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辉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一、引 言

批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就批评话语分析角度而言，批评话语分析是语言研究的一个视角，在社会行为、认同和关系中创建和保持权力与不平等方面对语言的工具性进行理论阐释。 通过详细的符号分析，批评话语分析也试图凸显（和抵制）是什么原因或因素导致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1][2]。 我们可以识别出几种批评话语分析不同的流派，其基本特征是使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框架支持其对话语的分析[3]。 批评话语分析是多层面的，利用一系列适用于分析不同类型语料的框架，回答不同的研究问题。 这些不同框架虽有不同的理论背景和方法论，但其共同点都是把语言重新置于社会语境中进行分析，实现语言分析的社会再语境化（social recontextualization）。

从认知语言学来看，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有40 多年的历史，其重要特征体现在3 个论断之中。 其一是象征论断（symbolic thesis），认为意义建构或符号过程是一个概念过程， 语言系统由一组象征组合（symbolic assemblies）所构成，其中词汇和语法构式与抽象的概念结构匹配在一起。 其二是经验主义论断（experientialist thesis），认为与语言单位相关联的概念结构并不是语言系统所独有的，而是基于真实世界经验之上的，包括物理的、社会的和符号的经验。 其三是百科全书的论断（encyclopedic thesis），该论断指出，虽然词汇和语法构式与抽象的概念结构匹配在一起，但意义并非是“封闭的”。 词汇和语法构式唤起相对应的概念结构，该概念结构又可以为相互连接概念结构的大网络提供通达。 在话语中，词汇和构式作为提示能够唤起一系列的概念结构，征用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背景知识，从而产生主体间共享的心理表征[4]。 认知语言学信奉的语言体验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与经验主义论断相关联，认为语言所依赖的大多数概念系统来自于我们的身体与物理世界相互作用或通过观察所获得的经验， 这些抽象出来的经验就是图像图式（Image-schemas）[5]（P28-40）。 从批评的角度看，我们从3 个论断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同的语言用法，即包含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语言用法，对于在表达同一场景时产生相互竞争的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显示出不同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或话语，为社会行为、认同和关系的合法性或非合法性做出贡献。

模拟具体语言用法唤起的概念化、揭示这些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和（非）合法化的潜能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最终目的。 为达到此目的，批评认知语言学利用认知语言学提供的理论框架如概念隐喻、转喻、心理空间、概念整合和认知语法等，关注一系列概念参数（conceptual parameters）或识解操作（construal operations），以揭示话语的意识形态和（非）合法化的功能。 认知语言学，具体而言即批评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一样，也具有一个特点：语言研究的再语境化。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认知语言学之所以能与批评话语分析融合在一起，原因在于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内在连接，即再语境化。 本文试图探讨再语境化如何成为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之间的内在连接，进而提出并解释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社会再语境化。

二、作为再语境化视角的认知语言学

Geeraerts 指出，连接认知语言学不同理论框架和方法的主要因素是再语境化。 他认为，意义、词汇、话语和语言使用以及社会语境在认知语言学中得到特别的关注。 首先，认知语言学在其语法架构中把意义放置在非常中心的地位，使用原型、抽象网络（schematic network）、概念隐喻、转喻、概念整合、理想化认知模式和框架（frames）等术语来描写意义，而这些术语都是基于语境化的。

以上这些语义概念指向了意义的各种语境化的观点。认知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意义的完全语境化的观念，因为其语义概念所描写的语言表达中的概念化都有其经验基础。 原型效应和范畴性一词多义的各个方面，包括隐喻和转喻等概念机制都来自一个事实，即新知识的构成是相对于现存认知和语言范畴背景而言的。 现存的范畴为新语义和拓展语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语境。 Fillmore 提出的框架语义学、Lakoff 提出的理想化认知模式和Fauconnier 提出的心理空间等都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观念，即语言相关的知识是世界的结构性知识的一部分[6]。

其次，词汇是词汇语义学研究的重点，描写语义范畴会使用原型和一词多义的语义概念。 自从构式语法提出以来[7]，词汇在语法的描写中起到重要作用。 认知语言学研究各种语用和话语现象，包括话语标记、信息结构、当前话语空间以及在线意义建构。 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是话语管理的重要理论框架，例如有研究专门探讨在线意义建构中的概念整合现象[6][8][9]。

再次，在话语和语言使用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认知语言学在方法论上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使用语料库和心理实验的方法探讨在线意义建构或诱出（elicited）的语料[10][11]。

最后，认知语言学对社会语境的关注体现在4个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是，语言的界定和基本的架构包括处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认知（socially and cul-turally situated cognition）。 从这一视角展开的研究强调语言是浮现的，语言中具体特征的出现只有通过考察语言交际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恰当解释。Sinha 把语言作为表现遗传系统（epigenetic system）来研究[12][13]，Zlatev 探讨了处于语言的体验观（situated embodiment）和语言系统的社会本质[14]。Verhagen 探讨了语言中主体间性的重要作用[15]。

第二个层面是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变异性，探讨文化模式在语言变异性中所起的作用。 这一层面的研究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视角：一个是普通性视角，另一个是文化取向的视角。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强调基于生理的普遍性的立场[16]，而后者的代表人物是Geeraerts 等人，强调基于独特文化传统的研究取向[17]。

第三个层面考察的不是语言之间的变异，而是某一语言内部的变异，即在认知语言学中研究者们关注的是现象在同一语言社团中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变异性。 这一层面的研究与社会语言学、方言学和文化分析结合， 使用语料库实证的研究方法，从以使用为基础的视角试图把话语分析和语言变异相关联[18]。 以使用为基础和以意义为基础的语法模式可以使我们探讨更多的现象，例如，影响某一构式使用的语言内部或话语相关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构式的存在或不存在不是一挥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 语言变异是由“外在的”社会语言学因素共同决定的。 在实际使用中出现的变异有可能是同时由语法、 话语和社会所决定的。 探明这些不同因素所起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第三个层面上，出现了一种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方法， 它倾向于采取评价的立场，而不仅是描写，这就是批评认知语言学[19][20][21][22]。

第四个层面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关注从社会相互交际的角度分析实际的对话和交流。 在社会取向的语言学的语境下，这一层面的研究与相互作用的社会语言学和民俗学研究连接在一起。 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是Clark 的对话研究[23]，Croft 的社会认知语言学研究[24]以及Tomasello 的母语习得研究[25]。

图1 展示了语境特征是如何被重新引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之中的[6]。 图中的4 个方块代表着认知语言学再语境化的4 个层面，4 个箭头通过关键词代表着4 个层面进入认知语言学所构想的语法系统之中的方式。

三、作为社会实践再语境化的话语

社会学家认为，表征最终是基于实践、基于人们所做的事情的。社会学家有时也从抽象概念得出具体的行为，从系统中得出过程。 Bourdieu 详细论述了社会实践的首要意义以及参与者知识和“局外者知识”之间的本质差异[26]。 然而在语言学中，情况却恰恰相反，是系统（语法、范式）产生过程（组合），而不是过程（实践）产生系统（体制和知识的客观化形式）[27]（P4-5）。 语言学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研究语篇时发现，不依赖经验和世界知识（或背景知识）很难阐释语篇的产出和对语篇的理解[28][29]。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所有的语篇都是世界及其所发生的事件的表征，语篇是抽象的，应被阐释为社会实践的表征。 分析话语就是探讨人们如何利用话语、将其作为改变社会实践的方式。

Van Leeuwen 强调社会实践与社会实践表征之间的差异，认为“做这件事情”与“谈论这件事情”是两码事，因为我们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方式来表征同一社会实践。 他使用Basil Bernstein 的“再语境化”概念探讨如何利用话语解构社会实践。Bernstein提出“教学话语”（pedagogic discourse）的再语境化，描写如何在教育系统的层面上积极地产出知识，如何把知识放置于教学内容之中。 Leeuwen 使用“再语境化”这一概念，并将其与话语联系在一起，使话语置于社会认知之中，与社会实践构建的知识连接在一起，使话语可以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得到分析。这些语境有可能是比较大的，如跨国公司等，也有可能是比较小的，如具体的家庭语境等；有可能是非常制度化的，如公共和政治话语等，也有可能是非制度化的，如日常餐桌会话等[27]（P6）。

由于话语是社会认知的，是了解社会实践的具体方式，因此话语可以被我们用来作为表征社会实践的资源，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从语篇中重新建构话语。 在一个既定的语境中，话语不仅仅包括物体，而且也界定了施事的一个社会视角。 话语不仅表征所发生的事件。 在许多语篇中，表征的许多方面比社会实践本身更为重要。

社会实践是做事情的社会规定和协调方式，不同的社会实践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被“规定”。 Van Leeuwen 提出了社会实践的模式，其包括以下几个组成成分：（1）参与者：社会实践首先需要一组参与者扮演某些角色，如煽动者，施事和受影响的角色等。 在语篇中并非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被说写者明确地提到。 再语境化使说写者在语篇上可以选择参与者，也可以排除一些参与者，这取决于说写者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 （2）行为：社会实践的中心是一组按顺序实施的行为。 （3）实施方式（performance modes），即呈现方面。 （4）能力条件，即参与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品质，以便有能力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5）呈现方式，即服装以及卫生等条件。 （6）时间和地点[27]（P7-11）。

Darics 和 Koller 进一步论述了 van Leeuwen 的模式，提出了社会行为者分析（social actor analysis）的三步模式。 通过这个模式，可以揭示再语境化如何使话语再现为一个行为。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做出语言选择，表征及物性（transitivity）可以被理解为在另一个语境下重新构建我们的某一经验域，把这一经验域作为参与者和其参与的过程。

Darics 和Koller 指出应该分3 步来解构再语境化的话语。 第一步是识别社会行为者（social actors）。 谁在语篇中缺席或隐含或明确存在着？ 社会行为者是如何被表征的？ 是主动或被动表征？ 社会行为者的指称是个性化的（personalization）还是非个体化的（impersonalization）？ 交际者、读者和第三方之间所构建的关系是什么？第二步是推测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 社会行为者表征的形式表达了什么信念与价值观？第三步是认清交际者所要表达的可能意图。 使用社会行为者表征的形式，交际者试图获得或达到什么交际目的？ 他们认为，提出这种社会行为者分析的三步模式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语篇中的施事性（agency）。 首先第一步是描写性的，分析谁在语篇中出现或缺席，谁使用主动态表达，谁使用被动态表达，其施事性的程度有多大，等等。 其余的两步是解释性的，促使我们推测内在意识的形态、价值和常规以及说写者可能要表达的意图。 第一步与后面的两步有先后顺序之分，后面两步则是相互交叉、相互依存的。 通过社会行为者分析模式，我们可以解构再语境化的话语，再现说写者所试图创建的“现实”[30]。

四、批评认知语言学中的再语境化

批评认知语言学继承了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即再语境化，并进一步拓展了再语境化的外延，从再语境化发展为社会再语境化，这一点可以从认知科学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和研究方法的拓展两个方面判断出来。

（一）混合心智与批评认知语言学

在认知科学中，“心智在哪里结束，世界在哪里开始”这样的问题始终是争论的核心，即心智的边界问题。 认知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在其革命性的发展阶段，心理解释的行为主义教条开始走向崩溃；同时计算机科学证明，复杂的人类思维可以使用代数得到解释。 心智就是一个计算机。 这一观点催生了心智的计算与组成成分模式，体现了心智的模块化思想，这是第一次认知科学浪潮。 这一浪潮认为心智的边界是颅内的，存在于大脑中，并把这一观点作为公理[31]（P25-50）[32]（P34-36）。

心智的计算理论在认知科学革命的高潮期并没有兑现其承诺，我们称之为认知的东西好像来自身体和行动，大多数认知和概念化具有身体的基础，许多我们重视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空间中移动的身体”，因此开启了“体验认知”的范式[5]（P28-30）。 这一范式在关于概念隐喻理论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非常明显的体现[33]。 第二次认知科学浪潮认为，大脑表征身体，身体反过来表征世界，并把此观点作为公理。

随着体验性在语言学和心理学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又掀起一场革命，即使用包容控制系统（subsumption control system）。 智力行为被视为来自相对简单的意义-行为顺序（sense-act sequence），排除了拓展中央规划的需求。 机器人制造专家Rodney Brooks 认为，智力行为不需要也不能依赖这样的构造，即每个动作和行为在实验之前就在内部规划和模拟。 像人类这样复杂的生命体不可能依据内部模型运作，因为世界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使生命体与之相互作用。Brooks 认为，对于智力行为而言，最好使用世界作为其模式[34]。 Brooks 的机器人制造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的第三次认知科学浪潮是一致的。 第三次认知科学浪潮认为，心智不仅是身体体验的，而且应该“拓展”到环境之中。

第三次认知科学浪潮强调我们的心智是混合的（amalgamated），是大脑、身体和环境的混合。混合心智（amalgamated mind）包括涉身心智和拓展心智。 Rowland 指出涉身心智和拓展心智的混合是基于 利 用（expoitation）、操 纵 （manipulation）和 转 换（transformation）的。 当所混合的颅外结构和过程是涉身的或身体的，这一观点应该处于混合心智的中心，即大脑利用了人的生物体结构来感知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 然而，当所混合的颅外结构和过程是身体之外的，操纵和转换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操纵环境所提供的信息中，人这一生物体可以把这些信息从“只存在”转换成“可使用”，这样便可以在随后的认知操作中加以利用[31]（P84）。

Oakley 指出，人类高级的认知，包括语言认知，在一个认知生态（cognitive niche）中运作。 在这一认知生态中，拓展的环境在思维和行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些认知过程部分包括了处于生物体大脑之外的结构和过程。 认知过程混合了大脑神经结构与过程、身体的结构与过程以及环境的结构与过程[31]（P83）[32]（P44）。

大量的人类意义建构都是大脑、身体和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大脑之外的特征有时也会被赋予一定的认知地位。 混合心智的观点赞同第三次认知科学浪潮关于心智的拓展和涉身的更激进的观念，承认有些思维和心智对于大脑和身体而言是内生的，但也不否认外生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强调人类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智，形成社会认知。

混合心智在具体的认知生态中演化和发展而来，其主要的目的是生成“符号回路”（semiotic circuits）。“符号回路“使我们从身体中翻腾出来，并与物质和社会环境连接在一起，这一符号回路包括了我们与有生命性和无生命性实体之间基本的和感知的相互作用，当然，也包括了脚手架式高级的认知操作[31]（P78-79）。

混合心智更加强调和重现社会结构和制度或机构的作用，试图寻求与社会本体的和解，拓展以人为本的思维和行为。 参与到社会本体之中并不能为考察社会本体的结构和功能打下坚定的基础，社会现实的模式常常难以创建，需要利用历史资料和数据，以便了解社会机构和制度的运作机制，有时这些信息对于外人和内部人士都是隐晦不明或难以获得的。

混合心智都是在人工制品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的接合点上运作的，很多东西无法缩小为人类经验的神经生理的因素。 混合心智把社会学视作与认知科学和符号学拥有同等的地位，不仅表明了基于地理和历史的认知多样性，而且说明了基于社会制度或机构历史的认知多样性[32]（P46）。

如前所述，混合心智强调社会机构的作用，社会机构可以开启和制约思维和行为。 这一强调大脑、身体和环境（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在认知生态中的相互作用的观点为表征资源提供了一个调色板，表征资源包括内在的机构运作和许多符号系统。 作为非线性的系统，混合心智的“输出”与“输入”不成比例。 正如Johnson 所指出的，我们基本的经验和概念（如图像图式）来自于我们的身体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我们也把社会系统看作来自涉身体验的身体[5]（P30）。 混合心智关注社会存在，研究社会存在和现实的本质，这就使社会领域研究成为社会本身的一种形式。 社会领域和本体包括众多的社会现象，其起源和存在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分离。

批评认知语言学支持和赞同混合心智的理念，其中需要强调的是，存在社会科学本体和社会本体之分，前者指的是社会领域中对存在物（包括人和社会机构）的研究，而后者研究存在物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批评认知语言学通过对话语的认知分析揭示社会本体和语言学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观点。 批评认知语言学之所以能把话语、社会和认知联系在一起，主要原因是它信奉“第二人称认知科学”（second person cognitive science）[31]（P47）。第二人称认知科学是第三次认知科学浪潮的一部分，体现了大脑、身体和环境融合的混合心智理念[31]（P83）。 第二人称认知科学有以下 5 个特点：（1）强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 （2）与分布式认知相一致的是，第二人称认知科学把认知分析的单位拓展到非神经的身体、其他的存在以及主体建构的环境之中。（3）语言的产生来自人际交流的熔炉，拥有其他动物界所不具备且独特的特征。 （4）第二人称的介入和接触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基础，一旦这一社会系统建立起来，复杂的社会网络就会拥有许多不可还原且浮现的特征。 （5）由于我们自身创建的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人们在其自身创建的体制和机构内思考、表达和行动。 我们通过详细的符号或话语进行认知分析，探讨人类认知在不同的体制和机构内是如何运作的，体制和机构语境的本质制约我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 这也是批评认知语言学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二）心理学实验是实验室内的社会再语境化

社会实践中的话语构建和理解是非常复杂的，涉及人的大脑、身体和其所处的物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融合，形成了混合心智[31]（P83）。 要想厘清这其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和相关关系是极为困难的。 有一种方法可以把以上非常复杂的现象放置在实验室内，实验社会实践中的话语构建和理解的社会再语境化。 最近几年出现的批评认知语言学“实验转向”的研究[35][36][37]，就是对复杂社会实践社会再语境化的一种尝试。 这一定量的研究方法不太关注篇章特征的分布，而是更加关注某些篇章特征对读者认知的影响[38]，强调从语言理解和接受的角度从事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39]。

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心理学实验法并不常见。批评话语分析的传统研究明确地不接受实验论的观点，而是强调篇章或话语的社会和历史的情境性（situatedness），指出话语或篇章的意义不可以缩减为实验室环境下所研究和测量的东西。 话语和篇章的意义是随着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只有分析专家对复杂的语境因素是敏感的，实验法无法辅助和解释话语或篇章所要传达的意义。 然而，批评话语分析的许多形式都探讨篇章选择对听读者的影响，而且这类形式的分析在批评话语分析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说写者所建构的篇章和话语是否有效果，关键取决于听读者的反应。 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本质上与沃尔夫假说是一致的，即一个人的母语或习得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世界的看法。 批评话语分析的对象常常包括几组不同篇章特征的话语，研究者考察这些话语对听读者态度、情感、信念、价值、判断、感知、决策和行为的影响[38]。

下面我们以Hart 和 Fouli 的研究为例来说明心理学实验是社会再语境化的一种形式。 Hart 和Fouli 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探讨军事干涉话语中的客观化策略（objectification strategies）和主观化策略（subjectification strategies）。 他们认为，政治家和其他政治演讲者参与话语的工作来构建自己以及自己对“行动原因”的宣称的可信性，特别是政治家在决定高风险的军事行动或民众普遍产生怀疑时，一般会使用主观策略和客观策略。 他们采用心理学实验来比较这两种话语策略的有效性。 在主观化策略中，说写者要求听读者相信其本人所说或写的话和其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客观化策略则展示说写者了解情况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暗示他们的断言可以被证实或可以由他人所支持。 主观化策略和客观化策略并非绝对的范畴，而是存在一个主观化程度不断变化的连续体。 在完全主观化的话语中，说写者是唯一来源，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隐含的。 在完全客观化的话语中，不是说写者而是某个第三方被识别为断言的最终来源，说写者通过第三方的声音来做出这一断言。 Marin Arrese 对主观化的相关讨论关注说写者对所传播命题负责任的程度以及这一责任是否与其他人分享。 在完全主观化的话语中，说写者对所做出的断言负有个人责任，而在这一连续体的另一端，在完全客观化的话语中，断言的责任归属会被转换到第三方来源。 在责任连续体中间的某一个地方则表明了某种程度上共享责任或者责任是集体的[40]（P19）。 Van Dijk 指出，大多数政治话语的特点是，当说话者能把其知识或意见归因于可靠的来源时，他们就比较可信。在客观化策略中，说写者通过把其知识或意见置于外在来源中来支持其断言，这些外在来源是听读者所信任的。 说写者还可以使人们察觉到这一断言是基于某一种客观的证据[1]。

Hart 和 Fuoli 区分了归因（attribution）和有根据的断言（based averrals）。 在归因中，说写者把其断言归因于某个第三方来源。 在语言中归因可以通过转述言语和转述思想来表达。 在有根据的断言中，断言仍然置于说写者的主观性中。 归因和有根据的断言之间的区别在于，归因是基于其他说写者所说的话或其所想的内容，而有根据的断言是基于说写者自己的断言，而并没有把命题归因于其他人。 在政治话语中，有根据的断言中的证据基础典型地采用独立报告、研究和文件的形式，读者可以从中读到或推断出“事实”。 有根据的断言是主观的，因为这些断言为说写者对语料的解释条件，然而它们比只表达个人意见要相对更加客观一些，它们还把命题标注为基于某种确凿的证据。

总之，主观化和客观化这两个认知上的合法化策略，在政治话语中得到广泛应用。 明确的主观化策略求助于说写者的个人权威作为接受断言的原因，而客观化策略则求助于其他人的权威或其他人达成共识的知识，说服听读者接受命题或断言的合理性[40]（P21）。

Hart 和 Fuoli 实施了一个2 乘 2 析因设计的实验，以可信度（高或低）和认知上合法化策略（主观化与客观化）作为自变量，来验证两个假设：（1）当政治家的可信度比较高时，主观化策略将比客观化策略导致更多的对军事干预的支持；（2）当政治家的可信度比较低时，客观化策略会比主观化策略导致更多的对军事干预的支持。 279 个参与者参加了实验。 实验中包括的控制变量是对战争的态度、对政治家的一般信任和政治倾向。整个实验程序包括 4 个主要步骤：（1）描写军事干预场境的梗概；（2）国防部部长解释军事干预的声明；（3）操纵检查问题（manipulation check questions）；（4）测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调查问卷。 整个实验程序模拟了真实的阅读场境，使这一实验研究处于实验室内再语境化的场境之中。 具体而言，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4 个实验条件（由自变量的不同组合形成）其中之一。 在了解指示和填写完同意参加实验的表格后，实验人员向参与者呈现两篇短文，每个短文被设计为操纵其中一个自变量。 第一个短文是一个简短的梗概，描写一个场境，其中国防部部长被描写成支持军事干预的政治人物。 实验人员创建了梗概的不同版本：一个是低可信度的版本，其中国防部部长在军事干预中拥有私利；另一个是高可信度版本，表扬国防部部长成功领导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任务。 除了最后一句包含操纵，梗概的两个版本的其他部分都是相同的。 接着实验人员向参与者展示了国防部长用来解释其军事干预合法性的声明。 声明也包括两个版本，分别使用了明确的主观化策略和有根据的断言（客观化策略），例如，主观化策略是，“I truly believe that the leader of Dacrela is guilty of serious human right violations.He must be stopped now.”而有根据的断言（客观化策略）是，“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reports proved beyond doubt that…”在主观化的条件中，解释的断言只根植于国防部部长的主观评价之中，采用“I believe”的句式。 而在客观化策略中，解释的原因呈现为基于外在证据之上，采用“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reports prove beyond doubt”。 在实验完成后，实验人员还测试了参与者是否感知到可信度和如何解释国防部部长的声明。 实验结果不支持第一个假设，但支持第二个假设，即当政治家的可信度低的时候，客观化策略比主观化策略更加有效。 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客观化策略对于军事干预的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主效应，说明不管政治家的可信度如何，客观化策略效果均胜过主观化策略[40]（P23）。

本文认为，再语境化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主要的内在特征，都强调与实施再语境化的分析方式。 基于两者的再语境化特征，本文提出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社会再语境化”概念，并探讨社会再语境化的可行性，指出社会再语境化符合第三次认知科学浪潮，即融合大脑、身体与环境的混合心智。 最后本文指出，批评认知语言学中的心理学实验是社会再语境化的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