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瑞，罗志富，肖钊富

(1.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2.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引言

人地系统“四层一体”理论方法(以下简称“四层一体”)是一种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延伸的区域人地系统累层结构表征的学理分析方法[1]。当前，“四层一体”在地理学教学领域内的应用研究主要聚焦在自然地理的要素特性及其研学设计[2]、地理研学资源开发与课程设计[3-4]、地理研学旅行活动构建与设计[5-6]、地域文化传承机制[7]等方面，呈现出“四层一体”的某一要素圈层在课程与研学设计层面的研究特点，而较少针对部门地理学课程开展典型案例的“四层一体”推演分析[8]。

乡村地理是国内人文地理学“一流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部门课程之一。部分学者在乡村地理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教师对案例教学呈现出尺度社区化[9]、内容要素化[10-11]、方法信息化[12]、实施策略化[13]等特点。学生对案例解读与剖析则进一步暴露出因缺乏“乡村本性”思维的系统教育[14]，导致对案例认知的表述混乱，大多停留或偏向对案例要素认知的自然环境层面、技术可视化层面和调研流程化层面等问题，对案例系统认知的思维能力明显不足。如何系统性地提高乡村地理案例的认知结构及其分析素养是当前人文地理学“一流课程”案例教学改革的关键内容之一。

因此，本文引入上述“四层一体”，以贵州省兴仁市鲤鱼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借鉴“自前而后、由表及里”的纵向认知思维识别案例在自然层、生计层、制度层、文化层之间的要素特征和层递影响，归纳总结出乡村地理案例教学的“四层一体”推演模式，为当前国内乡村地理案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依据。

一、案例概况

鲤鱼村位于贵州省兴仁市屯脚镇北部，距镇政府驻地1.5km。全村国土总面积21.8km2，辖28个村民组，2020年末总户数1192户，户籍总人口4980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62%，其中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88%，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贵州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称号。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梳理村寨居民迁徙至今的经济社会发展脉络[15-16]，发现大致呈现出三种较为典型的变迁过程，即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生产与族群文化融合时期、城镇化与务工潮流叠加下的冲击与疲态时期、景观化空间生产驱使村寨人流回归与活力再现时期，且各时期村寨的“四层一体”的要素特征与层递影响也较明显。因此，本文以鲤鱼村为案例开展实证剖析，可对乡村地理案例教学课程的“四层一体”模式推演提供典型的案例支撑。

二、案例“四层一体”解读

“四层一体”中“地”圈层涉及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等，集中概括为自然层，是“人”圈层发生逻辑递进的前提基础。“四层一体”中“人”圈层凝练为生计层、组织层、文化层，其中生计层指人们在自然层基础上获得区域物质和能量并通过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具有生计价值的生产活动圈层；组织层可集中概括为制度表征和群体组织，前者主要表征为具有地方特性的法律法规、社会制度、共识俗约等，后者表现为一定社会背景下的自发性或非自发性的群体集合；文化层则表现在自然层、生计层、制度层的递进演变下，呈现的具有地方特性的文化因子集合，如区域人文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情趣等[17]。本文即以上述“四层一体”的要素结构对各时期村寨的“四层一体”要素特征与层递影响进行解读。

(一)时期一：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生产与族群文化融合

自然层为鲤鱼村传统农业耕作生产奠定了环境基础。鲤鱼村属高原型北亚热带温和湿润季风气候，无霜期年平均286天，常年平均气温15.2℃，年均降水在1250mm至1400mm之间，湿热气候特征显著。村寨内主要分为村北的湖水地域与村南的水田地域。村北的鲤鱼坝湖水属北盘江水系，流向村南的水田地域，并沿水田外廓流出，与大田河在村尾汇集；村南的沿湖两岸间杂部分山地，其山腰和山脚均以水田地域为主，加之村寨地表形态为土层较厚的丘陵盆坝，促使村寨长期以粮食耕种为主体的传统水田农耕程度较高。历史上村寨大部分居民主要由清朝年间黔东南黄平、凯里、台江一带三次起义失败后被迫南迁的苗民组成，迁徙苗民在来源地已生产出较为完整的传统水田种植模式，村寨禀赋水田农耕条件良好的自然层为其适应性开发出“田多水利”的地域耕作模式提供了环境基础。

生计层形成对鲤鱼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建构。这一时期鲤鱼村的生计层形成主要是来源地居民对原有生产方式的择优，以及对水田农耕条件良好的自然层进行生计适应性改造。初期借助村寨禀赋良好的自然条件，村寨北部的居民靠山而居、沿湖而耕，传统农业可开发度较大、可利用度较高，能为这一时期村寨居民提供盈余的生产成果；村寨南部的居民借助鲤鱼湖水利系统，因地制宜开发出一定规模的水田区域，实现了从荒芜之地到鱼米之乡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一传统农业生计影响下的村寨居民生活方式产生适应性建构，主要表现在：一是初期村寨居住建筑风格多以木质结构为主，四周覆以茅草或玉米秸秆等，多以一层为主，后多以瓦房为主，外墙多采用石或砖；二是村寨居民适应性衍生出以黑苗苗裙为载体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系，且在重大民族仪式与节庆活动中居民的着装方式与着装习惯得以保留和传承。这一时期村寨生计层的形成进一步建构了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性改造与传承，也为村寨组织制度与文化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物质基础。

组织层建构于鲤鱼村居民血缘关系体系下的宗族制度。村寨居民因其来源地存在差异，姓氏主要分为杨、王、吴三姓，其中王姓为最早迁徙至村寨的苗族群体。在稳定的村寨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下，基于族谱的姓氏区分构架了村寨内部的宗族网络，即相同宗族内部的血缘关系一直是家族稳定的基础，族内决议一般表现为德高望重者参与决议或族内成员共同决议，不同家族之间的联系与团结主要通过苗族内部的族规和节日来完成，其中包括了婚丧嫁娶开展、居民矛盾调解、民族节日举办等，主持者多为各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各族指定的话事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村寨内部有着较为完整的宗族制度，主要通过族规制度、节日风俗、社交习惯来展现，建立于宗族血缘基础上的组织层在较长时间内保证着村寨苗族宗族内部及不同宗族之间的完整与稳定。

文化层根植于稳定的生计层与组织层的文化生产性传承。鲤鱼村居民在迁徙初期具有较强烈的源地文化场域，除村寨自然层为文化层重构提供物质环境基础之外，村寨生计层与组织层的逐步完整与稳定为村寨居民文化生产性传承提供了重要保障。一方面，村寨居民建立于生计层的民族文化集中表现为其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传说、歌曲和舞蹈。其一表现为通过传说以解释村寨居民来源以及通过巫术以解释村寨部分自然怪像，如“阿昆和阿珠创造鲤鱼村”等；其二表现在村寨居民的古歌、叙事歌、仪式歌、时政歌、苦歌、情歌、季节歌、丧歌、儿歌等民族山歌以及在仪式上唱颂的经文之中；其三表现为内容丰富的民族舞蹈，如板凳舞和芦笙舞，两者节奏较快，舞姿豪放粗犷，激越奔放，象征着村寨居民耿直热烈的气质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村寨组织层对文化层的促进则集中表现为通过稳定的宗族制度实现居民在自我身份和民族统一上的共识，从而达到民族精神文化上的集体认同。村寨组织层作为民族文化融合与传承过程中的“制度文本”，使其在文化发展中不偏离、不冲突村寨文化的原宗意涵，维持了村寨稳定的民族文化体系，这也体现了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生产背景下组织层在村寨民族聚落中的文化共性表征。

(二)时期二：城镇化与务工潮流叠加下的冲击与疲态

2000年屯脚镇加快了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步伐，所辖鲤鱼村的农耕社会生产生活模式受到了快速城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工业发达地区持续加大吸引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力度，也促使部分村寨居民为谋求经济利益和事业发展而背井离乡。

在这一时期鲤鱼村的自然层及其利用方式基本上保持了传统农业经济社会生产时期的自然要素的禀赋形态。受城镇化与务工潮流的叠加影响，在维持传统农耕生产下的村寨生计层也发生着多重转变。第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村寨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的市场需求与年轻一代更迭的物质需求和生活品质，村寨部分优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外流。第二，部分村寨居民积极调整农业种植和养殖结构，一方面由当地政府主导在鲤鱼湖周围推进商品梨的种植和推售，另一方面依托村寨龙潭良好的水质条件，在企业介入下先后建立矿泉水生产厂以及娃娃鱼、中华鲟养殖基地，但其实质是外来资本介入的趋利行为，对带动村寨居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相对不足。第三，这一时期兴仁市和屯脚镇政府积极挖掘村寨赋存完整的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八月八”风情节，通过发展乡村节庆旅游对村寨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初步修缮，少数村寨居民借此率先探索“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生计模式。但由于缺乏对村寨旅游资源与市场要素发展的系统性规划，致使村寨居民旅游化生计的初期转型具有极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可以看出，在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延续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村寨生计层出现了较复杂的创新性重构。

城镇化与务工潮流的叠加影响也促使鲤鱼村组织层的主体性和代际性逐渐显现。一方面，村寨具有较高话语权且接受汉化教育的政治精英和能人乡贤在政策施行和矛盾调解等方面发挥了主体作用，有效推进了行政制度与宗族制度的内生融合；另一方面，村寨组织层中的宗族制度在村寨年轻一代群体的服饰与建筑风格中发生明显的现代性趋势和规制性弱化，但基于代际血缘的婚丧嫁娶和大小节日等方面的宗族制度仍在村寨层面延续。

新兴思潮涌入与载体功能失效下的鲤鱼村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与疲态。一是受村寨生计层的创新性重构的影响使得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认可度下降，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逐渐丧失且传承出现断层。二是集中展现村寨民族文化的载体缺乏相应的结构组织效应和利益激励机制，加之其民族文化演艺形式与类型的创新性不足，致使民族文化的展现载体呈现出“功能疲态”。三是村寨缺乏整合双语教育的师资配备，居民受教育子女不愿接触和研习原生繁杂的民族文化，加之受“低龄化”外出务工的影响，致使民族文化的代际主体呈现出“传承疲态”。

(三)时期三：景观化空间生产驱使村寨人流回归与活力再现

2011年以来兴仁市在城镇化带动战略指引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通过政策助推与资本投入深入挖掘鲤鱼村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重点打造鲤鱼坝国家AAA级景区，实现了村寨景观化的空间生产。

这一时期鲤鱼村自然层的旅游化环境整治与景观改造得以加强。通过系统整治村寨破碎化的土地利用格局打造乡村田园景观，对村寨鲤鱼坝南部的宽阔水田开展河道整改与水质改善工程，进一步利用村寨地形优势打造环山滑梯、山湖观光等旅游设施，在自然层要素上为这一时期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鲤鱼村景区化改造对其生计层的转变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通过对遗存较好的民族建筑进行修复性改造，并对村寨现代民居进行规范化整改，使其与遗存的民族建筑风格相契合；二是夯实乡村旅游发展的生计基础，加强旅游廊道、废弃物处理点、“八月八”节庆举办场地等旅游设施建设；三是加强政府主导下“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模式”助力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商品加工的专业合作社模式，引导企业介入乡村旅游市场项目，优化村寨居民旅游生计收益的结构质量，拓宽社区主导下村寨居民自主发展旅游的参与路径，以促进村寨生计层的传统农耕生计模式转变为乡村旅游生计模式，并积极引导村寨外流年轻劳动力的回迁创业。第四，村寨旅游资源-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已导致村寨居民旅游生计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南强北弱”的特征，这需未来深度挖掘村寨北部的水体旅游资源进行产品与市场转化，以提高村北居民的旅游生计收益。

旅游影响下村寨组织层的性质发生改变且功能得以强化。一是在旅游影响下村寨原有的宗族制度功能逐渐弱化，仅成为村寨居民身份界定的识别工具，取而代之的是有着更强组织能力的行政村制度。二是通过“三变模式”创新性地建构了旅游影响下村寨居民参与旅游管理和利益分配的制度，强化了乡村旅游行业组织的归属认知，实现了村寨居民与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凝聚。

旅游发展影响与非遗传承培育创新性地重构村寨文化层的地域原生性。首先，旅游影响下村寨原本不完整的双语教育体系得到了有效解决，针对村寨旅游服务质量的市场需求，当地政府部门完善了双语两通的师资队伍，在培养过程中注重村寨民族文化知识的教育传承与旅游叙述。第二，村寨抓住“八月八”风情节，通过营造情感体验与沉浸式的文化旅游互动仪式，打造“民族文化+旅游节庆”的品牌模式，赋予极具地方特性的村寨民族文化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调解乡村旅游商业化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性传承之间的深层矛盾是未来村寨文化层创新性重构的关键所在。第三，在技艺精湛和价值突出的村寨居民中挖掘非遗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人”，并积极通过经济性补偿、自豪感激发等方式推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挖掘和培养。

三、乡村地理案例“四层一体”教学推演

(一)讲授乡村地理案例纵向分析的认知思维

根据Johnston提出的纵向研究区域形成机制的理路[18]，紧扣乡村地理案例的自然环境及变化特征、实体要素积累过程及影响、历史事件发生背景及意义三个方面，讲授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生产与族群文化融合时期、城镇化与务工潮流叠加下的冲击与疲态时期、景观化空间生产驱使村寨人流回归与活力再现时期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之间以及不同人文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学生建立起乡村地理案例纵向分析的认知思维。

(二)讲授乡村地理案例各时期乡村本性及其圈层要素特征

第一，通过对乡村地理案例区域的气候、气温、降水、岩层、土壤等自然要素与自然圈层的内在关联和地域影响进行讲授，让学生在自然“要素-圈层”对应关系中构建乡村地理案例的自然层认知分析思维。

第二，通过观察乡村地理案例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物质功能景观，重点结合乡村地理案例内部的建筑群和基建网对生计实体要素与族群生计圈层的择优、适应、创新、提质等关联影响进行对应讲授，让学生在生产生活实体“要素-圈层”对应关系中构建乡村地理案例的生计层认知分析思维。

第三，通过观察乡村地理案例的族群关系流变的社会关系景观，重点对乡村地理案例内部的血缘关系结构、宗族制度网络、行政制度体系与组织圈层的规制、延续、融合、弱化等关联影响进行对应讲授，让学生在组织制度实体“要素-圈层”对应关系中构建乡村地理案例的组织层认知分析思维。

第四，通过乡村地理案例的地方志记载与民间文本挖掘讲授其历史演变的文本机制，以文化积淀下形成的稳定社会意识(民族仪式)以及重大事件带来族群意识观念变化为讲授重点，对乡村地理案例的民族文化与文化圈层的内在关联进行对应讲授，让学生在民族文化“要素-圈层”对应关系中构建乡村地理案例的文化层认知分析思维。

(三)讲授乡村地理案例“四层一体”模式推演

在讲授乡村地理案例各时期乡村本性及其圈层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基础上，让学生识别传统农耕社会维系、城镇化与务工潮流叠加、景观化空间生产扰动下的自然层、生计层、制度层、文化层之间“自前而后、由表及里”的层递关系。进一步让学生从识别自然环境、挖掘景观意义、把握历史阶段理解乡村地理案例的层递关系的转化和影响，归纳并掌握乡村地理案例的“四层一体”推演模式(图1)。

图1 乡村地理教学案例“四层一体”推演模式

四、结语

本文针对当前人文地理学“一流课程”案例教学改革中如何提高乡村地理案例的认知结构及其分析素养问题，通过引入人地系统“四层一体”理论方法，以贵州省兴仁市鲤鱼村为典型案例，从自然层、生计层、制度层、文化层开展“自前而后、由表及里”的要素特征与层递影响的实证解读。归纳可知：在传统农业经济社会生产与族群文化融合时期的“四层一体”特征表现为优越的自然环境系统→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体系→稳定的宗族组织结构→原生的民族文化场域；在城镇化与务工潮流叠加下冲击与疲态时期表现为自然要素的禀赋形态保持完整→农耕生计影响下初现新兴产业端倪→城镇化与务工潮流叠加弱化宗族制度→文化载体的功能疲态导致代际主体的传承疲态；在景观化空间生产驱使村寨人流回归与活力再现时期表现为自然层的旅游化环境整治与景观改造→生计层的农耕生计向旅游生计转变→组织层的性质发生改变且其功能得以强化→文化层的地域原生性得以提升。基于上述案例实证解读，本文进一步在课程教学情景下借鉴纵向研究区域形成机制的理路，结合乡村地理案例各时期的乡村本性及其圈层要素特征，归纳出乡村地理案例“四层一体”的推演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受文献资料与实地调研的条件限制，仅以一处典型案例开展模式推演，今后还需进一步对不同类型乡村地理案例进行跟踪优化，以指导提高课程教学情景下学生对乡村地理案例系统认知的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