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施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华侨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也是促进侨居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桥梁”。如果说侨乡这片土地是华侨的“根”，那么由整个侨乡空间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就是广大侨胞的“魂”“梦”所在。立足侨乡文化空间，挖掘存在于侨乡空间中的记忆源泉，是我国新时期侨务工作的重点，也是实现“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重要方面。

现代媒介信息技术打破时空藩篱，形成了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虚拟空间。长期以来，传播学理论将媒介和现实空间进行二元区分，[1]却忽视了实体空间在话语生产和传播方面的作用。空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空间，它同时还具有符号空间、媒介空间的属性。媒介与空间是动态互构的关系，媒介在反映空间实体的表征特质的同时，也通过传播影响空间中的人、物关系，促进空间中物质、信息的多变、流动以及空间结构的转变。[2]学界意识到了传播过程中空间的角色作用，进一步将空间生产理论应用到传播学研究当中。这种转向要求研究者跳出传统，聚焦于现在媒介介质本身的思维模式，转而去思考城市空间所具有的媒介属性，思考城市空间对人的观念、情感、生活方式的再现和传播，以及城市作为空间场所对其中的实践者及实践活动、实践关系的形塑。

百余年来，以海外移民为桥梁，大量的资金、商品、信息流入侨乡地区，与本土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发生碰撞和融合，侨乡已经形成了区别于一般乡村的地域文化形态。[3]侨乡空间是中西文明融合实践的产物，也是不同时期和不同侨居国背景下的华侨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但伴随着城乡二元发展、人口向海内外迁移，侨乡社会结构和生产发生转变，过去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共同体被打破。同时，中西文化冲突以及代际传递导致了华侨群体文化认同和身份价值的迷失。如何从空间的角度阐释和解决侨乡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构建的问题，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空间视域下的侨乡文化景观

侨乡当地保留下来的华侨建筑是侨乡文化记忆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早期侨乡居民生活方式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尽管许多过去华侨相关的人、物已经消弭，但人们仍然能够通过早期华侨的生活、使用过的空间场所获得对过去记忆的认知。日本学者伊藤卓己在《现代传媒史》中提到：“如果说媒介具有沟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功能的话，那么城市就是媒介。”城市空间是记忆生产和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唤起人们过往生活记忆和社会经验的重要助记符。[4]

城市作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商品交换、信息流通等一切关联性活动的发生场所，并不是单纯的楼宇、房间、街道的堆积，人与人的交往、观念的形成、物质的交换、生活方式的诠释都在城市空间场所中完成。侨乡建筑空间可以按照使用属性分为两大类：私人性建筑和公共性建筑。私人性建筑多由华侨个人或宗族投资侨汇建成，如华侨聚居点、碉楼、骑楼、西式别墅。而公共性建筑则主要一般由政府市政主导规划、华侨捐资兴建，一般有投资性和公益性两种，如公园、学校书院、宗祠、宗教建筑、政府机关。

侨乡私人建筑作为华侨的核心生活空间，反映了侨乡民众的文化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生存感知。早期侨乡的海外移民主要通过在海外从事务工、经商谋生的方式来赡养家乡的亲眷，华侨与留守家人常常需要分离数月甚至数年，而侨汇收入支持和书信来往就成为了维系华侨家庭关系的主要渠道。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以金山伯家庭所持有的侨汇为目标的匪祸层出不穷。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乡众和财产不受侵害，许多华侨在外节衣缩食，集资回乡兴建碉楼。侨乡碉楼建筑通常分为瞭望预警用的更楼（灯楼）、供众人避难用的众楼以及以独户建造居住的居楼。其中居楼造型更为高大、生活功能更完备、中西建筑风格融合的特征更为突出，其屋檐、柱廊、灰塑、壁画、女儿墙等部分均能体现主人的文化审美偏好。此外，有学者发现，火车元素被应用到了台山、开平乡村的一些碉楼、别墅建筑的门楣、女儿墙的壁画和灰塑中，这实际上反映了大量华工参与美国铁路建设背景下侨眷们对于铁路文化的认知和情感。[5]可见，侨乡私人建筑是反映早期华侨及其亲眷的个人情感、家庭观念、社会关系、宗族关系的重要窗口。

侨乡公共建筑是以侨汇输入为基础的侨乡近代城镇化建设的产物，与侨乡的城镇化进程、经济水平、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密切相关。为了促进家乡教育、商业、医疗、交通建设发展，许多海外华侨选择引资回乡进行投资建设或公益建设。据统计，1949年前，仅著名侨乡台山城乡各地由台山籍华侨捐资办学的中小学校就达到了86 所之多，台山市人民医院、台山博物馆、台山广播电视大楼等当地重要公共服务场所均由华侨集资兴建。侨乡建设对侨汇的依赖在无形中促进了当地与华侨价值观和文化观的融合。

侨乡建筑通过借鉴西方建筑文化的形制和元素，并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形成融合中西特征的建筑文化。以台山县城的骑楼街区为例，台山县城将清代广州特色民居建筑“竹筒屋”与西方建筑装饰相结合，形成了成规模的洋式立面骑楼街区。台山县城的骑楼街区并不拘泥于整齐划一的建筑风格，在洋式立面的设计上体现出了多元、开放的特点，在设计中融入了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巴洛克等西方建筑装饰风格。[6]此外，骑楼“上宅下铺”的形式兼顾了商业、生产、居住等多种用途，为侨乡居民提供了大量经营场所。后续出现的钱庄、杂货铺、金铺银铺、百货店、酒楼食肆等成为了侨乡商业繁荣的支持与象征。

可以说，侨乡建筑空间见证了侨乡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也反映了侨民在中西文化交流环境下形成的包容、开放、勇于创新的文化心理。风格多元的侨乡建筑对于不同时期和不同侨居国背景下的华侨文化的保存具有重要意义。

二、空间衰退和主体缺场带来的认同危机

城市建筑场所作为一种实体空间具有传播属性。作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商品交换、信息流通等一切关联性活动的发生场所，城市并不是单纯的楼宇、房间、街道的堆积，人与人的交往、观念的形成、物质的交换、生活方式的诠释都在城市空间场所中完成。城市在为实践活动实践关系提供实体空间场所的同时，在符号体系、结构组成上反映地域群体的文化特征，并反过来对实践者的身份认知、自我认同以及产生影响。

不同宗教信仰的聚集、建筑风格融合、不同国籍的交汇、跨越空间的情感交织组成了侨乡空间多元融合的符码。移民实践形成的侨乡空间，具有本土文化空间和侨居地文化空间相结合的双重多元属性。侨乡文化既不是当地本土文化的延伸拓展，也不是海外侨居地文化的简单整合。人口的迁移、文化的杂合、社会结构的变迁，让侨乡空间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侨乡本土居民和海外移民时空面临着身份焦虑、文化焦虑问题。此外，在侨乡人口向国内一二线城市及海外迁移过程中，主体的缺场也给侨乡当地传统文化传承带来挑战。

（一）文化记忆空间的消逝

城市空间的媒介属性存在于其作为“容器”的贮藏功能之上，人们通过阅读城市空间文本来完成认知框架的建构和个体记忆的追溯。[7]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空间场所的消亡让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情感变得岌岌可危。当记忆空间和相关的文化符号完全被取缔，人们只能从书本和网络上来阅读过去历史的时候，群体集体记忆的根源也将枯竭。[8]

侨乡建筑空间作为侨乡集体记忆的重要显性表征，也同样面临着空间消亡和集体记忆枯竭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空心化是侨乡历史建筑空间消逝的重要原因。这种空心化可以表现为社会现象和空间现象的复合：一方面，侨乡人口向国外及国内发达城市迁移，造成侨乡人口流失；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口流失和建筑自然老化，侨乡当地大量历史文化建筑面临废弃、闲置的尴尬境地。[9]

许多乡村为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回流，采取将侨乡历史文化建筑拆除或改造为商业空间和旅游空间的方式进行更新改造。但这实际上剥夺了侨乡建筑原有的居住生活功能，进一步压缩了当地民众的生活空间和仪式空间。以台山大片骑楼街区为基础重新改造修缮的台西步行街，虽然重现了往昔商铺林立、行人如织的景象，但许多骑楼建筑由于年久失修、生活不便等因素，丧失了原有的住宅功能，部分改造的住址在复原后只剩下洋式立面的外墙。骑楼住家经营的传统被现代大型商业广场淘汰，过去经营留洋、侨批等业务的商铺被新的商业形式所取代，曾经骑楼空间的生活记忆逐渐磨灭。空间的更迭意味着记忆储存的重置，传统文化记忆空间的消解带来的是文化记忆载体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

（二）主体缺场带来认同危机

空间场所通过其所具有的符码意义形塑着个体的身份。所在地理空间的转换，无形之中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的构建。无论是移民华侨还是外出务工的居民，当他们与家乡的空间分离，家乡的空间场所以及空间场所所承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很大程度上已经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渐行渐远了。当过去依照血脉、地理空间、生产关系形成的共同体关系被打破，缺场空间的影响作用减少，在场空间就会促使个体形成自我身份、文化、社会、生活体验的新认知。

华侨群体在接受侨居国多元文化洗礼的同时将这些知识、观念、习俗带回自己的家乡，这是华侨中西融合文化形成的基础。但在吸纳西方文化的同时，侨乡当地本土的语言文化、宗族文化、宗教信仰、习俗观念也会受到冲击。华侨由于长期生活空间的区隔，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转变，过去依靠血缘、地缘形成的共同体关系被打破。与普通的乡村乡情网络相比，侨乡人情网络维系成本以及文化冲突的风险都会更高。

如果说，初代华侨在海外立足之后，仍有许多人选择通过捐资、建宅、宴请乡民等仪式性行为来体现对家乡和亲族的认同和归属。第二代和第三代华裔更多地将自身纳入居留国成员，在生活习惯、习俗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被侨居国同化，在宗族关系、社会关系、生活经历等方面与祖居地的联系更弱、情感关系更淡薄。第二代和第三代华裔对祖居地怀有“过客”心态，对侨乡本土文化认识但不认同、认识但不传承，进一步加剧了侨乡文化传承的断层问题。

三、重塑文化感知 助力乡村振兴

振兴侨乡空间、重塑文化记忆是统一战线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下侨乡治理转向的重要任务。在集体记忆面临断代，城镇化冲击侨乡地缘、血缘关系网络的背景下，侨乡本土文化空间的衰退不可避免。重塑侨乡文化空间、强化侨乡的空间传播力将有助于延续侨乡集体记忆，巩固海内外侨民间的交流渠道，为我国乡村建设提供源动力。

（一）保护侨乡文化记忆空间

能够唤起华侨记忆的华侨建筑空间是能够跨越时空形成记忆连接的重要载体，而共同的集体记忆也是构筑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因此，要解决集体记忆的断代问题，首先要从侨乡文化根源上保护原有的文化形式。对于承载着当地文化记忆的建筑、物件、习俗、自然环境等，当地政府要进行活化保护，并在保护主体空间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只有保存好侨乡本土文化，保证侨乡文化空间和文化记忆能够持续为海外新老华侨提供新的文化价值，才能最大程度维持侨乡多元包容的文化特征，促进海内外文化的交融互通。

（二）增强侨乡的空间传播力

只有多方面促进侨乡空间中的文化再生产，增强侨乡文化的传播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侨乡文化传承的延续性问题。一是要加强对华侨文化文本的挖掘。以个体和家庭为重点挖掘侨乡当地文化族群以及华侨文化族群具有记忆点的文化故事，以微视频、H5、纪录片等内容形式再现地方特色民俗，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表达地方文化记忆，丰富民风民俗在新时代发展下的新内涵。二是以华侨文化文本为基础丰富侨乡空间的文化价值。通过将侨乡故事整合融入民俗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增强侨乡文化空间的可读性和传播性。此外，侨乡当地政府可以从地方标志性建筑入手，通过城乡文化分区、乡镇文旅划区等形式，将侨乡骑楼、碉楼、华侨民居、传统祠堂等特色建筑资源整合为侨乡建筑文旅品牌，丰富以侨乡空间为基础的文化体验渠道。

（三）构建海内外虚拟交流空间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根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提出了记忆的三种类型：“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阿斯曼认为交流性是集体记忆的重要属性，故又将其称为“交流记忆”。集体记忆一般不会超过三代，当交流中断，集体记忆也将走向终结。[10]因此，交流性的构建和维系是重塑华侨文化认知的重点。

地方政府和媒体可以通过搭建面向海内外的公共虚拟平台，集聚侨乡人文风貌、华侨轶事及相关历史的内容，形成跨越时空的交流场域。在保留侨乡包容开放的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以本土文化为源头、与海外文化动态，具有与时俱进、时新常新的侨乡空间。让海外民众能够通过虚拟平台了解自己的本源文化、追根溯源，建立起精神文化层面的连接与认同，将侨乡本土文化基因植入到新老华侨的文化血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