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辰

【内容提要】 民粹主义被视为引导舆论、表达民意以及利用底层民众力量实现政治诉求的主要工具，更是鼓动阿拉伯民众走上街头，引发阿拉伯剧变并导致多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的核心因素。通过对阿拉伯国家民粹主义产生根源与演变逻辑的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滞后、民主转型受阻、社会治理失效以及身份认同撕裂是民粹主义在本地区保有强大韧性并不时激烈涌动的主要原因。阿拉伯国家的民粹主义呈现出明显的本土意识形态特征，通过激发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感、不公正感和不安全感，强化民众对于魅力领袖的信任与忠诚，以及对伊斯兰复兴的热忱与向往，成为不同政治力量进行本体与他者身份建构、开展广泛政治动员、塑造并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惯用策略，并对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态演变和国家认同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当前的地区变局下，民粹主义再度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伊斯兰主义深度融合，成为加剧阿拉伯国家内部官民对立、社会分裂和政治暴力的潜在要素，并将继续制约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经济发展、社会良治等目标的实现。

将实现广大底层民众的意志、利益与理想描绘为政治行为的指导原则与价值准绳，并借此操纵民意，使广大民众成为表达和实践特定集团主张的主要力量，是民粹主义的核心理念，而对于“腐朽精英”的仇视和对“直接民主”的渴求，则是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①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 期，第12 页。民粹主义发轫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和美国，在拉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民粹主义也曾以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出现。近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再度回潮，其反精英、反体制、反移民、反全球化的话语吸引力和传播力不断提升，得到饱受政治权利缺失、经济地位削弱、异质文化冲击等问题困扰的底层民众的热捧，不仅成为民众反抗现实、表达诉求的工具，也被视为许多政治力量利用社会不满情绪，构建自身感召力与合法性，乃至颠覆国家政权的武器。

长期以来，民主进程艰难曲折、经济转型迟缓滞后、外部干涉持续不止、教派冲突不断发酵、教俗矛盾难以调和等问题困扰着阿拉伯国家，2010年末爆发的阿拉伯剧变更是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灾难性效应。二战后，民粹主义在阿拉伯国家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成为阿拉伯国家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回应危机所惯用和依赖的工具。李向平《“神权民主”与“新国家主义”——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民粹宗教”》一文总结了阿拉伯国家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民粹主义对于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路径；马晓霖《冷战后三十年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管窥》一文重点分析了民粹主义对中东国家权力结构、社会形态和地区格局变化的影响；吕耀军、张红娟则在《中东民粹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一文中对中东地区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进行了梳理。然而，对于民粹主义在阿拉伯国家兴起的根本原因、所呈现出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地区变局下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国内学界则鲜有关注。本文尝试通过展现民粹主义思潮在阿拉伯国家独特的演变逻辑和发展样态，阐释民粹主义实践对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产生的建设性和破坏性效应，并解析地区变局下民粹主义运动在阿拉伯国家的动向与影响。

一、怨恨与反抗：阿拉伯剧变的民粹主义根源

二战后，阿拉伯各国相继开启现代化进程，部分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曾进行过有效改革，实现了安全、稳定、发展等目标，富有油气资源的海湾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整体而言，多数阿拉伯国家都长期受困于由独裁和暴政统治、腐朽的国家制度、衰败的经济状况、经年的内外冲突等因素引发的治理难题。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中，不适应问题在阿拉伯国家屡屡出现，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受挫、教派冲突的升温加重了阿拉伯民众的发展焦虑，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依赖性与脆弱性不断凸显，社会转型阵痛不断激化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对立。正如一些阿拉伯学者所言，阿拉伯国家的现有制度与秩序无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更无法有效实现内部改革并化解国家、族群、宗教、文化等层面的冲突，整个阿拉伯文明正处于倒退状态。①塔拉勒·阿布·格扎拉：《阿拉伯制度与全球化》，约旦安曼：阿卜杜勒·哈米德·舒曼出版社，2004年，第13 页。同时，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在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转型、科技进步以及社会包容等方面，“阿拉伯式辉煌”已不复存在，“阿拉伯式失败”则无处不在。②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拉比阿：《创建阿拉伯未来：从部落到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黎巴嫩贝鲁特：巴赫松出版社，2000年，第138 页。

2010年，剧变席卷中东，多个国家经历动荡乃至战争，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变为名副其实的“阿拉伯之冬”，给整个地区的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在这场剧变中，利用网络工具串联，由本国底层民众自行发起，或由外部势力背后操纵、依靠本土代理人策划和组织的街头政治暴乱，掀起了一场波及范围巨大的反精英、反制度、反政府运动，而响彻各国街头“人民想要”（Ash-shab yurid）、“人民要推翻政权”（Ash-shab yurid isqat an-nizam）的口号，则成为凸显这场剧变合法性、人民性、正义性的标志。同时，伊斯兰主义在这场剧变中觅得良机，其倡导的复兴伊斯兰、基于传统宗教价值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在多个国家获得发展空间，对传统世俗威权体系造成冲击，并成功在部分君主制国家掀起反政府浪潮。回顾这场剧变，强调和鼓动底层民众进行直接政治参与的实践路径，宣扬维护人民利益、弘扬平民权力至上的政治话语，以及依托宗教重构传统价值、反抗现有腐朽精英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剧变的民粹本质——基于“民众中心”的核心概念，推崇平民大众的价值、理想与利益的神圣性，甚至为获得最广大的民众支持，不惜煽动民意，吸引民众扈从的政治理念与策略。③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 期，第41 页。

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可溯源至拉丁文“民众”“群众”（populus）一词，与贵族、精英等概念相对，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派便提出缩小平民与贵族间贫富差距，维护平民政治权力等诉求。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传统、政治策略以及政治话语，深刻影响着各国开展社会运动的理论建构、政策制定、组织方式，并依附于特定意识形态，“是否实现人民利益，是否违背人民意志”的话语成为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表达与合法性标准。

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具有强大的社会活力与历史韧性，其原因在于，掌握权力的精英团体所建立起的不公正制度对广大底层民众权利的长期剥夺和损害，催生了某些以民意表达者自居的政治势力，利用占据数量绝对优势的民众的不满情绪，实现政治野心，攫取国家权力。换言之，存在于广大底层民众之中的普遍怨恨造就了民粹主义，只有符合民众意愿的机构和制度，才被认为是合法的。①Edward Shile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6, pp.100-103.在阿拉伯国家，产生这种“普遍怨恨”，并引发剧变的真正源头，则是发展危机、民主困境、治理失效和身份迷失等问题交织下，民众对于现有制度与领袖疏离感和怨恨感的扩散，以及因现实生活中平等、公正、尊严、道德、传统等要素缺失所导致的被剥夺感和绝望感的加剧。

首先，发展危机的持续恶化扼杀了阿拉伯人民追求平等与尊严的希望，成为激发由民粹主义引领的集体反抗的根本原因。对提升发展质量、优化民生水平、完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激烈主张，是民粹主义全球图景中的共性特征。二战后，油气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多个阿拉伯国家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导致这些国家遭受以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收入、非油气产业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为特征的“资源诅咒”。尽管部分国家对发展多元经济给予重视，试图摆脱对于油气资源和外部产品的严重依赖，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仍体现出明显的外源性、脆弱性、单一性、不均衡性等特征。②冯璐璐：《中东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西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4—108 页。

进入21世纪后，阿拉伯非产油国普遍面临传统农业衰退、本土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政府债台高筑、通胀率与失业率双双走高等问题，国内经济、金融、货币、市场改革迟滞、对发达国家经济高度依附以及阿拉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挫不前，加之部分国家长期存在的政治与安全动荡，更令民众对于国家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个体收获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的希望破灭。③曼杜尔·艾萨姆·欧麦尔：《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结构变革：纲领、理论、评估》，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3 页。在海湾产油国，尽管社会经济发展成绩斐然，但王室权力向经济领域的大肆渗透严重遏制了私有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威胁经济稳定与平衡增长的巨大隐患。剧变爆发前，阿拉伯国家经济虽整体上保持一定增长，但经济增速疲软、发展成就有限、发展成果无法普惠民众、腐败与剥削问题日益恶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青年和女性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公正现象的广泛存在等问题为民粹主义的滋长提供了温床，尤其是因发展成果匮乏和财富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贫困与不公正现象促使被剥夺感最强的底层人民诉诸于民粹武器进行反抗。①林红：《不平等：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 期，第130 页。

第二，民主进程的曲折动荡为民粹主义在阿拉伯国家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少数政治精英对国家权力长期垄断导致广大民众被完全排斥于政治决策之外，持续激化着“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战后，阿拉伯政治精英在各自国家通过倡导反殖民、反侵略，构建平等、自由、公正、繁荣社会的政治主张，引领民众推翻旧制度，建立起民众对其执政能力的信任与认可。而在这些政治精英用于建立和维系其政治制度所利用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种种意识形态中，民粹主义所宣扬的“平民至上”思想均糅合其中，成为新的精英团体利用底层民众推翻旧的制度，强化大众对新领袖的崇拜、信任与追随的政治情绪“助燃剂”，而所谓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最终则沦为新的世俗威权、家族王权、宗教神权体系的装饰品，建立和维护民主政治、推进民主改革的政治承诺最终成为反民主的专制独裁体系的欺骗话语，集权政体也从服务人民的国之公器，变为权贵捞取好处的方便工具。②田文林：《衰朽与动荡：“阿拉伯之春”十周年反思》，《国际论坛》2021年第3 期，第11 页。

剧变中，突尼斯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埃及的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利比亚的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也门的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等政权被推翻，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陷入长期内战，君主制国家遭受抗议浪潮冲击，民众对老人政治、家族政治合法性的质疑声呈爆发式增长。常年的民主缺失、选举失效、军人干政、权力部落化、家族化，以及西式民主模式的“水土不服”均为民粹主义倡导的直接民主提供了生存条件，使之能够轻易集结最具反抗精神的底层民众，表面上号召民众推动国家制度向普遍民主和直接民主转型，实则利用民众实现政权更替。令人遗憾的是，剧变后，现代民主制度并未成功建立，宗教极端主义和“二次革命”产生的政治暴力严重阻碍阿拉伯国家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转型。民粹主义虽成功激发民众涌上街头，推翻原有政权，但并未给本国寻得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反倒加剧了社会政治分歧，导致宗教矛盾、族群冲突的扩散与激化，并为新一轮民粹躁动下的社会动荡埋下伏笔。有学者直言，剧变的爆发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阿拉伯民粹主义政权的集体溃败，但这场剧变并不意味着宪政民主制度的顺利建设，反而变成另一次民粹主义的狂欢。③孙兴杰：《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与全球性危机》，《青年参考》2011年12月28日，第3 版。

第三，阿拉伯国家长期无法根治的社会治理顽疾不断加深社会内部矛盾，加速民众对于现有制度认同与忠诚的崩溃，使得民粹主义有效利用了“跨阶级的焦虑和挫折感”凝聚民意并使之成为反体制、反政府的尖锐武器。①吕耀军、张红娟：《中东民粹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20年第4 期，第92 页。关于引发民粹主义的主要原因，阿拉伯学者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羸弱导致民众对于现有制度产生巨大怀疑，腐败蔓延、法治薄弱、有罪不罚、践踏人权、无视不公、监管缺失、暴力滥用等现象则不断激化民众对于统治者合法权威的消极反应。②穆希丁·图克：《“阿拉伯之春”的前景：阿拉伯国家的反腐败与治理》，约旦《明日报》，2018年3月3日，https://alghad.com/突尼斯贫民青年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以自焚形式抗议当地城管部门的粗暴执法，不仅是因为执法者对其尊严与人权的残酷践踏，更是社会底层民众长期失业、生活困窘所带来的绝望感的日益累积与最终爆发，使之选择最为直接和极端的方式，表达平民阶层和贫民群体对于国家治理失效、社会管理失范的愤懑，这最终也成为引燃阿拉伯剧变的导火索。

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这些国家长期在人口、失业、能源、环境、反恐等领域治理效能低下，也未能找到弥补国家治理能力缺陷的有效方法；而在苏丹、也门等国，政治动荡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内战，内外势力交错主导的代理人战争、教派与族群冲突的持续发酵、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的不断肆虐，本国治理体系的有效重建遥遥无期；在海湾产油国，依赖油气资源出口的食利经济模式受到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民众对于国家提升经济治理水平，为本国青年创造多元就业领域、提供足够就业机会、保障弱势群体权利、提供体面生活的呼声不断升高。军人集团、政治强人、部落王室对于国家权力的高度垄断也对阿拉伯国家“公民社会”的培育及其多元行为体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形成阻碍与破坏，而国家中心治理路径的匮乏和社会自治能力建设的滞后则使阿拉伯国家缺乏应对民粹主义崛起的“天然抵抗力”，也迫使民众诉诸于民粹力量，以寻求自我发声，由下自上尝试提升国家治理参与度和话语权的路径。③李龙：《国家治理与人权保障》，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 页。

第四，身份认同的撕裂加速推动阿拉伯身份共同体的衰落与解体，使阿拉伯国家社会和解与文化包容的实现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剧变发生前，各族群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强人的高压统治所掩盖或压制。④薛庆国：《阿拉伯巨变的文化审视》，《国际论坛》2011年第5 期，第65 页。然而，长期弥散于不同族裔、性别、宗教、阶级间的不尊重、不平等、边缘化不断消解着阿拉伯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由语言、历史、文化构建起的共同体纽带，进而导致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合流，使民众寄希望于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回应自身“渴望知道自己是谁，渴望接受一种身份认同的形式，使自身与某个共同体融合起来”的诉求。①弗朗西斯·福山：《新身份政治》，吴万伟、罗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7 期，第56 页。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国家独立、实现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工具，“团结的阿拉伯人”“强大的阿拉伯民族”成为彼时开展政治动员的主要话语。而随着中东战争的失利，阿拉伯统一事业受挫，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内部发展与外部统一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使部分阿拉伯人产生了对于建立世俗、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价值主张的怀疑，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不断激化着“阿拉伯人”与“埃及人”“叙利亚人”“海湾人”之间的身份之争，使同一民族内的不同国家间、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群体间在价值、道路、制度选择上筑起藩篱。

与此同时，伊斯兰主义借机重返政治舞台，而反对政党政治和精英政治、强调人民主权者地位的民粹思想成为其进行政治动员的“扩音器”。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在“世俗与宗教、温和与激进、分权与集权、传统与现代”层面的意识形态冲突对于阿拉伯国家社会团结、身份认同构建产生消极影响，②孙德刚、韩睿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当代世界》2021年第1 期，第56 页。与伊斯兰主义相伴而生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也不断加剧民众对于彻底、全面回归原教旨主义治国模式的恐慌与排斥。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在实现社会融合、文化包容、认同构建等方面的繁难，以及散居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如库尔德人、科普特人等，在争取自身政治与文化权力、提升社会地位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均为民粹主义者“汇聚迷茫者的怨恨，激发被边缘化群体的反抗情绪，构建厌恶和反抗社会现状的集体认同”提供了契机，③瓦希布·阿卜杜·沙尔：《异化的统治与阿拉伯上层阶级》，约旦安曼：贝鲁尼出版社，2017年，第65 页。也推动了阿拉伯民众自我赋权，力图超越现有阶级寻求集体认同，通过抗议、游行示威、乃至暴力对抗等街头政治手段，干预和介入国家政治进程，以直接行动的逻辑回应社会分裂现状，剧变之火也最终在民粹所宣扬的底层主义的躁动中燃起，导致动荡与裂变迅速席卷阿拉伯国家。

二、依附与融合：民粹主义在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路径及特征

纵观现代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高举“人民至上”旗帜，强调民众的直接民主权力，保障广大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同时强调回归宗教，维护传统价值，一直是各方政治力量进行动员、夺取政权以及维护政权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反封建、反殖民斗争时期，还是独立后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民粹主义既呈现出崇尚直接民主、强调平民价值、要求社会公正等一般性、普遍性、世界性特征，也依附于阿拉伯国家本土独有的政治思想与文化传统，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彼此融合、互为表里，成为该意识形态的合理表达、合法标准并为其提供合规治理的逻辑支撑。这些融合了民粹思想的意识形态在阿拉伯国家政治光谱上呈现出丰富的变化特征，作为对于社会转型与政治变革需求的回应，裹挟不同力量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主张，深刻影响着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第一，民粹主义在阿拉伯国家与民族主义相互交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彼此固有意识形态边界，基于相似的衍生机制、政治指向、实践模式相互渗透，成为引领群众革命、重构民族认同、反抗殖民与封建统治的重要抓手。民族主义被视为理解民族国家身份构建等问题的核心理论，具有强大的鼓动人民、产生共振的作用，①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31 页。而民粹主义则因作为意识形态“涂料”“外壳”的空心化特征，及其典型的反建制、非理性等思想特征，被认为是“落后的”“局限的”“浅薄的”，且“反历史、反社会”的煽动性思想。②于福坚：《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0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GB/165240/165243/10291083.html。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重叠成功建构了多个国家革命与反抗叙事中的主要话语，即对内团结广大受压迫普通民众，以民为粹，信仰人民，反抗不公制度与腐朽精英，对外则主张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建立跨国界民族共同体，抵御殖民与侵略。该现象在阿拉伯国家反殖民斗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阶段尤为明显。

在埃及，英国殖民者试图扼杀民族独立运动，通过主导西式现代化进程使埃及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国家经济命脉被牢牢控制在殖民者手中，本国民众经济权力丧失，政治地位边缘化；在突尼斯，殖民者治下大量法国人口的涌入严重挤占了本国民众政治、经济权力空间，也对本土社会文化产生强烈冲击，本国民众排外感不断加剧；在叙利亚，法国殖民者采取分化政策，残酷镇压反殖民运动，挑动国内教派间冲突，同时攫取大量经济利益，本国民众税负增加，民生不断恶化。殖民者对于国家机器和国家制度的全面控制与渗透，及其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和现代化模式的宣扬与实践，给阿拉伯人带来巨大的异质冲击和异化威胁，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危机以及不平等、边缘化等现象更使之逐渐沦为“社会性被排斥团体”，①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37 页。民众对于寻求自身权益代言人和民族权力维护者的强烈需求使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大思想基于相似的产生根源与社会基础实现融合——基于族群特征，对抗异质族群侵入，反对外来者窃取本民族权力，实现本民族共同体的民族主义价值追求，与民粹主义根据权贵与平民的阶级划分，引领占据社会数量绝大多数和道德制高点的普通民众推翻封建腐朽暴政的主张，结合为革命者构建正义的“我们”和非正义的“他者”间对立关系，并化作进行对外抗击殖民侵略、对内推翻封建统治的口号与主张。民族主义强调的族群特征与民粹主义聚焦的阶级特征相互适应，二者共同强调的身份排他性与群体性彼此融合，并被赋予正义性、道德性与合法性，彼此构建、相互利用成为两大思想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路径，也成为阿拉伯民众维护自身利益、应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力量源泉。

以埃及为例，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在其革命宣言中，自由军官组织称封建腐朽的王室统治导致埃及社会充斥贿赂、腐败、压迫等问题，更导致埃及在中东战争中的失利。广大平民对于重获社会地位与民族尊严的渴望成为自由军官组织成功进行革命动员的关键因素。同时，自由军官组织将军队领导革命的合法性与民粹主义思想中人民所具有的道德性与进步性相结合，强调军队与人民具有共同的能力、品格和爱国精神，反对和破坏革命则是无知、背叛与腐败。②《〈金字塔报〉门户网站重新发布7·23 革命宣言》，埃及《金字塔报》，2019年7月23日，https://gate.ahram.org.eg/News/2246517.aspx。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夺取政权后，对内将阿拉伯社会主义树立为埃及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以全民民主取代特定阶级专政，优化国家财富分配，推动国有化进程，建立一个以正义、公正、效率为特征的繁荣社会。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广大贫民的生活水平，国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也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工农阶层的社会福利，使之感受到在封建王室治下未曾实现的公平与发展，进一步夯实了新政权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基础。对外层面，纳赛尔提出“三个圈子”理论，着力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将民粹主义中本国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关系扩展到本国和本民族人民对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层面，动员对象从单一地方维度的“埃及人”扩大到整体民族维度的“阿拉伯人”，民粹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糅合，单个国家的解放与抗争使命上升为整体民族的自由与复兴事业，埃及军人集团更是被描绘为能够领导整个阿拉伯民族实现独立与复兴的精英群体。①刘辰：《当代埃及意识形态探析——基于民粹主义的视角》，《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 期，第145 页。将维护内部平民权力和实现外部民族权力的主张相勾连，并强调对本“国族”身份的极度推崇，也成为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等诸多阿拉伯国家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的相似革命话语。由此，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在阿拉伯国家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制度、抗击内外反动势力的历史背景下相伴而生并相向而行，在二者的政治纲领与动员策略中，内部人民的平权、自由、民主与外部民族的解放、独立、复兴相交汇，民粹主义为民族主义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强大感召力，而民族主义则为民粹主义反对现有制度，构建全新身份认同，强化社会与民族共同体纽带提供有力支持。

第二，民粹主义以其对于平民权力的极度宣扬和极端推崇，发挥着强化民众对魅力领袖和集权政府信任与追随的核心作用，将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治进程引向威权主义的发展方向，最终导致新精英利用民众推翻旧精英上台——构建威权制度维护新精英利益——危机中威权制度失去合法性的循环效应。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引领效应在国家独立后逐渐减弱，新政权需要通过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实现稳定统治，而通过建立广泛的跨阶级联盟，强化威权制度下民众对卡里斯马型领袖的信任与依赖，便成为民粹主义动员能力得以延续的保障，也是民粹主义在中东、拉美、东南亚等地区发展出的共有特征。例如，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革命前大力倡导建立全面、健全的民主制度，但自纳赛尔执政起，军人集团便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力建构政治强人形象，强调领袖与政府“还权于民、以民为权”的平民主义形象，进而强化民众对其依赖感，维护世俗路线和军人威权制度；在突尼斯，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以带领人民成功驱逐殖民者、取得国家独立的功绩为政权赢得了初始合法性，同时，他推动建立新宪政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将国家党政大权揽于一身，打造自己“英雄”“国父”“最高战士”的形象，通过民粹式的个人神话书写与宣传，加固与民众间的精神纽带，延续和强化民众对于其作为权威领袖的心理认知；在叙利亚，阿萨德（Hafez al-Assad）夺权后，构建起党、政、军绝对权力体系，并加大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不断扩大和巩固自身执政的民意基础。同时，对外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等理论中汲取养分，坚定抗击以色列、美国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行径，加强民众对其在国家治理、应对危机方面的依赖。由此可见，建立强人政治，通过行政、经济、外交等手段塑造魅力领袖、俘获民心，打造领袖“拯救民族文化、维护本民族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希望”这一形象，①林红：《从金融危机到疫情危机：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 期，第115 页。便成为民粹主义在阿拉伯国家与威权主义融合互动，建立并延续强权统治的基本逻辑。

如何打造以及打造何种魅力领袖并维系其与广大民众间的精神纽带，往往是威权政体保障权力体系稳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阿拉伯国家，由军人集团推动建立的世俗政权通常将集团利益的代言人打造成平民领袖的形象，将革命者和执政者描绘为推翻殖民与暴政，维护国家统一、人民自由、民族团结的化身，而通过不断制造危机意识，甚至在特定历史节点采取激进的政策与行动，加剧民众的不安全感，则是阿拉伯威权领袖们惯用的政治策略——生存是人类最底线的生活目标，不安全感则会驱使人们紧跟在强有力的领导人后，保障其生存安全。②罗纳德·F·英格尔哈特：《生存安全、文化反冲与威权民粹主义的兴起》，叶娟丽译，《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1 期，第94 页。卡扎菲在利比亚执政后，自称为“革命导师和兄弟领袖”，强调“利比亚的统一正遭受外来势力的威胁，反民主力量正在破坏本国社会秩序”，帝国主义将“欺骗和杀害利比亚的孩子们”，而他作为国家领袖将“保护人民免受帝国主义老鼠与病毒的侵害”；③艾哈迈德·阿卜杜·萨拉姆·法迪勒：《2011年前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伊拉克提克里特大学人文学报》2016年第4 期，第53—61 页。萨达姆（Saddam Hussein）在伊拉克掌权后，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威权统治，通过强大的国家暴力机构和安全力量维持政治秩序。在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等事件中，萨达姆通过强调阿拉伯身份认同，塑造其在战争中的正义性和感召力，而在美国加剧对伊制裁和打压后，萨达姆则利用伊斯兰主义思想不断强化民众反美的思想基础，将美国描绘为威胁民众生存安全、压迫阿拉伯民族、造成地区危机的“大撒旦”，将自身塑造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的斗士，从而团结民众，维持政治生存。④钱雪梅：《从萨达姆的政治遗产看伊拉克反美抵抗运动》，《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5 期，第22 页。

在通过刺激民众不安全感，强化民众对于威权领袖依赖的同时，激发民众的不平等感，尤其是对于旧制度的厌恶与反抗，则是阿拉伯政治强人们操纵民意，建立和强化自身合法性的另一路径。因经济、政治不平等而滋生的社会不公，不仅会加剧贫困，拉大贫富差距，更会导致普通民众生活尊严、发展机会遭到践踏与剥夺，直至产生一个庞大的且充斥着极端情绪的“灰心沮丧的下层阶级”。⑤托马斯·斯坎伦：《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陆鹏杰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86 页。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民族解放阵线宣布大规模开展国有化政策，强调殖民者占有大量国家土地，侵吞本国民众财富，造成社会不公。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e）执政后，进一步加速国有化进程，实施土地改革，主张建立“不容许特权存在，消灭剥削、不公、失业、愚昧的，民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①胡阿里·布迈丁：《布迈丁言论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4 页。突尼斯独立初期，布尔吉巴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行“突尼斯化”政策，让本国民众填补殖民者离开后的大量工作岗位，实施工商业国营政策，着力提升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构建以平等、理性、尊严为内核的社会共识。在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中，民粹思想为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强大的动员力。而在政权建立初期，民粹因素为新政府延长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红利期，并通过塑造魅力领袖虏获民心，依靠短期内的高福利、均贫富政策提振民众的经济信心，从而进一步巩固威权制度，政治强人们的政策由此展现出强烈的反阶级、反特权、反精英的平民主义特征，将经济公平、社会公正建构为统治者宏大的政治叙事内核。然而，当构成政治权威的“历史合法性”“革命合法性”“民族合法性”②慈志刚：《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稳定结构探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2 期，第30 页。等要素逐渐失去现实解释力，特别是伴随着福利政策的失效、经济增长的疲软、政治独裁的加剧、统治集团腐败的蔓延，以及私有化、自由化浪潮下社会贫富分化和经济环境凋敝，曾经领导民众实现安全、平等、尊严的政治强人，逐渐成为民众在现实困境前发泄不满和进行抗争的主要对象，更被民众视为维护现有不公体制、拉大阶级差距、只为中饱私囊的“腐朽精英”。强威权下不断恶化的民生问题、低效脆弱的社会治理、网络空间“信息瀑布”的倾泻而下，无不加剧着威权领袖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与分裂。③冀天：《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何以发生？——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国际论坛》2021年第1 期，第149 页。

第三，伊斯兰作为整个中东地区发展图景中不可忽视的宗教与文化底色，经由民粹主义渲染，在制度建设、道路选择、身份塑造等多个维度，对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宗教信仰常被视作一种重要的身份标记，用以塑造和传承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从而清晰划分“我们”与“他们”。这种身份界定与群体划分的方式恰与民粹主义试图构建平民与精英间的身份对立，并由此在更广范围内建立集体认同、吸收平民力量的思想相契合。不同于民粹政治依附于民族主义思想，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强化以国籍为依托的公民身份认同的路径，民粹与伊斯兰的融合则指向点燃根植于阿拉伯民众文化基因中的宗教热情，以教籍取代国籍，赋予穆斯林身份优先性和优越性，进而框清群体身份边界，刺激排他情绪，使广大民众通过以伊斯兰教为内核的身份政治为自身群体建立起新的标杆。①郭明飞、王暾：《虚幻的共同体：民粹主义话语的内在张力与界限》，《理论与评论》2021年第4期，第79 页。由此，兼具平民主义“政治正确”和伊斯兰主义“神权民主”的伊斯兰民粹在阿拉伯宗教文化土壤中寻得其普适性与合法性，既被掌权者用以提升自身感召力，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也被反抗力量用以反对政治精英，实现政治诉求。

在阿拉伯威权领袖塑造自身魅力形象的过程中，实现宗教认同是其政治合法性建设的重要维度。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统治者是否有效践行伊斯兰所代表的理想与制度，是其政权是否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唯一评判准绳。对于占据人口数量优势的穆斯林而言，宗教信仰赋予他们的道德优势和身份优势使之既可以认同真主在人间的代治者而拥护其统治，也可以判断其行为背叛了真主，从而合理合法地推翻其统治。②马晓霖：《冷战后三十年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管窥》，《西亚非洲》2021年第5 期，第17 页。在伊拉克，萨达姆手写“真主至大”的字样曾印于国旗上，以强调其世俗的复兴党政权对伊斯兰精神的遵循，在遏制宗教势力撼动其执政根基的同时，利用对官方宗教话语的掌控，将自身打造成为社会底层发声、维护社会信仰纯洁、捍卫宗教正道的形象，并将动员对象从本国国民扩展至超越国家边界的伊斯兰世界的广大教民，以助其实施内外政策；在埃及，纳赛尔、萨达特（Anwar Sadat）、穆巴拉克等人均重视发挥官方伊斯兰在强化民众对于国家和领袖的效忠、推动社会道德教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遏制反对派势力，避免其利用宗教削弱领袖的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则赋予世俗领袖在宗教层面的“半神”形象与特权，使伊斯兰成为巩固统治根基、扩大民意基础，服务于“非民主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③阿兹米·巴沙拉：《对于疑问的回应：何为民粹》，卡塔尔多哈：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2019年，第9 页。复兴党在叙利亚掌权后，着力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削弱国内少数教派对于本族群和本教派的身份认同，强化阿拉维派威权统治对其控制力，同时，中央权力对宗教组织进行全面渗透，以经济利益和土地权利收买部落和宗教领袖，使之成为阿萨德行使、扩大和巩固权力的游说者和解释人。在阿拉伯威权统治的政治生态下，统治者在对民众作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种种承诺的同时，利用宗教进行利益整合，提升民众忠诚度，将自身打造为兼具领导魅力、治理能力和宗教道德的神化形象，最终建立起国家与宗教的牢固联盟，使宗教成为为官方发声、拉近统治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关系的工具。

在以威权领袖为代表的执政精英之外，长期参与政坛角逐，甚至在部分国家建立平行政权，以复兴伊斯兰、重建伊斯兰价值为旗号的多个宗教与政治团体，同样在民粹思想中获取开展广泛政治动员的灵感，并以宗教强化其对于民众的煽动性，最终使“民粹的伊斯兰”成为这些团体制衡与对抗国家政权的不竭动力。在伊斯兰主义者的观点中，对于伊斯兰道路的背弃是阿拉伯民族陷入落后的根本原因。而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信仰与身份差异，则上升为具有宗教德行的“我们”与背弃伊斯兰真理的“他们”之间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差异，以宗教信仰对民众进行的身份定义，更为民粹思想提供了更大数量和更广范围的动员对象，伊斯兰主义与民粹主义就此结盟，成为撼动国家权力根基的强大力量。在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真主党、伊斯兰抵抗运动（以下简称哈马斯）等组织的政治实践中，穆兄会强调的“安拉是目标，古兰经是法律，先知是领导，圣战是道路，为主牺牲是最崇高愿望”，真主党反西方、反以色列，号召建立伊斯兰政权，哈马斯提出的“从伊斯兰教中获取思想、根本准则及生活、宇宙和人类的世界观”等思想，①Muhammad Maqdsi, “Charter of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22, No.4, Summer 1993, p.123.无不强调以伊斯兰民主建制、以伊斯兰信仰立国、以伊斯兰教法治理的思想，将维护广大穆斯林的利益诉求、恢复历史上的伊斯兰荣光编织成其群体表达和身份叙事的主导话语，伊斯兰主义从民粹主义中获取广泛的感召力，以民为名推动宗教的全面复兴，民粹主义则从伊斯兰主义中汲取本土文化养分，以教为名参与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同时，当具有强大依附性的民粹主义与伊斯兰激进思想交汇时，所谓“战斗的伊斯兰”“伊斯兰圣战”等话语培育出激进主义乃至恐怖主义，将民众和政权推向以暴制暴的尖锐对立，不仅提升了极端思想对于民众，特别是对于生活现状极度不满的青年群体的价值引力，也对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稳定、和谐、团结产生了巨大破坏作用，更加速了“伊斯兰恐惧症”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

三、建构与破坏：民粹主义在阿拉伯国家的演变动向及影响

在当代阿拉伯社会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民粹主义一直藏匿其中，与特定意识形态相互融合、相互利用，彼此赋予强大的人民性与合法性。阿拉伯剧变中，依托民粹话语建立起的威权政治体系遭到冲击，试图利用民粹策略进行社会整合和民众动员的政治伊斯兰团体则伺机而动，将宗教信仰与现代国家观念及政治制度勾连，完成了“谁赢得民众，谁就赢得了宗教，最终赢得了国家”之逻辑链条的建构。①李向平：《“神权民主”与“新国家主义”——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民粹宗教”》，《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5 期，第85 页。而随着新冠疫情在当地的暴发和蔓延，阿拉伯国家在社会治理上表现出的无方、无序、无效，与剧变后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主改革等问题叠加，为阿拉伯国家新一轮民粹潮流的兴起和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首先，强人政治的回归将为民粹威权在阿拉伯国家的重启与延续提供制度载体与政治保障，阿拉伯本土的民粹威权与西式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将趋于激烈。剧变前，个人、家族对于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和权力腐败的代际传递引发了民众抗议浪潮，打破精英对于独揽权力和改制世袭的企图、复制西式民主自由制度的渴望令阿拉伯民众躁动。然而在一些国家，剧变后民选总统的上台并未实现权力平稳交接和民主制度的有效完善：埃及爆发二次革命，“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被军方罢黜；突尼斯议会民主体制取代由布尔吉巴延续至本·阿里时代的专制传统，但国内政局持续动荡，总统职位多次变更；利比亚、也门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但国内各方部落、军事势力混战持续至今；叙利亚家族统治模式和威权政治体制遭到强力冲击但至今仍保持坚挺，本土与外部势力相夹杂，将国家推向内战深渊。在民粹风潮下，推翻本土威权，仿建西式自由与民主制度似乎成为阿拉伯民众寻求走出困境，实现发展与良治的药方，但最终，所谓的民主转型并没能为其纾解困境，剧变反成为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甚至引发连锁灾难的“失败革命”。②田文林：《疫情冲击“阿拉伯之春”样板》，《环球时报》2021年7月27日，第15 版。

经历剧变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对于经历革命的共和制国家，民主改革陷入困境，劣质民主、失效治理、失败发展带来新的危机。以突尼斯为例，本·阿里下台后，民众对于新政府在“很大或中等程度上”的信任度达62%，但在短时间内迅速降至不足40%，至2019年下降至20%。③布鲁金斯学会：《阿拉伯地区的治理：专家探讨如何应对新冠疫情》，2020年9月3日，https://www.brookings.edu/ar/opinions/2019年，独立候选人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以“干净、正义、普通”的形象成功获得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大量年轻人的支持，2021年赛义德解职内阁总理，命令停止国会工作，夺取多项权力。尽管赛义德本人宣称此举是对突尼斯民主革命的捍卫，但其利用不断恶化的社会与政治危机吸引民众支持、对伊斯兰势力的妖魔化、威胁使用武力打击反对势力等方式，则被认为是对威权政治模式的重建。在埃及，军方重夺政权后，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被主流媒体描绘为“国家危难中的救星”，并多次重申军队对于实现人民意志、保障国家安全、实现社会发展的核心作用，重建军人精英与广大民众间的融合关系，力图斩断民粹力量与伊斯兰主义的勾连，导致世俗与宗教、集权与分权之间的矛盾重新将国家推向动荡。剧变后，阿拉伯国家普遍没能建立起有序、有效的民主制度，失业、贫困、不平等等问题并未因统治者的更迭而得到解决，民主鼓噪下的阿拉伯民众收获更多的却是“街头政治”神圣化风潮下的混乱无序，民粹主义所打造的魅力领袖也伴随着阿拉伯民众的“威权怀旧症”再度登场。①王猛：《阿拉伯国家剧变与“威权政治”》，《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 期，第44 页。

后剧变时代，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实现加速民主转型、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良治等目标，加之新冠疫情等危机的冲击，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困境不断加剧。剧变中抗议者主要针对的集权政体成为动荡过后民众的无奈之选，强政府、强政治、强领袖重新成为民众获得稳定与发展的路径依赖，也推动着政治领袖与民粹力量的再度结盟，巩固了威权主义的民意基础。塞西执政后曾多次强调，埃及仍需要20 至25年才能实现民主，而实现民主的前提便是保障稳定与发展。而对于经历了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失败后仍深陷困境的阿拉伯民众而言，回归旧时的威权制度，重建中心化、集权化的治理模式，依靠超越个人分散表达的集体意志和国家权力，则成为终结现实难题、打破自由主义盛行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困惑、重建秩序与稳定的有效甚至是唯一方案。如今，相较于盲目追求西式的民主形式以及与本土威权传统的彻底切割，避免历史上因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而造成的秩序坍塌与社会分裂再度出现，维护稳定、告别贫困、实现良治显然是阿拉伯国家更为紧迫的需求。②王泰：《阿拉伯剧变后中东的政治发展：困境与反思》，《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 期，第75 页。

第二，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力的持续衰退，民粹主义将继续与多种形态的族群民族主义结合，推动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成为加深阿拉伯国家内部族群矛盾，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建立同源、同质的身份共同体是摆脱发展危机、弥合社会差距的根本路径，是在面对社会变迁时维系个人归属感与集体安全感的最终指向。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伴随着对原有社会母体中集体认同的反抗与重建，推动将特定群体从“传统脐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原子化过程”。③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29 页。而在多民族聚集、多宗教共存的阿拉伯国家，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存续的公民身份认同与基于原生族群构建的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长期存在，阿拉伯伊斯兰身份的主流化进程中不时冒起的以库尔德、阿马奇格、科普特等为代表的族群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阿拉伯各国政治整合与社会融合的有效开展，而部分国家采取的民族同化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中少数族裔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引发长期的政治对抗、文化隔阂乃至武装冲突。这些族群自所在国家独立后，便长期致力于以自身族群的血统、历史、文化等因素，维护和强化自身身份认同，提升其政治与经济地位。他们寻求本族群独特的集体归属、构建集体身份的思想与民粹主义所推崇的维护神圣、纯洁、完整的“我们”，对抗不同乃至敌对的“他们”的思想交汇，同时，民粹主义也不断赋予族群民族主义的道德性并强化其排他性，为其引领阿拉伯国家内部少数族裔争夺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提供动力。

在民粹主义者建构的人民观里，拒绝和排斥那些本族群之外的共同体所塑造和施加的公民身份，常被少数族裔采纳为开展斗争的路线图。在阿拉伯国家，主体民族阿拉伯人的“主权者”地位与少数族裔本族群权益至上的政治追求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少数族裔所具有的“排斥差异、否定多元文化、趋向保守主义”的民粹特质更是在本民族政治权力不断遭到侵蚀、社会经济地位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显现。①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 期，第11 页。伊拉克、叙利亚局势陷入动荡后，两国库尔德人分离主义和去阿拉伯化倾向日趋强烈，民粹主义催生出的少数族裔身份政治推动库尔德人突破阿拉伯民族国家框架下公民民族主义的身份限定，并在所在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冲突乱局下形成内外联动，进而加剧国家内部的分离倾向，加大国家分裂风险。②李靖堃：《民粹主义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新挑战》，《人民论坛》2018年第5 期，第18 页。

剧变发生至今，阿拉伯国家在针对国内少数族裔、不同宗教信仰人群开展包容治理方面的进步仍较为有限，持续的“相对剥夺感”与“族群边缘化”不断加剧其分离张力。③谢立忱：《当前中东乱局中的认同因素》，《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1 期，第75 页。这些群体的政治经济诉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生存空间不断遭受挤压的现状，也将继续被民粹主义者所利用，将其文化焦虑与身份困境打造成反政权、反精英、反主流的群体表达，以及致力于获得主体民族同等地位与权利的政治主张，引发其建立多元身份认同乃至获取民族自治权的共鸣与集聚。在阿尔及利亚，2019年以来多次爆发的希拉克运动，阿马奇格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呈现出“同质化特征”，④慈志刚、刘爱娇：《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根源、特点及趋势》，《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6 期，第50 页。在针对腐败精英和垄断阶层的执政合法性等议题上，呈现出联合态势，在本族群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经济权益等方面，与本国政府和主体民族存在尖锐的价值对立。后剧变与后疫情时期，当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少数族裔所遭受的不公、歧视不断蔓延，其社会他者的身份持续受到种族主义思想的强化时，民粹主义便将继续作为族群民族主义的驱力，冲击和削弱传统国家认同，并加固少数族裔身份与文化共同体的神圣性与正义性，激化因权力垄断、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矛盾、跨界族群寻求独立等因素造成的社会冲突。①刘中民：《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6 期，第48 页。

第三，伊斯兰信仰与民粹主义耦合所产生的民粹宗教仍将是阿拉伯民众排解集体焦虑的重要出口，神权民主、教民神圣、宗教复兴的思想将继续被不同势力用作获取政治感召力的源头。与拉美等非西方语境下的民粹主义相似，阿拉伯民粹主义长期在政党体系建设缺失、公民社会发展滞后、收入不均日益加剧、经济危机常年袭扰等现实中不断获得存续营养。②董经胜：《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探讨》，《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 期，第16 页。但不同的是，宗教的政治化现象在阿拉伯国家根深蒂固，与之相伴的则是回归传统文化与追寻现代价值、依托宗教思想治国与探寻世俗化道路之间的碰撞与融合。阿拉伯剧变中，伊斯兰民粹成为动员广大底层穆斯林的主要推手，推动埃及、突尼斯等国的民主革命推翻执政精英，一度打造出融合了全民民主、宗教治国特征的新政权、新政府。后剧变时期，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国家政坛经历浮沉，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遭到打击遏制，正义与发展党在主导摩洛哥政坛多年后遭遇立法选举惨败，穆兄会势力在多个国家被视为恐怖与动荡之源遭到打压。但同时，穆斯林集体身份的广泛性、伊斯兰传统文化价值的纯洁性、宗教理想的神圣性决定了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彻底摆脱政治伊斯兰的干预，宗教也将持续作为民粹主义的火药“引线”，在国家陷入民主困境和民生危机时发挥激发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热情的作用，最终对执政者权力根基造成撼动。

对于后剧变时期的阿拉伯统治者而言，积极推动宗教理念与世俗道路的妥协与融合，遏制伊斯兰主义者采取民粹动员策略反噬统治阶级，成为其巩固政治秩序、开展政治治理的首要挑战。埃及的塞西、突尼斯的赛义德等人均在认同伊斯兰教在传承价值观念、维护伦理道德、缓解认同危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自身对世俗传统的坚定支持，呼吁宗教理念革新，反对宗教对政治事务的渗透与控制，打击宗教团体利用民众不满情绪开展反政府活动，同时，大力吸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宗教学者进入政府，强化主要宗教和学术机构对宗教教义与精神的解读权威性，从而利用“官方的伊斯兰”“政府的伊斯兰”作为强化政权合法性的工具，提升民众对政权和国家的价值认可，建起民粹与宗教间的隔离地带，避免伊斯兰主义者利用宗教信仰削弱国家认同，制造政权与民众间的身份对立。①Francesco Tamburini, “The Islam of the Government: The Islamic High Councils in Algeria,Morocco, Mauritania and Tunisi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55, No.4, 2020, pp.492-508.在约旦、摩洛哥等君主制国家，在成功抵御周边国家政治动荡的外溢效应后，将进一步压缩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开展民众动员的活动空间，避免其利用宗教信仰在君主与民众之间构建替代性叙事框架，削弱王权对于主流政治话语的塑造力与掌控力，从而强化王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融合，维系伊斯兰政治传统与现代议会民主政治间的钟摆平衡。②闫伟、田鸿涛：《“哈希姆认同”：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西亚非洲》2021年第5期，第154 页。而在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继续联手对穆兄会等组织开展围堵剿杀，防范其针对民主缺失、社会不公等现象，利用民粹宗教思想开展广泛民众动员，与王室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进而与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联动，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则将是这些国家促进王室统治固本强基、保障权力顺利交接、筑牢抵御宗教反对派防线的主要措施。

长期以来，穆兄会、真主党、哈马斯等伊斯兰主义力量凭借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深耕细作，培育了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部分组织借阿拉伯剧变，一度实现了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控制，但其组织内部在意识形态、斗争路线等方面的分化，使之仍无法形成颠覆阿拉伯国家现有民族国家体系的决定性力量。③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外交评论》2018年第5 期，第97 页。尽管如此，民粹宗教仍将基于身份与信仰的统一性，以其独有的叙事框架和民意基础继续冲击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一方面，较为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势力正推动自身政治动员方式与参政模式向“实用主义”方向转型，通过关注更为具体的民生问题，提出更为全面细致的经济发展方案，而非一味使用宗教话语进行说教与煽动，来重新累积自身道德与政治资本，寻觅社会矛盾不断发酵和集中爆发的时机，为未来重新掀起变革浪潮蓄力。另一方面，走上暴恐路线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则将继续利用涂抹了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民粹话语，将广大社会弱者描绘为具有唯一正确性的正义群体，强调政治精英和非穆斯林群体的矇昧与落后，强化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与传统伊斯兰教法、穆斯林“乌玛”共同体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针对民主、民生、民权问题，以派别暴力、宗教暴力、身份暴力的路径，对国家政权合法性持续进行削弱。

第四，阿拉伯社会中仍普遍存在的“被剥夺感”将继续成为民粹力量引爆舆论的导火索，并伴随着反全球化思潮在地区的传播，不断加速民众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思想发展，加剧社会仇恨与社会撕裂。剧变前，公共自由遭到压制、民主制度常年缺失、民生持续凋敝等问题驱使民众走上抗争路线，而剧变后，上述问题并未得到合理解决，加之政府治理不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不断恶化，相对于在各政治势力基于民族主义、激进左翼、政治伊斯兰等思想所描绘的虚幻治理图景之间进行选择，阿拉伯民众更为关注自身生活水平下降、发展希望破灭和财富被窃取的残酷现实。①苏海尔·哈比卜：《民主转型困境中的阿拉伯意识形态危机：影响和结果》，卡塔尔多哈：阿拉伯研究与政策中心，2016年，第71 页。同时，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并未让阿拉伯民众普遍受益，反而为其带来更多的不平等与不确定。随着部分国家难民持续向周边溢出，难民接收国民众在目睹难民占有本国本就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时，其对于非本国、非本族群体的认知偏见进一步被强化，文化与族群的多元化存在被定义为对本国民众安全与利益的巨大威胁。例如，在约旦和黎巴嫩，叙利亚难民的涌入使本国青年的反难民情绪愈发强烈，导致本国社会原有的诸多矛盾与危机进一步恶化；在北非国家，对达尔富尔地区黑人难民、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裔移民等群体占据所在国公共资源、挤压当地人生存空间的指责在社交媒体的爆发不断升温。

又如，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历史上这些国家曾依靠繁荣的石油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石油红利滋养了大量民众坐享分成、食利国家的心理，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籍移民前来务工生活，这对本国的福利制度、就业市场、政治稳定、文化认同产生冲击。②王方、闫伟：《海湾国家的外籍移民问题与劳工本土化的探索》，《西亚非洲》2020年第1 期，第80—83 页。而在油价波动、疫情蔓延、经济下行、改革转型阵痛等叠加因素的影响下，本国公民所享受的高福利待遇遭到削减，外来人口涌入所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违法犯罪高发、本土文化遭边缘化则愈发刺激着本国民众在“福利超载”困境中的排外情绪。而各国内部普遍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停滞、政治改革滞后、青年人口膨胀、教派冲突频发、王权继承危机等问题，也令民众的“多重焦虑”持续发酵。③胡雨：《“阿拉伯之春”与中东君主制国家政治稳定》，《国际论坛》2014年第2 期，第69 页。科威特和海湾地区著名演员、作家和制片人哈亚特·法赫德（Hayat Al-Fahad）近年来多次呼吁驱逐外籍人士，甚至主张将他们安置在沙漠之中，以解决国家医疗等资源短缺的问题；在沙特、巴林等国，本国民众对于外来人口占据社会资源、抢夺就业机会的不满情绪在社交媒体上甚嚣尘上，并将其视为必须尽早解决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阿曼，本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对于维护本国民众就业权益和推动国家社会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使越来越多的游民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合流，形成最具革命性和颠覆性的群体。①韩志斌、陈小迁：《政治发展理论视阈下的阿曼政治变局探究》，《国际论坛》2017年第4 期，第77 页。尽管海湾国家相对平稳地度过了阿拉伯剧变引发的震荡期，但在疫情、油价等因素的冲击下，国家内部不断升温的排外主义将为民粹主义拓展生存空间，并与民众针对精英腐败、民主缺失、福利降级等问题的不满相结合，成为诱发政治整合危机的潜在因素。

民粹主义是对于那些面临政治民主变革迟滞、社会经济发展不尽人意、切身利益遭到损害的广大平民阶层最具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是某些政治力量借由平民崇拜的政治话语，操控民众心理，助推其政治议程设置和实施的有效工具。在当代阿拉伯国家，民粹主义曾在促进民族意识觉醒、加强民族团结、强调民主参与、关注和维护底层群体利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民粹主义以平民崇拜为表，以构建神圣化精英、实现新旧精英交替下的领袖权威构建为里的本质特征，则造成了伪民主、制度腐败、政治操纵等现象在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存在，并与宗教势力相结合，衍生出长期泛滥的极端思想和政治暴力，破坏社会团结，威胁国家稳定。民粹浪潮的兴起往往伴随着社会发展危机的出现与国家治理赤字的加剧，反映了贫困、腐败、不平等、民主缺失等问题的尖锐性与严峻性。对于经历了社会政治剧变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只有有效消减民众政治参与中的剥离感、经济生活中的剥夺感、社会发展中的不公感、文化认同中的迷失感，才能规避和消弭民粹思想所带来的煽动性、非理性、反叛性社会异动，从而真正走上良治与善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