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河，周 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20 世纪中期， 跨国公司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 时至今日，跨国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模式，改变了财富的来源和分配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国际政治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1]（P365）。 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跨国公司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P3）。 随着交通和通信手段的改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而根据科斯（Ronald Coase）在《论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所指出的，市场失效等市场不完全情况的存在，会导致企业的交易成本增加[3]。 因此从经济利益出发，跨国公司便具有了参与国内政治、国家间政治的内在动力，从而对国家管制能力构成冲击。 导致国家管制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成为社会资本向国际资本转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赖以形成的重要纽带，既深化了社会劳动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也使得最初仅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为纽带所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4]。 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考察大英帝国和美国的霸权史后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同霸权的兴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他指出，经济学家所看重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国际分工、产业升级、市场结构等因素只是提供了推动跨国公司发展的充分条件，而美国的霸权及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结构性权力，为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环境结构，这一舒适结构的创立为战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5]。 战后跨国投资的崛起使人们认识到，跨国公司本身既是除国家之外的重要国际经济关系行为主体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宏观主体之间的特殊媒介，如果仍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研究跨国公司，显然无法反映跨国公司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重大影响这一现实。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与约翰·斯托普福德（John M.Stopford）合著的《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一书中提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存在“三角关系”，在传统的国家与国家关系之外，出现了公司与公司、公司与国家间关系，三边联结在一起则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讨价还价模式，由此确立了博弈规则[6]（P170）。 正如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说，当今世界经济已经受到主权国家之外行为体的“控制”。 虽然各国政府出于维护国内政治稳定、遏制资本单纯逐利、缩小内在发展差距等需要，在20 世纪以来不断加强对于跨国公司的管控与限制，但是在高科技、互联网跨国企业不断冲击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当下，探究资本与政治的不同逻辑对跨国公司的正反塑造，便具有了更为重要与突出的价值。

一、跨国公司的崛起与发展

在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探讨何种力量会冲击和左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是理解“百年变局”的关键。对跨国公司影响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路径进行研判是把握世界经济未来的根本性问题。 跨国公司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遵循资本的内在逻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求利润、财富与资源，进而在不断扩大自身规模与效益的基础上， 力求达到对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垄断， 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自身利益，取得超额利润；但是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又与国内外政治的逻辑密切相关。

从19 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大公司成为了跨国公司，如英国的帝国化学公司、德国的电气总公司与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等。 这些跨国公司既沿袭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国家各贸易公司所具备的垄断传统，同时又积极参与全球并购、投资、合作，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所谓的“跨国公司”。 布哈林把这些跨国垄断组织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从来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7]。 1963 年，美国出版的《每周商务周刊》对跨国公司做了如下描述性定义：“跨国公司是指符合下列两个条件的公司，第一是它至少要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设立生产场所或者是争取其他形态的直接投资；第二是具有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生产布局能力。 ”[8]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构成跨国公司概念的两大条件也发生了一定转变。 当下的跨国公司在强调全球布局的同时，对于“全球生产”的追求已经不是必然选项，而是更为倚重“全球经营”概念，对外投资便是构建全球经营网络的应有之义。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规模及其结构都有了很大变化。 在一些经济领域，诸多跨国公司已经发展到可影响主权国家或地区的程度。 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认为跨国公司的扩张不仅会对民族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而且还会对民族精英、意识形态和文化产生冲击[9]。 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Theotonio Dos Santos）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国际分工下，跨国公司必须在一些东道国建立一支新的‘精英’队伍，聚集企业界、工会、学生、农民、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业人员以及特别是军界的领袖人物，组成有巨大行政权的、有专家治国思想以及现代化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政府，以加强其对当地技术和金融的控制。 ”[10]

在传统经济学中，产品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以及寡头垄断理论等都是早期通过对跨国公司扩张原因的研究而形成的一系列基于成本和收益间关系的经典理论[11]。 但国际经济学中的这些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即没有能够将跨国公司的“外交”或政治行为作为变量引入分析模型，因而不能回答要素流动的政治含义，也无法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的权力关系。 例如，跨国公司如何通过政治献金或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等[12]。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新兴权力变革力量都是需要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大批拥有巨额资金、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公司打破国界、实施跨国经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的“寡占”行为[13]，其本质都是公司基于对效率、利润等市场价值的迫切追求而不断冲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治理主权的过程，对传统意义上主权国家与公司的关系提出了挑战[14]。 康芒斯（J.R.Commons）是第一个在经济学领域使用“主权”概念的学者。 他在几本著名的论著中，论证了在市场经济中，自由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①。 跨国公司的权力一旦形成了 “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就与国家权力非常类似，跨国公司拥有着“不可小视的有组织的力量，并以此影响其所处社会的公共行为，影响国家的政治行为，进而侵蚀国家主权”[15]。 跨国公司一方面推动国际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也通过发挥自身能动性不断影响、重塑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100 个经济体中，有一半是主权国家或地区经济体，而另一半则为跨国公司所占据。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5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早在2002 年，一些跨国公司的工业研发开支几乎就超过了一些大国的研发预算[16]。

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股权并购等方式取得东道国企业的控制权，进而取得东道国经济的控制权，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等制度造成威胁，构成东道国经济主权风险[1]（P302）。 例如，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实力，以跨国公司对外扩张为依托，把“民主化”、“私有制”与“多党制”等强加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结果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决定本国经济政治体制时不再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被迫与西方国家接轨，从而削弱了自主决定国家命运的主动权[17]。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上述行为模式可以称为国际垄断资本经济权力的集中（Concentrated Economic Power），约瑟夫·奎因兰（Joseph Quinlan）在 2001 年时称之为“联盟资本主义”[18]。 这些资本联盟往往利用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薄弱与国内法律不健全的便利进行投资，从而充分攫取其所拥有的薪资待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国际最低标准的劳动力资源[19]。 除此以外，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还利用自身在大宗商品定价、评级标准制定、技术创新引导、舆论掌控能力等领域的不对称优势地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达到形成对部分发展中国家更为牢固的控制之目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和发展产物，正不断运用自身的能量积极地塑造和改变着当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国际政治格局的不断演变。 因此，深入研讨跨国公司所具有的主要特征，便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

进入21 世纪第三个10 年，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等理念面临着各种严峻挑战。特别是随着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的不断兴起、单边主义的卷土重来、民粹主义的愈演愈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日益重要的行为体，其凭借自身特征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塑造能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综合而言，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垄断”“竞争”“合作”三大层面。

（一）跨国公司的垄断属性

当前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服务的每一环节都具有重要的优势地位。 生产国际化使得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已经成为跨越国界的社会政治变化的基础，而这使得许多群体和国家担忧自己将屈从于跨国公司生产和服务的全球化，遭受跨国公司的剥削。 因为在全球的生产、经营和服务结构中，跨国公司都实行了生产、技术、服务的垄断战略，世界经济的多个主要部门都已经为少数巨型跨国公司所控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垄断是巨大企业或企业联盟，凭借其强大实力，支配巨额资本，控制生产，操纵价格，获取巨额垄断利润。 ”[20]除此以外，列宁也对垄断有过如下论述：“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 ”[21]由于绝大部分跨国公司都是一国企业中的行业翘楚，因而其垄断的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 跨国公司的垄断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生产环节的垄断。 传统跨国公司几乎都是以控制生产环节的上下游而起家，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德国大众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等，无不是起源于制造业或勘探业，并进而在世界范围内通过一系列投资、收购等方式，对生产、开发、运输等各个环节加以控制。 现有跨国公司对生产各环节的把控已经日渐从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这体现为生产过程的分散化和生产领域的多元化。通过跨国公司间的合作以及参股、并购等方式，虽然看上去单独一家跨国公司对生产流程的把控有所削弱，但是跨国公司间通过彼此在生产环节上下游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参股，对生产环节的垄断和控制实际并未减少。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一方面，原来在国内占据垄断地位的一国垄断组织，由于其从事了跨国经营活动， 也就参与了国际生产环节的垄断；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各国垄断组织的跨国经营活动，产生并加剧了国际生产环节的竞争，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国际生产集中和垄断[22]。

2.对贸易环节的垄断。 所谓贸易环节，其实与销售环节类似。历史上跨国公司的雏形便是16、17世纪欧洲国家发展出的所谓“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这些贸易公司背靠欧洲各国政府，利用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地位，在早期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与贸易环节本身便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前国际贸易总量的将近2/3 由跨国公司所占据，其中又有一半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而企业最根本的诉求点就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攫取更多利润[23]。 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本质来看，虽然国际贸易看似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但事实上由同一家跨国公司所管理的公司之间（母公司与子公司间、子公司与子公司间）进行的交易在其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因此，离开了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与外部贸易，现有的大部分国际贸易体系也将不复存在。

3.对技术环节的垄断。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海默（Stephen Herbert Hymer）的有关观点，任何关于跨国经营和直接投资的讨论都离不开垄断问题，而跨国公司的垄断主要集中体现在其所具有的技术垄断优势[24]。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经济中的重要行为体，其自身拥有极为强大的科研技术实力。 依据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的所谓“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竞争概念，企业的发明创造所带来的产品生命周期将不断缩短，新技术的研发需要企业不断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国竞争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地缘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从工业时代的工业技术主导转变为信息时代的信息技术主导。这一新变化无疑对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更为有利。 当前，跨国公司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身已有技术积累加快科技的创新进步，另一方面则可通过申请专利、产权保护等方式，阻碍后发企业对其可能的技术挑战[25]。

4.对资本环节的垄断。 与传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对资本环节的垄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跨国公司逐步“资本化”。 如果说一个世纪以前的跨国公司更强调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生产基地以促进生产的全球布局的话，那么当下的跨国公司则更多地通过股票市场或直接参股、交叉持股等方式，投入相应的资本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跨国公司所主导的跨国并购早已占到全球直接投资的85%以上，并且主体为欧美发达国家企业[26]。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因为具有全球生产经营布局的独特优势， 可以通过设立海外子公司或参股设厂等方式，规避税收、获取优厚贷款。因此，跨国公司在资本获取、 投资等领域具备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就利用跨国公司建立了新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 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依旧处于不利地位[27]。 正如盖拉尔·阿明在《依附性发展》 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的战略不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 这种战略的出发点是满足人口中大多数的基本需要。 用以满足这些需要的产品，大多与跨国公司的特殊优势无关”[28]。

5.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垄断。 跨国公司除了在国际经济的生产、贸易（销售）、技术等领域存在天然的垄断优势之外，在很多新兴领域也存在其强大影响力。 如在大宗商品定价、企业评级等国际规则领域，跨国公司的结构性权力日渐成为主导性力量，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铁矿石等期货市场发展还不完善的初级资源的定价模式。 世界范围内铁矿石的开采权主要掌握在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这3 家巨型跨国公司手中，其控制了全球约70%的铁矿石资源[29]。 企业评级领域亦存在着跨国公司的垄断。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作为全球公认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三大评级机构，不仅可以根据其企业内部的评定指标对各国企业进行评级，甚至对众多主权国家和经济体也拥有给定评级的超然地位[30]。 因此，对相关国际经济规则的垄断也是跨国公司目前的突出特点之一。

6.对国际舆论的影响。 传统意义上，舆论一般由主权国家或媒体集团所掌控。 各媒体集团互有竞争，而各主权国家因为自身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也存在舆论领域的激烈冲突。 但是，随着一大批以新兴网络媒体企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的诞生，国际舆论出现了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危险倾向。以脸书、推特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平台可以利用自身在网络媒体中近乎垄断的地位，来影响或直接禁止其所不乐见消息的传播。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兴媒体具有更为广泛和突出的权力；与国家意识形态相比，则又具有更为灵活和潜移默化的特点。2020 年美国大选所爆发出的政治乱象中便充斥着网络自媒体带来的影响，而对特朗普及其部分支持者的禁言行为等，则昭示着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拥有着超越主权的巨大影响力[31]。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所具有的垄断优势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垄断性这一自跨国公司诞生之初便存在的特性，也愈发体现出其自身的巨大能量。

（二）跨国公司的竞争属性

从全球范围来看，跨国公司除了具有垄断属性以外，竞争性也是其本质属性之一。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竞争便是企业的基本属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全球范围内各跨国公司开始加速形成，并且通过构建各类“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垄断集团以避免跨国公司彼此间的竞争。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相关垄断集团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大批非传统型跨国公司逐渐走上国际经济前台，相应地，跨国公司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 跨国公司的竞争性可以从3 个层次加以理解。

1.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的竞争。 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本土公司之间的竞争。 冷战结束以来，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营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鉴于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因此跨国公司在发展海外业务时面临的阻力已经大为降低，东道国企业相对于跨国公司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也日渐减少。 这一方面推动了东道国相关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给东道国企业特别是某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压力。 因此，跨国公司与东道国非跨国公司间的竞争一旦脱离东道国对本国相关企业的政策保护，跨国公司无疑将占据更为优越的地位。

2.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的竞争。 与非跨国公司间的竞争不同，跨国公司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局限于具体经营的经济层面，还将涉及到政治、文化等多级层次。 这是因为，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重要的行为体，其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国的经济利益，还包含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政治、安全等多重利益交汇，因此跨国公司间的竞争也将更为激烈与复杂。 根据涉及行业相同与否，可以将相关竞争划分为同行业间的竞争以及不同行业间的竞争，跨国公司之间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对经济利益的涉及相对更为具体也更为聚焦。尼克博克（F. T. Knickerbocker）、格雷厄姆（E. M. Graham）和弗洛尔（E.B. Flowers）等人从对外投资行业的寡占特点出发，以寡头之间“跟随对手行动”的特殊反应来解释战后发达国家间厂商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建立了“寡占反应论”（Oligopolistic Reaction Theory）[32]，寡占反应可以抵消竞争对手抢先行动的得利，从而减少自身风险，达到最终维护彼此间力量均衡之目的。 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与巴西的淡水河谷之间的竞争便可称为同行业间竞争，其竞争焦点主要集中在铁矿石的开采和定价等具体经济层面[33]。 不同行业间跨国公司的竞争，则更为复杂与深入，其不仅仅涉及具体的经济利益层面，还较多地包含了政治、安全等多方面利益。 如美国的高通、谷歌等企业对中国华为公司的孤立和打压，台积电与阿斯麦尔等企业对中国相关企业的断供，就涉及到背后的中美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竞争与变化[34]。 因此，跨国公司间的竞争一方面体现了各企业在具体经济领域的利益争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背后国家间的经济与政治博弈。

3.跨国公司与政府的竞争。 这一视角也需要聚焦于两大层面， 即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的竞争，以及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竞争。从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间的竞争而言，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势力的不断扩张、权力的不断增长，必然会影响到母国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美国政府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互联网领域跨国公司的竞争，便体现出当前美国政府对互联网企业在舆论管控、数据收集、阻碍公平竞争等层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不满[35]。 当前跨国公司与政府部门都在争夺诸如规范互联网言论自由、划定公司管辖边界等具体议题中的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间的竞争除了包含上述领域外，还包括了东道国与母国政府的政治博弈。 如欧洲有关国家、美国等对中国相关通信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防范与遏制，便体现出以上特点[36]。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面临的竞争属性决定了跨国公司之间以及跨国公司与政府部门之间围绕有关议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但是竞争存在的同时，也为有关合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三）跨国公司的合作属性

合作与竞争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有竞争则会有合作。 与竞争属性一样，跨国公司的合作属性也体现在3 个方面。

1.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 跨国公司作为掌握相对优势的经济实体，可以在技术、管理、生产等领域与非跨国公司进行合作。 跨国公司既可以通过与有关东道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模式， 也可以采取有偿或无偿技术转让等方式，以达到提高全行业发展水平、扩大市场的目的。 同时，跨国公司还可以采取购买股权、收购企业等方式，来深化与东道国有关企业的合作，从而实现共赢，并提升自身竞争力。

2.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的国际垄断合作。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终极目标，跨国公司从国内垄断发展为国际垄断。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中曾论述了国际垄断形成的必然性，他指出:“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 ”[37]1980 年代初，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放任其国内企业的兼并、集中行为，强化了国际垄断势力，造就了一批在各自行业中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超级行业巨鳄[38]。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上述垄断式的国际市场高集中度容易导致企业之间的串谋行为，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最终造成国际、国内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39]。

3.跨国公司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琼·斯佩罗(J.E. Spero) 指出，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政策和利益冲突领域有3 个: 一是跨国公司与国民经济的效率、增长及福利问题；二是跨国公司与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问题；三是跨国公司干预国家政治过程的问题[40]，其核心是“跨国公司重构国家与市场”的问题。 鉴于跨国公司具有同时在多个国家市场运作的能力，各国政府部门在一些全球治理领域尤为需要跨国公司的协调与合作。 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跨国公司便与政府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41]。 相关跨国公司还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技术合作、信息共享等方式，推动相关防疫政策和成果尽早落地。

由此可见，垄断属性与竞争属性、合作属性共同构成了当下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但是随着世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国际政治形势的日益复杂，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其所包含的垄断属性与竞争属性在塑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作用正越发凸显。 因此，下文将侧重从跨国公司的三大属性出发，以垄断性和竞争性层面的探究为主，合作性层面的探究为辅，探析当前日益扩张的跨国公司权力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可能影响与挑战。

三、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

跨国公司从结构上看仍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特殊之处在于生产基地超越了国界）[42]，从所有权优势的表现来看，一般认为传统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来源于专有技术或其他优势资源（出口管理诀窍、营销技能、知名品牌等）[43]，而非传统型跨国公司通常并不依赖于这些传统优势资源，它们具有在其他方面开发新优势的能力。 例如，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备受重视的资源，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资产形态逐渐向无形资产转变，在企业间进行关联交易时，相关的交易标的由传统的原材料、商品等有形资产向数据、信息等无形资产发生转移，并由此形成新的垄断优势[44]。

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对该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和强调的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与侵蚀作用。例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民族主义各流派对于跨国公司与政府的关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主权国家而言，随着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地位的不断上升，已经无法再回避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了。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1977 年合著的 《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他们摈弃“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Interstate）和跨国（Transnational）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 他们所倡导的全球主义观点包括：（1）在国际关系中， 国家统治的根基正在失去或动摇，它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与“非国家”因素的上升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如跨国公司、国际恐怖集团、国际非政府组织等；（2）传统的国际事务的等级观或重要性次序正在失去意义，例如所谓的“高级政治”（军事和战略等事务）与“低级政治”（经济和福利等事务）很难再区分孰高孰低、孰先孰后；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已不具有从前那样显赫的作用和位置[1]（P73）。

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 世界政治中两类重大的权力转移，对与美国权力密切联系的自由主义秩序提出了挑战。 一类是权力在国家间的转移，即权力从西方国家转移到东方国家，表现为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迅速崛起；另一场权力转移则表现为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这一扩散主要得益于以互联网兴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变革。 秩序将陷入一种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的混乱状态，非国家行为体有可能大行其道[45]。

2005 年以前，跨国公司主要由石油、矿业等传统行业领域的公司占主导，世界（非金融）跨国公司前25 强（名列首位的是通用电气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和电气设备、汽车、石油、化工等制造业领域②。但2015 年以后，谷歌等信息技术公司逐步占据榜单前列，传统产业相对地位正日渐式微，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已经占据越发重要的主导地位。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根据对前100 家跨国公司中数字经济公司（Digitaleconomy F-irms，如Alphabet、苹果、微软等）的一项分析判断，相较传统的跨国公司，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在多数国家中与政府当局间的交锋愈加频繁[46]。 例如，谷歌公司自2010 年1 月12 日在其网站上宣布因为中国所谓的“网络审查制度”将退出中国市场以后，在后续的1 个月时间内，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其新闻网站累计刊登新闻20 余篇，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地追踪报道。 NBC 新闻全面体现了美国的心态：担心随着中国经济逐步崛起、占据独特的世界地位，中国将不再需要美国、不再重视美国；并且由于中国的价值观与西方迥然不同，中国很难被纳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是否想成为权力大国、在经济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等结果[47]。 由此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互联网等非传统型跨国公司与政府部门间的冲突正愈发体现出超越单纯经济范畴的特点；相应地，跨国公司与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体的互动也愈发呈现出复杂多变、竞争加剧的趋势。

以高科技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是目前国际经济和治理领域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这些企业所引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内容丰富、意义深远，值得学界加以深入研究，以揭示其背后的逻辑和所昭示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趋势[2]（P1）。 根据上文的分析结构，我们也可以将当下以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挑战从“垄断” “竞争” “合作”三大层面加以解读。

（一）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垄断优势有所加强

所谓垄断优势的加强，是与传统跨国公司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 传统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经营及部分服务、管理领域，但是随着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发展，其在舆论、资本、科技等诸多领域的垄断或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因而导致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两大较新的发展趋势。

1.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所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超越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

社交媒体正日渐成为互联网时代除了政党之外运作政治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 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在于，传统媒体更多扮演单纯的内容提供者和加工者角色，而社交媒体则代表了一种新兴平台，其对舆论的塑造和掌控能力相较于传统媒体得到了极大扩展，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平台目前拥有审查言论的近乎完全自由的权力，从而可以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传统媒体大多具有党派倾向，主要在支持特定党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社交媒体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了与政党平分秋色的组织能力，甚至超越政党之外，成为一种全新的决定政治的方式。 例如，社交媒体作为美国“第四权力”的全新组成部分，已经开始在美国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朗普任总统期间，其行政部门与主要社交媒体之间的冲突，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乃至美国的国际形象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48]。 正是看到了享有近乎“绝对自由裁量权” 的社交媒体及其背后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以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法国多名部长、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兹·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等为代表的各国政要，都针对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自视为“一个世界媒体力量”从而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任意禁言以及其他有关审查行为，进行了关注与谴责。

同时还有研究表明，约90%的互联网恐怖活动是利用社交网络工具进行的。 恐怖组织利用社交媒体展开大量活动，如进行极端主义宣传、全球募员、发动情报战和心理战等。 由此可见，打击社交媒体中的恐怖主义势力是全球反恐行动的重要一环。

2.超越传统生产力的全球化技术统治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49]可见技术变化在经济制度演进中起着重要作用[50]。

进入21 世纪以来，由于跨国公司和海外东道国之间存在着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知识缺口（Knowledge Gap），国际技术转移逐步成为提高跨国公司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51]。 一方面，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于位于发展中国家之列的东道国具有十分明显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跨国公司在母国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作用也越发无可替代。 在西方发达国家，其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集中了全国90%以上的生产技术[6]（P151），因而跨国公司尤其是新兴高科技跨国公司正在母国与东道国内部形成全球化的技术统治。 例如，新兴高科技跨国公司以技术标准为核心打造新的全球研发和生产网络，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进创新研发，利用知识产权占据全球生产价值链上游的高附加值环节[52]，对全球 FDI 产生了较大影响[53]。 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只能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途径，以尽可能多地吸引有关跨国公司的投资。 因此，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制度、技术标准也正在成为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越发富有竞争力

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因为其所具有的优势地位以及充足的技术储备，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拥有传统跨国公司所不具备的对于各类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优势，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各类结构性权力，从而进一步确保了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强大竞争力。

1.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

阿诺德·沃尔福斯（Arnold Wolfers）曾提出，跨国公司是“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体，并成为国家的竞争者”[54]。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有关观点，在数字经济时代，虽然民族国家仍是暴力工具的唯一合法垄断者，但暴力作为一种工具的使用范围与使用方式都受到了极大限制，跨国公司通过金融与自由贸易以及生产的国际化，推动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的主权、权力、功能和权威正在跨国公司的影响下进行深刻重组和调整[55]。

例如，以谷歌、百度等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可利用它们掌握的用户在网上的搜索行为信息，来预测每个用户的诉求、偏好与行为模式，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地理位置、性别、年龄和以往的搜索历史提供个性化设置。 以社交媒体数据为例，社交媒体数据的利用需要经过一个“数据清理”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决定什么特征和变量将被计算，什么将被忽略，但此决定过程却是由高科技公司所主观决定的[56]。除了搜索引擎之外，掌控购物网站、社交媒体、浏览器软件的各类非传统型跨国公司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搜集和分析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数据记录。 在大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方面，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无疑走在各类经济行为体乃至政治实体之前，因而也就推动形成了重构国家与市场的所谓“第三股力量”。

2.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

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运用自身在数据、信息等领域的优势地位，通过分析有关大数据所代表的个人、团体、集团以及其他行为体的选择偏好、行为模式，有针对性地推出金融和数字产品，从而达到更好地实现盈利的目的。 同时，跨国公司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早发现金融风险、化解矛盾，并且实现对个人、企业、国家以及其他行为体的更为精准的影响与控制。 除此以外，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发达国家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的金融与数字双重剥削，客观上导致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深陷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秩序之中。 金融剥削概念其实由来已久，但通过与数字经济相结合，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金融实力薄弱、法律法规欠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等客观不利因素，叠加发达国家在高科技互联网领域的不对称优势，因而对于本国国内的数据信息掌控能力较差。 随着发达国家高科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构建起数字霸权，一些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只能随波逐流，消极应对由此带来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对其国内经济的剥削和国内政治的操控。

（三）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合作

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是多方位的。 除了在垄断性与竞争性两大层面对国际秩序产生冲击以外，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客观上也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有关合作，从而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序变革提供了重要基础。

1.对冲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

随着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面临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在欧美国家内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理念面临数十年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和参与者，在维护国际政治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过程中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例如，大多数欧美国家跨国公司仍然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并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57]，客观上对冲了国际社会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错误倾向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2.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

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息息相关。 无论是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跨国公司通过彼此间的合作，以及与有关政府部门和其他政治经济行为体的互动，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国际贸易最主要与最积极的参与者，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天然占据“稳定器”地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冲击，非传统型跨国公司通过积极参与线上平台的构建，为全球经济尽快走出疫情影响创造了条件。

因此，对于跨国公司尤其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给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影响，需要辩证地加以看待，既要看到其对原有秩序的冲击，也需要看到其所具备的稳定价值。 与此同时，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也会对跨国公司产生诸多层面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跨国公司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面对疫情的突然来袭，国际贸易面临十余年来最为严重的停摆危机。 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各大跨国公司，无疑遭受了疫情最为直接和猛烈的冲击。 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对于以高科技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而言，则意味着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特别是以提供线上办公、线上交流服务为代表的互联网跨国公司以及芯片生产、电子器件生产为代表的高科技跨国公司，在疫情期间的经营情况比传统跨国公司受到的冲击更小，甚至逆势增长。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当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疫情虽然削弱了传统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同时却进一步增强了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相对优势地位。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各国政府也进一步加紧了对部分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管理与控制。 叠加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全新竞合形势以及欧美等国日渐兴起的保护主义浪潮，跨国公司的经营在未来必将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因为其特有的敏感性与重要性，将会受到来自各国政府的更为严厉的监管与限制，因此对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而言，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将挑战与机遇并存。

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的转型

跨国公司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经营特点，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而显著的影响。 面对跨国公司尤其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公司权力与公司力量的不断增强，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作出了相应的转型与改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将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革。 当前阶段，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的转型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

随着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崛起，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主体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有所削弱。传统上，主权国家作为一国范围内的最高权威，对国内的诸项事务具有最高决定权，这种权威地位也会深刻影响和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领域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科技、金融、信息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对其国内经济事务乃至部分政治事务的决策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挑战[58]。根据基欧汉等人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时代，国家权力在此过程中变得越发难以把握与界定[59]。 发达国家面临本国跨国公司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冲击，发展中国家除此以外还需面对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其本国政治事务的干预。传统领域的跨国公司如欧美石油公司掌握了中东地区大片油田的开采权，从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就业水平，进而影响对外政策。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如推特、脸书等，在近期缅甸政治动荡中也深刻影响了缅甸政局的发展。 各国在国内经济、政治事务中尚且会面临跨国公司与日俱增的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所面临的冲击则更不待言。 因此，传统的主要由主权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面临更多挑战，国家与市场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而导致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缺乏主导性的权威力量引领秩序的变革。

（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

以跨国公司、企业团体、个人等为代表的非传统行为主体，带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行为主体的多样化。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相对于传统跨国公司而言，具备更强的经营灵活性和政治渗透性，因此，与传统跨国公司更为注重生产、销售、经营等实际业务不同，以高科技互联网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特别体现在其拥有传统跨国公司所不具备的数据、信息、舆论等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方面。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这一重要作用不仅表现为其可以深刻影响国际经济的组织形式、 贸易方式、生产模式，更为重要的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可以运用自身所具有的平台和技术优势，来影响甚至决定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具体议题、改革方向。同时，其他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行为体，也可通过借助跨国公司的舆论影响力来进一步扩充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

（三）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

现有跨国公司仍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除少数外，普遍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质跨国公司。 发达国家各跨国公司积极利用自身所具有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大肆收购、控股发展中国家的关键产业与关键企业，以谋求进一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60]，由此必然带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倾向将更为严重。发达国家在占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发展高科技跨国公司以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巩固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垄断优势地位[61]，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更为艰巨的发展任务，突破发达国家设置的发展“天花板”将更为困难。 因此，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全球南北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加剧。

（四）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竞争态势将更为激化

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诸多领域不断挑战国家主权，特别是其利用在数据、网络等层面的近乎垄断与“绝对自由”的优势，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多维层面，对政治经济领域的诸多具体议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欧盟与美国等已经开始着手限制大型互联网跨国公司在数据收集、公平竞争、平台管理、舆论管控等领域的广泛影响力[62]。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必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差异的增大而越发激烈。

（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合作空间依然存在

虽然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受到国际社会中各类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是跨国公司的存在一方面会放大各国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竞争因素，另一方面也会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重要支撑。 各国、各行为主体围绕跨国公司的生产、组织、经营、发展将存在广阔的合作舞台。 在竞争与合作中，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动塑造作用也必将进一步深化。

（六）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下，各主权国家均或多或少遭遇了跨国公司无序发展所造成的冲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相较发达国家尤甚。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主权国家等政治行为体所掌握的政治、法律、规范等层面的影响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力量作为资本力量天然的制衡因素，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下也将发挥更为全局与普遍的作用。 与主权国家相比，跨国公司仍然处于弱势，一旦面临政治压力，跨国公司只能进行收缩。 当下欧美等国政府对高科技互联网跨国企业在数字货币、数据主权等层面限制的不断加强，无疑体现出政治逻辑相比资本逻辑的天然优势。 因此，在主权国家等政治力量规范、指引下的跨国公司，是否能够最终超越主权而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就目前趋势而言，答案是否定的。

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塑无疑将充满长期性、复杂性与斗争性。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稳定、和谐、共同繁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必然离不开跨国公司在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

五、结 论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处在重大转折关口，并面临新冠疫情、保守政治、单边主义等层面的多重冲击。 跨国公司，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此过程中必将成为最为耀眼的几大主导性变革力量之一。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发展也将深刻影响跨国公司的经营与演变。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跨国公司的垄断性、竞争性等属性表现得更为突出，需要各国政府加以有效应对和统筹合作，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跨国公司所具有的合作属性。 在国际社会正逐步形成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时刻，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推动跨国公司为缩小人类发展差距、促进各国合作共赢而发挥出更为积极与持久的建设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为全体人类而服务的更为公平、合理、民主、科学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这一秩序的变革方向则是由资本与政治的互动逻辑所决定的。

纵观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都与资本和政治的互动逻辑息息相关。 资本的逻辑占据主导优势时，跨国公司便会迅速发展、大幅扩张。 而随着资本的无序发展， 政治的逻辑便开始逐步走上前台，引导跨国公司更为注重公平、竞争、克制地发展。 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角度而言，政治的逻辑才是作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世界各国首要考量的范畴，因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对政治目标的考虑也将凌驾于资本逻辑之上。 各国政府与跨国公司虽然同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但是相比较跨国公司而言，国家政府等政治力量无疑处于更为强势与主导的地位，因而在跨国公司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其所面临的政治逻辑将比资本逻辑发挥更为引领性的作用。 一个体现各国利益、为各国政府所共同遵循的政治逻辑总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着更为善治、 和平的方向发展，而一个仅仅遵循资本逻辑、跨国公司无序扩张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将会导致狭隘与垄断的产生。 因此，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将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 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与物质支撑。

注：

①John R.Commons.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4;John R. Commons.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0.

②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07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附表A.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