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婷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在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史上,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贡献了两种不同的编译版本,此二文本在《形态》的定性以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却形成了激烈的对撞:《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独立著作,还是各自分散的稿卷?《形态》中是否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逻辑?“I.费尔巴哈”章是一部具有完整性的手稿,还是文献学解构的文本样态?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在遭遇《形态》MEGA2试行版与MEGA2先行版的时候少有人触及这些问题,但实际上它们才是陶伯特两个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应该被人们重视到的理论-文献学价值。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译史回顾:陶伯特两版MEGA2《形态》的背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新视界,这部庞大的未尽之作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遭遇了“老鼠的牙齿的批判”(nagende Kritik der Mäuse),直到恩格斯逝世后,它的部分手稿才得以现世。《德意志意识形态》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近一百年,一直有不同版本出现,但整体而言,这部遗稿大致经历了三个编译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MEI)主持编译的梁赞诺夫版时期,它是《形态》出版史上的里程碑。不仅在于梁赞诺夫(D. Rjasanow)第一次搜集、发表了“I.费尔巴哈”章,重新定位《形态》的遗稿在马克思恩格斯众多文本中的理论价值——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梅林(Franz Mehring)等人未重视过这部手稿;而且还首次尝试在《形态》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过程。虽然,梁版在手稿的数量和编辑上存在一定不足(梁赞诺夫本人亦承认此问题),但这个具有独立研究精神的梁赞诺夫版,毫无疑问成为后面《形态》出版和研究的文献支撑。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编译时期,该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32年阿多拉茨基(V. Adoratskij)编纂的《形态》MEGA1版,由马克思恩格斯出版有限公司(Marx-Engels-Verlag GmbH)出版；二是70年代及之后由东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IML)编译的《形态》MEGA2版,因其涉及的两个版本都是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出版,这个阶段又可称为《形态》狄茨版阶段。首先,阿多拉茨基以梁版为基础,但自从他接替梁赞诺夫出版MEGA1以来,《形态》的研究与出版就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具有统一的意志。这种意志在MEGA1版(阿版)中特别地表现为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的重构:即在传统教条主义的思路下,通过对《形态》手稿的恣意编排来“澄清针对著者的叙述方法的各个词句的辩证关系”[1]130,并证明《形态》是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完整手稿。其次,随着巴纳(S. Bahne)在1962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新发现的3张手稿残页和巴加图利亚版(1962)的出现,MEGA1版的权威性不断遭到质疑,70年代东德的IML决定重新编辑《形态》“I.费尔巴哈”章,以期为将来MEGA2Ⅰ-5的正式出版提供一个试验性范例。这个版本就是陶伯特(Inge Taubert)在1972年主持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试行版(Probeband)[2]。虽然此时教条主义思路已经弱化,但东德IML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传统编译框架中对待《形态》的手稿。换而言之,他们继承了MEGA1以来的编辑原则,即主张《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二卷本“巨著”(umfangreiche Arbeiten)。同样,东德IML在1983年出版的MEGA2第Ⅳ部分的栏外边注试行版[3]亦是如此。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西方马克思学意识形态的编译时期。随着东、西德的统一,MEGA2的发行权从东德的IML转移到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这是一个由西方马克思学文献学研究者们组成的新的MEGA2编委,《形态》的出版也从狄茨出版社转移到学院出版社(Akademie Verlag/Forschung),因而这个时期亦可称为学院版时期。IMES否定了《形态》以前的传统编译思路,他们以“价值中立”的原则对《形态》手稿展开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解构:不再把《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作见证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诞生的著作,而将其割裂为分散的稿卷,从而达到“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目的。1999年MEGA2Ⅳ/32暂定版[4]、陶伯特负责编纂的2004年《形态》MEGA2先行版(Vorabpublikation)[5]、2017年正式出版的MEGA2Ⅰ-5[6]都是以此为编译原则的。

纵观《德意志意识形态》近百年的编译史,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同一编辑陶伯特的不同时期下,产生了两个完全异质的《形态》版本,即1972年狄茨出版社出版的MEGA2试行版(Probeband)和2004年学院出版社刊发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上的MEGA2先行版(Vorabpublikation),前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专题著作,后者则成了由诸多单独的草稿、笔记构成的论文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二、从《形态》MEGA2试行版到MEGA2先行版的编辑原则之变

实际上,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以来,影响各个编委基本态度的不是手稿细节的考证,而是对《形态》本身性质定性的问题,这一点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编辑原则。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编译思路的MEGA2试行版

从MEGA1开始(包括梁赞诺夫版),各版本对《形态》几乎都坚持一个理论共识:《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黑格尔(G.W.F.Hegel)之后的唯心主义哲学、构建其唯物史观的独立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在编辑《形态》的时候,主张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史,并且在文本中保留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内在发生逻辑。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传统编译思路。陶伯特在东德IML主持编译MEGA2试行版的时候,总体接近于这种编译原则。首先,陶伯特沿用了梁赞诺夫版、MEGA1版以来的编辑共识,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未完成的独立作品。针对MEGA2试行版决定出版的“I.费尔巴哈”章,陶伯特指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批判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抽象人本主义,阐述自己历史唯物主义而撰写的独立章,虽然这章内容原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执笔计划之外(陶伯特认为,此章是在对鲍威尔(Bruno Bauer)《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中产生的)。其次,陶伯特同此前的版本一样,把《形态》作为反映马克思思想演变的文献化依据。只不过,与MEGA1版凭借恣意地剪贴、排序来证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不同,陶伯特指出,通过对手稿的编排,完整的原文形态(integral Textform)再现是有可能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梁赞诺夫版又过于朴素了)。因此,MEGA2试行版编辑的基本原则是,把“I.费尔巴哈”章里具有相关性的文献收归一起,并编成以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专题卷(thematischer Band)。同时,在文本的编排上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撰写形式保持一致,也对基底稿、誊清稿、异稿的形成史进行溯源和分析,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过程和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整体地具象化于文献之中。换而言之,正如陶伯特在MEGA2试行版的编辑大纲中声称的那样,试行版将是“为多样性学术领域的国际性研究提供作为原著的全面依据的,构成已成为所有样本和语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版物的最准确的文献基础的历史性、批判性全集”[2]39*。值得肯定的是,MEGA2试行版为《形态》的出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启发。因为它与以往的所有版本不同,第一次采用了留白本模式(梁版、MEGA1以及巴加图利亚版均是按照便于读者理解的阅读本模式对文本进行编排),通过双联页的形式,将正文(Grundtext)列于每页的左栏,边注、修正等置于右栏,增补直接插入正文之中,层次复杂的修改和增补的过程则用“异文详情”来记载。这种编辑方法能够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撰写的历史现场,因而被后来IMES发行的《形态》MEGA2学院版、甚至广松涉(Hiromatsu Wataru)版所接受。可以说,MEGA2试行版是文献学意义上首次的“历史考证版”。

(二)基于西方马克思学“价值中立”原则的MEGA2先行版

苏联解体同样也影响了MEGA2的出版。IMES的德-法MEGA小组[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故居KMH研究中心(所长佩尔格Hans Pelger)和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大学(德国研究学者格朗炯Jacques Grandjonc)]接替了原本东德IML的马克思-恩格斯支部,负责《形态》的编纂和出版事宜。值得注意的是,陶伯特依旧被IMES聘为《形态》的责任编辑,但此时,她已经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转型为西方马克思学文献学专家。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学著名于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著作, 也就是说, 不对马克思的原著强加任何主观意图, 保留文献绝对的客观性。 因而, 这个成员大都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的德-法小组毫无意外地保持了“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 他们忠实于文献, 编译的重点也不再是分析作者的写作思路和目的, 而是追求文献从最初稿到清稿的撰写笔迹、 纸张使用等直观的发展过程。 那么, 在这种学术立场下, 陶伯特在内的IMES德-法小组对《形态》的定性发生了颠覆性改变。

第一，MEGA2先行版否认MEGA2试行版认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独立作品的观点，将手稿判定为是各自分散的稿卷。陶伯特在绪言中强调，“依照已公开的‘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的结构’。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文章是新收录的。这一组文稿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的11月底12月初，并没有开始写作1845年春计划的两卷本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5]5*”同时，那些在传统编译逻辑中被默认为具有完整性的手稿部分，经过文献学分析被认定为残篇，所以陶伯特推断，《形态》极大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批判费尔巴哈和鲍威尔撰写的论战性草稿和一些未完成的段落。第二，MEGA2先行版否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逻辑。我们知道，在以往的版本中，编委对待马克思文本都是以不破坏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基本原则的。但先行版却指出，只要在《形态》的编辑中证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表述的“多半打上了政治意向的烙印”，是教条主义下的“牺牲品”。对此，陶伯特在MEGA2先行版中批评了MEGA2试行版的编辑原则，“无论是章开始的编排还是‘主手稿’的合并，或是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Kapital Ⅰ. Feuerbach. Gegensatz von materialistischer und idealistischer Anschauung)的标题统摄全部手稿的做法，因为这又部分地背离了所声称的编辑意图”。这导致，“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战对象基本上能够确定是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唯心史观’，但是在解析他们自身的观点时存在很大的困难”[5]18*。因此，只有对文本进行彻底的“文献学解构”，才能对《形态》进行客观、中立的历史考证。这里，陶伯特放弃了MEGA2试行版里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写作意图的定稿版(Ausgabe letzter Hand)的编辑原则,而采用文献学解构的编辑原则。这意味着MEGA2先行版，首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即不再构建所谓的“I.费尔巴哈”章，《形态》的草稿、笔记和誊清稿按照作者遗留下来的状况来编辑，“不再对作者没有完成的东西负责任，或者试图继续完成它”[5]3-4*。其次，在手稿的编排上，各个文本没有逻辑优先权，均以撰写时间、笔迹、纸张(Papiersorte)情况作为文献编纂依据。针对异稿的处理，相较于以前的记述方法，MEGA2先行版采取并列的记录形式(parallelisierende Verfahren)或共同观览的方式(synoptische Methode)[7]。 不可否认，MEGA2先行版在《形态》文献的搜集和编注上有明显的进展，特别是副卷中关于手稿产生、留传情况的注释部分(Erläuterungsteile)[8]。 但必须意识到，陶伯特在内的IMES所追求的西方马克思学“价值中立”“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文献学编辑原则，在MEGA2先行版最终的文本结构中，其实是另一种“看不见的隐性的意识形态”[9]4。

三、《形态》MEGA2试行版和MEGA2先行版之文本结构对比

众所周知,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的撰写层次复杂,并伴有不同时期的修改和增补,加之文本缺乏连贯性,因此文本的编排一直是各个版本《形态》的编辑难题和争议所在。虽然《形态》的MEGA2试行版和MEGA2先行版都是陶伯特负责、参与编译,但其前后编辑原则的转变,使这两个版本呈现出了全异质的文本结构。

(一)构建完整文本形态的MEGA2试行版

陶伯特在MEGA2试行版中基本建构了《形态》的“I.费尔巴哈”章,她基于手稿写于不同的时期,将其分为七个部分:第一至第四部分是“誊清稿”的四个手稿;第五至第七部分则是“I.费尔巴哈”章的“主手稿”(großes Konvolut)。陶伯特当时判定,“主手稿”的写作时间是要先于“誊清稿”的四个手稿,但是在文本的编辑中,她并未完全遵循撰写时间,而是对手稿进行了一定的逻辑处理,把“主手稿”全部置于“誊清稿”之后。陶伯特声称,“这个版本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I.费尔巴哈”章的撰写工作结束时的底稿状况进行编辑。从这个形式中可以看到手稿的片断性特征,并且可以了解到已经开始却没有完成的手稿修改过程中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可能性。这样就能够看清手稿的写作停留在哪个阶段”[2]416。首先,在MEGA2试行版中,陶伯特将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作为“I.费尔巴哈”章的开头准备稿。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为各个部分(除了导论之外)的排列提供明确的线索。这个版本并不打算根据推测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图来建构章的开头,而是以手稿的判读为依据”[2]8。因此,第一部分“I.费尔巴哈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2})和第二部分“I.费尔巴哈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1}、{1?}、{2?})作为“I.费尔巴哈”章开头的异稿和誊清稿,根据推测的撰写时间顺序来排列。第三部分“论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历史”({3}、{4})和第四部分“论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5})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I.费尔巴哈”章的草稿,以恩格斯标注的纸张号排序(陶主张这两部分具有写作的连贯性)。其次,陶伯特将第五至第七部分整体视作未完成的“I.费尔巴哈”章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五部分手稿([8]-[29]和巴纳发现的三张残页)是批判鲍威尔文章《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时候撰写的草稿(草稿未流传下来),第六部分([30]-[35])为“圣麦克斯”章“教阶制”一节的部分内容,第七部分([40]-[72])则是“圣麦克斯”章关于“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的部分内容。陶伯特指认,“主手稿”的三个部分基本上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过程中或之后被归于“I.费尔巴哈”章的,所以均按照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对其进行排序。其实,从这个文本结构可以看出,陶伯特在编译的时候有意识地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构建“I.费尔巴哈”章的逻辑,对《形态》的形成史进行溯源分析,所以MEGA2试行版基本上是以一种完整的文本形态编译出来的。

(二)进行文献学解构的MEGA2先行版

MEGA2先行版在“I.费尔巴哈”章(Ⅰ/5-3至Ⅰ/5-9)的基础上,增加了马克思“答布鲁诺·鲍威尔”(Ⅰ/5-1)、“莱比锡宗教会议”(Ⅰ/5-10)、“Ⅱ.圣布鲁诺”(Ⅰ/5-11)以及约瑟夫·魏德迈的文章(附录)。这里,对“I.费尔巴哈”章手稿的编纂不再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为核心,而是在“价值中立”的原则下,对“I.费尔巴哈”章进行彻底的文献学解构。也就是说,MEGA2先行版“不再建构‘I.费尔巴哈’章(Kapital),不再继续从事未完成的事后编辑工作。不再把未完成部分的七个小部分(Ⅰ/5-3至Ⅰ/5-9)连缀成一个单独的文稿:即计划写但没有写的新稿‘I.费尔巴哈’章的准备稿”[5]7-8*。因而带有明显的“文献学”特征:

第一,“主手稿”Ⅰ/5-3(即巴纳发现的3张手稿和[8]—[29]、[30]—[35]、[40]—[72])作为开头,“誊清稿”、异稿(Ⅰ/5-4至Ⅰ/5-9)排在后面,这同1972年MEGA2试行版的编排是完全颠倒的。这里,陶伯特将“主手稿”Ⅰ/5-3视作四个单独部分(三个草稿和一个笔记),在她看来,这种形式可以理清“主手稿”的各个部分与Ⅰ/5-4至Ⅰ/5-9产生的不同联系。需要提出的是,陶伯特强调的“联系”仅仅针对手稿的执笔时间关联,而非马克思恩格斯的撰写逻辑。第二,Ⅰ/5-4这篇被推测为恩格斯1846年在巴黎拟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的批判素材笔记,被放置于Ⅰ/5-3与Ⅰ/5-5({2}a-d)之间。事实上,这张手稿同马克思恩格斯的“I.费尔巴哈”章并无逻辑相关性,所以在MEGA1版乃至广松涉版的《形态》中,都是以附录的形式存在。而陶伯特在MEGA2先行版中仅凭手稿的纸张(Papiersorte)就把它归属于“I.费尔巴哈”章(陶未给出执笔日期的证据)[10-11],并排在Ⅰ/5-5之前,让人难以理解。第三,陶伯特将Ⅰ/5-5至Ⅰ/5-9({2}、{1?}-{2?}、{1}、{3}-{4}、{5})这部分“誊清稿”的手稿全部放在“I.费尔巴哈”章的最后, 并声称它们是独立的存在。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Ⅰ/5-5至Ⅰ/5-9中阐述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 怎样生产的方式以及意识, 恰恰是“主手稿”Ⅰ/5-3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四个彼此相连的原初历史关系。 同样, 关于分工的概述也是Ⅰ/5-3的马克思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的理论入口。 MEGA2先行版对“誊清稿”的手稿按照这样的形式编排是值得商榷的。

总体而言,“I.费尔巴哈”章在MEGA2先行版中呈现出一种反逻辑的文本样态,也许这正是陶伯特所希望达到的“价值中立”的目的,即“发掘在后意识形态时代通过对马克思进行的文本学解构而可能重新发现的东西”[5]4*。但陶伯特忘却了,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文本解构的时候,也将其同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切割。换言之,陶伯特所认为从MEGA2先行版中获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意义,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尚是一堆乏善可陈的空洞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