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莉，和克帅

(1.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2.中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在泛娱乐化社会背景下，青少年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偶像明星的崇拜呈现出狂热化趋势。这不禁引人深思：青少年为何会如此迷恋公众人物，尤其是当红明星？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青少年被公众人物魅力所吸引而产生的逐魅行为。但实质上，这是青少年对于理想中完美自我的内心渴望与情感投射。偶像明星等公众人物便是他们心中完美自我的象征性符号，青少年追捧明星偶像的过程，其实就是输出自我价值观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然而，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中，部分公众人物已经逐渐超越道德性、剥离其原有的职业品质。偶像崇拜中裹挟着的思想观念潜隐于青少年日常，在青少年价值观形塑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本文以公众人物形象为研究视角，以青少年价值观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公众人物负面形象引发青少年价值观扭曲现象，探讨如何发挥公众人物在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中的正面引导作用。

一、公众人物对青少年价值观形塑的导向作用

目前，中国国内并无相关法律或权威性条文明确界定公众人物的概念内涵。普遍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的社会成员。”[1]按照与公共领域、公共利益的相关度，公众人物可分为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人物主要是指涉及公众兴趣、影响公众思潮的各界人士，包括：公益组织的领导人、劳动模范、文艺界偶像明星等。本文所指的公众人物侧重于社会公众人物中的文艺界偶像明星。

(一)公众人物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公众人物是“体现了大众的梦想，并且构建了生活的幻想”[2]的价值实体，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公众人物的特殊性主要源自于一种较为稀缺、价值性极高的社会资源——公众注意力。在此基础上，他们凭借自身亲和力、以多样化方式获取大众信任与喜爱，并迅速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进而上升为价值认同，其言行能在短期内产生较强的感染力。作为时代风尚的引领者，公众人物契合了某个时代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心理和情感需求，其事迹通过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及行动感召力产生以一当十的示范效应，在潜移默化中熏陶群众价值观。同时，公众人物作为新媒体时代的酵母,通常承担着传播主体的角色。他们进驻微博等社交平台且拥有千万粉丝，在与受众客体的交流互动中，吸引更多同情者与追随者进而成为民意领袖，引发社会讨论且形成舆论。公众人物便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如若公众人物德艺双馨、危言危行，拥有符合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人们则会在爱屋及乌中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反之，如若他们淫言诐行、失德违法成为常态，很可能会引发人们对不良行为的心理漠视从而污染其精神世界。由此可见，公众人物言行在社会圈层中的扩散性传播，严重影响着人们的价值生成，甚至颠覆其原有的价值判断来重构其价值版图。

(二)公众人物失德失范的具体表现

公众人物作为群众追崇的理想型人物，其“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要十分珍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3]然而近年来，部分公众人物负面新闻被频频曝光于众，本应健康向上的公众形象轰然倒塌。部分偶像明星等公众人物被资本与流量捧上云端，他们在膨胀自大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道德感缺失、社会责任感低下、挑战法律权威以身试法。譬如：某些女星没有经典作品却依靠火辣身材和薄、透、少的穿衣风格博取眼球；有些所谓的“小鲜肉”毫无演技、被戏称为“面瘫”，却时常以逆天颜值、话题炒作等方式卖弄人设，坐拥千万粉丝、具备超高人气，靠频上综艺大量吸金；还有不少流量明星通过花钱买热搜来维持自身热度，他们不以优秀作品为追求目标，却时常以占据微博头条为荣；更有甚者失去了对法律的敬畏：男星嫖娼、赌博、吸毒、强奸未成年少女，女星代孕弃养、偷税漏税等等。以上公众人物的种种负面形象，客观上为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灌输了颜值重于才华、能力低于人气、人情高于法律等不良价值观念。这不论对于公众人物的自身成长，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教化，都是一种潜在危险。

(三)公众人物负面形象引发青少年价值观扭曲

青少年期是价值观形塑的关键阶段。它既是正确思维方式与良好观念的培育期，又是可能发生两极分化的重要期。作为偶像明星等公众人物的主要受众，青少年是追求个性、判断力弱、可塑性强的特殊群体。面对公众人物的各种失德失范言行，青少年极易在盲目模仿中认可、接纳其负面思想，从而影响自身价值观的形成。

1.青少年价值主体自我化，出现精致利己主义倾向。在新媒体时代，伴随着信息获取便捷度的提升，部分公众人物利己化言行经由网络效应不断放大。青少年在盲目模仿的同时，利他精神逐步削减，个人本位主义愈发突显，长此以往，极易演化成精致利己主义。“精致”原本为“精益求精”，但它与“利己”相结合，俨然改变了其原本的词义属性，与传统利己主义相区别，精致利己更为隐蔽、更不易被察觉。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利用自己所学知识观察与分析学校、社会等现有规则的漏洞，抓住这些规则的不完善在悄无声息中“合法性”地达到自身目的。而这也会纵容青少年形成投机取巧心理，误以为单凭弄虚作假便是获取成功的捷径。不论是本位主义还是由此引发的精致利己主义，二者都不同程度地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少年的思想引领与道德塑造功能。

2.青少年价值取向拜金化，出现群体享乐主义倾向。娱乐明星高片酬、高收入早已是大众熟知的事实。受经济利益驱动，其他行业的公众人物，例如：体育冠军、知名大学教授也频繁现身于综艺节目。这些公众人物普遍拥有大量粉丝，青少年作为其趣缘群体也深受影响，逐渐认为金钱万能，甚至把金钱视为判断个体社会地位高低、衡量个体价值与工作好坏的唯一准则。近年来，“傍大款”、“富二代”等早已成为青少年口中的高频词汇。青少年价值观逐渐向物质化与拜金化倾斜，从而陷入享乐主义泥潭。在科技迅猛发展背景下，琳琅满目的科技产品不断助推享乐生活融入青少年日常。多数青少年对于影视游戏、淘宝购物、网络直播等已经由喜欢达到近乎痴迷的程度，这不仅会让青少年意志消沉、思想萎靡，还会使其丧失自主判断与理性选择能力，在虚拟世界中混淆真与假、虚与实的边界从而忘却道德约束，诱发青少年犯罪行为。总之，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充斥，会让青少年慵懒懈怠、追求安逸、丧失锐意进取的斗志，出现价值观偏差。

3.青少年价值评价多元化，出现理想信念淡化倾向。在当今物欲横流、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的社会中，受粉丝经济和饭圈文化影响，部分青少年以明星为尊、奉明星为神，于耳濡目染中在服饰装扮、人际交际、休闲娱乐等方面呈现出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追求。譬如：有的青少年打着“以爱之名”的旗号盲目模仿流量明星，甚至超出自身能力为其氪金消费、为偶像刷榜引流；有的恶搞历史名人及经典著作；有的热衷于讨论明星花边新闻等娱乐话题。这些行为看似是青少年从众心理驱动使然，实则是他们思想多元化的体现。青少年认为，只要符合娱乐交友、生活学习等方面的需求都存有价值。在长期娱乐氛围的浸染下，青少年变得审美庸俗化、道德标准模糊化，甚至历史价值观随意化，出现理想信念滑坡的趋势。

二、公众人物影响下青少年价值观不良倾向的原因探赜

在公众人物影响下，青少年价值观出现诸多不良倾向。而探究其生成机理，需要从公众人物、青少年、家庭与学校、社会等多重维度来分析。

(一)缺德行：公众人物自身品德有瑕疵

在市场运作下，部分公众人物尤其是以“小鲜肉”、“网红”为代表的新生代娱乐明星，被贴上“搞笑”、“时尚”、“优雅”等标签，他们似乎已演化为一种文化符号，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这些与传统英雄化、崇高感迥异的亲民化文化符码便转化为可供大众消费的商品，从而引发粉丝及狂热者为之买单。有的公众人物成名前刻意塑造娱乐化与世俗化形象，在功成名就后便原形毕露，虚伪面目展露无余；有的公众人物为获取知名度不择手段，将暴力倾向信息呈现在大众面前；有的公众人物价值观扭曲、社会责任感淡薄，因商业利益为假冒伪劣产品代言等等。这些与健康道德准则相抵触的现象，都是公众人物自身德行缺失的表现。

(二)缺理性：青少年发育期的成长规律

青少年思维发育不成熟，并伴随新的情感寄托及归属需求。第一，青少年会产生新的情感依赖。在这段成长期，他们学业压力逐渐增加、情绪波动较大、自我认同感上升、渴望彰显个性，认为自身能够脱离父母监管成为独立个体。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完全实现心理“断乳”，时常会出现自我迷茫与精神空虚。此时便会寻求新的情感寄托，由之前完全的父母依赖指向社会各领域的公众人物；第二，青少年具有同辈群体归属需求。青少年在成长期渴望获得同辈群体的认可与接纳，满足自己的归属心理。而从众行为正是这种归属感下的外在表现。为了不被同伴孤立，他们会努力与群体保持一致，通过参与粉丝团活动、模仿偶像言行，来与同辈群体形成相近的审美标准、爱好倾向及共同语言；第三，青少年理性思维尚不成熟。青少年在成长期已逐渐具备理性思维，但受人生阅历、认识能力等方面制约，他们往往疏于冷静分析与理智思考、无法探究事物本质，因而被表层性现象所吸引甚至误导。例如：有些青少年只因明星可爱帅气的外形，便盲目追星，殊不知正是他们对明星的这种喜爱，才使饭圈组织有机可乘并引导其“为爱充电”，将青少年发酵为一股支援明星的狂热力量，使其深陷偶像崇拜的漩涡。

(三)缺关怀：学校与家庭教育方式失当

学校与家庭教育方式失当，致使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中缺失人文关怀。一方面，学校没有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启蒙与引导。为了让青少年获取更多优质教育资源、考取双一流名校，学校与家长都极度重视学生升学率，并以此作为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的主要指标。在紧抓学习的背景下，学校往往重视学生的知识积累而轻视思维方式、重视应试技能而轻视能力塑造、重视成绩高低而轻视素质培养，占据美术、音乐等课程来复习考试课，忽视学生全面发展，对其心理发育与价值观变化的关注较少。同时，“随着80后、90后教师的加入，一些青年教师自身就是在‘饭圈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也不可避免地将其中的某些因素带入班级和课堂”。[4]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有些教师会选取经济条件优越、社会地位及知名度高的娱乐性公众人物作为榜样来引导学生，这样的教育更加重了学生的功利化思想；另一方面，家庭教育忽视了孩子的精神生活与价值观培养。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家长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学生成绩。青少年长期在枯燥的学习生活中面临繁重的作业压力，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情感苦闷与心理负荷。而家长往往容易忽视学生的心理建设和情感需求，不能给予其及时的心理慰藉和正确的心理辅导。青少年为了消解苦闷思想、宣泄压抑情绪，更容易在微博等社交软件上关注公众人物的娱乐新闻并发表言论，以此获取表达真实自我的自由空间。

(四)缺氛围：商业操纵助推泛娱乐化现象

当前，饭圈文化等泛娱乐化现象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资本力量和商业机构推波助澜的结果。在利益逻辑的操纵下，娱乐公司批量化地生产偶像，甚至一些德不配位、素质堪忧的艺人也被过度包装，并借助选秀与综艺节目来吸引眼球，将其打造成流量明星。随后便联手品牌赞助商趁机大肆推销这些明星的代言商品，同时又不断强化粉丝对偶像的保护欲以诱导其非理性消费，使粉丝误以为购买代言品或观看其影视就是接近偶像明星。此外，一些选秀等竞技类节目还设置了公众投票环节，使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粉丝获得参与感与主宰权，这既让粉丝体会到了养成系追星的快乐，又让商业组织赚的盆满钵体；同时，新媒体传播催化的泛娱乐化氛围影响着青少年精神追求。“在当今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对大众日常生活影响深远的当属媒介话语”，[5]泛娱乐化现象正是以媒体平台为传播载体，它将廉价低俗的内容或者重要严肃的政治话题，通过可视化图像动态、娱乐化语言表达，来刺激青少年实现生理放松及心理愉悦的感官满足。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让青少年摆脱了高深晦涩的话语桎梏，在通俗易懂中获取信息。但实际上，这极易使青少年对此形成心理依赖及心理需求，引发行为上寻找娱乐信息供给的现象，逐步沉迷于网络。当外界刺激终止后，青少年又会陷入精神荒芜和生活空洞的怪圈。因此，泛娱乐化是以“肤浅的娱乐方式消解社会的理性思维、辨识能力、精神状态，最终成为人们心理上、行为上的精神鸦片”。[6]

三、公众人物对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路径重构

形塑健康的青少年价值观是一项系统工程，除公众人物与青少年需自觉作出努力外，还要调动青少年学习生活中的各种资源，形成学校与家庭、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合力，以此提高公众人物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正面引导效用。

(一)公众人物要修身储能

公众人物作为示范性人物，既要端正自身德行，又要提升业务素养。粉丝对自己崇拜的公众人物有句经典的说辞：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公众人物单靠颜值只能获取粉丝一时的追捧，唯有才华和人品是他们在行业扎根的基石，也是赢得群众持久喜爱的根本所在。人们对颜值与才华的喜爱也许尚有个性偏好，但人品作为道德层面的要求，属于公共属性，必须与主流价值观同向同步。尤其是“在网络社交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公众人物常处于公共空间、大众视野之中，处于公众的道德监督之下，理应加强道德自律，”[7]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在守规矩、立德行方面作出表率。同时，公众人物还要强化职业操守、提升业务水平、锤炼自身技能，用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有立场的精品回馈大众，自觉承担起传播正能量的社会责任。此外，公众人物也要正确认识到：越是受群众喜爱越要勤奋上进、自律检点、磨炼演技，越是当红越要爱惜羽翼、珍惜形象、以身作则。群众喜爱度与高热度流量并不能成为自身为所欲为的保护伞，法律道德皆为红线，一旦因狂妄自大而越线，头顶的光环都如同空中泡沫，终会在膨胀中破灭。因此，只有遵纪守法、明德尚行、业务出众才是公众人物的永久“护身符”。

(二)青少年需要强思明辨

青少年树立健康价值观，要不断增强自身理性批判力与是非辨别力。身处网络化时代，避免被各种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所裹挟甚至奴役，青少年就必须自觉提高媒介素养，正确利用媒介资源，善于质疑、思辨各种网络话题的正确性与真实性，从中筛选有益信息来完善自我；而提高思辨能力，除了要加强理论学习外，青少年还要在劳动锻炼中提升抵制泛娱乐化的免疫力。劳动不单单是谋生手段，“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8]人在劳动中才能真正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从而直观自身，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9]一种健康向上价值观的形塑脱离不了社会劳动，青少年要自觉投身劳动实践中锤炼品格、感知与领悟健康价值观，在身体力行中强化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同时，青少年还要在科学休闲中充实和丰富精神世界。所谓“科学休闲”，不是要占用学习时间来娱乐，也不是要纵容青少年成为躺平一族肆无忌惮地进行肉体享受，而是要让他们在闲暇之时，积极参与诸如棋类、球类、书法类等健康的文体活动，让青少年体会休闲生活的人文意蕴，拓宽其思维认知边界，构建意义丰盈的精神世界。

(三)学校家庭要教化疏导

学校与家庭要承担好青少年的教化疏导功能。就学校而言，要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教师在主流价值观教育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学校要有计划、分批次进行教师培训，增强人文情怀、着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尤其在教育方式上，不仅要注重学生思维方式与能力素质的养成，更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形塑青少年价值观，培养其独立健全的人格与开朗向上的性格，促进他们全面发展。教师可以选取与课程相关的公众人物或公共事件作为教学案例，引导青少年运用相关知识进行理论分析，这不仅能促进青少年对理论知识的内在理解，还能让他们在分析中提升思辨能力，加强对偶像崇拜的理性认知；此外，要着力构建大思政课，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不论思政课堂还是课堂思政，教师都要紧密结合时政热点，选取袁隆平、钟南山、张定宇、张桂梅等正能量楷模来引导学生，增加课堂上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与渗透力。就家庭而言，要与学校形成合力，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文关怀。家庭作为青少年接受启蒙的开端，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尤为重要。正如德国教育学家福禄培尔所言：“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10]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家长要掌握青少年的身心成长规律，在生活细节处关注其心理动态、发现其成长需求、了解其学业困惑，并及时给予相应的思想疏导，同时要与教师保持良性沟通，及时捕捉和纠正学生的错误倾向，二者合力为青少年价值观的形塑提供精神路标。

(四)社会政府要引导监督

培育青少年价值观，还需要社会、政府加强引导监督，从而有效防止各种驳杂社会思潮的侵蚀。就社会而言，要综合多方力量来引导青少年。基层党团组织可以定期开展价值观教育活动，例如：挑选品学兼优的青少年作为道德标兵，通过朋辈榜样力量来进行教育。或者，带领青少年实地参观当地博物馆、纪念馆，阅读图书馆中的红色书籍并进行交流讨论，通过这些方式让青少年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熏陶中坚定主流价值观；除基层党组织外，社区也可以开设心理咨询室，以社区服务岗的形式引进专业人才，通过定期心理咨询加强与青少年沟通，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就政府而言，要做好监督管理工作。一方面要规范明星及其经纪公司的运行。“对明星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低俗信息炒作和劣迹艺人管理等不断加大整治力度”，[11]对明星经纪公司或工作室的商业化推广、危机公关措施进行监督，对于引导粉丝互相拉踩的明星账号禁言限流，以增加其失德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平台整顿。“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3]337要监督网络平台取消诱导青少年应援的产品功能，“严禁未成年人打赏、严禁未成年人应援消费，不得由未成年人担任相关群主或管理者”，[12]从而遏制与明星的不当互动以压缩其非理性追星空间，促使网络平台逐步探索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规范粉丝文化的长效机制。同时，青少年粉丝疯狂打榜应援的背后推手，是与商业利益相捆绑的“热度”。对此要监督各媒体平台摒弃“流量至上”理念，将社会公益、艺术成就等多元化因素纳入对公众人物的评价指标，杜绝通过买热搜来收割流量的不当行为；此外，要严管网络综艺的节目导向，“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倾向”[13]等等，以此为青少年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总之，公众人物“翻车”事件轻则突破道德底线、重则触犯法律红线，严重误导着青少年价值观。而要扭转这一现象，既要公众人物自觉守规矩、立德行，也要青少年在劳动锻炼与科学休闲中提升思辨能力，还要家庭与学校正确引导、突显人文关怀，更要猛药去疴，强化社会、政府的监督引导作用，以此斩断资本黑手、遏制饭圈文化野蛮生长、扑灭非理性追星热浪，从而消解偶像明星等公众人物不当言行的负面影响，发挥其在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中的正面引导效用，使青少年在天朗气清、风清气正的氛围中长志气、增骨气、添底气，成长为健康向上、勇担重任的时代先锋，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