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玉丽，王步云

（塔里木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高僧玄奘游历西域后完成的一部重要历史地理著作，也是《西游记》的故事原型。在西域各国中，于阗国给玄奘的印象相对深刻，国内民众 “俗知礼义，人性温恭” ，社会 “众庶富乐，编户安业” ，宗教则是 “僧侣五千余人，多习大乘佛法” 。《大唐西域记》对于阗国的记载也相对详细，从建国传说、古物遗迹到宗教故事，涉及历史、文化和风俗等多个方面。其中最有趣的还是 “鼠壤坟传说” 和 “龙鼓传说” ，它们体现出了于阗国人民对鼠与龙的不同态度，其背后的文化差异也值得深入思考。

一、《大唐西域记》中的于阗国

古于阗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绿洲小国，梵文又称为 “瞿萨旦那国”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 “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太半，壤土隘狭，宜谷稼，多众果。出氍毹细毡，工纺绩绸，又产白玉、黳玉。气序和畅，飘风飞埃。”①〔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001 页。可见于阗国虽处于多沙的西域，但宜种植谷物和果树。此外，其疆域有四千余里，不仅能纺织精细的布帛，而且能产出白玉等珍贵宝石。因此在商贸交流中，经济富庶，人民安乐知礼。又言： “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②〔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002 页。。在文字文化方面，于阗国深受印度与佛教思想的影响。后世读者可以通过《建国传说》来了解于阗国国家民族的由来，通过《鼠壤坟传说》与《龙鼓传说》来了解于阗国民众的文化与精神面貌。

（一）建国传说

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 “毗沙门天之祚胤也。” 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于此栖止。无忧王太子在咀叉始罗国被抉目已，无忧王怒谴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牧，至此西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当是时也，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岁月已积，风教不通。各因田猎，遇会荒泽，更问宗绪，因而争长。忿形辞语，便欲交兵。或有谏曰： “今可遽乎?因猎决战，未尽兵锋。宜归治兵，期而后集。” 于是回驾而返，各归其国，校习戎马，督励士卒，至期兵会，旗鼓相望。旦日合战，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斩其首。东主乘胜，抚集亡国，迁都中地，方建城郭。忧其无土，恐难成功，宣告远近，谁识地理。时有涂灰外道负大瓠，盛满水而自进曰： “我知地理。” 遂以其水屈曲遗流，周而复始，因即疾驱，忽而不见。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兴功，即斯国治，今王所都于此城也。城非崇峻，攻击难克，自古已来，未能有胜③〔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006 页。。

在传说中，于阗国最初是由两支部族迁入和合并发展而成。无忧国被谴豪族居于雪山北部的荒谷，称为西界，东土帝子也是受谴流徙于此，居于东界。由于风俗教化和利益冲突，两个部落爆发了兵戈之战，东界的帝子获胜后，抚集西界的亡国民众，在中部地区共建都城。在历史的发展中，两个部落逐渐融合成现在繁荣知礼、敬重佛法的于阗国。

（二）鼠壤坟传说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闻之土俗曰:此沙碛中，鼠大如猬，其毛则金银异色，为其群之酋长。每出穴游止，则群鼠为从。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掠边城，至鼠坟侧屯军。时瞿萨旦那王率数万兵，恐力不敌，素知碛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无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图计，苟复设祭，焚香请鼠，冀其有灵，少加军力。其夜瞿萨旦那王梦见大鼠曰： “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必当克胜。” 瞿萨旦那王知有灵祐，遂整戎马，申令将士，未明而行，长驱掩袭。匈奴之闻也，莫不惧焉，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纠连，凡厥带系，鼠皆啮断。兵寇既临，面缚受戮。于是杀其将，虏其兵，匈奴震慑，以为神灵所祐也。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奕世遵敬，特深珍异。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趋，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既输诚，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则逢灾变④〔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017 页。。

于阗国的王城西部有鼠壤坟，酋鼠大如刺猬，毛色金银，出游时群鼠跟从。面对匈奴王率领数十万士兵的入侵，仅有数万士兵的于阗国王焚香祷告向鼠群求救，鼠王也入梦相告愿意无私帮助。在鼠群的撕咬下，于阗国王以弱势兵力大破敌军。此后，于阗国为老鼠建祠祭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俱备鲜花美肴向老鼠祈福。

（三）龙鼓传说

城东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国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后断流，王深怪异。于是命驾问罗汉僧曰： “大河之水，国人取给，今忽断流，其咎安在?为政有不平，德有不治乎?不然，垂谴何重也！” 罗汉曰： “大王治国，政化清和。河水断流，龙所为耳。宜速祠求，当复昔利。” 王因回驾，祠祭河龙。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 “我夫早丧，主命无从。所以河水绝流，农人失利。王于国内选一贵臣，配我为夫，水流如昔。” 王曰: “敬闻，任所欲耳。” 龙遂目悦国之大臣。王既回驾，谓群下曰： “大臣者，国之重镇。农务者，人之命食。国失镇则危，人绝食则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 大臣越席跪而对曰： “久已虚薄，谬当重任。常思报国，未遇其时。今而预选，敢塞深责。苟利万姓，何吝一臣? 臣者国之佐，人者国之本，愿大王不再思也！幸为修福，建僧伽蓝！” “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请早入龙宫。于是举国僚庶，鼓乐饮饯。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马，与王辞诀，敬谢国人。驱马入河，履水不溺，济乎中流，麾鞭画水，水为中开，自兹没矣。顷之白马浮出，负一旃檀大鼓，封一函书。其书大略曰： “大王不遗细微，谬参神选，愿多营福，益国滋臣。以此大鼓悬城东南。若有寇至，鼓先声震。” 河水遂流，至今利用。岁月浸远，龙鼓久无。旧悬之处，今仍有鼓池侧伽蓝，荒圯无僧①〔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024 页。。

都城南部的大河在河龙的作祟下，突然断流，缺水的于阗国陷入困境之中。在罗汉僧的建议下，国王对河龙进行祭祀，龙女因此出现，并对国王提出要一位贵臣为夫的要求。国中大臣慷慨请命，骑白马敬谢国人进入河中，后又送给了于阗国一面示警大鼓作为回报。

二、于阗国对鼠与龙形象理解的差异

《鼠壤坟传说》和《龙鼓传说》故事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于阗国民众对鼠和龙的不同理解。虽然异鼠和龙女对于阗国的生存都造成了影响，但君民对二者的态度却各有差异，对鼠是神圣的全民祭祀，对龙女则是避之不及，甚至需要牺牲大臣来满足她的选夫要求。于阗国对鼠和龙的理解差异主要体现在性质、地位、情感三个方面。

（一）性质不同

在性质方面，于阗国认为鼠是善的代表，龙是恶的代表。在《鼠壤坟传说》中，面对匈奴的侵入战争，国王走投无路下主动请求异鼠帮助，无私的鼠群允诺所求并在战争中出力，帮助于阗国解除了亡国危机，因此得到国民的感激和尊重，世代享受祭祀的香火，并保佑于阗国。《大唐西域记》中龙的形象有善有恶，但多以恶性出现，这一点在《龙鼓传说》中龙女的身上也有所体现。于阗国的命脉大河被截断，龙女要求大臣入河做其丈夫，且非该大臣不可。于阗国王认为失臣则国危，失水无农则国亡，在危亡之选中，大臣最终主动请命，答应龙女的要求。但无论是君臣民众在龙女选夫时的犹豫不愿情绪，还是龙女一定程度的 “趁火打劫” 行为，都可见龙形象中恶性的部分。信佛的大臣选择放弃人间生命，也具有佛家以身饲虎的意味。同时大臣也在生死善恶对立中，走向神化和永生，还为于阗国送来一面大鼓感谢君民。于阗国的龙在敦煌的遗迹中同样以恶性示人，在莫高窟的第231 窟、237 窟等洞窟的壁画《毗沙门天王决海》中描绘了一幅毒龙长期祸害于阗国的大图卷，画中的于阗百姓饱受恶龙之苦。

（二）地位不同

在地位方面，鼠在于阗国享受崇高的地位，而龙的地位相对较低。于阗国的异鼠有着神圣的光芒，上至君王，下至庶民对老鼠都是毕恭毕敬。在经过鼠穴时，无论高低贵贱都必须下马趋拜以示致敬，在祭祀中向鼠供奉衣服弓矢和鲜花美肴，并把固定的祭祀礼仪融入民风民俗之中，使老鼠们享受世代香火。1900 年，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古板画《鼠神图》也证实了于阗国对鼠的崇敬，板画中一位鼠头人身背有光环的鼠神，正在接受于阗国民众的祭祀供奉②梁加诚、阿力木江·麦提喀斯木：《新疆和田 “丹丹乌里克” 遗址木板画艺术赏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7 年第4 期，第 88 页。。

而龙的地位相对于鼠则要低很多，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祭祀礼仪上。《左传》认为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可见祭祀体现着古人对天地自然和祖先的敬畏，祭祀礼仪与存亡战争同等重要。在异鼠的传说中，鼠享受的祭祀是全民性、普遍性和持久性的，而在龙女的传说中，龙所享受的祭祀礼仪是阶级性、局限性和不持续性的。于阗国河水断流后，国君在罗汉僧的提醒下才对掌管大河之水的龙进行了首次祭祀，且仅限于国王等部分人，河水复流之后，于阗国也并未再对龙女进行祭祀等礼仪活动。因此可以看出龙的地位在于阗国人民心中与一般动物符号相当，相对鼠的地位则较低。

（三）情感不同

在情感方面，于阗国民对鼠是喜爱，对龙的感情则偏向负面，相对复杂。这种情感直接体现在行为中，人民对鼠是敬拜，对龙则是尽量躲避。面对匈奴数十万人的入侵，鼠群选择帮助弱小，与于阗国数万士兵并肩作战，共克强敌。战斗中，鼠是于阗士兵的战友；生活中，鼠也是于阗人民的庇护者，于阗民众诚心祭祀祈福，也多蒙受福利，视鼠为保护神和祝福神。

对龙的情感则相对复杂，这种复杂既体现在《龙鼓传说》的回避当中，也体现在敦煌壁画《毗沙门天王决海》于阗人民对毒龙的厌恶中。壁画中的毒龙居住于古代于阗的湖泊，为非作歹使当地百姓痛苦不堪，最后被仙人制服，与仙人共享祭祀。但当粮食不足于阗国停止祭祀时，毒龙立刻展开洪水漫灌的报复，百姓的生活又陷入水深火热，最后在印度高僧和天王的帮助下解除了危机。可见，于阗国对龙形象的情感偏向负面，认为龙是敌人和不怀好意者。

三、于阗国对鼠与龙态度不同的原因

于阗国的鼠和龙都是能力高强的代表，鼠群可以帮助人们赢得战争，获得福运；龙女可以控制河流和水源，影响农业兴衰。同时，鼠与龙都积极参与人间事务，鼠帮助人类生存和发展，龙女要索取人类为夫进行婚配，它们的行为对于阗国都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于阗国对鼠与龙各自强大的能力并未产生同样的好感和崇拜，这背后也有深沉的西域民族文化、社会阶层象征和佛教思想渗透等因素的影响。

（一）西域民族文化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于阗国建国的两个部落都是迁徙于此，但赢得战争并建国的 “东帝之子” 并未在史书中有记载。有学者认为这个西迁的 “东帝之子” 部落是大月氏①殷晴：《于阗尉迟王家世系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2 期，第125 页。，并在《汉书·西域传》找出了相关记载，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迁徙，与匈奴同俗。本居敦煌祁连间” 。《淮南子·要略》对月氏人的描述是： “操舍开塞，各有龙忌” ，可见月氏族自古就对龙有忌讳。同时，大月氏属于广义上的古羌人。现有关研究文章也认为是羌人被匈奴攻破后西迁至于阗地区，但也存在游牧于昆仑山北麓的羌族部落融入古于阗人的可能②殷晴：《于阗尉迟王家世系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2 期，第124 页。。

从民族习性而言，包括羌人在内的游牧民族对鼠的崇拜相对于中原民族更易于理解。中原田地或房屋中的鼠会被认作偷取食物、咬坏屋墙和衣物的不速之客，被视为五害之一。在先秦的《诗经》中就有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的诗句，人民对硕鼠的痛恨与贪官相同。而在草原和荒漠中发现鼠，很可能意味着此处有水源或者有丰茂的草地，并有包括鼠在内的完整动植物生态系统，因此逐水而居、逐草而牧的游牧民族会在此地蕃息，因而对鼠产生偏爱。

从地域特点而言，我国西域地区干旱少雨，风沙大，《大唐西域记》中的于阗国即 “沙碛太半，壤土隘狭” 。东部江河平原，水田交错，风调雨顺，常常被视为龙的泽润，能呼风唤雨的龙是祥瑞的象征。而在干旱少雨的西域地区，控制雨水的龙并未给予当地关照，甚至长期干旱导致了部分国家的消亡。《大唐西域记》中关于龙故事的记载也多达十余次，可见龙及其所控制的雨水对这块土地的重要性。但西域气候大多恶劣，人民深受风沙干旱之苦，导致对龙的印象不佳。

（二）社会阶层象征

《汉书》《淮南子》等文献都可印证《大唐西域记》所言于阗国与羌族之关系，包括羌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被匈奴击败后西迁，他们转牧为耕建立了于阗国。匈奴对龙是崇拜的，《史记索隐》中： “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匈奴王庭也被称为 “龙城” 。于阗国建国部落是被匈奴驱逐至此的，于阗先民与匈奴之间是一种战后的仇恨关系，因此他们对龙怀有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解释于阗国对龙的厌恶和逃避。同时龙的凶恶暴虐和对金银财物的搜集欲望，也与游牧部落的军事贵族阶层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有相似之处，他们身上也有龙的属性。

鼠的形象则代表着广大的下层民众。老鼠的机警灵活及其强大的繁殖生存能力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与之有相似之处的广大劳苦民众。在《鼠壤坟传说》中，鼠并非单独作战，而是以鼠酋为主导，鼠群一齐浩浩荡荡地行动，这种集体抱团发出的巨大力量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也意味着单个下层民众的力量虽然弱小，但集聚团结后的实力不可小觑。于阗国位于唐王朝与中南亚等国的经贸交流之路，这一地区广泛流传着《老鼠嫁女》故事，也体现出当时社会弱势阶层对强者的反抗思想。故事中弱小的老鼠在选丈夫时，对诸如太阳神、山神等神逐一点评，甚至不放在眼里。这种弱小老鼠对强大者的蔑视，与《鼠壤坟传说》中鼠群对匈奴的英勇作战亦有共通之处。

作为由游牧转向农耕的于阗羌族，国家安定后，内部阶级也逐渐稳固。但游牧时期形成的敌对仇恨和反抗精神，仍可通过传说故事明显感受到。

（三）佛教思想渗透

作为一个全民学习大乘佛教的西域绿洲小国，于阗国佛教气氛浓郁，上下都重视佛法修行。寺庙与修行者是 “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 ，国民则是 “仪形有体，风则有纪” 。与传统的 “崇龙避鼠” 观念不同，佛教中龙并非单一的正面形象，在《正法念处经》《长阿含经》等佛家经籍中，龙被分为法行龙王与非法行龙王两类，前者是护法天龙，后者则肆虐作乱。鼠在民间也有 “鼠咬天开” 的故事，在佛教中也有用黑、白两种老鼠比喻时光流逝的寓言，鼠的形象也非单纯的负面。透过佛教对龙、鼠两种动物形象的解读，可以引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法身无相和业力因果。

法身无相，即佛教认为肉身并不是每个人真正的身体，而只是存放精神灵魂的物质外壳。众生都可能因为造业而生成业障，这种业障会使法身沾染污垢，需要不断修行或行善才能得到清除。于阗国的鼠与龙都是与人平等的修行者，如果行善积福，多修功德，就会得到神化的光环。反之，如果造业生事则是污垢遍身，使人避之不及。同时于阗国的大臣入河与龙女为夫，既是为了国家百姓，也是为了个人功德修行，于阗国民众对鼠进行祭祀也有在报恩中修身成善的意味。

业力因果，是指人们无论动心起念，还是用心去做的种种行为，都会形成一股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我们在将来承受相应的后果。因果报应结合轮回转世使人相信苦难值得，会在将来或下一世有所报偿。因此鼠在帮助人之后，会得到香火祭祀；人虔诚祭祀后也多蒙福利，也是一种因果。在龙女索大臣为夫时，大臣慷慨渡河，在舍己为民中也走向神化，善因善果，善有善报，也是修习大乘佛法的于阗国普遍弥漫的思想。

于阗国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佛国，位于偏远的西域边疆，文化风俗相对中原地区存在着较大差异。于阗国民众的 “崇鼠避龙” 思想，背后也有民族文化、敌友象征和佛教思想等因素的推动。在这些独特地域风俗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鼠与龙形象在古于阗国与中原王朝恰好形成鲜明对比。但《大唐西域记》中于阗国的《建国传说》《鼠壤坟传说》《龙鼓传说》都体现出于阗国民对国家安定团结的追求，展示了佛教对民风和善的教化作用，这与中原王朝又存在相通共融之处，于阗国的农耕文明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