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凤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凝聚着人类战胜疾病，尤其是疫病的哲学智慧，成为中医学指导人民战胜疫病、护佑健康的指导思想。“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出自《素问遗篇·刺法论》，《素问遗篇》包含《刺法论》与《本病论》，主要阐释了疫病的发生规律和防治方法，与“七篇大论”共同构成《内经》关于疫病研究的思想成果，对现代防疫抗疫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学者顾植山[1]指出：“研究疫病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更要重视《素问遗篇》中的有关论述。”

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这是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随后疫情在中国的肆虐程度逐渐减弱，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控和疾病救治取得的成效首先得力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防控体系和执行力度，当然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在此次疫情防治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彰显了中国传统医学在防疫抗疫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智慧。

中医学早在几千年前就认识到疫病的流行性和危害性，在《内经》中记载了黄帝与岐伯关于疫病的对话：“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欲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黄帝指出了疫病的特点是“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即具有极强的致病性和传染性。他继而问岐伯“欲施救疗”的方法，岐伯的回答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后人将这句话视为中医学具有普适意义的治法治则，成为中医学治病防疫的哲学概括。此次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拿出了抗击COVID-19疫情的有效治疗思路。期间，中医专家组成员多次提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疫病防治法则，足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蕴含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的抗疫智慧。

当前，在坚定不移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要求下，COVID-19疫情在我国虽得到有效控制，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仍然存在小波起伏和从国外不断回流的情况，而国外疫情肆虐程度仍相当严重。当前，阐释中医学“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思维，充分认识并运用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智慧，为当代公共卫生防疫贡献中医力量。

1 接受人类与疫病共存的历史和现实

纵观古今中外，疫病与人类社会始终是既斗争又共存的。中国自古也是一个疫病频发的国家。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我国自西汉至清末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而关于疫病的记载则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已有“贞有疾年其死”之类的“疫”病记述[2]，《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用“温疠大行，远近咸若”“疠大至，民善暴死”等描述疫病暴发的惨状。古代社会战争频仍，自然灾害不断，加之卫生条件差，民众时常受到疫病的戕害。在此过程中也激发了各代医家不断探索防治疫病的方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如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亲历了宗族死于伤寒者“十居其七”的惨剧后，悉心研究并创立六经辨证治疗寒疫，影响后世近千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气候条件的变化，至北宋时出现了“天行温病”[3]。不少医家突破了“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的治疫方法，对中医疫病的防治理论进行了创新，如“北宋医王”庞安时认识到“乖候之气”不同于“六淫之邪”，提出把伤寒和温病区分开来的观点。明清时期疫病多发的时代背景下，涌现了如吴有性、戴天章、杨栗山、余师愚、刘奎、叶桂、吴瑭等一大批治疫名家，他们总结抗疫经验并留下珍贵的著作。其中，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瘟疫之为病“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的观点，这一认识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医学实验中发现的病毒。建国前，我国卫生状况恶劣，传染病流行猖獗，包括天花、麻疹、疟疾、麻风病、血吸虫病等不断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4]，这些疾病在建国后相继得到有效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完全战胜了疫病，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瘟疫和传染病表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从未停止，人类与病毒长期以来相互共存、相互博弈，尽管有些疫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新的疫病又可能不断出现。

应正视COVID-19缺乏有效治愈手段的现实。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疫病是由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和致病性的细菌或病毒引起，不仅种类繁多，病因也多种多样，一旦产生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便有可能迅速传播和蔓延。在没有特效防治药的情况下，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主要通过隔离和疫苗进行防疫。但疫苗的研制十分困难，即使疫苗研制成功，病毒也有可能不断产生变异。目前，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并不断产生新的变异毒株，这无疑为疫情防控增加了难度。2021年年初，全球权威期刊Nature向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119名免疫学家、传染病学家和病毒学家开展了一项关于能否彻底根除COVID-19疫情的问卷调查，结果有接近90%的专家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短期内不会消失，可能会像流感病毒或是其他感染人类的普通冠状病毒一样长期存在[5]。钟南山[6]也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将与人类长期共存，人类可能要像预防流感一样定期打疫苗。”自《国际卫生条例》生效实施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曾宣布过包括H1N1、脊髓灰质炎、埃博拉、寨卡以及这次的COVID-19在内的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些疫情最终要么演变为常态流行，要么局地流行。透过人类同重大疫情的斗争,我们看到了医学发展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不断升级，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可能暂时控制或消灭某种疫病，而不可能永远阻止新的疫病的出现。

因此，我们需要接受与疫病共存的历史和现实。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的疫情防控上，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始终保持着传承传统中医的特色，同时又根据各时期传染病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理论体系”[3]。我们应充分认识并运用祖国医学在防疫抗疫方面积累的有益经验，通过提升正气和防避邪气，收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效果。

2 树立未病先防的中医学健康理念

COVID-19疫情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公共卫生防疫的主体。“发挥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中的主体作用，能够及时构筑起防止疫情扩散的屏障，切实打通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7]。中国抗疫的巨大成功即是狠抓公共卫生防疫、发挥公共卫生防疫主体力量的结果。而要发挥公共卫生防疫主体的力量，就要筑牢个体防疫这层屏障。

个体防疫是防疫抗疫的基础。对疫病的防治应首先培养公民未病先防的健康理念，因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治未病”理论来源于《内经》，“治未病”的实质是强身、防病和防变，其理论基础是调和固守正气，即通过调和理顺自然之气与人体之气、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清阳之气与浊阴之气、生理之气与心理之气达到机体功能的动态平衡[8]，起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防病效果。中医理论认为，正气是生命体得以正常运转的生理基础，邪气是一切疾病产生的根源。“治未病”健康理念的核心即是抚养正气和防避邪气。

扶养正气具有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瘥后防复三重意义。首先，扶养正气意味着未病先防。《素问·举痛论》：“百病生于气。”虽然造成疫病的原因多种多样，现代医学对疫病的划分也是种类繁多，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引起机体生病的原因根本上是正气虚亏所致。扶养正气在人体未病的时候，这在中医学中叫“治未病”，实际上就是做到未病先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当疾病未发时先注重预防，不要等到疾病的典型特征暴露后再进行医治，这样既避免了对人体的伤害，也节约了医疗成本。其次，扶养正气意味着既病防变。当人体已经受到疫气的感染，应进行早期干预和治疗，将其“阻截”或控制病情恶化。疫病会通过呼吸系统进入人体，此时需要通过药物、针灸、导引等方式扶助提升正气，同时祛除体内邪气，改变正气与邪气之间的变化趋势，抑制疾病的进一步恶化，进而扶助机体逐渐恢复健康。回顾抗击疫情的过程可知，中医药全程深度介入，在预防、治疗和康复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介绍：“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轻症和普通型COVID-19患者 564 例，在收治的患者中，没有 1 例转成重症患者，休舱时也无1例复阳，医护人员也是零感染。”[9]COVID-19疫情防治实践证明，中医药能够有效缓解症状，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能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最后，扶养正气意味着瘥后防复。“瘥”主要指患病刚痊愈，机体正处于恢复期的一段时间，机体痊愈后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如果“瘥后”调养不当，就会引起旧病复发或滋生其他病。就疫病而言，“瘥后防复”是指疫病的某些症状虽然已经消失，但余邪未除尽，仍然潜伏于患者体内，后期容易受其他因素诱发而使旧病复发。“瘥后防复”主要立足于扶助正气，清除余邪，从根本上防止疾病复发。由于中医学以正气为本，从调养正气着手防治疫病，发挥机体自身的调节修复能力，因而有预后不易复发的优势，这在非典疫情和COVID-19疫情的治疗过程中得到确证。

扶正与祛邪是相辅相成的。扶养正气能收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瘥后防复的效果，但防避邪气也是预防疫病传染的最简便有效的途径。“祛邪”即避邪入侵和祛邪外出，通过人体自身的力量将邪气避于体外或祛除出体外，起到除病固本，祛邪安正的效果。受“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思想影响，古代医家创立了多种避免疫病通过口鼻传染的方法，“如雄黄涂鼻、猪油涂鼻、药物塞鼻、取嚏法等，为现代传染病的预防提供有益的借鉴”[10]。此外，祛邪也指清除人体病邪。清除人体病邪主要发生于疫气入侵人体之后，通过药物、针灸、导引等途径将疫气清除出体外，同时达到提升正气的目的。如温病学家吴有性在发现“邪从口鼻入”后，提出了“客邪贵乎早逐”的基本原则，他研制的药方“达原饮”在非典疫情时期依旧被广泛使用。在此次COVID-19疫情防治过程中，中医药采取分类救治办法，对于轻症患者和恢复期患者采取中医药早介入的办法，对于重症、危重症患者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路，同时筛选有效方药，贡献“三药三方”，为疫病治疗贡献了重要力量。据介绍，“此次全国COVID-19确诊病例中，有74 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 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11]。

要言之，疫病的发生源于邪气的入侵，正邪的斗争会引起人体阴阳消长变化，正邪二气的盛衰变化成为健康与疾病转化的枢纽。中医以扶正祛邪的方法论为指导，既有助于提升人体正气，也可以阻断、抑制邪气对人体的伤害，最终依赖机体自身的自我调节能力恢复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3 重塑人与自然相应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中医学对机体健康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机体内环境的稳定，还认识到自然、社会环境与机体有密切关系。”[12]这种认识源于中医学始终秉持“天人相应”的观点。中医“天人相应”观点是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下形成的，该理论认为：“人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生理调控机制与宇宙的时空变化规律相通应。其机制为：以气的生、长、收、藏为核心，以阴阳矛盾运动为动力，以五行生克制化为自稳调节器，从而形成人与宇宙的协同共振关系。”[13]这一思想贯穿《内经》全书，成为中医整体观的主要内容，它揭示了人体的构成及生命活动包括人体的生理、病理、养生、诊治等方面都受自然规律的影响，中医学的疫病思想中的“六淫”“乖戾之气”“异气”“疠气”等都说明疫病的产生与自然界的异常气候以及环境变化有关。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人类发展需求的提升，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命科学的高歌猛进也改变了现代人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人们固守的生活行为方式，由是现代人逐渐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自然及其规律对人的制约和影响，因资源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引发的自然灾害和各类疾病正危害人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9人类健康面临的十大威胁》中，空气污染也在其列，而流感、耐药、埃博拉、登革热、艾滋病、疫苗犹豫等和感染密切相关的多种疾病和行为成为新的人类健康杀手[14]。为了避免因人类自身原因导致的疾病的出现，我们应重塑人与自然相应的共生意识，尊重生命自身生长、壮、老、已的规律，尊重外部世界的客观变化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生产生活，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汲取古人摄生智慧，达到“天人相应”的和谐之境。

具体而言，首先，应保持个体活动与外在环境的一致性，“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当懂得自然界日夜交替的变化规律，就会遵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规律护爱身体；当懂得自然界时序更迭的规律，就会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生存生活，明澈生长、壮、老、已的生命盛衰之理；当懂得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对生命体的影响，就能避“虚邪贼风”，顺势保养而非逆天而为。其次，应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养成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灵枢·口问》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因此古人强调“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内经》认为饮食的节奏应顺应四时变化规律，同时要注意食饮有节制，否则会出现“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的情况。现代人往往由于内外压力而导致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过食重口味、过量饮酒，甚至过度控制饮食等，这些与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摄生智慧是背道而驰的。选择合适的居住环境也是保证身心健康的重要方面，《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山环水抱、绿植成荫、南北通透、冬暖夏凉的居住条件是现代宜家宜居的空间条件。“不妄作劳”即是指不应过度透支自己的身体从事繁复的劳动。随着外在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大，现代人多处于焦虑内卷的状态，睡眠严重不足，甚至长期处于紊乱状态，这些最终导致心力交瘁、身心俱疲。

人与自然万物同出一源，因而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和相互制约的。不仅自然规律的变化影响人事，人的行动也深刻改造了自然。《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生存化育才能保守正气，祛避邪气，反之，自然的惩罚必是无情的。一言以蔽之，懂得“天人相应”的道理，顺从自然的规律休养生息是现代人应当重塑的健康理念。

4 重视身心协调在防疫中的意义

对健康的追求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中医学认为，不仅外在的自然环境会影响到人体健康，社会环境的压力、人的情绪状态都会影响机体健康。

由于受到内外压力包括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个人价值、道德情感等方面影响而导致心理上不堪重负，继而出现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中医学将其称为情志病。“情志是指机体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和环境刺激而产生的反应”[15]，包括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五志(怒、喜、思、恐、悲)。情志病，中医学又称为郁证，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焦虑症等疾病。情志病的危害在于挫伤人的正气，致使体内气机不和，机体因正气失守而致病。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曾给健康下过定义，“健康不仅仅是身体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这与中医学未病先防、身心协调的健康观非常接近。

与西医主客二分、身心二元的观点不同，中医学始终秉持形神一体、身心一元的生命认识[16]。因而人精神状态的异常变化会影响人体脏腑气血功能的正常运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即是说情志的偏胜会影响到脏腑气机，导致气血逆乱，甚至直接伤及内脏。《素问·举痛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这里更指明情志过激会导致气机失调的情况。因此，懂得并重视精神调养能避免因情志偏胜导致的脏腑功能紊乱，正气失守，从而起到未病先防的效果。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提出了守护正气、养护生命和追求长寿的关键：“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其从以顺，各从气欲，皆得所愿。”首先，人应遵循自然之道和生息之法，与外在的客观环境保持一致，这是保证身心健康的前提；其次，应当做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志闲少欲”，即要淡去名利、声色等种种欲望，才能臻于“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形与神俱”的身心和谐之境，如此内外邪气不能危害身体，即是“德全不危”了。

据中医形神一元的理论，人的精神情志活动是内脏生理功能的产物，而内脏生理功能则又有赖于气的推动，而日常情志调节有益于固守正气。为此，要重视身心协调在防疫中的意义，一方面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另一方面也要外避“虚邪贼风”，内守淡泊心志，如此身心兼顾、内外兼修，才更有助于发挥正气护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