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秦 范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也明确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明确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总思路和多方面部署,对如何推动共同富裕提出全局性战略谋划。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这意味着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目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但如何理解共同富裕,为何要提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当前面临哪些难题?明晰上述基本问题后,才能明确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之际,厘清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理顺强调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难题,进而探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与特征

(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全面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高度凝练了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

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基于社会财富存量的“均贫富”或“劫富济贫”的零和博弈,而是人人都有勤劳致富的机会和发展环境,是人人参与、共建共享、共同致富的普遍富裕,是在全体人民各尽所能、辛勤劳动、相互帮助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共建”富裕的基础上,更充分、更公平地“共享”勤劳创新的奋斗成果。

共同富裕既是物质财富上的极大丰裕,又是精神生活上的极大满足,是“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全面富裕。物质生活的富足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精神生活的富裕,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公共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或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时间上非同步、空间上有差异的。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2]64。改革开放以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资源要素禀赋不同,富裕的实现有时间先后之别、程度高低之分。

(二)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全局性、阶段性特征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主体全覆盖、全国范围区域全覆盖,要充分认识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各提各的指标,要从全局上来看”[1],必须坚决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原因,贫富分化问题愈发严重,甚至出现“中产阶层塌陷”“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现象。

共同富裕的实现是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1],要充分包容和理性对待现存的适度差距,避免急于求进,平衡对富裕水平和共享程度的追求,避免过偏过倚,坚持循序渐进,阶段性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明确提出推动共同富裕的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取得进展,经济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模式持续发展,国民收入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同时,逐步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得以保障和改善,城乡区域间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差距有所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所提高。

第二阶段“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发展程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为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动力基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精准性显著提高,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同时,不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了民生,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第三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加合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协同推进到更高层次,进一步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一)思想溯源: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人民的美好期盼

从人文始祖“天道均平”的质朴思想,先秦诸子百家“均贫富”的理想主张,以及历代农民起义“等贵贱”“均田免赋”的民生诉求中蕴含的平均主义思想,到近代仁人志士在救亡图存中意识到并鲜明提出平均须以物质富裕为坚实基础的观点,深刻体现了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人民对人人平等、生活富足的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期盼,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渊源。

在草昧初开、文明发轫的上古,人文始祖便已开始对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炎帝神农氏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始作集市,使民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3]561,从而无不足之患。黄帝“正名百物,明民共财”[4]196,利物制器,积累物质财富,惠泽黎庶万民。

诸子百家“顺天应人”的主张中蕴含了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管子提出要“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与天下人同利”[5]97,与天下人共享发展利益,天下人才会“持之”。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贫富对立、阶级压迫、“损不足以奉有余”[6]139,晏子和孔子都强调要均贫富,认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7]95,圣君取用财物要“权有无,均贫富”[8]142,老子提出人之道应如天之道“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6]139,墨子主张兼爱交利,倡议“有财者勉以分人”[9]71,这些思想虽然当时没有广泛付诸实践,但却成为“提低调高”的再分配政策和鼓励捐赠的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思想渊源。

历朝历代因官府大肆敛赋、农民生活困苦而被迫发动的以“等贵贱,均贫富”到“均田免赋”为口号的农民起义,深刻体现了底层百姓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期盼。如北宋初期宋廷敛赋加剧,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一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10]6288一呼百应。明朝地权集中、赋税繁重,逢陕北连年旱荒,矛盾激化,明末李自成以“贵贱均田”“五年不征”召集农民起义军。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并确立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大纲,主张废除土地所有制、平分天下土地,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近代以来,民族危亡之际,为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一批仁人志士注重实现以富裕为基础的平均主义。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一书中描绘了以高度工业化的物质文明为基础、人人平等、人人劳动的“大同之世”,认为“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11]6,主张以“西学西理”走上现代工业化道路,技术先进而“什器精奇,机轮飞动”[11]186,物质财富极大丰裕，所以“人无所思,安乐既极,惟思长生,而服食既精,忧略绝无”[11]188,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人类平等,人类大同”的“太平之世”[11]45。孙中山尝言“外国患不均,中国患贫”,应以解决“国贫”“民贫”为第一位,以平均为第二位,并解释道“兄弟底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亦是杜渐防微底意思”[12]348,即“平均”是要预防以后可能出现的“不均”,而出台“平均地权”的主要目的是使人民从土地中获利,解决“人民生计”贫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以公有制为制度前提、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科学论断,奠定了“共同富裕”科学内核的理论基础。一方面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强调以高度丰裕的物质财富为基础,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对象,促进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景象的描绘中,未来社会主义生产“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13]22,一切社会成员都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体力和智力也能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4]322。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指出,要“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15]31,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6]337。

(三)实践探索:共同富裕是党百年历程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竭力奋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党百年历程的奋斗目标。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阶段性推进共同富裕的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奠定根本制度基础,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夯实物质基础,最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利条件,始终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也是对共同富裕思想内涵、实现路径的探索历程,从注重平均思想的初步认识,到正式提出“共同富裕”、明晰基本含义,再到认识到“共同富裕”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以先富为必由之路,最后到提出共享发展、指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凝结成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内核。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初步形成注重平均的共同富裕思想。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同时,早期共产党人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描绘中体现了对全体人民平等平均的愿景。如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17]196, 354；在陕甘宁边区建设时期,毛泽东也提出社会主义应是“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18]80。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奠定根本制度基础,正式提出“共同富裕”并明晰基本含义。这一时期通过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1953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一词,指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662。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及共同富裕,明确指出“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20]308。后来,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阐述道,“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21]495,这说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已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是在逐年富强的进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是这一科学理解并未在后续工作中贯彻执行,由于忽略了生产力客观发展规律,超前追求公社化、平均主义,使得共同富裕进程遭遇重大挫折。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这一时期通过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重要经济体,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临仍旧一穷二白的落后困境,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2]373,创造性地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3]152的路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充分印证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24]64。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24]14, 32；党的十四大报告再次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25]17；党的十五大报告也再次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26]16。这表明党在鼓励先富、促进效率的同时,逐渐重视收入分配公平问题,逐步明确和具体化收入分配制度安排。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27]22, 12。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要求[27]475,这意味着党已经明晰以“提低扩中调高”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具体路径,体现了党“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主张[28]12。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共同富裕有利条件。这一时期以精准扶贫、全面脱贫为底线，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明确“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指明要“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29]12。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强调以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实现“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30]793,这深刻体现了党更加注重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1]142。同时,初步制定了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阶段性目标。

三、当前面临的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2020年,我国GDP总量首次突破一百万亿,创新指数达到242.6(1)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21-10/29/content-5647704.htm。。创新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还有很大差距,民生保障还应持续加大投入。

(一)经济发展仍不充分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消费需求萎缩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待进一步推进。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从近几年稳定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大幅下降至-22%,同时,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也显著降低至47.3%(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尽管我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突出表现为高素质劳动者培养不足、市场主体活力不足。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教育培训体系和市场用工需求之间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仍受人才不足、基础科研投入产出效率不高掣肘而进展缓慢,使得我国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发展缺乏高素质人才支持。同时,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不高,民营企业发展仍有难点。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和支柱,但近几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在64%左右,而净资产收益率仅为4%左右且呈下降趋势(3)数据来源: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企经济效益还应持续提升。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但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经商环境报告2020》(4)参见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china。,我国一个中等规模企业每年须完成7次税收支付,耗时138个小时,总税负达占利润总额的62.6%,相比于OECD高收入国家39.9%的水平,企业税收负担较重,同时,民营企业发展还存在融资渠道受限、垄断行业进入受阻等桎梏,营商环境还应持续改善。

(二)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均在0.462以上,且近几年有回升趋势,收入差距问题仍然突出。整体而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2008年和2015年两个拐点。从2003年至2008年,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居民财富禀赋和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拉大了收入差距,而2008年以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政府惠农政策[32]、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非熟练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33],农业劳动力和低技能人群等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收入分配差距得到明显改善。自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因素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机会,而高素质劳动者报酬显著提升,收入差距又开始扩大。从中也可看出,人力资本水平差异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且呈现贫富代际传递、收入阶层固化的重要因素。

同时,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仍不完善。初次分配中,市场机制仍未充分发挥作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仍不健全;再分配中,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制度精准度不高,在合理调节高收入方面还应持续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试点；第三次分配中,依靠精神力量、道德原则,鼓励高收入人群自发捐赠、企业自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还缺乏长效机制支持。

(三)城乡差距依然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额从209元扩大到26 703元,人均消费支出从250元扩大到13 294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均维持在农村人均水平的1.8—3.4倍(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十分显著,成为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34]。此外,城乡居民在就业发展和增收空间、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资源均衡、教学质量水平、医疗卫生保障、基本养老护理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上存在显著差距,而且农村迁移人口常住城镇,却无法享受到与城镇户籍人口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基本民生问题未得到解决,阻碍了农业人口非农迁移。同时,城乡发展差距突出表现为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如农业生产现代化、产业化程度较低;乡村道路交通、数字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乡村治理仍存在生态环境、乡风文明等问题;农户土地权益未得到切实保障,农村土地存量财产闲置与农业规模化经营之间的农地供求矛盾突出。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还需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四)民生保障仍需加强

目前,我国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和挑战,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当前的紧迫任务。随着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技术进步突出了劳动者素质能力和企业用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存在结构差异,而在职培训、就业咨询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劳动者转岗就业能力不足,面对国内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恶化,稳就业更成难题。农村边远地区学前教育资源不足,毛入园率较低,“入学难”现象仍然严峻,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受教育成本较高,在低收入群体子女教育上财政支持力度和精准度还不足,基础性教育机会还未实现充分保障。进城农民工、应届毕业生等新市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也未充分满足,租房房源需拓宽供给渠道,租金仍需规范、加强管理。此外,虽然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覆盖率高,但乡村基本医疗资源和卫生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金水平低下,不足以覆盖基本生活支出,在保险筹资和保障水平上还存在城乡差距、职工居民差距的问题。

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应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一)提升人力资本，推动国民共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是关键,应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坚定“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大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同时,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与创新潜力。

1. 提升人力资本,夯实动力基础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1]高水平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从经济中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动力基础,而提升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提升教育质量,应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教育强国。

(1)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培养教师队伍、提升教学质量,推进双减政策、减轻学业负担,务求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育实践,促进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2)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重要途径,提高职业教育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通过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完善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配套政策,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加入技术工人队伍,持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3)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积极稳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遵循大学教育规律,充分借鉴国内外高等教育先进理念,加快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和一流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大学从规模扩张转为质量提升。着眼我国经济社会当前和长远发展所需,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有自主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促进其在社会发展中学有专长、学有所用。

(4)促进民办培训教育健康发展。推进民办学校“证照分离”改革、简化审批手续,在教师待遇、学生助学、政府奖补和税费减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促进民办教育兴办和发展。通过专项教育督查、全流程教学监管,改善教学环境、提升教学质量,从而以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提升整体教育资源质量。

2.推动国民共进,激发主体活力 高质量发展需要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面对国有企业效益不高、民营企业活力不足的双重困境,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构建起国企与民企共赢、共进的发展生态。

(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实力。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吸纳民营资本、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活力与强化监管相结合、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策略性并购,调整优化国有企业结构、提高核心竞争力,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同时,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电信等行业的产能、技术与经验优势,扩展国际市场;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研制先进技术的优势产品,引领国际市场发展,持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2)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助力民营经济。应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主要桎梏和突出问题,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发挥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作用,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应促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创新管制机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自由发展的营商环境。应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金融服务模式,让金融回归于资金融通中介和风控手段的本质,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如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型中小企业发展;发展互联网金融,以大数据信用评估与风险管理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适当超前建设基础设施,释放数字红利,为民营企业发展赋能。同时,要注重人才引育、激发创新活力,通过鼓励创新创业,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完善人才流动福利配套体系、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科技型人才创新积极性,充分发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创新型国家的生力军”[35]作用。

(二)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为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应在加快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基础上,通过促进劳动力社会性流动和教育公平普惠,“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的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1]。

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配套,促进劳动力流动。通过实行城市落户负面清单制度并加快缩短负面清单、逐步放宽落户条件并取消城市落户限制,解决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等突出问题,推进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均等化,打破户籍制度限制,逐步将户籍制度作为基本的常住人口登记手段,促进劳动力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由充分地迁移,通过勤劳创新致富,实现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二是促进教育公平普惠。应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水平和子女受教育水平,提升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阻断低收入群体的贫困代际传递,通过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创造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激发各收入群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同时,应通过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深化国民教育教学体系改革,促进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和教育机会公平普惠。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改善城乡发展差距

促进共同富裕,缓解城乡差距问题,“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进乡村振兴,既需要从城市端发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创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完善城乡农产品供应链,为农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以城促乡;促进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更需要直接从农村端发力,通过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1.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以盘活要素存量、引入要素增量、利用数字技术、发挥生态优势,推进农业现代化。通过完善规范农村用地流转交易市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加快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资金、技术、农业人才和数字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入的同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盘活农村土地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要素存量,发展现代化种植业、养殖业与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实现农业生产与食品加工的规模化、专业化;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等数字信息技术,加速农产品销售线上线下融合,保障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通过充分发挥农村生态资源、自然环境优势,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餐饮民宿、创意农业、农耕体验、康养基地等现代观光旅游休闲农业和新型乡村旅游服务业。

2.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 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农村水资源安全、满足电力能源基本需求,通过“厕所革命”、垃圾集中清理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教育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缩小城乡居民在民生保障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以加快建设“数字乡村”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打造“互联网+”综合信息咨询服务平台、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构建社区微信群促进服务管理便民化,释放信息技术在促进农村建设管理和发展中的红利,全面促进农村现代化。

3.拓宽农民致富渠道 应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晰产权,充分保障农户土地权益,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和农业用地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时,应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完善以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土地权益为抵押品的农地抵押贷款制度,缓解农户自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工商业经营活动的融资约束,促进农民自主创新创业、拓源增收。还可通过创新农户与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方式、创新实践农村集体经济农户参与模式,如农户以土地、技术人员身份或农业生产技术入股参与分红,提高农用土地整体利用效率的同时,拓宽农户收入来源,切实惠农富农。

(四)加强民生保障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围绕个体全生命周期,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坚决兜牢民生底线,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1.保障学前教育、完善资助体系、促进充分就业,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加大基础性学前教育资源投入和支持力度,尤其加快中西部、农村和边远地区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建设,持续扩大学前教育规模,基本解决“入园难”问题。推动完善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全面提升学生资助服务水平,适时合理调整资助范围和资助标准,规范学生资助管理制度和监督管理职责,实现教育教学各方面、各环节的精准资助,为“学有所教”提供有力保障。促进教育规模发展的同时,兼顾教育质量提高,加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通识教育水平,注重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其满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劳动者综合素质水平提出的更高要求,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同时,应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终身职业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转岗就业能力,加强互联网就业帮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缓解结构性失业矛盾,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2.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在持续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缩小保障差距、提高保障水平。逐步缩小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增强公务员、事业单位、城镇职工、城镇与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同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区域性逐步微幅上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调剂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提高养老医疗保障水平。

3.完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实现“住有所居” 以多主体联合、多途径筹建筹集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通过因城施策、政企联手、城际合作,盘活存量用地筹建新房源,盘活存量用房,改建、改造转化非居住存量房屋,鼓励产业园区、大型企事业单位新建人才公寓,加强宿舍型房源筹集等方式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优化租赁住房供应结构,满足青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基本住房需求。

4.完善兜底性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弱有所扶” 以发展慈善公益事业为导向,重点帮扶低收入群体,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快缩小社会救助的城乡标准差异,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住基本生活底线。通过加快培育慈善组织,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构建新型慈善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救济、援助和帮扶社会弱势群体上的重要作用。同时,社会救助应不仅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还应满足弱势群体基本精神生活需求,满足其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比如,移动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已高度融入经济社会生活,应充分关注和解决老龄人口、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困境,通过宣传组织社会志愿活动、探索老年人智能手机等信息技术培训站模式,让处于数字化生产生活边缘的弱势群体充分参与到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