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严，蔺婉如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沂蒙精神的发源地是鲁中南蒙山山系和沂水水域的所经地区，据《尚书·禹贡》记载：“淮沂其乂，蒙羽其艺”，[1]这里的“蒙”和“沂”指的便是蒙山和沂水。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近代时期,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习俗逐步发展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期间所培育出一大批爱国志士，从而形成以爱党爱军、开拓进取、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核心的沂蒙精神。沂蒙精神作为山东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大多学者都从逻辑梳理、内涵解读、实践落实等研究范式对其进行剖析，但就最近在学者届研究火热的大历史观视域，还未曾有沂蒙精神的相关解读。习近平曾强调：“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2]沂蒙精神既发源于历史，就要到历史中去追根溯源，从历史中探寻发展路径，所以，在大历史观视域下探究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就是要将沂蒙精神放到生成逻辑、历史逻辑、发展逻辑等多维参照系中进行剖析和解读。

一、生成逻辑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追溯沂蒙精神的生成逻辑，就要从不同的视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探究。从横向视野来看，沂蒙精神的生成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催生的结果，是中共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纵向视野来看，沂蒙精神的生成经历了定型期、巩固期、转换期、再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从总体视野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既作为中国共产党持续发展的精神源头，同样也是沂蒙精神发展成熟的精神之源。

(一)横向视野：萌发沂蒙精神的革命传统

沂蒙精神的诞生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不同时期的革命精神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逆来顺受的民族，中国精神也从来不是妥协受压迫的存在，中国的革命传统为各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革命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习近平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3]革命年代战乱频繁，沂蒙人民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必须挺身而出，一个个沂蒙人民的英勇事迹，化成了永世流传的沂蒙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一道，都是中共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将时间定位回大革命时期，还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谋大业，不料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无情背叛。在多次起义均遭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当时的国情不适合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毅然带领秋收起义的革命武装来到井冈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带领大家不断摸索、勇于实践，培养了以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为典型特征的井冈山革命精神。随着井冈山革命事迹的传播，大大激发了广大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转眼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素有“革命圣地”之称的城市——延安，在革命年代可谓是中国的“一抹红”，在这里孕育出了伟大的延安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风貌的高度概括。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所体现出的红色革命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沂蒙精神得以生根发芽的催化剂。自抗日战争起，沂蒙地区就是党和军队的重要驻扎地之一，陈毅、刘少奇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在沂蒙指挥战斗过。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定位是如何而来？就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长达十几年的奋战中得来的。当时的沂蒙根据地的总人口不过420多万，其中就有120多万人自发拥军支前，20多万人奋勇参军，十多万的革命先烈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为何沂蒙地区在中国的版图上一片赤红？那都是数以万计的沂蒙烈士浴血奋战的象征。沂蒙人民借助地形优势，前方红军英勇抗敌、舍生忘死，后方红嫂不顾安危救助伤员，一前一后的交替配合中锻造了沂蒙精神的最初雏形。以井冈山精神为源头，延安精神和沂蒙精神为桥梁，在解放战争时期，又锻造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西柏坡精神。所以，沂蒙精神的诞生绝不是自发的形成的，它是处在革命环境中，受到多种革命精神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因此，从横向视野来看，沂蒙精神的生成有其必然性，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

(二)纵向视野：探究沂蒙精神的演进机理

沂蒙精神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演进过程也经历了从萌芽状态到枝繁叶茂，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阶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党的4个历史分期，[4]沂蒙精神科学内涵的演进机理与这4个历史分期高度吻合。从沂蒙精神的科学内涵可以看出，沂蒙精神并不是革命时期独有的精神产物，其演进经历了定型期、巩固期、转换期、再发展时期四个阶段，其蕴含的科学内涵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国情和主要矛盾有不同方面的侧重。

沂蒙精神的定型期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时期沂蒙人民的英雄事迹如同沂蒙精神“活的标本”，深刻演绎着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进驻沂蒙地带以后，淳朴亲切的沂蒙儿女仿佛看到了希望，不遗余力地为共产党保驾护航。用乳汁救活伤员的“沂蒙红嫂”、为了中国革命无私无畏的“沂蒙母亲”、拥军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身怀有孕在冰水中肩扛门板的搭浮桥的无名妇女等等，她们用自己的行动拥军爱党，也正是这些革命事迹使得沂蒙精神有了口口相传的“红色载体”，也是爱党爱军在沂蒙热土的最初体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沂蒙精神的巩固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反帝反封建，改变沂蒙地区的贫困面貌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把镢头一张锨，敢教日月换新天”，沂蒙的厉家寨村民通过自己的“镢头”和“锨”，使得厉家寨的日子“换新天”。穷则思变，新中国成立后，厉家寨人不愿在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决心和贫困斗争。厉家寨村民举经过多次土地深翻试验找到增产的方法、开山劈岭填沟誓与恶劣自然面貌作斗争；厉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修梯田、整修高标准农田，硬是把山地改成了平原。1957年，毛主席读到讲述厉家寨村的报告，挥笔写下“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村是一个好例。”[5]厉家寨人是沂蒙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代言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是沂蒙精神此情此景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沂蒙精神的转换期。沂蒙精神在新的政策、时代背景下赋予新的精神内涵，时代在变，内涵在变，沂蒙人民的初心和使命永远不变。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工作重心都转移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沂蒙人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书写出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沂蒙精神。民营企业家赵志全于1987年接替郯南制药厂(鲁南制药前身)厂长，趁着全国推行改革开放的东风，凭借其独特的眼光实行改革，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建设成现代化制药集团公司，他曾言，“药厂需要改革，改革需要我们献身。”身为临沂市纳税最多的民营企业家，赵志全丝毫没有贪图享乐，而是将员工的利益放在自己之前，他向所有员工隐瞒病情，独自顽强与病魔斗争了12年，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6]的气节。病逝后，被中宣部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其事迹又为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沂蒙精神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沂蒙精神演进的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沂蒙精神更多地体现为开拓奋进、无私奉献，从而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新时代以来，沂蒙人民一直延续在革命年代所塑造的革命干劲，敢闯敢拼发展经济，努力为沂蒙地区的脱贫攻坚、实现沂蒙地区现代化贡献自身。与此同时也始终保持拥军拥党革命传统，为党和军队的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新时期“沂蒙红嫂”朱呈镕作为一名民营女企业家，十万里拥军无怨无悔，走遍了中国各地的军营，并立志要去维和部队给将士们送去家乡的水饺。在军营，沂蒙红嫂也许诺为退伍军人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军人退伍后就业的后顾之忧，这些诺言和举措，对于那些远离家乡、保家卫国的士兵们而言，可谓是一颗“定心丸”。

(三)总体视野：追溯沂蒙精神的思想根源

沂蒙精神的生成逻辑，不仅是沂蒙人民与党政军群共同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有其特定的思想渊源。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7]沂蒙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的源头便可追溯到伟大建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凝练总结，但其所蕴含的具体内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融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的方方面面。

之所以说伟大建党精神是沂蒙精神的思想源头，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这一总体视野中着眼。2021年9月在中宣部公布的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首批精神名录中，涉及党在百年征程中走过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路，大概可将这一系列精神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宏大叙事，即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具体内涵，例如伟大建党精神。其在精神谱系的公布序列中作为首位，且单独分类，足见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的统领地位，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元精神”，是其他精神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是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情中所涌现出的具体精神，譬如革命年代伟大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是从具体领域、特定地区催生出的民族精神。所以说，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可以看出，伟大建党精神与沂蒙精神之间是总体与部分、根源与支流的关系，伟大建党精神是沂蒙精神的思想根源，沂蒙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沂蒙地区的具体体现。

二、历史逻辑

新时代大历史观视域下探究沂蒙精神的历史逻辑，不仅要凸显沂蒙精神在历史推进过程中的演进机理，更重要的是探寻沂蒙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显著规律。在沂蒙精神历史性逻辑的探索中，不再是将沂蒙精神具体局限于某一特定时间节点或历史事件，而是从更加宏观长远的历史长河中来判断，即从历史主体、历史功能、历史规律三个维度展现沂蒙精神大历史观的深刻内涵。

(一)历史主体：党政军群共同作用

提及历史主体，固定思维模式下首先浮现的肯定是哲学唯物史观下的历史主体，即人民群众。但这里所说的历史主体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探寻沂蒙精神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谁起到了主体性的推动作用。学界关于沂蒙精神历史主体的说法不一，主要集中为“人民说”和“政党说”两种观点。“人民说”的赞成者主要认为，沂蒙精神的形成与井冈山精神等其他革命精神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历史主体的不同，沂蒙精神的形成机理中贡献更多的是沂蒙群众；“政党说”的观点则认为，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单靠沂蒙人民的自发性是难以实现的，沂蒙精神的定型乃至发扬都离不开政党的支持。

实际上，无论是“人民说”还是“政党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好像不能完全站得住脚。既然是主体，必然是不可缺少的，如若可有可无亦或微乎其微那便称不上主体。纵观沂蒙精神诞生以前，不少学者在追溯沂蒙人民的特质时大多都会提到，沂蒙地区自古以来就受到鲁、齐、兵、楚等多家文化的共同影响，从而塑造了沂蒙人民即坚韧又朴实的独有特质。但山东境内的民众除了鲁中南地带以外，不乏长期接受鲁、齐、兵、楚等多家文化洗礼的地区，那里的人们同样拥有与沂蒙人民一样坚韧不拔、朴实、无畏的特质。纵横革命战争年代，不乏发展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如位于鲁南地区的八路军抱犊崮革命根据地，那里同样有政党走过的地方，有着军队战斗过的痕迹，但是为何没有演变出类似沂蒙精神一般成熟而又有辐射的革命精神？说到底，沂蒙精神的演进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主体自发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中，由党政军群多方主体共同努力而形成的，是在党护民、民拥军、军爱党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二)历史功能：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

沂蒙精神作为民族精神中深沉的基因测序，将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与环境变更展现在时代秉性中。学界关于沂蒙精神的研究每年都有新的发展，归结起来就是理论深度不断增强，时代跨度不断跟进。我们之所以要研读沂蒙历史，就是要从历史中挖掘时代价值，用历史的眼光来解决现如今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和难题，所以我们急需从沂蒙精神中探寻历史规律，从时代更迭中丰富科学内涵。

“国家要发展、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8]沂蒙精神既发端于革命战争时期，就必然带有战争年代所特有的时代烙印，这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红色资源。每一位沂蒙人民都希望能够将沂蒙精神发扬光大，不仅是因为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这是沂蒙老一辈人在艰苦时期斗争的证据，凝聚了沂蒙人民的忠烈与担当。从宏观角度而言，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的中央站住脚、立住根，不仅要实现经济复兴，构建中华民族独特的话语体系也尤为重要。如何构建？就要从历史中追根，在历史中溯源，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一个广为传颂的精神都是中国话语体系不可遗忘分支。从中观角度而言，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就要让每一位党员、每一名群众深谙，党与群众的鱼水之情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是在历史各个时期培育形成的。习近平也曾提到过沂蒙精神中军民的关系对于我们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从沂蒙故事中展现党群干群水乳交融的关系，是党员干部们增强党性最好的“教科书”，是加强党的建设最好的“活化石”。从微观角度而言，传承沂蒙精神是对沂蒙广大先烈的认可，是对沂蒙女英雄们的鼓励，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忘记过沂蒙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沂蒙人民自古以来形成的朴素品格从未改变，宣传沂蒙精神背后的历史故事，不仅能够缅怀沂蒙先烈，更重要的是激励当代沂蒙人民，在新时期继续弘扬沂蒙精神，勿忘老一辈的教诲，展现新一代沂蒙人民的新风采。

(三)历史规律：随主要矛盾不断更迭

任何精神追求的前提,都要与具体的时代、国情相匹配，这是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沂蒙精神所蕴含的科学内涵，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世情国情党情发展演进而来的，是符合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纵观沂蒙精神演进过程中所经历的历史分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反帝反封建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沂蒙精神经历的是千百年中最不平凡的一个百年，演化而来的也是高度浓缩的科学内涵，总结得出的都是反映现实的历史规律。

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沂蒙精神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性，社会主义矛盾的变化是沂蒙精神的方向指引，沂蒙精神科学内涵的与时俱进满足了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思想诉求。研究沂蒙精神的阶段分期不难发现，社会主要矛盾在各个时期的转化，从根本上决定着沂蒙精神主要内涵的走向及趋势，也从思想上影响着沂蒙人民的奋斗目标、思想观念等具体细节。在沂蒙精神的定型时期，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但究其沂蒙地域的主要矛盾而言，主要就是反对当时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打倒盘踞在沂蒙的封建势力。沂蒙人民除了一些自发起义以外，更主要的经历投入到辅助党政军的抗战之中，为完成民族独立沂蒙解放不遗余力，从而催生了沂蒙人民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内涵——爱党爱军，也是沂蒙长久迅猛发展最为持久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实现“站起来”这一目标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转变，全国上下的工作重心随之发生变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再用革命的办法解决问题，要想巩固得来不易的革命成果，就必须使自身不断强大，但当时的实际状况是，人民的基本需求都不能得到完全满足，不止沂蒙地区，整个全国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中。在这样的形势下，沂蒙人民不等不靠、以“开拓奋进”的精气神主动寻去出路，凭借着劳动群众的智慧和汗水，使得老革命根据地改头换面，迎来了新一轮的春天。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随之变化，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无法满足人民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沂蒙精神也随之进入到转换期。沂蒙人民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开展创业，典型代表就是临沂罗庄沈泉庄在一位村党支书的带领下一举进入全国企业五百强，深谙改革开放政策的精髓并带领沂蒙人民开拓新生活。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以后明确我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在生存需求得到大大满足以后，沂蒙人民更多地追求精神富足、生态宜居。新时期，沂蒙人民充分展现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共同致力于生态环境改善，让曾经的红色革命老区变成绿色生态新城。2021年，人民日报充分肯定了沂蒙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赋予了沂蒙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与时进的决心。

三、发展逻辑

从习近平新时代大历史观的视角研究沂蒙精神，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避免沂蒙精神尘封于某一特定时期。历史和未来之间是相通的，分析沂蒙精神在历史演进中的跌宕起伏，就是致力于在新时期继续探寻新沂蒙精神的发展逻辑，预测沂蒙精神在新时期的未来走向及发展前景，这既是新时代大历史观的最终归宿，也是沂蒙精神急需解决的时代之问。沂蒙精神是一代又一代沂蒙人民共同努力的象征，是党和国家对沂蒙人民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所以就需要学界、政界和民界共同努力：研究历史，赋予沂蒙精神创新性发展；尊重历史，实现政界学界民界良性互动。以史为鉴，永葆初心不忘来时路。

(一)研究历史，赋予沂蒙精神创新性发展

从学界的角度而言，沂蒙精神现如今已不再是自发的民间精神，其取得“合法性”的标志就是首次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中，从一个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转变为具有科学研究对象及研究价值的理论问题。沂蒙精神的取得高度站位的同时，必然要有相应的科学内涵与之相匹配，这就需要学术界投入更多的精力深入研究沂蒙精神，顺应时代要求不断总结、提炼，并加以阐释，才能为下一步宣传工作提供良好的素材与理论依据。

沂蒙精神在新时期若要取得创新性发展，稳固并不断提升其在中国一系列精神之中的站位，就急需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来说，沂蒙精神产生于特定时期但不局限于某一时期，沂蒙精神也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所以在新时期要根据新的时代环境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上述部分探究沂蒙精神的历史逻辑中可以得出：沂蒙精神是随着时代变更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特定的国情有不同的时代内涵。所以学界可以立足于理论创新，在中国新时期新阶段，针对沂蒙地区在全国战疫、全面脱贫，乃至接下来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征程途中所涌现出的时代楷模事迹加以凝练总结，彰显红色基因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发扬。其次可以从研究视角这一角度进行创新，在研究沂蒙精神时，可以以沂蒙精神为基点进行对外辐射，不局限于特定领域特定学科，积极寻找新立意、探寻新视域，从不同角度对沂蒙精神加以阐述。例如有学者分别从权力良知视域、知识图谱视角对沂蒙精神展开研究。也有学者将沂蒙精神作为载体探析沂蒙精神的传播路径，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学的内容紧密结合等等，这都是将沂蒙精神置于一定的理论高度进行思想深度和广度挖掘的产物。

(二)尊重历史，实现政界学界民界良性互动

沂蒙精神在新时期能否得以继续发展，政界对于其关注程度是影响其发展走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从普遍性的视角来看，新时期各路精神发展演变的范式，共同特性是都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所以新时期沂蒙精神的发展路径之一，就是要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从政界的角度而言，弘扬沂蒙精神首先要立足于人民。无论是从沂蒙精神纵向演进机理来看，还是从沂蒙精神的历史主体分析，沂蒙人民在沂蒙精神的生成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同时在历史传统中沂蒙人民与党政军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党政军群齐心协力才塑造了今天可歌可泣的沂蒙精神，所以沂蒙精神持续弘扬的路径必然需要政界与民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9]其次，要积极将沂蒙精神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有机结合。政界与学界彼此之间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政界为学界提供合法化研究，学界为政界拓展合理性表述。在深化对沂蒙精神的研究中，政治话语的表述要积极遵循已成熟的学术话语的表达，实现政界与学界的良好互动。同时，广泛拓展宣传渠道也是发展沂蒙精神的必经之路。沂蒙精神从来都不局限于特定的传播媒介和演绎方式，只不过是人为将其“固定化”了，提到沂蒙精神的传播，固定化思维就是播放红色革命电影、参观红色文化纪念馆、歌颂沂蒙英雄等等专属方式。虽然说这些灌输式教育对于传播沂蒙精神会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但受众群体更多是采用被动接受，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今的自媒体时代，沂蒙精神的宣传渠道采用由实体化走向虚拟化的方式，政府鼎力支持打造沂蒙精神创新性发展，对于自主开发沂蒙精神资源的群众给予肯定或奖励，在正确的引导之下，势必会掀起一股沂蒙精神“新浪潮”。

(三)以史为鉴，永葆初心不忘来时路

沂蒙精神是全体沂蒙人民的“魂”，从主体与受众的角度而言，民众同时扮演双重角色。沂蒙人民既是沂蒙精神的主体，同时也是沂蒙精神的受众群，正所谓真正的话语权是掌握在民众自己手中。所以从民众的角度而言，新时期继续弘扬沂蒙精神，就要争当沂蒙精神的缔造者、争创沂蒙精神的传播者、争做沂蒙精神的践行者。

争当沂蒙精神的缔造者。沂蒙精神在历史的各个时期显现出不同的精神特质，但都彰显了共同的主体，那就是沂蒙民众。沂蒙民众在沂蒙精神的缔造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新时期沂蒙精神的发展更需要有抱负、有胸怀的新一代沂蒙人民来体现，这就需要民众从心底里认可并向往对沂蒙精神的追崇，从平民化视角挖掘身边沂蒙精神的缔造者,争创沂蒙精神的传播者。有的学者针对沂蒙精神的传播主体主张，传承沂蒙精神要通过培养专业化的讲解队伍，进行理论素养的培训后走向传播平台。不可否认，专业化的传播途径是沂蒙精神发展的方向之一，但不是唯一路径，沂蒙精神并不是精英层的专属，从历史生成逻辑来看，沂蒙精神的缔造更多体现出大众化的倾向。一方面，专业化的讲解队伍毕竟是少数，辐射面相对而言也比较小；另一方面，中国进入自媒体时代，随着大众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每个人都可以依托自媒体平台创新沂蒙精神的传播路径，通过“平民化”的传播，可以将专业化的术语融入感性化表达，增强沂蒙精神的感染力，形成“万众创新”的良好生态，争做沂蒙精神的践行者。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精神层面的追求总要在物质得到充分满足以后才会考虑。结合如今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对物质需求的向往相比以前大大降低，转而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对于民众而言，都应该寻求更高精神层面的满足，而沂蒙精神就是沂蒙民众为之努力的方向，每一位沂蒙人民都是沂蒙精神的“代言人”。

从大历史观视域重新审视沂蒙精神的精神内核和演变机理，就是以当下沂蒙精神发展困境为着眼点，希望从历史中探寻沂蒙精神的光明前景。马克思曾在阐述科学历史观的创立意义时以解剖学为例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0]简单理解就是，“只有立足于现实才能更好地解释历史”。所以，将沂蒙精神的发展逻辑置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通过现实中的问题来追溯历史演进机理，从而剖析沂蒙精神的历史规律，预测其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