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艳艳，尤吾兵

(1.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1201；2.安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我国“少子化”、“空巢化”、“空心化”家庭大量的出现，家庭承载养老的功能在弱化。同时，受财力、物力以及人们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养老也存在着困境。鉴此，一种新型的“自我养老”模式被提出并被广泛认同，陈芳、陈建立指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是最为熟知的两种养老模式，除此之外“第三条道路”应被认知，那就是自我养老模式。[1]90倡导老年人增强自我养老意识，做到既养身又养心，从而实现自我全方位供养。在生命哲学视域里，自我养老实质就是老年人以“个己”为主体，处理好自我身体与自我精神的关系，亦即老年人自我身心关系的和谐问题。

一、身体的贬视：老年人口身心关系的失衡

人是由身体和精神构成的，这在关于“人”构成的论争史上得到一致认同。如洛克认为，“人的同一性一定是由同一的连续的身体，和同一的非物质的精神，共同合成的”。[2]316哲学大师舍勒也认为，人作为概念，“包含着一种扑朔迷离而且不易察觉的二重意义。”[3]15第一层意义上，人作为脊柱-哺乳动物纲的一个种类，从属于动物的概念，是含有肉体的身体存在。然而，人之为“人”在于他具有超越动物的本质性含义，那就是还具有精神。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除了是具有肉体存在，更多意义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称为是“精神体、思想体”的存在。承认了人是由身体和精神构成，这就牵出了哲学史中的“身心关系”经典问题。正确回答身与心的关系，也就解答了老年人自我身体与自我精神的“应然”关系问题。

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中关于身心关系讨论主要为肉体与灵魂关系的讨论。从一开始，西方哲学就把作为肉体的身体放于被贬低的位置，把身体看作是“死亡、是坟墓、是洞穴之中的遮蔽物”。认为肉体是“黑暗的牢房,是行动着的死亡,是丧失了感觉的僵尸，是你与生俱来的坟墓,是你背负的十字架,是你盗贼般的朋友,他佯作爱你,暗中却妒恨你。”[4]57并且把肉体当作是囚禁灵魂的地方，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就说：“有些人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可以把灵魂看作今生就被埋葬的；……肉体是圈养或囚禁灵魂的地方。”[5]81亚里士多德虽然把现实的个体看作是实存物,但依据其“形式”与“质料”的认识论, 他是把灵魂归诸于“形式”(或称为“理性实体”),而将身体归于可分解的“质料”，即“非实体”,对身体的贬抑是显而易见的。可见，西方传统讨论的基本趋势是囫囵身心关系,用理所当然的自然主义眼光模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去正视身心关系，也正如伯格森所说：“这个问题在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都不成其为问题。对于他们的理论而言，把身体嵌入心灵或者将心灵嵌入身体，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6]6但对于身心之于人的重要性问题，片面地推崇精神、灵魂之类的作用，却明显表现出贬抑自然的世界和人的躯体，看不到身体的价值意义。不能正确认识身体，很容易被对身体的无知所困扰，精神自身相应也难以伸展。老年人只有自觉处理好自我精神与自我身体关系，使之处于平衡状态，才能幸福健康生活。但人到老年，自然衰老规律导致生理的身体的退化，身体处于被“冷落”的境地，自我精神常受制于自我身体，身心平衡关系被打破。

世间有生命的万物都有特定的生命周期，人也是一样，经过一定的生命周期进入老年，然后至死亡，“老化”是描述这一特定发展规律的语词。生命的“老化”最为直观的表现是身体外观上的一系列变化，皮肤松弛、牙齿脱落、毛发花白，美丽、健壮的外貌将不复存在；腿脚不灵便、视力听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生命的活力已成过去等等。衰老虽是身体外观上表现出的变化，但发生的这一切变化都会直接影响精神。美貌的丧失会让人产生失落感，行动不便需要别人照护会让人产生累赘感，身体机能的衰退让老年人想做事而不能完成，产生老而无用感等等。总之，身体在老年时期成了“沉重的肉身”。由于贬抑肉体之躯，老年人自我精神会对身体产生无限的“焦虑”，精神受制于身体退行性变化而无法舒展。另外，随着个体生理功能的下降，最后作为身体的肉身会走向死亡。这种事实使精神认识到身体的短暂易逝性，产生的恐惧时刻存在着，使身心两者之间的“关系”难以平衡。

二、“身体图式”的提出：现实身体的觉醒

肉体的身体，传统认知中对它一直存在着偏颇认识。在现实中究竟给与身体如何“定位”，现象学的“身体图式”理论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知道，现象学是一种通过直接认识描述“现象”，揭示事物存在的本质的学说，现象学所理解的现象就是事物本身。现象学中的身体论是对传统身体观念的反思和挑战，也可以说反映了身体的觉醒。现象学大师梅洛·庞蒂曾用“身体图式”来给身体定位，他说：“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7]116身体图式学说其实是把身体置于和现实世界的连接之中进行考察，认为身体是在世存在的有生命力的身体，它不但是由各个具有相互联系的器官构成的有机体现，更是与在世身体紧密相连的实践场域及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身体是朝向世界、介入世界并与世界共同构成了处境属性，身体体现生命的存在论意义。

同样，在现象学家伯格森那里也能理解这种“定位”的确切内涵。伯格森在对身体的理解上，用几乎等同“身体图式”概念的“身体图像”来理解。伯格森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图像”组成的世界中，图像不是“物”，也不是“表象”，它的内涵是处于“事物”和“表象”之间的“中途”，“图像是一种特定的存在，多于观念论者所说的表象，但又少于实在论者所说的事物——一种处于事物和表象之间的中途的存在。”[6]45图像可以存在而不被感知到，也可以被再现而不被呈现，它是用来表达物自身与我们所具备的有意识的知觉之间差距的概念，图像把物自身和知觉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补填起来。在伯格森看来，身体或者说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图像，但是一个特殊的图像。综合现象学身体观探求的结论，可以看到“身体图像”首先表现为身体是一种“中介”。人是生存在世界图像之中的，人在世界中的存在被认知和去认知其它图像需要从特殊的图像出发，也就是需从特殊存在的“我的身体”出发去考察。从与世界相连的“我的身体”出发，在我之外的其他一切图像，都变成了“我的知觉”，成为我对世界的知觉。“一切的发生，都仿佛在这个我称作宇宙的图像之集合之中，没有什么能够产生实在的新颖。”[6]64因此，如果没有“我的身体”，也就没有了一切世界，这个外在的世界将可能永远是一个无生命的、无法认知的世界，一切都归于寂静的必然，也不会有新颖、不会有创造和自由。但是，一旦“我的身体”出现，身体与世界就会发生关联，通过这种特殊图像的中介，而这些特殊图像的典型是通过我的身体给予的，一切都会产生变化，就是说通过“我的身体”这个“中介”，我们就能够避免被遗失在无生命的世界之中，进入到认识世界和创造的实践中去。

其实，在伯格森那里，身体最为重要的功能是被看作“行动的中心”。所谓“行动的中心”是指不同于其他“图像”，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恰当选择并对它所接受的东西作出反应。一般的“图像”当对其作用东西回应时，可能是一种直接性的本能反应。但是，对于有意识的人的存在，情况就不一样，身体会探索和研究四周，收集触及到的相关的各种信息并汇总起来，然后在多种可能之间加以抉择。也就是说，身体由于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意识的身体，它把记忆导向现实化并通过其行动的选择使之在当下呈现，成为“行动的中心”，从而有别于一般“图像”。总之，“身体图像”的提出，把身体不再仅仅看作是肉体器官的组合，而是看作在世的存在，是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基础，也是一种与世界和谐相通的桥梁，给出了身体在生命存在中的“位格”，在认识论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对沉寂“身体”的唤醒。

以老年人为例，身体外观和感受性等都会发生自然变化，也引起老年人精神上的很多变化。一些老年人不能正确理解，有时还会把类似疾病、身体疼痛等原因用因果来解释，把身体遭受的疾病疼痛看作是福报结果，身体成了罪责的替身。这些都让人在精神深处不能认识老年时期身体具有的价值，认为身体是令人厌恶的“负担和累赘”。老年人身体的“觉醒”，按照“身体图像”的理论观点，就是老年人自我精神不再“贱视”身体，开始觉察身体具有的价值意义，认识到身体是有生命力的身体，它不是一些由所谓的令人生厌的老化“器官”的简单组合，它是可以与世界相连的“桥梁”。一旦没有身体，世界“图像”就无法汇聚过来；没有身体，自我也就会没有“行动的中心”，一切都会成为虚无，所以身体是朝向世界展现精神自我的载体，老年期要开始珍惜和爱护自我身体。在现实中，老年人身体的自我“觉醒”，直接表现就是对外开始注重对自我身体的热心“关照”，以此遮蔽老化带来的外表上的“瑕疵”。比如，老年人“容颜已不在”，可以通过化妆修饰来美化自己，掩饰时光留下的“痕迹”;老年女性可以穿“大红大紫”的鲜艳服装，也可以花枝招展，这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来俏”反映出老年人对身体的照护，是自我积极向外的展现，亦即是身体的“觉醒”。

三、身心关系的和谐统一：老年人精神与身体的和解

身体的“觉醒”，就是精神开始认识身体与自我的关系，但老年人的身体已经退化，并且伴随很多身体疾病，这在现实社会中无法避免。克服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张力，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和身体形成和谐统一，在现实中就是精神与身体达到真正的“和解”。“和”就是不发生冲突、是矛盾的剪除，要摒弃那种精神统摄身体来作决定或者是身体产生对精神的偏颇认识，它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精神和身体始终应该保持在一种紧密的接触之中，精神不能拒斥身体的变化，身体也不能刻意捆绑精神，彼此处于各自的位置上保持一种平衡状态。“解”可理解为一种“释然”状态，一种问题解决后的舒展。精神对身体的“解”就是精神对身体接受的基础上，不嫌弃、不抛弃，给予身体更多的理解，让其自身更好地发展，在其发展中精神自我得以提升。另外，“和解”还蕴含一种更高的意味，就是精神与身体达到一种完美状态，融为一体。用形象的比喻来描述的话，“和”就是身心两者并排站立，没有高低之分；“解”就是摒弃前嫌，身心两者友好地“握手”；“和解”最终达到的目标是身心两者“拥抱”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老年人精神与身体的“和解”可分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第一，精神对身体的顺从。顺从即接受，既不放弃对身体的关照，也不去强为不能为之事，而是“顺势而为”。要看到老年是自然安排给每个人都要经过的阶段，“最后一幕”每个人都要走一趟，这是公平的事情。在自然主义看来，老年身体像树上的果实和田里的庄稼，成熟后总要坠落和枯萎，这是自然规律所趋。对死亡认知也是一样，自然其实为一切事物都设定了极限，人的生命也不例外。自然主义者把死亡看作是回归到了故乡，“死亡就像航行的船经历了一阶段很长的旅程，最后见到了陆地，乘坐的船就要在我的故乡的港口靠岸了。”[8]34因此，顺乎自然的事情才能被认为是美好的、善的行为，“聪明的人是不会为此而抱怨的。与‘自然’抗衡——那不是像巨灵向诸神宣战一样。”[8]5-6反之，老年人在精神上不能顺从身体变化，总是厌恶身体、担忧身体、害怕身体在某一天逝去，会在精神上产生重要的负担。生活在担忧、恐惧中，快乐老年很难实现。

老年人精神对身体的顺从就是老年按照身体实际情况主动、自愿去行为，做老年可以做的事情。老年人身体不能静止不动，长期缺少运动对身体不好，也易产生疾病。但动则要适当，不是说老年后就不能做事情了，老年人要学会去找，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这样既锻炼了身体，也会打发闲暇时间，充实了生活。但不要去强为一些事情，超出身体承受的范围，对身心会造成伤害影响。另外，还要看到的是，身体是不同情境中的存在，身体要根据不同境遇来行为，做到“顺境而为”。对于老年人来说，每个人的身体自身情况千差万别，个体身体所处环境也不同，老年人要在一定情境下做该做的事情，这也是能够做到自理的体现。如当还能够自由活动时，老人可以进行自我身体照护，这是能够自理的表现。一旦生病卧床或者不能行动时，就应主动从外部寻求帮助。老年人要丢弃负累他人的想法，把这看作身体发展所达到的自然状态，接受身体所处的现实境况，在精神上给予身体存续下去的支持，积极配合他人照护身体。

第二，精神对身体的拔升。老年人在精神上接受身体现状，有利于健康老年的实现。国际通行观点认为，健康老龄化不单纯指在生理和心理层面关注老年人健康、提高老年群体的预期寿命等，更多是要促进老年群体生命质量的提高。有质量的、健康的、长寿的老年生活成为老年期生活的重要特征与典型衡量标准。[9]42所以老年人精神对身体的接受可以实现健康老年，但人还有更高精神追求，如尊严、价值等，老年人同样如此。

一般情况下，老年人通常给人的印象定势就是身体孱弱需要别人照护，精神消极给人颓废感觉。老年人在身体健康追求满足基础上，更需要追求有尊严的生活。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随着社会变迁，在强调平等、公正的氛围下，尊老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力有所减弱。老年人要想受到尊重，除了呼吁继承好传统道德，更要提倡老年人“自立”，重塑老年人自我在社会、家庭中的存在价值感。尤其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当下，应该认识到有些困难可能只能靠老年人自己来解决，所以老年人身上更应该体现出“自立”，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观念的老年人形象。在身心关系认知上，老年人“自立”就是精神在接受身体现状基础上，认识到身体负载着更高的价值意义，释放、舒展身体承载着的意义，精神对身体进行“拔升”。“拔升”的内涵不是试图刻意去改变身体，而是让身体的意义在现实中更多地展现，就像蜡烛快要燃尽时候，这时理性的做法不是追求燃烧的更长，而是让它燃烧的更亮，照的更广。因此，“拔升”身体的实质就是精神通过指导身体“自立”，以身体行动来体现出老年人自身具有的价值。当老年人认识到自己身体是有价值的存在，精神就不会再纠缠身体老化问题而出现负面情绪。

老年人精神对身体的“拔升”，就是老年人要“自立”。在具体实现形式上，老年“自立”可以包括三种：一是精神指导自我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活活动中。老年人由于身体老化原因，常会把自己与社会隔开，不愿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封闭自我。按照弗洛伊德所说：“众人皆知，饱受残疾与疾病之苦的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热情势必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这类人群对他们所喜爱之物的热情程度也会有所衰退。”[10]35所以老年人受其身体所困，精神状况势必会有异于其他人，自我封闭是典型的老年精神状态。这样就需要老年人认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在条件允许和可能的情况下，应主动参与到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活动中，发挥余热和实现自我。二是积极参与多种文娱活动，让身体动起来。郁闷、焦虑、恐惧、失落等是老年期常有的精神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老年人走出狭隘的生活空间，把自己放到群体中去，找到自己的爱好，积极与他人交流沟通。如可以参加老年大学，学习琴棋书画，培养高雅情趣等。近年广场舞的流行，可以看作是老年人找寻爱好，激发自身生命力，强身健体，从而尊严生存的表现。三是积极进行自我身体的保健，提升身体存在的质量。老年人身体蜕变是自然规律，但是积极进行身体保健，可以预防和减少身体出现老年人常见的疾病。“我们应当抵御老年的侵袭，尽量使它晚点到来。正如我们应当同疾病作斗争一样，我们也必须同老年作斗争。”[8]19老年人身体保健，不是祈求身体如年青人一样强壮，而是达到符合老年时代的身体最佳状态。如要熟悉一些养生保健知识，每天所摄取的食物正好能补充体力消耗所需要的营养，不暴饮暴食，坚持进行适当的锻炼，可以使身体健康长寿。

第三，精神与身体的共振。精神对身体接受、拔升后，并不一定能使身体与精神自我同步发展，最终还要解决两者发展中的“上升与下降”矛盾，需要追求一种理想的两者协调发展境界，这种状态可以用“共振”来表述。所谓“共振”就是精神主动接受身体，拔升身体后，自觉认识到这个身体就是“我”应该存在的身体状况，然后拥抱这个身体，能够接受身体一切状态，其中包括最终极状态——死亡，然后两者彼此处于既不超越，也不落后情况，一同向前发展。对于精神来说，就是不对身体寄予超出现实的要求，如希望身体还像年轻时一样强健就是不现实的要求，但也不落后于身体现状，如不能接受身体现状，对身体自暴自弃；而对身体来说，就是尽可能减缓衰老的进程，使身体各种能力下降的速度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展现出相对的最佳状态，使其适应精神的变化，不会成为阻碍精神发展的因素。精神与身体的“共振”，实质就是自觉认识到两者具有“统一性”，可以步调一致，相互依靠，在生命终极指向上进行和解，共同编织生命的“图景”，展现出一个完满的自我。

“共振”在现实中最终体现就是老年人精神自觉引导身体质量在最后阶段得以提升，身体自觉达到相对的最佳状态，这也可以说就是身心最终极的和解。现实社会实践中，老年人生存阶段的身体往往处于带病状态，最后生命阶段大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而对老年人生命终期的救护大都是过度医疗，美国心理学家罗斯曾描述过这种“恐怖”现状：他(临终者)可能迫切需要得到休息、宁静、尊严。但他得到的是输血、输液、心脏机或气管切口术……他得到的却是一打人昼夜不停地忙碌，他们满脑子考虑的都是他的心率、脉搏、心电图、肺部机能、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如此等等，就是没有考虑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过度救治是很多原因致使的，其中之一在于老年人自己对身体的贪恋，希望肉体的现实延续，这是自我精神没有从身体囚禁中走出来的体现。当老年人真正认识到在生命最后阶段不强求对身体的侵害治疗，而应是提升身体存在的质量时，这才是精神与身体最后的“和解”。与这种观念的吻合，体现为现代社会“安宁疗护”方式。

安宁疗护以医学护理方式为主，对临终患者“身、心、灵”进行全方位的关怀，减轻患者各方面的痛苦，使患者可以在有限的余生享受最大限度的尊严和快乐。其要义不是从单一医学治疗向度出发，只注重临终患者的躯体解痛，而是注重团队协作，通过医护人员的护理、社会其他团体人员情感的倾注，以人性化关怀来实现对临终患者的身体和精神看护，全方位人性化的关怀是安宁疗护的要义。它使患者在余下的有限时间里得到身体上的人道护理以及精神上的安慰，从而尊严、安详的走向人生终点。安宁疗护既不是追求延长患者的生命长度，也不刻意缩短患者的生命长度，而是遵从生命自然规律让患者在应有的自然生命长度中受到全方位照护，使生命获得尊严和幸福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对提升民众身体存续的质量起到重要帮助。因此，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能在精神上认识并自觉接受这种服务，对身体照护会起到重要作用，精神也在身体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得以安慰，最后的“生命之舞”展现得会更加完美，这也是精神与身体“共振”实现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