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前程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个民族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这东西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1]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2]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产生于西欧的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只有在它被中国化后才能成为中国人民改变自己命运、实现民族振兴的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为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并围绕这一目标和主题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及主题演进历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中国生根、发展等问题，不断创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即“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3]而且成功塑造了其作为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中国现代化事业领导者、民族复兴引领者的伟大形象。

一、传播理论：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中国人在经过对比后把它“作为救世的良方，并作为实现武器用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4]这一过程以译介的方式，将源于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中国语言和表达方式，传播和作用于中国具体环境，改变中国的发展历程。而这种传播必然带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上的改变，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始。

一般而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起步是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契机的。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前就传入了中国，但直到十月革命胜利才让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农联合的力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并由此树立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信心和信仰。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及其造成的俄国社会的变动，让想“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开辟一条新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不由得不动心”[5]。于是，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思想迅速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据不完全统计，华俄通讯社在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的一年间，在上海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就达140余篇。[6]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并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艰难探索，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正起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8]李大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探索。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表现是唯物史观，而它的实践则最后表现为阶级斗争。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一切社会现象变动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因素，并且这些社会关系的变动最后以阶级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9]其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必须考虑中国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将来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必定“与英、德、俄……有异”。[10]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运动是宣传主义和研究问题的统一。在李大钊看来，“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11]然而，为了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陷入空谈，必须“向实际的方面去做”“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12]可见，李大钊初步提出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解和阐发。同时，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和结构。

中共早期另一位重要领导者陈独秀，也从唯物史观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即“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史观’。”且这些“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不包括“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的。[13]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14]而是研究实际问题的科学。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这种哲学有两个基本精神。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即在研究宣传马克思的学说时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单单研究其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要“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15]用理论关照社会现实。二是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即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是为了“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16]与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推导不出阶级斗争的观点不同，[17]陈独秀指出，“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18]具体到中国的革命，明显是与欧美不同的。中国革命“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19]因此，“我们要想把中国现在不好的社会改造过来，一定不可忽视了客观的境界”，[20]并由此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立足于中国客观的物质环境才能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结论。

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唯物史观并简化为阶级斗争学说。他在1921年写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发动革命，才能保护革命，才能完成革命。[21]毛泽东提出把阶级斗争作为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标准：“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22]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不同的是，毛泽东更重视的是阶级斗争的现实运动而非理论阐发。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后，就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初步地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但自己只取了马克思书中的“阶级斗争”四个字，并从此“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3]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文本演绎，而是如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开展阶级斗争。这种认知对中国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要接受译介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瞿秋白是在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而从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看来，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因此，瞿秋白回国后便以研究和传播辩证唯物主义为己任，成为“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24]瞿秋白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并认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介绍“往往不太确切和明瞭”。[25]他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儿的宇宙观”，是“现代的唯物论”，“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26]在他看来，在中国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27]或者说，“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28]特别是五卅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实在已经实际的直接的开始了国民革命”[29]的情况下更应如此。这种状况决定了要把马克思主义正确运用于中国国情之中，“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30]瞿秋白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逻辑上对辩证唯物主义必然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相结合的阐释，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上的重要一环。

总体来看，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其主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译介和传播到中国，成为国人能理解和接受的理论形态并指导变革中国的实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独特革命环境中的自觉意识，他们不断深入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内涵，用以分析中国革命具体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31]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基于此，艾思奇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开始”。[32]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能获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十分有限，加之中国社会革命的紧迫性，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介和传播“多注重实行，不注意研究”，[33]以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含有“幼稚的”“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34]一些领导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35]在此状况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只能照抄照搬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这表明，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国共产党人还需做出艰苦的努力。

二、建构范式：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陆续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逐渐深入，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那种缺乏严密的学理基础，零星的、不系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斗争实践，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

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中国化探索的是李达。由于对当时党内只要“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有不同看法，李达从实践领域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试图从学理维度“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彻底的了解”。[36]他的《社会学大纲》就是这一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李达曾自信地说：“对于斯学之体系，自信已略具规模。”[37]

第一，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38]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39]他指出：“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40]而实践则是联结认识论、历史观与自然观的中介和桥梁，并由此总结出人类认识的公式：“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41]第二，全面阐述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以及内容间的内在联系，并构建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42]第三，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进行阐述，在学术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解决社会问题之根本思想”、探求无产阶级“达于共产社会”“目的之方法”，[43]决定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帮助中国劳动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用以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计划，以“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44]正是由于李达“联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以中国特有的方式从学理上“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45]他的《现代社会学》因此成为“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46]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环节。”[47]但从内容上看，上述谈及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基本照搬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只是从学术形式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

与李达不同，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应放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到群众中指导人民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作纯理论的阐释。在他看来，“实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之核心”，[48]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要变革中国，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大众所掌握，并应用到他们变革中国的实践中去。

首先，“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49]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和形式上真正成为大众的或为大众所掌握的哲学的大众化”，[50]使之“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51]其次，艾思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步骤。“第一步，要把握辩证法唯物论本身的基本观点”。第二步，以唯物辩证法对“所遇到的现实事物的本身作具体的考察”。第三步，“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引导下，分析事实材料的各方面，并把握这一切方面的联系”，[52]即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53]制定出“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政策”，进而“依据中国的特点”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54]。这些论述和阐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大众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见，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即“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55]转化为大众实践中改变世界的方法论。然而，艾思奇所说的“大众”只是“这本身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的“那些失学者们”，[56]而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这使他无法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自然也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大众具体实践的结合，创造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要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根本的地方来说，是采自外国的哲学著作的”，是把外国的理论“拿到中国来‘复说’”。但只有把这些理论“具体地应用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上”，才有“种种的具体发展”和“有许多破费自己心裁的地方”。[57]所以，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的是表达形式而非实质内容，没有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与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学者身份不同，毛泽东是一位革命实践家。他主要从革命实践需要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这一路径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提出者，并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原则或理论范式的核心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8]后来具体化为“实事求是”。[59]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实事求是”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握住变化发展的物质世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统一。

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因为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60]二是建构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61]据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中化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62]另一方面是“以马化中”。“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63]为此，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认识中国现实的工具。[64]而这两个方面要取得成功，都必须以“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65]为前提。通过这些途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手中的“整个完整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66]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各领域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体化、大众化，并形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情况的新变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要求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根据中国的国情……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67]他还说，时代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发展才能适合时代需要，才能指导人民的实践，因此现在必须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68]并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的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69]

总的来看，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实践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主题从追求理论体系化逐渐转向人民群众实践，主体视角也从知识阶层转向工农大众，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和内容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框架，形成了毛泽东哲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这表明，只有把握并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实现二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顺利发展。

三、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在承继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态。基于此，有学者把1978年以思想解放为旗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看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解放的起点”[70]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的开端。

邓小平是从反思和追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的。因为，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过去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失误的理论根源是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没看到“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71]这一失误导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72]基于这一认知，邓小平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提出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73]由此突破了从阶级斗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旧框框，“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化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政策，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理解和新突破。

第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事求是”的命题。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74]就此而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75]也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搞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把人们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假马克思主义”[76]中解放出来，回到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旨趣的马克思主义上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7]

第二，指出“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8]马克思对此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就是生产力“归人民所有”。[79]循此方向，邓小平把实现共同富裕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和衡量党的政策的“压倒一切的标准”，即“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80]

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何为中国国情的问题。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81]这是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现实状况中得出的结论。其一，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因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搞社会主义在“事实上不够格”。[82]这决定了我们不能幻想一下子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只能实施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83]的波浪式前进战略。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的阶段，因而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能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东西。其三，区分了资本主义制度与建设资本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突破了传统中把计划与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的僵化观念，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4]“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85]为“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经验”[86]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四，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指出，党的各种政策的判断标准不是各种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7]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具体化以及在实践中的统一。第五，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及其政策体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88]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9]目标与具体办法，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科学回答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90]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国内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经济、政治、文化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91]

首先，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入手，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江泽民指出，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性质不能变”。[92]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重塑了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党的群众基础，党要经受住“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继续带领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93]使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94]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

其次，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95]的改革目标。党中央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系统性重塑。其一，促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96]积极参与、引导市场竞争，发展壮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97]的经济基础。其二，“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98]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再次，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99]依法治国由此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建设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00]

最后，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目标。“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01]这一目标的提出，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僵化观念，增加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价值引领，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战略举措，通过教育和科技进步“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102]，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深化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10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再次得到升华。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104]人民在充分享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幸福感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尖锐、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首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存在及价值。胡锦涛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05]同时，要求在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06]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107]本质上是“根据需要和可能，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长”[108]的适度发展。这就摈弃了单纯从物质财富去衡量发展的传统观念，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原则，为化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提供了理论指导。

其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09]的战略任务和目标，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理论的认识。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群体、阶层、领域、行业之间存在矛盾，但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一性质，与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矛盾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由此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10]

最后，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11]的目标。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消除市场经济消极方面对精神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11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文明程度有时不会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提高，反而会激发人的物欲，消解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因此，必须强调精神文明对经济建设的反作用与发展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抑制因物欲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并把它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方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114]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紧抓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代具体实际相结合。

第一，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115]“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116]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和具体化。

第二，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17]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118]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而“最大的生产力”则是每个人才能的“充分发展”。[119]所以，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才能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三， 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人类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反映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120]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和交往理论的生动体现和实践。

第四，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中国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121]是“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12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

第五，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重大判断。进入新时代，一方面，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23]。另一方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4]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出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新特点和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认识和把握。

第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具体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并把它化为研究、解决人民群众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的具体方法，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25]正是因为分析和思考具体问题“都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复杂形势清醒准确的判断，对大局大势科学的驾驭和把握，对治国理政方略科学的谋划和制定，对内政外交国防纵横捭阖的运筹”，“不仅有鲜明的理论观点、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讲是什么、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怎么干；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读来让人豁然开朗”。[12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人民群众实践中面临问题的具体思考，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的飞跃。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抽象理论转化为不同条件下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法，并内化为人民群众实践的基本准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以特有的民族理论和实践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它取得的理论成果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是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活动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化的存在形式，是在实践中建构的精神自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引领者、坚定推进者和根本保证力量，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生动诠释了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7]在不断探索、展开与深化过程中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