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 薇

(云南农业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01)

纺织作为藏族妇女的一项传统技艺在藏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家庭生产的副业，纺织是农牧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变迁，纺织在藏民生活中的位置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央精准扶贫易地搬迁政策实施以来，藏民们从世代生活的高寒山区搬迁至干热河谷或是坝区，自然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环境变迁导致生计变迁，这种变迁对于纺织制作的主体的藏族妇女以及纺织技艺传承本身都产生了巨大冲击。

一、问题的缘起与理论综述

云南省德钦县奔子栏镇的移民搬迁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村民的零星自发搬迁到2012年连片集中开发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其中，2012年达日扶贫项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搬迁。政府将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羊拉乡和奔子栏镇的12个村民小组公共156户863人搬迁到达日生态移民村(下文简称达日村)。①作为德钦县生态移民的试点工程，搬迁对迁入地村民而言，最大的影响是生计的变迁以及由生计变迁带来的文化变迁。

1952年克拉克.洪与克卢伯共同编著的《文化：概念与定义的批判性回顾》收集了164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和概念，成为人类学研究史上对文化的概念与价值系统研究最全面的一部著作。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承认文化人类学所讨论的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它包括了人类通过后天的学习掌握的各种思想和技巧，以及用这种思想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既包括了精神产品，也包括物质产品”。[1]文化是个综合概念，具有静态与动态的两面性。静态的一面通过“共时性”关注文化的本质、结构和功能，动态的一面以“历时性”揭示“变迁”。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功能学派、文化人格学派、新进化论、阐释学派……都对“变迁”理论有独特见解。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制度的变化”。[2]迪尔凯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斯宾塞“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等西方社会学理论都为“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民工潮、城乡统筹、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乡村变迁日益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

移民搬迁一直存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历史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生态移民”到21世纪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搬迁在民族地区引发了文化的整体性改变。其中，生计的“变迁”或是“转型”是移民搬迁的聚焦点。目前，关于移民搬迁所引发的生计变迁有两种研究维度：一种是把移民搬迁相关的生计问题集中于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移民风险分析，比如：李聪(2010)、包智明(2011)、史俊宏(2015)、马赞甫(2018)、纪庚(2018)以及由生计问题引发变迁的研究，比如：李静(2012)、束锡红(2017)、赵旭(2019)等。另一种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展开的文化变迁研究，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生计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刘银妹(2015)、梁雪萍(2017)。

从性别视角开展扶贫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并不多，目前集中于从劳动力性别的研究呈现妇女社会参与度与社会地位的提升，注重妇女的赋权，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多集中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的量化及政策研究，比如：陈莎莎(2013)、张丽君(2016)、施国庆(2018)、程军(2019)。除此以外，民族地区妇女的生计问题主要集中于民族文化整体性变迁视角下的综合性变迁或某种生计类型的变迁。比如：钱丽梅(2002)、王清华(2005)。但这种研究并不一定基于移民搬迁的视角。

本研究考察达日村部分羊拉乡搬迁妇女搬迁前后的生计比较以及生计变迁对纺织传承的影响。笔者自2017年开始，先后在两地开展田野调查十余次，累计调研时间60天以上。迁出地羊拉乡位于德钦县东北，临近四川巴塘县、德荣县，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徐中乡接壤；迁入地达日村位于德钦县东南，与四川甘孜州因都坝隔江相望，是进入羊拉乡的必经之路。迁出地是高寒山区，迁入地是干热河谷，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生计方式的重大变迁以及对纺织传承的深刻影响。2017年1月笔者第一次进入羊拉乡政府所在地甲功村民小组家中调研时，发现当地有部分妇女在农闲季节还在制作传统的纺织品。在羊拉乡经济社会的变迁中，作为副产品的纺织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迁出地藏族妇女的生计方式与纺织的关联

羊拉乡的生计变迁以及作为妇女副业的纺织技艺，受到不同历史时期资源要素配置机制的影响。中国各少数民族作为整体性存在的传统生计方式在当代已发生全面转型，转型源于“资源要素配置机制的变迁，即从传统的以复合型、平衡性与互惠性为核心，转变为资源的高度集中支配，再到当代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市场运作演变”。[3]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羊拉经济社会与妇女纺织

羊拉乡历史上经历了一系列行政区划的变革。②羊拉乡1958年迎来解放，自解放以来至今，整个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的变革是我国少数民族整体性存在的传统生计方式在当代发生变迁的一个缩影。20世纪上半叶的整个云南藏区社会，一方面仍保持古老的农奴制度，另一方面在靠近内地的中甸、维西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地主制社会。地处高寒山区的羊拉，由于交通不便，和外界的接触较少，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农奴制度。据《云南德钦调查报告》民国二十九年调查，全县有1236户，5207口，藏族占大多数。[4]羊拉乡是纯藏族乡，藏族人口占比98%以上。迪庆藏族经济以农牧业为主，民国初年以来，从家庭副业中发展起来的毛布、麻布等纺织业，毛毯编织业以及德钦的藏靴业发展较快，但在由僧侣贵族、吐司、头人以及支持他们的地方政府所组成的封建政权下，广大藏族农牧民受到超经济的剥削和非人的奴役，整个迪庆藏族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和混乱。

由于地处偏远，新中国成立以前，羊拉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马帮运输及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畜牧产品、酥油、粮食、土特产品的交换。马帮将当地的土特产品运到小中甸、奔子栏，带回藏民们的生活必需品以及盐、茶等物资。封闭的农牧经济保留了社会经济的整体性，以农牧经济为主导，发展出一系列的辅助生计，比如狩猎、采集、养蜂、捕鱼。男性参与辅助生计的比例高于女性，女性参与农牧业，会到高山牧场放牧，也会在家附近耕作。羊拉藏民们笃信藏传佛教，全境有7座格鲁派寺院，拥有“妈冉雍”“格汝扎洛”“多吉扎冲”等多座神山，每一个行政村乃至下面的村民小组，都有自己信仰的神山。神山崇拜与宗教信仰约束了藏民们对自然的索取行为，他们自发形成了一套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保证了整体性经济的平衡性。

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藏民们的生活必需的衣物对家庭副业-纺织的需求很大。由于农牧经济的天然馈赠，纺织所需要的原材料山羊毛、绵羊毛以及牦牛毛得到了充分的保证。羊拉乡长冬无夏气温很低，年平均气温7.3℃。藏民们只有每年的5-10月会到高山牧场去放牧，其余时段都会在固定的住屋内生活、生产，这为纺织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准备。由于藏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多偶婚较为普遍。据统计羊拉乡在1980年以前一妻多夫人数有25户85人，一夫多妻34户102人，[5]此后人数逐渐下降。一妻多夫在羊拉藏区的普遍流行保证了藏族妇女的家庭地位。文化人格学派默多克1949年在《社会结构》中首次提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概念。在核心家庭的基础上组成的主干家庭，成为了羊拉家庭结构的主要组成模式。羊拉家庭以家户为单位，每个家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户名。一个大家庭内部因血亲和姻亲关系产生的家庭成员，都可能同时居住在一起。全家的衣物必需品基本来源于家庭女性成员的纺织品，纺织技艺的传承集中在家庭的女性成员之间。

纺织用绵羊毛、山羊毛和牛毛揉搓成团状，用木制的防轮捻成线，藏语称为“笔更”，之后织成氆氇，藏语称为“绰”。织成后按照用途，染成各种颜色，可缝织成藏式“楚巴”，也可织成“坐主”(绒毯)，或“子巴给拉”(藏式腰带)，“子巴那姆”(藏式裤子)，有的可以织成“洒久”(布)，有的可缝制成粮袋、帐篷等。[5]封闭的乡土社会内部，地缘同质性较高，纺织品除了满足家庭生活成员的需求以外还可以用来缴纳寺院的贡品与赋税以及作为嫁妆、丧葬、送礼之用，满足了整体性经济以馈赠和互惠为主的互助模式，加强了社会纽带的联结。结构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提出文化整合系统的概念，在这个系统中，文化的每一个因素都扮演特定的角色，都有特定的功能。纺织在羊拉社会中发挥了生活日用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功能，伴随着功能的凸显，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突出。

(二)集体化时代的羊拉经济状况与纺织

新中国成立后，羊拉与新中国一道历经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运动，至20世纪70年代末，实现了生计资源的全面公有化配置，少数民族生计的整体性结构被解构。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羊拉乡产品归公社所有。羊拉公社一度改名为“五七公社”，下辖的四个村民委员会都组建了革命委员会。公社组建马帮将剩余产品运往外面，购来生活必需品，但是中药材和毛皮统一由公社收购，取消了私人贸易。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把妇女们组织到人民公社中，组织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的同时，作为传统农牧经济副业的纺织受到严重冲击。青年妇女或参与合作化运动，无暇顾及纺织；或在合作社中共同纺织，产品归集体所有。

(三)资源配置市场化之后的羊拉经济社会与纺织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再度兴起，私人马帮又开始活跃。当地供销社承当了日用品供应和收购皮毛、土特产品的重要功能，藏民对纺织品的需求大大缩减。

“30年以前，穿的衣物基本是自己做。穿过羊皮裤、羊皮褂子。改革开放以后，村里开始出现商品经济，有了现金收入，可以购买衣服、裤子以及棉被。88年开始，在有了现金收入以后，我可以到村委会供销社和德钦县城买衣物。那时，衣服6元/件，裤子2元/条，胶底鞋和回力鞋是7元/双。供销社也有布，但要有布票才能买。88年以后，取消粮票、布票，有了商品经济，可以买衣物了。”③

在1978年，羊拉乡成立了妇女委员会，发动、组织农村妇女搞好粮食生产，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勤劳致富。1987年，羊拉乡妇女战斗在生产一线，成为家庭中心主要力量以及发展家庭商品的主力。“甲功乡白吾村发展山、绵羊做商品，用羊毛纺织各种毛毯作为商品”“羊拉乡扎贡村英追同志从今年三月开始办酒厂、加工豆腐、收入不少”。[5]从这些记载可看出商品经济再度兴起的羊拉乡，纺织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凸显出来，成为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提升了妇女的经济地位。

羊拉社会的深刻变革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公路修通以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各民族传统生计的整体互补结构以及复合性的资源配置模式基本解体。羊拉乡产业经济与务工经济兴起，比如靠近矿山的路农小组发展了蔬菜产业。公路修通了，进出方便了，10%的村民开始外出务工，2-3%的妇女会随丈夫共同外出务工，主要是到临近的香格里拉、德钦，巴塘或昌都等地。纺织制品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纺织技艺的原真性逐渐发生改变。

“毯子有纯色、条纹、福字等样式，条纹色彩有的是直接买带有色彩的毛线，有的是用染料染成的。家里的一块羊毛毯，红色是用染料染的，绿色是直接买的绿色毛线，黄色是用黄连素的根染的，黑色是用黑山羊的毛捻线织的。”④

三、迁入地藏族妇女的生计变迁对纺织的影响

2000年以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藏区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羊拉乡的纺织品迅速被工业制品所取代，尤其是易地扶贫搬迁之后，由于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致使羊拉乡移民搬迁妇女的生计发生了重大转型，直接影响到纺织品制作。

(一)迁入地藏族妇女的生计变迁与纺织

迁入地达日村移民的生计方式较之迁出地而言，最大的变化是从农牧经济为主转变为务工经济为主，农工商贸多元发展。移民中青年女性与男性以同等比例外出务工。生计结构的变化对纺织带来的直接影响是：

其一，牲畜养殖数量，主要是羊的养殖数量锐减，导致纺织原材料缺失。在对羊拉乡3个行政村和奔子栏2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中发现，⑤搬迁前后对纺织品制作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原材料。据问卷统计，搬迁前74%的家庭拥有羊的数量小于或等于30只；9%的家庭在31-60只；2%的家庭在61-90只；10%的家庭大于或等于90只；5%的家庭未填该项数据。搬迁后82%的家庭拥有羊的数量为0只；有1只羊的占比3%；有10-12只羊的占比2%；有5-13只羊的占比1%；5%的家庭未填该项数据。

其二，务工经济导致纺织主力军-青年妇女外流，直接影响了纺织传承主体的延续。外出务工妇女平均年龄在20-45之间，占全村人口的40-45%；留守妇女平均年龄在45-60之间；60岁以上为老年妇女，居家养老。⑥偶有青年妇女进行纺织一般是在务工返乡之际，集中于10月或次年1-3月之间。留守妇女大量的时间用于照顾家庭，饲养过年宰杀牲畜或种植仅有的每家不到1亩的地，只有闲暇之余，打发时间，偶尔纺织。

其三，达日新村商圈的兴起刺激商品流通，工业品以不可抵挡的速度取代了纺织品。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是曾经作为礼物流通的纺织品如今销声匿迹。搬迁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参加当地集体活动以及参加村民的礼俗活动，比如结婚、葬礼、满月酒、转经等，在这些活动中妇女融入大家庭中，以家户为单位互赠礼物，村民们社会关系的强弱体现于彼此之间所赠“礼”的数量的多寡。闫云翔认为“礼”是一种文化的符码，礼物的交换总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发生，“情境”的意思是指送礼者与收礼者之间的社会关系”[6]迁入地在礼俗活动中建立社会关系的“礼”，已转化成了工业制品或人民币，在迁出地曾经作为“礼物”的纺织品如今已不再出现在礼单中。

(二)迁入地集体经济与纺织

纺织在迁入地的传承面临消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生计中的副业，它的存在似乎无关紧要。纺织的消亡昭示着民族地区整体经济的解体，传统的熟人型社会结构向半熟人乃至陌生人社区转型。农牧经济文化孕育出的纺织技艺在当代务工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如何得到新生？发展集体经济进行生产性保护成为必然选择。迁出地与迁入地藏族妇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参与过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核心是产业，问题是在迁出地到底适合发展何种产业经济？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进行了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⑤笔者了解到，在达日村应该大力发展的产业中，男性中41%的人认为应该发展油橄榄产业；24%的人认为应该发展核桃产业；22%的人认为应该发展藏毯产业。女性中41%的人认为应该发展油橄榄产业，认为发展养蜂、藏毯、核桃产业的比重相同，均为19%。可见，男女同等比例均认为本村的产业经济应集中于油橄榄产业。与纺织相关的藏毯产业比重低于油橄榄产业。这项调查的结果显示，油橄榄是目前迁出地最适合发展的产业，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生态环境对生计决定性影响。进一步调查，笔者了解到：2019年达日村集体经济采取公司+村党总支+合作社+农户的方式成立了扎西格德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与迪庆康巴美乐公司合作，种植油橄榄1760亩，覆盖全村265户1511人，其中贫困户26户128人。⑥此外，还有40亩黄果种植，公司未参与，主要涉及贫困户。在合作社成立之前，村民们零星种植的油橄榄就有公司定期收购，成立合作社就是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黄果目前尚未挂果，不能预测经济效益。

以上材料显示，达日村目前唯一起步的集体经济是油橄榄种植，在当前的生态、经济背景下，就连把纺织做下去都很困难，根本无法建立纺织合作社，更谈不上实现经济效益，助力藏区妇女脱贫。

四、参与式发展促进迁入地藏族妇女的生计转型与纺织

要在迁出地把纺织技艺传承下去真正的动力源自纺织能否成为商品参与资源配置，但现状是纺织无法带来经济效益，无法参与资源配置，这项技艺几近消亡。

(一)迁入地藏族妇女纺织培训与参与式发展

那如何才能促进传承，让这项技艺得到发扬？笔者以及项目组在迁入地开展的纺织培训是一次通过参与式发展促进藏族妇女传统技艺的传承以及提升减贫效能的尝试。笔者于2018年7月23日至25日、2019年3月27至29日、2019年7月21至22日分别在达日村参与开展了三次培训。培训地点由达日村党员活动室到羊拉乡规吾村罗多村民小组家中，培训内容分别为传统的脚踏平纹木织工艺、地毯花纹的编织、香格里拉洛吉乡尼汝村传统腰织技术。

三次培训，规模逐渐缩小，主要原因是资金以及培训效果的问题。在前两次的培训中，项目经费为联合国妇女署中国社会性别研究倡导基金“生态移民社区云南藏族妇女减贫研究”，项目编号(001033802/00040647)，执行期2018年至2020年；最后一次培训的支持经费为2019年云南省科技厅三区人才项目“达日生态移民村妇女纺织技艺培训”，执行期2019年至2020年。三次培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时间短，所有参训妇女都需发放劳务费，培训效果不太理想。据笔者了解，培训作为易地扶贫搬迁“能力提升”的重要项目，是达日村精准扶贫的“五大工程”之一。在达日村，政府与县劳务中心对接，开展过厨师、挖机、掐丝唐卡、种养殖等技能培训。每次培训根据性别特征，受训人员的男女比例各不相同，但时间一般在2至3天，所有参训人员均需发放劳务费，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作为学术团体，以课题经费开展义务培训同样得支付劳务费，这是笔者较为困惑的一个问题。参与式发展是一种强调“参与”和“赋权”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它是源于二战后对失败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反思和批判而产生的新发展模式。[7]它批判“唯技术论”，推崇“协调发展论”，希望发展干预的目标群体能真正参与到整个发展过程中来。在达日村的纺织培训中，项目组的初衷是在一个传统技艺无法传承的移民村落，希望通过对纺织这项传统技艺的培训，在促进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的同时，提升迁入地藏族妇女的劳动技能与自我意识，使她们能够积极适应移民搬迁带来的生计转型，并通过培训的集体性活动，促进移民妇女融入当地社区。但培训的实际情况是劳务费的发放成为了妇女们参加培训的主要动力。

(二)迁入地藏族妇女内生动力的反思与纺织技艺的重塑

“从发展主义的视角，贫困女性的减贫可大致分为被动卷入、主动依附与社会自觉三个阶段”[8]2020年达日村易地扶贫搬迁户乃至当地贫困户已如期脱贫。政府在达日村的脱贫过程中实施了健康扶贫、教育扶贫、能力素质提升、贫困村提升、兜底保障五大工程。这五大工程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提供的主位性帮扶，是“伞式社会”[9]模式下政府的父爱式关怀。贫困女性的脱贫在这种模式中，是一种被动卷入乃至主动依附，是主位推动客位的被动脱贫。中央脱贫攻坚目标达成之后，脱贫妇女的社会自觉与内生动力的提升，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走向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

经过反思，笔者认为作为农牧经济文化结构中孕育的藏族纺织技艺，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中，可以通过两种模式传承下去：一是文化模式。即：其一，通过村史馆，还原与展示纺织的全过程，把纺织“嵌入”农牧经济的历史变迁中，对外展示纺织技艺的文化内核，对内激发与延续藏民的情感记忆，形成族群文化联结的纽带。其二，通过不定期举行的纺织文化活动，传承技艺。技艺的传承不仅仅是一个培训的问题。文化人格学派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传承与代沟”的研究模式中提出过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前塑文化(Pre-figurative)、同塑文化(Co-figurative)与后塑文化(post-figurative)。米德的细腻之处在于发现了代际之间文化传承的多样模式。同样，纺织技艺的培训与传承需要妇女代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新老技术连续、并存、互构，在传统技艺的传承中丰富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核。二是经济模式。如果说精准扶贫对于民族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补短板，那么乡村振兴就是强基础、带发展。“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纺织技艺的传承在藏族农村地区尤其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最有效的推动力是经济带动，就是做出来的产品要能转化成商品带来经济效益。对于纺织而言，就是要开展“生产性保护”。目前，迪庆涉藏地区的扶贫搬迁点最常用的方法是订单式生产，这是一种以“半输血”加“半造血”的模式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有效模式。

综上所述，自2012年羊拉乡部分村民小组搬迁至达日村至今，尤其是2016年开展精准扶贫，迁出地与迁入地已按期实现脱贫。如今在党中央的带领下继续向乡村振兴的道路迈进。藏族妇女的生计模式从迁出地羊拉乡到迁入地达日村发生了巨大转型。伴随着这种转型，曾经作为在整体性经济模式下存在的纺织技艺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消亡抑或是重生的抉择。如何提升藏族妇女的内生动力，让这项技艺在传承的同时参与到市场模式的资源配置中，通过对妇女的经济赋权，提升其社会地位，成为纺织技艺的未来传承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1)达日生态移民村由6个村民小组构成，分别为达日(意为神山脚下)21户、116人，申达(绿树林荫)16户、111人，新村(幸福新居)25户、144人，色共通(淘金宝地)94户、565人，习龙通(捞沙平坝)65户、346人，沙色通(淘金福地)44户、346人。涉及到羊拉乡2011-2012年移民搬迁的主要是色共通，由奔子栏部分村民小组和羊拉乡羊拉村的玖顶、拉青卡村民小组以及羊拉乡规吾村的则木、顶主、罗多、中农村民小组组成；沙色通，由奔子栏部分村民小组以及羊拉乡茂顶村的南仁、萨荣小组组成。

(2)羊拉乡在清代属于维西厅管辖，民国时期为维西厅的一个行政乡，1956年属维西县第六区奔子栏办事处；1959年5月随奔子栏办事处划归德钦县；1968年10月改为五七公社；1978年12月由五七公社复名为羊拉公社；1984年5月复为羊拉区；1987年4月撤区建乡。见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编《羊拉乡志》，云南科技出版社，2021年。

(3)访谈对象名叫AJ，是羊拉乡甲功村村委会主任，也是羊拉食品有限公司的经理，访谈时间为2019年3月24日上午11:00，地点为甲功村村委会办公室。

(4)访谈对象名叫CLLM，是羊拉乡甲功村的一名妇女，访谈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上午10：30，地点为次里拉木的家中。

(5)问卷调查的数据来源于搬迁前羊拉乡下属的3个行政村和奔子栏下属的2个行政庄村共100份问卷以及搬迁后羊拉乡和奔子栏的移民搬迁户，目前主要分布在色共通和沙色通两个村民小组，共100份问卷。目前该问卷已制作成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内部资料《2018年德钦县生态移民社区藏族妇女减贫百户问卷调查》。

(6)数据来源于2019年7月达日生态移民村村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