录最早可追溯至宋代，主要集中在宋、明、清三代。目前可见著录此碑的总共约92种，其历代著录主要分三大类：图版（碑阳）著录（5 种）、录文著录（10 种）、碑目题跋著录（77 种）。历代对《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的简称不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最常见的简称《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或《后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另一类则强调其为记颂功德之碑，有《张猛龙清颂碑》①王鸣盛《嘉定王鸣盛全集》，王昶《金石萃编》，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罗尔纲《金石萃编校补》等人皆用此命名。《鲁郡太守张猛龙清颂碑》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洪颐煊《平津读碑记》中用此名。《张猛龙颂》③罗振玉《读碑小笺》，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补》中用此名。《后魏鲁郡太守张猛龙清德碑》[1]（P1858）《后魏鲁郡太守张君颂》[2]（P17）《后魏张猛龙碑颂》[3]（P14）等。作为北魏书法名篇，现当代之研究多省略其朝代官职等，而直用《张猛龙碑》，本文亦用此简称。

从宋代起即有对《张猛龙碑》的著录，宋代的赵明诚、郑樵仅录碑名。明代除录碑名外，开始有人对此碑写题跋，其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书法评价和对碑中“”字的释读，如郭宗昌、赵崡。对《张猛龙碑》的著录与题跋主要集中在清代。清人开始关注张猛龙的家世出身问题，并围绕其是否为前凉开国君主张轨之后而展开的质疑与争论，其争讼主要聚焦于碑文与史料不符，当取信何方。今人陈弱水和仇鹿鸣两位学者相续论证了张猛龙出身之“南阳白水”是一虚拟郡望。

《张猛龙碑》载张猛龙是“八世祖轨……七世祖素，轨之第三子”，而《晋书》记载张轨的两子张寔、张茂，并没有记载第三子张素。清前期，学人并未发现碑史不符，且对碑文内容毫无疑议，全盘接受。因张轨是前凉开国君主，以全祖望为例，其称：“太守为西凉苗裔，读其碑盖一循吏也。”[4]（P15）清中期，学人逐渐发现碑文与史料不符，但时人多以碑为实。以赵绍祖为代表，其在《古墨斋金石跋》曰：“碑云：‘凉州刺史瑍之十世孙，八世祖轨，七世祖素。’是轨之祖名瑍。而今本《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祖烈，与此不同。又轨子有实、茂，而不及素，皆赖此碑以传者也。”[5](P340)

最先考证张猛龙身世问题并且质疑碑文可信度的是清代的王鸣盛。其一，他指出碑文内容中有三处是《晋书》中“未闻”之内容：“未闻有轨之祖先为凉州刺史”，“亦未闻有轨之子素”，“考《晋书·载记·沮渠蒙逊传》亦并无张锺为建威将军太守者。”[6]（P1720）其二，碑文用语及感情色彩前后不一致，“碑又云：‘曾祖璋，伪凉举秀才，本州治中□□□西海□□二郡太守，还朝尚书祠部郎羽林监。祖兴宗，伪凉都营护军监、建节将军，饶河、黄河二郡太守。’皆称‘伪凉’，与前称‘凉州武宣王大沮渠’者絶不同，则不知其为何等凉国乎？外此，不过南凉秃发傉檀，西凉李暠而已。”[6](P1720)王鸣盛质疑碑文前后“伪凉”与“凉州”的用词差异，从发展的历史观来看，碑文用词感情色彩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凉州武宣王”的“凉州”之称，是使用“凉州”的中性色彩来表达地名。沮渠蒙逊时期北魏与北凉双方关系较好，所以没用“伪”字。至茂虔时期双方关系日渐恶化，最终北魏出兵灭凉，茂虔亦不久被杀，故碑文称此时的凉州为“伪凉”。基于这两方面原因，王鸣盛“疑碑言皆不足信也”。王鸣盛并未对碑文内容全部质疑，其采信之处亦有两方面：“惟猛龙以熙平年除鲁郡太守，差为可据”，“考《通鉴·蒙逊》卒谥曰武宣王，而《载记》并无谥武宣之文。今此碑亦称武宣王，则此文实足以补载记之阙。”[6](P1720)清代考据学用于金石学，自王鸣盛《蛾术编》之后，清代著述此碑开启了碑文与史料的虚实考据。此后，钱大昕直陈张轨之祖张瑍，张轨之第三子张素，以及此二人相应的官职“皆《晋书》所未及”。①钱大昕言:“猛龙者，晋西平公轨之八世孙。轨祖瑍，魏西中郎将、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刺史。轨第三子素，晋临羌都尉、平西将军、西海、晋昌、金城、武威四郡太守，皆《晋书》所未及。轨，安定乌氏人。而碑云‘南阳白水人’，此则当以史为正者也。”此外，《晋书》所载“轨，安定乌氏人”，而碑云“南阳白水人”，钱大昕明确提出“此则当以史为正者也。”[7](P59)从此说者还有清人由云龙②清人由云龙在其《定庵题跋》中曰:“猛龙为晋西平公轨之八世孙，祖瑍魏西中郞将，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刺史。轨第三子素，晋临羌都尉平西将军西海晋昌金城武威四郡太守。皆《晋书》所未及也。而《晋书》载轨安定乌氏人，兹碑云‘猛龙字神冏，南阳白水人。’则以世次既远，当依史如正也。”等。

二、存疑碑文之考辨

《张猛龙碑》碑文中有两处内容与史料不符（表1），两处内容在目前所见史料中未见，现以史料为佐证进行考辨。

第一，张猛龙之十世祖张瑍存疑。《张猛龙碑》曰：“魏明帝景初中，西中郞将、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刺史瑍之十世孙。”碑文称张猛龙之十世祖名瑍，即张轨之祖，于魏明帝景初年间，即237 年至239 年间，任西中郞将、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刺史。首先，据《十六国春秋辑补》记载“祖烈，魏外黄令”，[8](P781)张轨的祖父张烈，是曹魏外黄县令。从名字到官职，碑文内容与史书所载皆不相符。其次，遍阅历代凉州刺史相关史料，未见有张瑍其人。而据考证《三国志·魏书·徐胡二王传》中所载徐邈传可知，魏明帝景初中，任凉州刺史的是徐邈，而非张瑍。“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迁为司隶校尉，百寮敬惮之。”[9](P739)徐邈到任凉州刺史之初，正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据此史实推断徐邈初至凉州出任凉州刺史的时间约为太和元年（227年）至二年（228年）间，直到正始元年（240年）回到洛阳担任大司农一职。此外，《三国志·魏书·徐邈传》中详述了徐邈在任凉州刺史的十余年间治理凉州的事迹。传中提及卢钦曾著书称赞徐邈，有人即问卢钦：“徐公在武帝时代，人们认为他通达，自从任凉州刺史，回到京城后，人们又认为他特别，这是为什么呢？”③《三国志·魏书·徐胡二王传》:“卢钦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传末“自在凉州及还京师”[9](P740)这一句，亦与徐邈“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任凉州刺史，“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的史实相吻合。因此，这十余年出任凉州刺史的是徐邈，而非《张猛龙碑》中所说的张猛龙之十世祖张瑍。

第二，《晋书》记载张猛龙之八世祖张轨是安定乌氏人，《张猛龙碑》记载张猛龙为南阳白水人。台湾陈弱水对张猛龙的郡望亦颇有疑问，认为“南阳白水”是民间想象出的一个郡望。[10](P208-210)仇鹿鸣论证后认为“南阳张氏是一个虚拟的郡望，并没有可靠士族谱系的支持……北朝社会伪冒郡望风气的盛行，皆有助于这一虚拟郡望的形成。南阳张氏郡望构拟的过程，也反映出郡望这一身份标识符号在中古社会中的作用与意义。”[11]他还指出“自述家族的世系亦未必可靠，但《张猛龙碑》无疑是北朝张氏碑志中对先世记述翔实而较有条理的一方，显示出碑文撰者或张猛龙家族对典籍有相当的了解。但其自称先人自凉州归国，并借此自云出自安定张轨一族，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一点马脚前凉张氏为苻坚所灭，其所入者盖为前秦，淝水败后，中原大乱，张天锡奔归东晋。在北魏时代，所谓自凉州归国，一般指的是自北凉归于北魏。北魏继苻秦而起，虽然不能排除部分前凉张氏家族成员在淝水之战后的乱局中加入北魏政权，但不太可能自凉州归魏。因此所谓自凉州归国一语，虽是北朝碑志中常见的表述，但用在张轨家族身上却与历史实情不符。”[11]

第三，《张猛龙碑》称其“七世祖素，轨第三子，晋临羌都尉、平西将军、西海、晋昌、金城、武威四郡太守”，即他的七世祖张素，是前凉开国君主张轨的第三个儿子。《十六国春秋》《魏书》《晋书》皆载张轨及其二子张寔与张茂的传记，而且在《魏书》中明确记载“初，轨风病积年，二子代行州事……”[12](P2375)目前所见的传世文献中皆仅见张轨之二子，而未见载有第三子及张素其名。故“七世祖素，轨第三子”亦是《张猛龙碑》之一疑。

第四，碑文记载张猛龙之“高祖钟信凉州武宣王大沮渠时建威将军、武威太守。”遍阅史书，在凉州武宣王大沮渠时，并无任建威将军、武威太守张钟信此人。

表1 《张猛龙碑》碑文与史料记载差异比较

三、原因分析

从王鸣盛对《张猛龙碑》的两疑两信可以看出，碑文内容与史料相抵牾或史料未载时，若与碑主家世出身、碑主功德相关，则质疑碑文内容；若与碑主家世、功德无关的碑文，则被认为是补史之阙、证史之信的足信材料。同样是碑史不符，如此被区别看待，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张猛龙碑》碑文中所称的“南阳白水”郡望和张猛龙十世祖张瑍，这两处内容皆与史实不符。考察其碑文失实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首先是碑主自身的特点。郡人为张猛龙立颂德碑的原因是“兴学校，尚弦歌”，这点恰与前凉开国君主张轨“崇儒兴学”的美名相契合。《晋书·张轨传》“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3](P2223)而郡人为张猛龙立碑之原因，从碑额所题《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即可看出，此碑专为张猛龙歌功颂德而立。《张猛龙碑》言：“治民以礼，移风以乐。如伤之痛，无怠于夙宵；若子之爱，有怀于心目。是使学校克修，比屋清业，农桑劝课。田织以登。入境观朝，莫不礼让。”碑文的颂辞中又言：“学建礼修，风教反正。”碑文的序与辞中反复言及其建学修礼之功德，足见时人颂其政绩之功德，不仅是猛龙之政崇礼让，尤以其兴儒倡学之功。历代题跋中亦认可此立碑原因，“道武天兴四年释菜于先圣先师，孝文延兴三年封孔子二十八代孙乘为崇圣大夫，孝明正光二年幸国子学祀孔子，以顔回配。此碑立于正光三年之正月，不独猛龙之政崇礼让，亦其君有以倡之也。”[14](续跋卷5，P694)此外，宋代关于此碑的著录仅限于录目，自明代起著录此碑所立之地起，明清皆载此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再加其为鲁郡太守，且所行兴学校之事，所以推断此碑的始立位置当即在曲阜孔庙。朱彝尊亦直言该碑“其得列孔林者，以当日有兴起学校之功也。”[15](卷3，P12-13)事实上攀附张轨为张猛龙之祖，也确实可以为其“兴学校”之功德增色添彩。清人朱彜尊曰：“猛龙为西平武公轨八世孙，方晋之朝士，尚崇庄老。独武公在凉州征冑子五百人，立学校，春秋行乡射礼。而猛龙克循祖父之教，修圣人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时，使讲习之音再闻于阙里。噫！可传也！”[16](卷48，P16)清人叶弈苞评价“猛龙八世祖西平武公轨，当晋崇尚庄老之时，在凉州征冑子五百人，立学校，春秋行乡社礼。元魏佞佛，比清谭尤甚。而猛龙独能讲德肄业，重道隆师，绳祖武，违俗尚，可谓介然特立之君子矣。”[17](P693)其中“绳祖武”当指碑文所言猛龙八世祖西平武公张轨，继承祖先的即是崇儒兴学之业迹。

其次是时代特征，北朝素有伪冒郡望之风气。张猛龙的郡望“南阳白水”，与其所言先祖张轨之“安定乌氏”不符，其次，也被多位学者论证认为是伪冒虚设之地名。仇鹿鸣在《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中指出伪冒郡望，是通过对祖先记忆的重构，谋取高贵的社会身份乃至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张猛龙碑文中的多处失实与史料未见的情况，主要集中其家世出身的部分。张轨与张猛龙所去时间不远，因此攀附前凉开国君主张轨，可以提高其自身及其身后的家族地位。

第三，是碑铭的自身属性原因。铭刻形成之初即具有宣扬教化、隐恶扬善的本质。《礼记·祭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勋劳……”[18]（P1627）“古子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于后世者也。”[18]（P1627）其次，铭刻作为礼制的附庸，有其严格的礼制等级。“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18]（P1627）最初只有天子、诸侯、士大夫的身份才可以勒铭记功，且颂美功德有所侧重不同。后来以“庸器渐阙，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19](P767)因石质材料的易见易得易刻，至东汉时期碑刻使用逐渐兴盛、普遍及泛化，随之产生普通贵族平民不可能人人皆有天子诸侯的功烈勋劳的矛盾，由此，虚美娇饰即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之一。

事实上，自东汉碑铭的使用普遍化、平民化起，人们从未间断对石刻文字真实性的质疑。东汉，蔡邕为郭太撰写碑文，其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20](P2227)东晋，裴松之进言禁碑的原因即是“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21](P1699)北魏隐士赵逸言：“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22](P66)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佞言伤正，华辞损实。”[22](P66)基于北魏此例，明代钱希言称“据此，则南北朝时已然，不独唐人谀墓而已。”[23](卷2，P67)隋文帝四子秦孝王俊薨，“王府僚佐请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24](P2468)隋文帝直言功过留名，史书记载足矣。唐代封演直言：“近代碑碣稍众，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之谀，虽人子罔极之心，顺情虚饰，遂成风俗。”[25](P58)明代胡侍在其《碑志论》一文指出自中古以降，即出现墟墓夸诬之现象：“中世以降……而时变道凉，俗靡文敝，墟墓之制，率是夸诬……盖近代史编，惟凭碑志，碑志乌有，史编子虚矣……乃今贾竖贩夫，咸冐君子之号；乘田筦库，辄树神道之碑；市妾里妻，诈假大孺之贵：只以自罔，宁曰罔人，犯分诬亲，憝兹弥甚。”[26](卷2，P16)胡侍同时还指出金石之文与史书所载的差异：“然金石之撰，体异汗青。史法则褒贬两存，碑志则揄扬独运，故纂文乐石，表镇玄途，例皆黼藻温华，斧钺不用。”[26](卷2，P17)

但是从古至今仍不乏坚信不疑者。如宋代，赵明诚序《金石录》：“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27](卷1，P10)刘跂后序《金石录》：“又前世载笔之士，所见所闻与其传，不能无同异，亦或意有轩轾，情流事迁，则遁离失实……惟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身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27](卷1，P11-12)李清照后序《金石录》：“《金石录》……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27](卷1，P12)至晚清，尊碑抑帖的风气拔高了碑刻的地位，时人对石刻追慕成风，盲目信从，不加辨析，这是晚清一批学人和特定学风的流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奇古心理，如吴式芬自序《金石汇目分编》：“予自束发受书，性嗜奇古，每见古人遗刻，虽未能尽解，心窃好之，不能自已。”[27](卷1，P236)另一方面，物以稀为贵，求之艰辛不易，得之则弥足珍贵。褚峻的《金石经眼录》序言：“峻性颛愚，生而好古，然好之而无力……于是遗世绝俗，冥搜孤讨，常里粮袱被，萧然跋涉，周游四海九州，名山大泽，遇峭崖深谷，荒林败冢，凡有周秦、汉魏、晋唐诸家之遗文单画，残碑断碣，风霜于墟莽榛棘之中，而兵燹辱没于矼础墙几之际者，手翻目追，摹搨殆遍。”[27](卷1，P238)

《张猛龙碑》作为书法精品，其书法价值自然宝贵，但它作为文献史料，应当注意其作为碑铭的自身属性，而历代学者对碑、史认同观念的嬗变，则提醒新时代学者，金石文献虽物以稀为贵，求之艰辛不易，但当结合其自身属性、碑主特点、社会时代等各方面因素，而审慎待之。当今学者以北朝传世文献相对较少，更加注重该时期的碑志等石刻文献材料。赵超认为：“造像碑的内容题材、佛像雕刻技法、装饰纹样与文字书体等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时代特征，大多与同时期的石窟寺造像艺术特征相近。”[28](P167-168)石刻的雕刻技法、石窟寺造像艺术特征自是其时代的工匠属性确真无疑，但是这一时期的碑铭题记等石刻文字材料却仍需慎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