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成，郑济洲

(1.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2.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党的建设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00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地互动越来越频繁，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等多种文化思潮竞相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现代化条件下文化传承和创新过程中的“古今之辩”和“中西之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复杂，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也趁机沉渣泛起，给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不少混乱。关于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和消解，自20世纪初“全盘西化”思潮产生之时，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就伴随而生，近年以来，随着党中央将文化自信列为“四个自信”之一，并将其界定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国内产生了许多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坚定文化自信的研究成果。孙丽珍、李泽泉在《文化虚无主义的本质、表现及治理》中认为，文化虚无主义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进行选择性虚无。[1]吴海燕在《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三重理论批判》中提出，对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至少可以展开理论方面的三重批判，即以文化自信论批判民族文化虚无论，以文化多元论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论批判文化“西化”发展论。[2]孙皖江、望志强在《以文化自信抵制文化虚无主义》中认为，文化虚无主义意在通过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弱化党的领导、消解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来虚无民族文化，中国要以文化自信抵制文化虚无主义。[3]王雪冬在《警惕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勾连》一文中认为，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形成了某种网络勾连，将文化问题与历史问题杂糅在一起，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在网络上传播，这种动向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警惕。[4]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从多方面深化了学术界对于批判和消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树立文化自信心的整体认识，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典型形态、现代化视域下的民族文化发展理念、消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实践理路三个向度，对消解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文化自信展开论述，以期深化“两个结合”对消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研究。

一、全盘西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典型形态

“全盘西化”论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化领域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在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倡导‘全盘西化’，其本质就在于架空和虚无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将外来的文化强植于中国。这种思潮在当的今流行必然会导致否定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理性，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种错误思潮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危害极大，须时刻对其保持警惕和清醒的认识。

“全盘西化”思潮最初产生于20世纪2、30年代，当时的近代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民族危机中，部分知识分子群体中崇洋媚外的心理就产生了中国近代“全盘西化”思潮。张岱年先生指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是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现，也是向往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5]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全盘西化”论，对于近代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最重要的社会课题，提出了全面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极其激进地照抄照搬西方文化的解决办法，并在全社会公开鼓吹全盘西化的主张。

“全盘西化”论最初表现为三种代表性的文化观点：一是陈序经“全盘西化”的文化观点。陈序经是近代中国“全盘西化”思潮中最早和最有力的倡导者。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坚持的是一种整体论，而不是某个方面的西化，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现状是“它并不像一间屋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而不必理及其他的部分”[6]152。“我们的固有文化的特性，已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它已不合乎世界的趋势。不合乎世界的趋势，不但没有存在的余地，而且没有可以估评的价值”[6]156。“所以今日所要努力来解决的问题，并非中国是否应当西化，而是中国能否赶紧去做彻底和全盘西化。……我们也可以说彻底和全盘的西化，也是理论上所已达到而趋势所必然的。”[6]226在他看来，中华传统的民族文化不具有化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危机的思想资源，不适合于那个时代，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彻底地改造，而改造的办法就是全盘西化，包含物质、科学、教育、政治、文化、医药等等[6]183-192，都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西化。二是胡适“充分世界化”的文化观点。胡适青年时期长期在美国学习生活，在比较中国和美国文化的异同后，他坚定认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以“救世”的情怀指出三种文化主张，第一种是抵制西方文化，第二种是实现中西文化的折衷，第三种是全盘西化。[7]胡适认为，要化解中西“文化冲突”，必须将一种文化观定于一尊，这种文化观点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观点别无二致。1935年，胡适“全盘西化”思想受到了以王新命为首的十教授“文化本位”思想的冲击，同年，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此后，胡适用“充分世界化”的用语替代“全盘西化”一词，然而其内涵仍然是“全盘西化”。在胡适看来，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太多，中华民族文化如果要实现“世界化”，那么“西方化”就是中国文化“世界化”的方向，因此，中国文化必须要降低本民族文化的地位而以西方为尊向西方学习。三是张佛泉“实质西化”的文化观点。张佛泉在《西化问题之批判》一文中批判了胡适关于中西文化“折衷主义”的观点，他说“我不愿将我个人划入取长舍短的调和派内，因为我主张从根本上实质西化。我以为在基本文化单位方面是无所谓长短的，如果我们以西方社会为理想，我们便必须对这些单位全盘接受。”[8]张佛泉认为，胡适“充分世界化”实质保有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敬意，是不充分的“现代化”。张佛泉坚持主张，要化解中国近代的危机，必须要彻底的实现文化的“实质西化”，只有用西方文化替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国才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国家的现代化。

“全盘西化”论者是文化的极端主义者，他们试图通过虚无传统文化来帮助中国应对民族危机，但这种民族文化的虚无并不能将中国带向光明的前途，反而导致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虚无”。许性初对全盘西化思潮所带来的可能不良后果有中肯的论述：“破坏以后若终久没有新的文化系统建立，人民徘徊歧路，无所依归，势将更感痛苦。”[9]毫无疑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交融过程中，“全盘西化”思潮所带给近代中国的文化“阵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觉醒和发展，但将中华民族文化完全西化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全面反思“全盘西化”思潮，找寻它的局限，是势所必然。

首先，在理论建构上，近代中国“全盘西化”思潮是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全盘西化”论者永远活在思想的“实验室”和“象牙塔”。任何理论要有实际指导意义，就必须与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发展、人民的认知紧密相连，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已然使民族文化在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中扎下了“根”，文化基因是每一个中国人需要珍视和保护的精神，“全盘西化”论试图用一种照抄照搬的西化理论来彻底改造国人强大的文化惯性，这已然内蕴着理论与实践无法相互调解的矛盾。文化基因的存在是天然注定的，中国的文化建设必然要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对其中的优秀部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源于历史、符合国情、具有实践理性的文化理论，才具有理论的先进性。“全盘西化”论者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先进的，凡是中国的都是腐朽的，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的“先进”理论如果无法实践，那么这种理论本身就已然“虚无”，一切脱离实践、脱离实际的“乌托邦”理论，最终会陷入提出者的自我矛盾、理论自身的矛盾和实践者的矛盾。

其次，在文化属性上，近代“全盘西化”思潮忽略了文化自身的民族性与阶级性。由于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各不相同，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和阶级属性。列宁于1913年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从理论上回答了文化的民族性和阶级性问题。他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10]344列宁所指的“两种民族文化”，具体来说是指：“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6]336列宁提出的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辩证分析方法，即我们不能笼统地谈民族文化问题，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内部是划分为阶级的，单一的、通用的和超越阶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其文化必然都是会被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旧文化除了一些过时的、腐朽落后的内容外，肯定还有其他合理的、有其客观价值的部分，如果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中断、文化的民族性彻底丧失和文化的阶级性割裂。因此，我们要用辩证分析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民族文化，要坚决捍卫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批判那些对民族文化不做任何分析就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观点，这种建立在“虚无文化”上的“文化”建设，其最终宿命也必然是“虚无建设”。

第三，在目标导向上，近代中国“全盘西化”思潮将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全盘西化”划了等号，认为现代化建设就是西方化。近代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多次无理攻击下，在国内国外人民的口诛笔伐下，国人逐渐在精神层面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现代化是时代给近代中国的历史课题，但是，“全盘西化”论者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以致也要将中华民族文化转化为西方文化，将中国变为世界普世价值下的国家，丝毫不顾及中国文化的存在合理性和历史传承性，这显然是于理不通。在上述“全盘西化”论者中，胡适之所以从“全盘西化”论者变为“充分现代化”论者，其本质是他陷入了文化折衷主义。胡适认识到，全盘西化式的中国文化，无异于是将中华民族文化彻底西化，将中国完全变为外国的殖民地，其结果并不会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找寻到出路，却会将中华文明直接送进“死路”，故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诚然，现代化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理想，如果中国仅仅以西方国家为理想和目标，却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忽略文化的传承性，那样将会使中国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0世纪中叶，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全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全盘西化论”从曾经的甚嚣尘上慢慢转向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态，但仍旧以《河殇》《告别革命》等多种“非毛化”形式否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进程附带着各种意识形态进入中国，从而引起“全盘西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再次泛滥流变。从“全盘西化”思潮的最初表现形态看，虽然“全盘西化”论者怀揣拯救中国的理想，然而其做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典型样态，这种思潮无论从理论自身、文化属性、还是目标导向而言，其内蕴着太多的“虚无化”，实不可取。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真正实现中国文化发展的，不是陈序经、胡适、张佛泉等信奉西方思想的“西化”论者，而是不忘初心、热爱国家、心怀人民，具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共产主义者。习近平曾多次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说明不同文化共存的天然合理性，各国应根据其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也是不同文明之间借鉴与融合的过程。

二、两个结合：现代化视域下的民族文化发展理念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的新命题，两个“相结合”，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表述，与前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比，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际并举，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历史飞跃，是我们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南，也是我们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所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所梦寐以求的就是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不仅仅是指经济、政治、社会的现代化，还有更加影响深远的文化现代化，将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惯性的中华文化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相融合接轨，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课题。关于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以来有两种偏激的看法：其一，认为传统的民族文化具有深厚的稳定性，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了挫折困难，只要回归于传统，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之道，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是一种封闭主义、复古主义。现实往往是，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是历史传统中没有出现过的，仅依靠历史传统是没有现成答案供其寻找的。其二，认为现代化就是超越传统的过程，应该完全撇开民族文化，积极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摸索现代化之道，如果坚持对传统文化抱残守缺，则现代化的推进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种看法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都是在传统的影子下进行的，不可能单纯依靠思维的想象凭空造出来一个现代化范式，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2]”毫无疑问，如果采取这两种纯粹化、激进化的办法，是无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从“两个结合”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是事关下一步能否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问题，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既要避免否定传统文化的一切而走向虚无主义，也要避免过分尚古而走向止步不前，只有超越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对立思维，克服这两种纯粹化的文化思想，辩证的看待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优缺点，择其精华而从之，见其糟粕而去之，在二者之间建立起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新型关系，让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为现代化而服务，现代化的航船才会行稳致远。

纵观历代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对待传统民族文化问题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主张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毛泽东曾说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3]在毛泽东看来，通过学习、承继历史遗产，能够从中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对现实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他指出这种承继的范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可以是相当广博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之间2000多年产生的所有珍贵遗产，都可以被总结提炼而从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邓小平也很重视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同现代化的关系，他说：“中国古人在历史上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以来，我们的贡献太少，也许再过十年或十五年，可能做出比较重要的贡献。中国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国际上的帮助”[14]。但同时，他对中国前人所创造的辉煌，也表现的很理性，“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1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有十分坚定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但在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时，没有将中国古人创造的辉煌成绩用来对中国的现实落后进行自我安慰，而是把曾经的辉煌作为我们可以据此出发深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自信支撑点，这显示出邓小平对待传统文化的清醒和睿智。

江泽民1994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对于传统文化他说：“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外来文化他说：“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通过继承和借鉴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16]江泽民的这次讲话，对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剖析，清楚阐明了对待两种文化的观点、立场和态度，为此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怎样推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部分内容中，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7]的要求，并做了具体阐述，他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造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篇讲话中提出要体现时代性，是指对传统文化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进行转化和吸收，使之紧跟时代的发展脉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相契合，服务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绕不开传统文化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未曾中断过且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每个人早已把祖宗遗留下来有民族特色的思想、思维、价值观的烙印深深拓在了自己灵魂深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借用生物学术语“基因”一词做了形象比喻，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8]。在现代化视域下，“两个结合”理论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科学理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是一个漫长又重要的过程，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合理调适，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更好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三、文化自信：消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实践理路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曾经明确提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40-4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已然建立起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最为根本的自信。正是因为具有了充分的文化自信，中国人才对自己的民族前途充满信心，才有大方借鉴一切先进优秀文化的胸怀，并在多方融合吸收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是有效消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实践理路，其实践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魂，确保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不动摇。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布局，并指出文化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15]20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根本思想指引，只有坚持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引领党和人民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打下牢固基础。

其次，以“中学”为源，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意识。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5]23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这是一份每一个中国人都值得骄傲的文化资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始终怀有“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重视文化传承的国家，这是我们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给予足够重视，并自觉主动的去弘扬和传承，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再次，以“西学”为鉴，丰富新时代文化内涵。我们虽然强调在坚持文化自信方面不能放松，但是也要做到理性自信，不走封闭僵化之路。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许多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国人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未来国家建设中面临很多未知挑战，因此，我们依然需要抱以虚怀若谷的、永不自满的心态积极去学习全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充实我们的思想宝库，丰富新时代文化内涵。习近平在《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演讲中提到，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保持文化输入和输出的平衡。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是世界性的文化思想，是保持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思想，有利于吸收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思想，将其用作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服务。

总而言之，文化场域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总是存在着必然的张力与限度，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一样，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有其历史价值又有其历史局限性，正如《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途程中，都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这种矛盾运动，文化学上称之为‘认同’与‘适应’”[20]。因此，在正视西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需要用辩证分析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始终坚定不移的发挥马克思主义在统领社会思潮中的作用，克服“全盘西化”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给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合理吸收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对我们有益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有益养分，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筑牢新时代民族文化自信的心理钢铁长城，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提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