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博俊，李 贤 ，李婧雅

（1.麻省大学 曼宁商学院,美国 马萨诸塞州 01854；2.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3.凯斯西储大学 魏德海管理学院,美国 俄亥俄州 44106）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之后，政府将“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三农”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收入问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2019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农业经营净收入占35.97%，转移净收入为20.58%[2]。因此，以农业资源为本的农业经营以及补贴政策为主的财政转移是农务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以及农村社会的自然基础。然而，由于农业政策及惠农项目设在设计过程中未对农民群体存在的非理性认知及行为加以考虑，在局部地区，农业政策及惠农项目并未有效提升农民群体的长期效益以及生活水平，反而出现越补越穷的怪象，打击农民群体对农业政策及惠农项目的积极性，甚至于侵吞或破坏惠农项目资金及资源。而行为经济学基于对非理性经济人的研究，对重新建立农业资源价值评估模型及重新设计农业政策及惠农项目提供理论依据与实施标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群体收入及生活水平的一种可选途径。

一、“三农”问题与行为经济学

（一）“三农”政策与项目制定

在对农业资源及政策补贴项目的评估过程中，研究人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上的比较，更重要的是非经济价值之间的抉择。然而，由于相关政策及项目的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政策制定者无法准确地预测出政策及项目的外部环境变化，也难以量化各种因素对项目进展及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通常采用货币协商评估法（Deliberative Monetary Valuation），通过协商法及陈述偏好法征求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并结合于农民代表的诉求，将所有信息进行综合性评估。在此评估过程中，通过定量分析及定性分析，设计对应政策及项目，并进行经济上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及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分析（Community Value），最大化政策及项目为社会带来的效益[3]。然而，即使通过如此缜密的设计及评选过程，部分政策及项目在实际实施中，带给农民群体的长期效益与制定者的预期结果仍相差甚远。这一差距正是由于对农民群体存在的非理性行为的忽略所导致的。导致政策及项目实施时，农民群体虽然看似短期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是长期生活水平却无法稳步提升。

（二）行为经济学与“理性人”假说

长期以来，在主流经济学中，非理性因素往往被忽略或被认作是可忽略的“噪音”。同时，主流经济学对行为个体最基本的假设是“理性人”。“理性人”最大的特点便是能够自觉地按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且是“自私”的。然而，行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对理性人假设提出质疑，并将人的思维方式分为两种：“直觉思维系统”及“理性思维系统”。“直觉思维系统”（Intuitive Thinking）是指“不顾一切”的思维方式，也是现实中人们更常用的思考方式。而“理性思维系统”（Rational Thinking）则是对问题进行系统性考虑，并作出更具有“前瞻性”的选择[4]。然而，生活中，为提高决策效率，行为主体常常使用“直觉思维系统”对问题进行思考。在“三农”相关的政策及项目中，农民群体也通常采用“直觉思维系统”方式进行思考。

（三）“直觉思维系统”与小农意识

造成“直接思维系统”的最主要因素便是农民群体认知体系中的“小农意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集权官僚体系的管理下，“小农意识”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农民群体一直存在信息不对称，规模不对等，现代化不完善，公民权不充分等问题。导致农民群体生产单位小而散、多而杂、缺少有效的管理组织，难以实现协同互助，使得农民群体的抗灾害及风险能力较低，极为脆弱[5]。因此，在进入资本市场并与其他群体进行竞争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这一近千年来的现象使得“单干”并且以“家”为核心的非理性的极度自私的自利观已经根植于农民群体的文化观念中。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过集体所有制，上述问题部分得到解决，但由于长期的文化影响及家庭联产承包制逐步取代集体所有制，“小农意识”依旧是农民群体的主要认知方式。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农民群体依旧以小“家”为核心，并基于这种对小“家”的认知以及极度的自私自利观，发展出小农式封闭家庭经济行为。在做决策时，他们往往只会简单的权衡个人当前得失，关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愿与他人进行合作并通过牺牲自身的小利益实现更大的集体利益及个人利益。虽然这一行为嫉妒自私且不能最大化自身效益，却与理性人假设相符，因为合作带来的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不合作是没有损失的。加上部分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政策宣传不到位，缺乏强有力的外部因素及对政策的理解不到位，“理性”的农民个体很难为了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导致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造成了集体上的“非理性”行为，损害了集体利益及个体的长期利益。因此，这些看似“理性”的小农意识，往往在整体层面造成了“非理性”的行为。

二、行为人在三农政策中的非理性因素

通过对农业政策及惠农项目的考察及研究，结合于行为经济学理论，农民群体的“非理性”因素可以分为“现时偏见”“禀赋效应”“沉没成本谬误”以及“涉他偏好”。

（一）现时偏见与越补越穷

农业补贴的本质是通过激励手段，分担农民群体对生产率投入的资本支出，刺激引导农民群体做出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在当期进行投资，实现长期的生产效率与生活幸福程度提升[6]。然而，由于资本市场的存在，农民群体可以利用资本获利，例如通过市场进行放贷以获取资本回报。因此，补贴方案必须考虑到农民群体面临跨期选择问题时，经济效益的取舍。通常，制定者会对项目分散在各个期间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折线效用分析，并以此设计最合适的补贴金额，确保补贴后的收益能够对农民群体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在对经济效益的评估中，制定者通常会传统贴现效用模型（Discounted Utility Model），将所有可选政策及效益通过折现率放在同一时间点进行经济上的评估及比较。同时，由于传统贴现效用理论假设折现率在同一时间跨度下，即时在不同的时间点，区间折现率也应当保持统一。不仅如此，结合“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在没有新信息的刺激下，市场利率具有一致性，会保持在固定的数值[7]。因此，面对跨期选择，行为主体所采用的折现率应当具有“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t），即行为主体无论面对支出或效益，都会采用统一的模型对其进行折线并将其进行对比，最终实现话自身最大化效益。因此，基于此所设计的政策应该是有效的。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发现，虽然农业贴政策总体成效显著，惠农效果明显，但局部却存在着越补越穷的现象。例如“节能惠民”这一农村补贴项目中，由于政策的跨期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会放大补贴目标农民群体的非理性因素，既现时偏见（Present Bias）因素，使得农民群体在做出跨期选择时，面对当前支出及未来收益，并不具备有“时间一致性”。

“节能惠民”项目是惠农项目之一，旨在通过补贴的方式，引导农民群体购买节能家电，提升生产效率，节省电费支出。“2018 双11 节能家电及碳减排量调查报告”指出，相较于能效等级较低、节能效果较差的家电，能效等级较高的家电能够明显的降低用电成本支出[8]。虽然能效等级较高的家电价格通常高于能效等级较低家电，但是售价上的差距能在3～4 年内通过节省的电费支出而将其弥补。然而，消费者在购买小家电时，依旧会非理性的购买能效等级较低的家电。甚至于面对差价不明显的一级能效与二级能效家电，消费者依旧会选择价格较为便宜但是耗电量更大的二级能效家电。进一步通过对各大电商平台家电销量的对比发现，这一非理性行为会随着家电价格的降低而变的愈加普遍。结合行为经济学理论，这一现象是由“现时偏见”（Present Bias）这一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

“现时偏见”用于描述行为个体在进行跨期选择时，面对支出和收益，以及不同的时间点，会对折现率进行非理性的调整，是折现率不具备统一性，呈现出“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t）。研究人员认为，“现实偏见”主要由四个因素构成：结果等待的时间跨度，结果的可预期性，选择带来的损益强度，以及最终效益的正负性。首先，行为个体的折现率会随着等待时间的加长而明显下降，因为行为个体通常对较为远期的时间点认知性较弱[9]。其次，如果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行为个体会要求额外的贴现率用于补贴风险，导致行为个体的贴现率上升[10]。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大部分农民群体并不能意识到节能所带来的直接利益，而是更多地关注于产品的品牌，外观及知名度等。其次，对于小额损益，行为个体往往使用“直觉思维系统”作出快速的决策，使得贴现率高于正常值。但是面对大额损益时，行为个体会理性地进行思考。因此，贴现率更为合理。最后，对于跨期选择带来的收益，行为个体的贴现率远远超过损失所对应的贴现率，因为损失所带来的厌恶感比收益所带来的成就感会持续更长的时间[11]。而由于补贴项目申请手续的繁琐，无论是直接补贴还是间接补贴，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向当地财政部门进行申报补贴，损失大量的时间、精力及费用。因此，通过采用较小的折现率，短期农民群体会将当前损失放大，而对于远期的收益，则会采用较大的折现率，进而使得惠农项目净收益为负，进而放弃参与惠农项目。

（二）禀赋效应与政策补偿

除现时偏见这一非理性因素，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是另一项使得农业项目失效的非理性因素。在对征地补偿行为意愿的调查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耕地补偿”金额往往显著高于模型预估的金额，研究人员并未对此进行解释。而在通过对调查文件的再次研究及分析后发现，金额的差距是由禀赋效应所导致的。禀赋效应用于描述人们在出售一项自己已经拥有的物品时，常常要求卖方支付远高于他们获得此物所需的市场价格，即对于商品价值认知的不对称表现。研究人员认为“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及“公共道德”（Public Morals）造成了禀赋效应[12]。

“损失规避”理论认为，行为主体放弃一项物品所损失的效用远远大于其获得时的效用。原因在于行为主体在潜意识中存在着对交易风险的担忧，担心失去现状的弊大于利，因此有强烈的维持现状的倾向。同时，在日常交易中，行为个体对交易体系的认知已经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买方往往认为卖方的实际“愿意接受价格”（Willingness to Accept）更低，而卖方则认为买方的出家往往夸大了最低“愿意接受价格”（Willingness to Pay）[13]。在耕地补偿政策中，卖方通常是农民群体。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来并未将农民纳入其中，导致农民群体将耕地资源视为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及养老保障，因此不愿出让耕地。不仅如此，当交易涉及价值观上的认知时，对“公平”的认知会导致禀赋效应所带来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当行为个体认为改变现状的过程或结果是不符合价值观认知时，行为主体会要求远高于市场价格的补偿，甚至认为补偿是对其的收买，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规范，从而不愿意接受任何的补偿[14]。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违规违法的征用行为及不透明不公平的农业资源征用补偿金以及互联网平台特质，农业项目中的矛盾及冲突被很容易被媒体放大，使得农民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导致农民群体对政策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并认为补偿金额远远低于“合理”的金额。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农民群体表达自身诉权的渠道不健全，谈判权益并没有很好地得到保护，进而抵制耕地资源征用，导致地方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形成零和博弈，降低社会整体效益。因此，如果环境政策制定者不能认识到社会个体存在的禀赋效应的非理性行为，仅仅基于市场均衡模型以及环境政策的成本效益评估所设计出的环境价值评估体系将会脱离实际的运用。

（三）沉没成本谬误与农村产业性项目

农民群体的另一大非理性因素便是为能正确认识沉没成本，而不断地对农村产业性项目进行盲目投资，最终在“沉没成本谬误”的影响下，造成博弈者双输（Dollar Auction Paradox）的结果。传统经济学认为，理性人在进行决策时是不会对沉没成本进行考虑的。因此，当农村产业项目无法创造利益时，理性的决策者应当会立即止损。然而，行为经济学家发现，行为主体存在“沉没成本谬误”（Sunk Cost Fallacy）的非理性认知，即由于过去不可挽回的成本，行为人依旧会对当前收益为负的项目进行持续投入[15]。而在农村产业建设中，也出现了类似现象。在农村产业项目的实际落地过程中，“旅游特色村”“文化特色村”以及“农作物特色村”等产业项目为当地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由于政策的倾向性不同以及致富能力的不同，村与村之间的贫富差距被拉大。未致富的村庄看到致富村庄的项目以后，也开始盲目跟风，投入大量的资金进入到项目设施建设中，甚至不惜为此而举债。同时，驻村脱贫工作队为了尽快地完成任务，做出业绩，并未对地区特色产业进行深入详细的调查，盲目引进项目或者扶持本地的“短、平、快”的帮扶项目。然而，由于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使得村与村之间陷入了恶性竞争中。而之前花费大量资金建设的基础设施也不愿轻易放弃，反而是继续的投入建设。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需求有限，陷入竞争的农民群体只能通过低价的方式喜迎顾客，同时，由于资金大量投入单一项目并且未见成效，使得原本满怀希望的农民群体的信心遭受冲击，对未来的扶贫项目采取消极态度。最终，导致原本惠农的产业项目使得城市对农村产生新的经济剥夺，并造成村与村之间的利益冲突，破坏农民群体之间的团结及和谐。

（四）与涉他偏与小农认知

正如前文提到，中国农民群体认知体系建立于小农意识之上，并且以“家”为中心，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这样看似“理性的”行为，却造成个体与群体的“非理性”博弈。“涉他偏好”理论很好的对其进行了解释。

“涉他偏好”（Other-Regarding Decision Preference）理论中，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行为主体在进行博弈时，会基于过去的经验，判断博弈后的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对方声誉是否良好、合作是否能够产生更大的收益，进而选择是否合作[16]。在“三农”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与农民群体既有合作关系，追求共同利益，也存在博弈行为，最大化各自利益。对于当地政府而言，一方面需要降低政策实施成本，为地方财政贡献最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需要担心农民群体对政策的反对，并向中央政府跨级上访，导致社会不团结，影响自身政绩，损害政府形象。而对于农民群体而言，一方面，其本身就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因此，会天然地对合作对象产生不信任感。担心选择合作之后，自己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政府部分工作人员的个人违法行为，以及行为处理不当，导致赔偿过程及金额不透明不公正，使得农民群体天然对政府工作人员持负面态度，进而通过较为激进的方式保护自身权益，并索取额外的、超额的补偿。此外，地方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很难实现信息共享，不断地提升要价，导致政策的施行过程中虽然实现纳什均衡，但却无法达成综合最优解，甚至造成零和博弈，降低社会效益。因此，原本取决于社会效益的农业政策最终是由各方利益博弈后的力量而决定的。不仅如此，当地政府为缓解矛盾，缓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冲突，往往会对部分较为激进的农民群体采取妥协让步，这进一步助长小农意识，使得小部分农民群体认为选择不合作能够带来更大的自身利益。最终导致政策无法有效实施，不能为社会带来正面效益。

三、非理性因素与政策“助推”

正是因为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使得看起来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或补贴项目在实际实施中效用大打折扣。然而，面对这些非理性因素时，如果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执行者能够通过对政策细节精巧的调整，在不牺牲农民群体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引导其作出理性的选择，能使得农民群体的利益与生活水平得到更有效的提升，加快解决三农问题。行为经济学家Thaler 认为基于“助推”（Nudge）的调整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助推源自英文“Nudge”一词，原意是用胳膊肘轻推别人，用于引起别人的注意[17]。在农业政策的实施中，可以通过五种方式对农民群体进行助推，分别是多元主体帮扶政策，先富带头的共建共享，新媒体时代农村宣传模式，惠农补贴一卡通，以及完善政策补偿体系，帮助农民群体解决非理性因素，更有效率的实现致富。

（一）多元主体的帮扶政策

小农意识会促使个体在当期面临的约束条件下做出最有利于该群体的选择。与此同时，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层级之间会为了各自的短期利益以及看似理性的利益进行相互制约，相互博弈，浪费过多的资源。因此，政策制定者以及当地政府不应当再将每个农业个体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统一的行为主体。合理地将现有资源进行统筹分配，引导多元主体间建立良好的分工合作体系，加强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更高一级的政府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以及资金政策等发挥帮扶、指导以及规划作用，帮助群体之间达到博弈均衡。在达到博弈均衡的同时，达到社会层面的行为主体的最优效益情况，为长远的发展做出保证。不仅如此，中央政府应当完善对驻村干部的考核机制，动态的检验工作成效。在设计考核指标时，应当邀请多元主体进行商议，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同时，应当加强官与农关系的建设，让驻村干部与农民群体做到充分、全面的交流，对彼此的需求有更好的认知，增加彼此的信任关系，提升合作的可能性。

（二）先富带头，共建共享

在农业政策制定过程中，重复建设与产业项目冲突最主要的原因依旧是当地政府对农村人口、经济以及资源的整合度不高。我国村庄数量多，大多数村庄规模较小，村庄位置分散，资源难以整合，因此导致恶性竞争。因此，当地政府及“模范户”应当以共建共享的理念为指导，帮助为发展起来的农民群众提供信息、技术、管理方面的相关支持，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在设计农业致富项目时，应当注重培育多样性和互补性“示范户”，把握地区特色产业，而非套用统一的模板，避免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趋同化，最终导致恶性竞争。另外一方面，应当整合村与村之间的资源共享渠道，通过市场化合作，培育能够进行区域性公共服务的协会组织，避免项目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这能够大大降低农村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成本，提高其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大大降低。

（三）新媒体时代农村宣传模式

由于个体乃至于社会，往往不能够正确的意识到其存在的非理性行为，却能对部分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因此，如果能够进行合理的宣传引导，农民群体能够在短期内意识到农业政策及项目对其自身带来的长期效益，而不再执着于短期的利弊得失。例如针对“节能惠民”补贴项目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农民群体能够直观的获取节能家电所带来的长期利益后，购买节能家电的比例显著提升，超过半数的被访对象愿意购买节能家电。因此，当地政府应当与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合作，通过大数据，对惠农政策进行内容的精准投送。同时，通过农民群体更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例如小视频、广播等方式进行传播，并借助网络平台点对点的解答农民群体对补贴政策的疑问。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提升农民朋友对政策世纪效用的知晓率。

（四）惠农补贴一卡通

正如前文提到的，部分农民群体放弃惠农政策的另外一项原因便在于“节能补贴”申请过程过于繁琐，使得农民群体在当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及非资金成本，导致农民群体在现时偏见效用的影响下放弃惠农政策。因此，在村村通电通网的背景下，政府应当结合于中国“三农”信息化服务平台，使用手机APP，允许农民群体随时随地的申请补贴，并通过网络提交信息。通过人脸识别，面部匹配等身份技术，结合于物联网，发票文件二维码等电子信息，实现在线补贴申报。

（五）多样化政策补贴

首先是惠农项目补贴，政策制定者必须将“时间不一致性”现象纳入考虑。如果在政策制定中使用不合适的折现率，采用低于行为主体实际认知的折现率，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机会成本较小，那么未来收益的净现值处在较高的水平，从而能使人们加大对未来的投资。然而双曲贴现理论则指出这一传统决策依据，对于环境保护等复杂社会问题，存在政策误导性。对此，行为经济学家提出的“双曲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理论便是较好的解决方式。相较于传统贴现理论，“双曲贴现”理论将“现时偏好”纳入模型中，通过“现时偏好”这一因素，将行为主体的非理性行为进行描述。因此，“双曲贴现”理论得到的贴现率并不会保持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现时偏好”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对环境进行更为合理的定价[18]。

另一方面，为避免农地补偿过程中发生零和博弈，降低整体社会效益，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应当积极与农民群体进行沟通。针对不同的人群，财政补贴应该具有不同的形式，而非一味地通过金钱的方式进行补助。并且通过法律、国家执法机构等，对环境补偿作出承诺。并确保补偿过程做到公平公正。在对宅基地补偿意愿的研究中发现，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均对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具备较高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正是来源于对信息的非理性认知以及对未来风险的担忧。例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对放弃宅基地的意愿较低，原因在于担心失去宅基地以后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同时，年龄较大的农民则会非理性地对宅基地赋予额外的价值，例如养老保障价值等[19]。因此，在进行环境补贴时，政策不应当一刀切，以金额为唯一的补贴方式，而是建立更好的退出机制。

四、结束语

随着扶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如何提升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下一个重点。而农村群体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已经阻碍“三农”问题高效解决。因此，依靠传统经济学模型构建农业政策及项目已经无法有效地处理非理性问题。同时，由于国内农民群体长期受到小农意识的影响，并且由于地理上原因导致的，国内外依旧没有对农民群体存在的非理性行为做出深度调研。因此，如果能透过较小的实验，对环境政策的研究作出更多有效的设计，研究将会变得更加有意义。但是，正如行为经济学并非对传统经济学的颠覆，而是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另外一种解释一样。基于非理性因素所设计的环境政策，也是对现有环境政策的补充以及多个方向的探究。因此，制定环境过程中，依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考，结合实际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