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亚斯·普利宁格 郭天禹

题记：作为在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普利宁格教授基于地中海区域对文化景观保护、农业系统变迁、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转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在全球气候变暖、农村凋敝、农业人口外流、耕地抛荒和土地利用方式变更的背景下，他将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互动的视角运用到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当中，把“人”的角色回嵌于人文干预的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保护之中。他的学术思想同时兼具对可持续发展科学跨学科的理论探索和社会-生态系统保护的现实关照。在不同群体对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关注日益增多的契机下，与相关领域学者的经验交流尤为必要，普利宁格教授因此应邀接受了2021年9月13日的专访及之后的系列讨论，以自身的研究实践来回应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命题。现将访谈辑录成稿并翻译为中文，以期读者可以通过他生动轻松的讲述来了解其学术发展脉络、对景观和恢复性两个学术共同体融合的贡献、田野案例和工作方法，以及对传统农业系统保护的看法。

一、“以学术为业是我的人生选择”

郭天禹(以下简称“郭”)：近年来，您的研究受到全球范围内许多人的关注，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我知道您收到了很多来自他们的问题请教和学术交流邀请。所以，我想趁这个时机，请您谈一谈您在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s)、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和恢复力(Resilience)等研究领域的见解，希望能向中文读者介绍您的研究进展和学术思想，也让那些想了解这一领域前沿问题的科研工作者更多地了解您的学术思考轨迹。那么，是不是可以从教育背景开始，您能分享一下您学习阶段的故事吗？

托比亚斯·普利宁格(以下简称“普利宁格”)：当然可以。有趣的是，实际上我在大学学习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了。我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城郊地区长大。那里位于斯图加特的边郊，拥有相当漂亮的丘陵文化景观，还有颇为珍贵的生物多样性和一些传统的农业遗产系统。我从小就对大自然充满兴趣，尤其喜欢鸟类，经常和我的小伙伴去野外观鸟。我注意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许多鸟类正在从该地区消失。虽然当时还是一名学生，我已经加入了当地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和一个年轻人的环保团体。可以说，这就是我进入景观和社会-生态系统世界的一段社会化的经历。我和我的朋友既对生态方面感兴趣，也对社会方面感兴趣，并展开了一些基本的工作。例如，在农业景观中设置树篱桩，从河流中取水浇灌对当地非常有价值的果树；以“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之类的当下看起来或许有些旧的、实施起来足够漫长的口号来指引我们早期阶段在当地展开的行动；1980年代后期，围绕当时在德国消费量很大的麦当劳和其他快餐店的肉类生产和拉丁美洲雨林破坏等主题组织抗议游行活动；反对一家化石燃料和石油开采公司在德国瓦登海国家公园开发石油开采点，因为那里紧邻北海海岸，我们担心其会影响国家公园的鸟类多样性。

随后，我进入了大学，开始接受正式的训练。我的朋友都进入生物学领域学习，但我总是对社会和生态之间交融的部分更感兴趣。也许对我来说，仅仅定位在生物学或生态学就太常规了。所以，在我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地理学之后选择了林学，并且发现森林科学确实就是我想要学习的领域。之后，我就读于弗莱堡大学，它是德国西南部林学研究的传统学校之一。这一段跨学科的大学岁月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形塑我现在思想的一个开端。弗莱堡大学的林学教育是自然科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体，在我学习的研究中心也始终倡导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的利用和需求联系在一起。我在弗莱堡大学学习了两年半，然后转到了哥廷根大学直到完成林学硕士阶段的学习。我搬到哥廷根的一个原因是，我想去认识一个新的地方，而且1990 年代中期的哥廷根大学也是德国自然保护科学的发源地。当时哥廷根大学在生物学、地理学、农学、林学等传统学科之间建立了跨学科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和保护性科学研究中心，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和许多有趣的课程。所以，去哥廷根大学学习正逢其时。

我在哥廷根大学的一个幸运经历是，机缘巧合地参加了DPD国际交换项目。我甚至觉得我职业生涯中很多思考的发端都在于这一时期的探索。DPD是哥廷根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交流计划项目，所以我从哥廷根大学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科学、政策和管理系学习，我利用这一年制定了我的博士计划，然后返回德国完成博士阶段的完整训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排名前五的大学，那里有备受学生期待的、聚合了前沿思想的图书馆，可以访问到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献。单是有权限去接触这些图书馆里的资源就非常令人着迷。而且环境科学、政策和管理系也特别有意思。那是一个传统林学研究热度略有下降、正在被更广泛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可持续性科学所取代的时代，许多机构和学校都在将林学主体研究范畴从新兴研究中剔除，并以全新的环境科学和可持续性科学研究取而代之。我十分期待看看在美国是如何教授资源管理的，因为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方向。

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获得的另一笔财富是，在伯克利期间产生了把拥有地中海气候的加利福尼亚与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联系起来思考的想法，这对我的西班牙研究启发尤其大。两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加利福尼亚最初就是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修道士为定居而建的。加利福尼亚的自然属性和西班牙非常相似，土地使用系统、物种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非常相似。西班牙人将许多种子从西班牙带到加利福尼亚，因此，在加利福尼亚也有类似的阔叶林和牧场。开阔的牧场、草原上散落着的橡树，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着迷的生态系统啊！我当时已经进入我的主要研究区域——地中海地区，包括欧洲地中海周边地区、北非和中东。正如我所说，西班牙有着与加利福尼亚的牧场非常相似的生态系统以及类似的问题，在加州的一年让我能够利用在加州牧场上进行的探索来思考之后西班牙的研究，这对我来说是个便利。有许多在西班牙的研究中几乎没有被探索过的问题，在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中涉及到了，所以我能够从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中借鉴和发展一些新方法并将其应用到西班牙的研究中。这可以说是我进行跨国家、跨地区比较研究的第一次试炼。直到今天，我依然是一个跨区域比较研究的忠实支持者。

郭：因此，是不是可以说，在伯克利的经历成为了您现如今的研究的一个基础？

普利宁格：绝对是的！我在伯克利学到的还有一种自信的态度。那段时间里，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并且得到了积极的反馈。所以，从各方面来说，这确实是我学术的一个开端。在1990年到2000年互联网大繁荣前夕，在旧金山地区，社会上和大学里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大学里有许多新的工具出现，比如计算机——现在所有的这些年轻人都熟悉的东西。在伯克利那一年，我第一次见识到互联网被用于研究的前景。

郭：您留学伯克利的这一年真是体验了时代的剧变啊！这是您第一次出国留学吗？

普利宁格：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出国留学。关于伯克利的最后一句话是，直到今天，这仍是一所我特别喜欢和欣赏的大学。其在最高的学术水平上不断探索，同时对事物保持着批判态度，还努力承担社会责任。众所周知，伯克利在美国历史上也一直是兴起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的重要场所，其中有很多具有批判精神的事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它依然与常春藤大学有着不同之处，例如，常春藤学校通常是有钱的学生前来就读。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伯克利作为一个基于聪明才智、融合批判性和社会性的场域，非常强调博士同事之间的合作，有很多同事从大学毕业后创建过公司或者为企业或非政府组织工作过，然后他们根据自身经历和在其他地方发展的想法回到研究生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一个理想的模式。

郭：那里学习交流的氛围相当自由啊！我想这就是您喜欢那里的原因吧。当您在那里注册为博士研究生时，您在那里找到您的学术导师了吗？或者您有什么有趣的人和课程要介绍的吗？

普利宁格：我的第一位导师Lynn Huntsinger教授，也是后来我博士论文的合作导师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直到今天，我都与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最近刚发表了一篇合作论文。我向她学到了尤其是在德国和欧洲不太为人熟悉的牧场管理与畜牧、游牧景观生态学和沙漠草原管理等领域的知识。现在看来，这对我帮助很大，例如，以牧场为研究切入点，来审视摩洛哥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多样性景观系统。不得不说，Lynn是我的榜样之一，甚至我认为她的思想在当时有点超前了。我进入跨学科和融合学科这个领域工作时，许多概念还没有被开发出来。所以，我在伯克利的时候，她至少那时候就已经是前沿学者了。那时候，人们还不会谈论生态系统服务或类似的概念，彼时的研究还不能以现在的社会-生态系统来涵盖，只能说是研究牧场的社会和生态这两个具体方面，即畜牧业的文化和自然价值。这需要以一种综合的观点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我自己的概念。

在伯克利期间，我参加了几门课，但并没有完整选修模块课程。因为在正式决定读博之前，我还没有完全确定是否真的会留在学术界。我好好地利用了这一年，还接受了其他一些更通识的教育，比如参加了一些语言课和计算机编程课。但在所修习的课程中，主要参加的还是与我日后研究工作相关的课程，有关于牧场生态学的、关于畜牧业的等，都是非常密集的课程。比如，“世界畜牧业的兴起”是一位教授带着五位学生的小班课程，有很多阅读和讨论，这与我在德国学习的经历非常不同。在德国学习时，我常常要与100多名学生一起参加讲座。这个小班课程必须完成大量阅读，必须参与讨论，这也是极具挑战性的；每周都有阅读作业，我记不清是要读50、60、70页还是更多页，这个模式有非常好的学习效果。或许所有这些关于牧场和畜牧业的概念与问题打开了我后来的研究之门，换言之，我今天对农林复合系统的巨大兴趣就是那时打开的。结合了草原、牲畜、林业等综合的视角，也让我生发了研究农林复合系统的想法。

郭：您是什么时候决定从事学术工作的？

普利宁格：其实是从在美国的时候开始的。我曾经在一家名叫SAP的计算机公司工作，今天用于运行我们大学的账户和编码系统就是这家公司的产品。在美国期间，我在他们那里做了几个月的学生助理，赚取一些生活费。对每个人来讲，大学并不是全部，都有机会走向其他的领域。但很快，我就觉得我想留在大学里，想留在土地利用、景观系统研究的领域里。所以，我在美国时写了一份博士奖学金申请，然后回到了德国。幸运的是，奖学金资助问题解决了，然后我就开启了我的博士课题。根据交换项目的规定，我必须返回德国。资助方想让我回来，而且只资助我在美国一年，所以我不能从伯克利读到博士毕业。

我回到弗莱堡完成博士学业是因为一位新的教授已经在那成立了教席。他就是Werner Konold，我的另一个榜样，也是我的博士导师。他当时是Landespflege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Landespflege这个名字很难翻译成中文或英文，这是一个非常德国的术语，用于表示景观管理和维护，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景观管理中心。当时Konold在林学院工作，有一个小但非常可爱的研究所，不过，他自己是一名农业工程学家。这非常符合我的兴趣，我很喜欢学习林学，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我对所有景观系统都感兴趣，而且相比于封闭的森林，我对开阔的景观系统更感兴趣。所以，我总是很清醒，我不想终其一生止于林学。我对景观和多种土地用途的兴趣，与Konold和他的景观管理方法非常契合。因此，我在西班牙被称为Dehesa的传统农林复合系统中开始了我的景观变迁研究课题，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场域。在那里，我考察系统中的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放牧生活方式和森林动态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当时，Dehesa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这个合理存在的系统对丰富生物多样性非常有价值，也富有生产力，景致十分漂亮，但是，它的新陈代谢能力遭到了破坏。系统中的树大多老病了，看不到什么幼苗或幼树，因此，如何保持系统可持续性成了我研究的一个核心点。我博士论文中的一个篇章就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景观变化分析，主要内容是观察时空动态变迁背景下土地利用系统与多样性损失的关系。相比研究森林动态变化中不同区域的植被生态成分和放牧强度等面向，我的这一思路在当时已经是领先的了。我的这项研究中还有社会科学视角的议题设置，即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管理者进行质性访谈，了解他们的管理实践、态度、对橡树的利用以及橡树的情况。

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当时是我的导师Konold让我打开了景观系统和文化景观这一主题与概念的眼界。我攻读博士期间，从2001年到2003年或2004年，正是《欧洲景观公约》(EuropeanLandscapeConvention)孕育的那几年。这不是来自欧盟而是来自欧洲委员会的公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欧洲委员会要大得多，例如俄罗斯和土耳其也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但显然不是欧盟的成员。欧委会发布了一项《欧洲景观公约》，但不太为人所知。该公约定位于欧洲，公约组织的总部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因为公约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缔结的，也被称为《佛罗伦萨公约》。就《欧洲景观公约》而言，至少在规划者和许多科学家的理解里，它包含许多层次。景观公约这一专业名词在第一次被采用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通常，政策是按固定部门组织的，有自然保护政策、农业政策、能源政策，在欧盟和德国没有景观政策。这个景观公约的诞生，就是试图让景观系统引起人们的重视，当然这里强调的是人类和常见景观类型在提高我们生活质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它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景观对我们的生活质量确实很重要；还引入了一个民主观点，即我们需要在景观方面增加参与性的规划过程，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在景观管理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期间，Konold 指导和帮助我将博士研究与这一具体实践联系起来，这非常实用。我的博士研究聚焦区域性土地利用系统，将Dehesa系统嵌入欧洲文化景观系统框架内，并建立起一个更全面的整体性的术语表达，这或许比单一景观理论和学科分野的观点更具理论可能性。

郭：围绕该公约成立的初衷和衍生的意涵，您觉得参与式规划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新概念吗？对学术界来说，这种人与自然同构的视角是当时的创新吗？通过这个新的概念，景观公约给了您什么样的影响或启发？

普利宁格：当然是的！我认为，这种参与式的方法和这种整合土地利用与景观的不同研究旨趣，通过景观系统的概念，将所有不同学科和研究方向聚集在一起，并且，将人类生活质量置于景观思维的中心。这也是我要说的《欧洲景观公约》的优点之一。直到今天，我从未将《欧洲景观公约》作为我工作的核心，但它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工作与《欧洲景观公约》最直接相关的，或许是我在哥本哈根工作时主持的“欧洲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未来”(HERCULES)项目。这是一个由《欧洲景观公约》直接资助和推动的项目，当欧盟选择资助合作研究或项目时，他们总试图将公约与一些政策制定或一些热点问题联系起来。通过我们的 HERCULES 项目，资助方试图以某种方式践行《欧洲景观公约》。也正因如此，在弗莱堡攻读博士学位是我的一件幸事。不得不说，弗莱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同时那三年也是我研究落地的黄金期。我从Konold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对土地利用的历史很着迷，我也发现这也很有趣，并且还在博士论文中增添了土地利用历史的内容。我也很喜欢使用档案资料，不过总是缺少一点理论基础和国际对话。相对来说，Konold的研究所更多定位于承担德国的区域性项目，虽然也有一些国际项目，但它还不是景观研究的国际中心。

郭：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研究所的这种聚焦区域研究的思维对您以后思考更多的国际模式或者跨区域比较工作有所启发？您如何看待博士生的这种区域性实践工作？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实践对一名博士生的训练有何影响？

普利宁格：我的观点是，尤为重要的是，要深入一个特定的地方，真正了解这个地方，与该景观系统中的当地人建立关系，之后你才能在该地区把研究进行下去。当然，根据研究的定义，进行研究就是为了获得能够被广泛理解的洞见，特别是，如果你想让研究发表，不仅需要打动对你的研究领域感兴趣的人，还要产出让世界各地的读者都感兴趣的见解。对于年轻人来说，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一方面，要真正深入最初产生兴趣的研究；另一方面，不仅为当地人着想，同时也要将你以某一区域为基础的研究嵌入国际大视野中。现在我经常会尝试去回想当初做的基于地方视角的社会-生态研究。有时，人们认为你从这类以区域为基础的研究中获得许多与普同的见解无关的想法，这也是因为本土化程度、语境特定性和抽象性之间很难找到适当的平衡。

郭：是的，这也是我想求教您的核心问题——从本土案例到国际比较研究的讨论。您刚才说，区域实践给了您一些启发，也让您能够与更广泛的学术界交流。您的研究基本上是根据本土案例展开的，但都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您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场域做了长期的研究，然后概括总结成案例研究，并将这个特殊的个案介绍给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与他们交流以发展您自己的学术脉络。所以，这些是当时有意为之的吗？

普利宁格：很难说我当时是有意这样做的。我在弗莱堡已经学习了这种区域研究的方法。不得不说，我的确花了一些时间才进入这个领域的国际学术发表和国际话语体系，这是我在弗莱堡的岁月里没有意识到的。我当时设法发表了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围绕Dehesa区域性土地利用系统。实际上，围绕这个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较大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刚刚发表的一个报告就是关于该领域35年研究的综述，至此估计已经发表了超过600篇关于土地利用系统的国际性论文。在弗莱堡的那段时间，我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文章，我博士论文的所有篇章都聚焦于西班牙。大略来说，我之后的理论衍生都是来自于Dehesa。我的逻辑是，首先发掘一些实际问题并真正带入一个研究场域内来思考，然后再进入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对这个逻辑顺序，我也曾或多或少迷失过，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等研究命题和术语的理论性辩论实际上是在我博士后的后期才更多参与进去并拓展起来的。

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的？是在博士研究期间还是之后呢？

普利宁格：这就取决于如何定义理论和概念了。如果是世界景观研究，那实际上是博士毕业之后的事了。博士毕业后，我有几年时间并没有从事纯粹的研究工作，当然也没有完全脱离研究体系。当时我去了柏林，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工作，同时也为勃兰登堡理工大学工作。这三年的职业生涯过得真的很快，那一段时间，我主要负责协调柏林和勃兰登堡地区的大学里一个课题，是科研管理工作。那里有许多跨学科的研究组群，我负责其中一个关于德国东部经济边缘地区的农村发展课题。所以，对我来说那不是一段纯粹研究的时间，但我在科研政策方面收获了很多经验，了解了德国许多科学院和科研管理的运行逻辑。柏林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坐落着三所大型大学和许多研究中心、联邦部委、政府机构以及诸多非政府组织等等。从位于德国边境的弗莱堡来到柏林时，我发现与土地利用、农业等保护科学研究领域的参与者建立联系是多么的容易，这让我非常开心。在这里还能看到知识创新、科学见解如何传达到政策层面、付诸实践，不同时代和知识类型之间的冲突与挑战，还有科学倡议与世俗观点之间的逻辑，以及政策制定者的一套逻辑，包括框架、时间线和他们所需的不同程度的确定性等等。

虽然那段时间过得很充实，但不知何故，我有时禁不住想知道，我是要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科研管理呢？后来幸运的是，我申请到了德国科研和教育部资助的农学中的社会-生态研究项目，从而得以回归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当中，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是在那时，我开始奠定我的理论基础。我也建立了自己的初级研究团队，即生态系统服务初级研究团队，得到了将近五年的资助，直到2013年。我所研究的主题就是文化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在2005年《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EcosystemAssessment)发布时，生态系统服务理念得到推广。当时，已经有不少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及其评估的国际性研究发表出来，但在德国还只是起步阶段。因此，我们团队的特色就是，希望将这种新兴的生态系统服务概念应用到文化属性强烈的景观系统当中，例如欧洲的农业和森林景观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之前的学术生涯中未曾加以足够思考的一种更学术化的思维。在写申请文本和为那些研究团队提供科研管理时，我开始花更多时间来阅读，以期厘清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比如，我开始阅读奥斯特罗姆的文献著作，她是建立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学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政治经济学家。除此以外，我还开始阅读Ecosystem和EcologyandSociety之类的期刊，直到今天这都是我的“大本营”期刊，也是我不断深入了解关于恢复力及其衍变理论的平台。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思想深受启发的时期。

郭：您怎么评价写作课题申请的这段时期以及重启纯粹学术生涯的决定？

普利宁格：我的工作变得独立起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课题的首席研究员，我的工作让我完全回到了科学研究的领域。以学术为业是我的人生选择。就像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科研工作者在德国的学术体系中求职充满不确定性。与其他国家一样，科研工作者也总是在探索其他职业机会。比如，我还收到了来自联邦环境部的邀约，当这些工作邀约出现时，我坚定了我要从事学术的决心并拒绝了这些提议。德国的求职情况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我 2003 年获得博士学位时，正是德国处于经济危机的时期，德国与欧盟中的一些国家被其他经济体抛在了后面。在当时找到一份学术工作并不容易，所以我不得不申请柏林的工作职位。弗莱堡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很想留在那里，但是当我收到柏林这份工作邀请时，因为工作机会并不多，所以我就接受了。柏林在 2000 年代初期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今天我很感激搬到了柏林，因为这个地方很有影响力，直到今天我都住在这个地区。在学术界，你不能只认定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有时需要因工作岗位而变通。

二、推动景观和恢复力研究走向融合

郭：独立建组后，您是如何重启学术之路的呢？

普利宁格：我是以文化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切入点带领团队展开研究的。我们有几个研究区域，德国东部一个，西部一个，还有另外两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态保护区。我们探讨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众多方面，基点一直是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这可能也是我们在生态系统服务大理论发展的初期些微领先或者说有点影响的领域吧！当时已经取得进展的方面集中在生物物理学上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建模，经济学上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计量，等等，但在生态系统服务中社会文化价值方面的阐述十分欠缺，而且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这一重要分支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记得一些关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系统性综述，其中有很多关于调节功能的、供给功能的，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专门谈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的，甚至有很多人对这一研究方向提出质疑。如果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确有意义，就应该从生态系统服务列表中单列出来，因为这一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太过复杂了。

我们曾着力给这个术语赋予意义，同时为评估和定位文化性生态系统服务创造方法性工具。得益于数字化发展的背景，我们尝试发展出了PPGIS(公众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这个新兴的方法和操作工具。以前是老式的办法，给人们一张地图并让他们在地图上贴贴纸定位地点，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要性。后来，这种方式被数字化工具所取代，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研究群体中的一项主要贡献。我和我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Claudia Bieling一起尝试将景观系统和文化景观与恢复力研究联系起来。2010年，我们组织了一个国际研讨会，2012年出版了共同主编的书ResilienceandTheCulturalLandscape。我们试图将两个独立的学术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也许我们对这本书的贡献更多在于将两个各自为政的学术共同体聚集在了一起。从事景观系统研究的人有自己的集会，而且更多的是来源于地理学或民族学等传统学科；从事恢复力研究领域的人，他们都是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者，多数来自生态学、系统科学、政治学等学科。他们实际上都有点超出了原有的学科范畴，因此，我们觉得在这个研讨会上将景观学者与社会-生态系统和恢复力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会激发灵感。事实证明，这次研讨会、这本书发挥了极好的效果。

郭：这本论文集，我们阅读时会发现其中既有文化价值描述、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一些定量、数据统计分析的文章。您认为这本书把社会研究面向和生态研究面向的科研者融合在一起为整个景观系统学派做出了什么贡献？

普利宁格：主要是增加了社会-生态系统和恢复力思维在景观系统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当时的社会-生态系统和恢复力通常来自一个非常全球化的视角，或许是因为由生态系统动态变迁的系统性研究驱动的吧。我们当时认为，景观系统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本土化的背景，聚焦于现实世界和以生活世界中的具体问题为导向。另外，当时一部分学者批判恢复力的概念着重强调生态面向而忽视了社会面向。实际上我们察觉到，在当时的景观系统研究中已经有一些区别于景观变迁中哪一项增长了、哪一项又消失了的批判性文献，这些文献关注的焦点在于人本身。我们就觉得，是时候也为之做出一些贡献了。

郭：这本论文集的确给学界带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通过这本书，您想向读者传播什么样的思想？请您谈一谈这两个学术共同体有什么具体的区别？您为什么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

普利宁格：一开始，我大致将之归类为景观研究和恢复力研究两个学术共同体。我们写这个导言是为了表明这两个共同体的存在并且试图通过这本书吸引研究者各自向另一个领域拓展、相互学习。在导言中，我们通过一些故事去讲述景观研究是怎么回事，以及用恢复力的观点如何有助于理解景观变迁和一般情况下如何应对变迁。我们也厘清了一些学术话语，希望以此回应最新生发的一些问题。

其实，很难确切地区分这两个共同体。景观研究具有更加明显的地方化和区域性的语境，更具社会科学研究的特质，其研究者对某个地方的具体问题更感兴趣，历时性研究风格更明显，比如从当地人的土地利用历史中理解当前的景观问题。而恢复力的研究则是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者对系统导向的、结构化明显的、全球化的、更定量的研究感兴趣。也许之后可以用一个更清晰的术语——景观科学来表达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这是一种简化，所以不能轻易地将一位学者归入恢复力或景观研究的共同体。景观研究可能更多扎根于传统学科，尤其是地理学。相比之下，景观科学可能与政策更紧密，更在意将研究所得传达给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而且具有全球视野，特别是比区域性场域更大的范畴。

现在，我的工作重心已经不再是深入研究恢复力的概念了。当我要使用这个概念时，就用标准定义，比如恢复力研究共同体公认的期刊EcologyandSociety所给的定义。这个期刊也是我的社会-生态系统和恢复力研究的主要参考来源。这个定义很清楚，恢复力是社会-生态系统遭受某种方式的冲击、干扰时仍然具有恢复或维持其基本结构、功能和系统性特征的一种能力。意即，这是一种应对日益上升的不确定性的能力，尤其是在当今世界背景下。我认为，发展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自适应方法来应对无法预测的情况是非常有用的，当然这是非常理论上的。基于此，我们的想法是将恢复力与景观系统结合起来，如此一来便降低了抽象程度，实践路径也变得更清晰。景观这个词汇实际上存在于大多数语言中，至少“人与自然”已经成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一个术语，尽管有人批评它仍然将社会方面视作生态系统中分立的范畴并视之为景观的一个子系统。景观作为一个术语是综合的也是比较薄弱的，与恢复力有很大不同，有许多基于不同理解的定义，但景观作为术语交流的一个很有用的事实是，它提供了与不同群体和不同学科的联系。几乎每个人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接触到景观。景观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一个词汇。如果我们采访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立即直观地理解生态系统服务是什么，但我认为即使是偏远地区的农民，也能理解景(观)是什么。当然，对于景观，也有官方化的定义，比如《欧洲景观公约》给出了一个我经常当作标准来使用的定义。这个定义非常强调人与景观之间的互动，将景观视作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它还特别强调人对景观感知的看法所起到的作用。文化景观这一术语在德语中非常普遍，因此我经常使用它。也有些人批评说，这个定义的说法现在也就在欧洲这一地域中是成立的，但我想说，几乎每一个景观都受到人类的影响，甚至在南极洲也是如此。所以，景观是有社会和生态双重意涵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其文件中使用了这一术语以及文化景观的定义。

郭：的确，文化景观这个概念是在德国学术界发展起来的。1920年代从德国传播到美国，然后194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世界性通用的概念。我想听您深入谈一谈文化景观。在自己的研究中，您是如何理解文化景观的？请您用一些故事或案例来描述一下文化景观的概念，可以吗？

普利宁格：在谈文化景观概念之前，有必要说明的是，不同群体对景观这一概念赋予的含义也颇为不同。我所知的通常就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例如，对于生态学家来说，景观只是一个范围，他们谈及景观，往往是指景观的规模有一个给定的范围，比如1平方公里内有一定数量的动物在活动或其他什么。那么，对于景观研究或恢复力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景观更像是一个空间性存在的社会-生态系统，包含社会统一体和自然要素等。基于这样的定义，就不难理解这种更规范的或以行动为导向的阐释为什么会产生了，也就有了一些基于综合的景观概念的倡议性运动。综合性景观管理的方法也在全球得到推广，基于景观来整合不同利益的思维也得到了鼓励。但是需要指出，景观或文化景观不是一个理论，并不能用来对某个具体现象作一般化的解释。它更像是一个特定的观点，以这种综合的视角在文化、社会和生态层面上洞察事物的本质。

为了更好地说明用这个视角可以做什么，我用法罗群岛的案例来做解释。法罗群岛由18个岛屿组成，总共5万余人居住在这些岛屿上，岛上的远山和周遭的海洋形成标志性的独特景观，还有独具一格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舞蹈，与欧洲其他地区相距甚远，所以在这些岛屿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大约一半的人居住在首都所在的主岛上。从几年前开始，我们与当地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以及哥本哈根和其他地方的同事一起进行了景观系统调研，询问并记录下了当地人对景观的看法和这些传统景观于他们的意义。有一些非常偏远和孤立的岛屿，我们也进行了调研。目前已经采访了来自群岛各地的共计700余人。我们之所以对这个特殊群体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有传统的景观系统。这里有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土地使用权形式，如著名的羊信(sheep letter，Seyabrævi)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记录着可持续放牧的文档，确切地规定了谁可以在岛上的公共领域放牧并制定出了具体规范。今天，这些岛屿上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旅游业在过去几年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我们对人们在法罗群岛上重视哪些景观价值很有兴趣，想了解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与景观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点，有些人在意的是自然价值，比如岛上居民将他们的岛屿描述为未受破坏和未开发的自然野生景观；也有人更多地强调文化元素，比如历史、传统和本土特色的地方性食物等。受访者还对旅游业是如何改变这些价值观的这个问题做出回应，许多人表示，他们为来自国外的游客发现了他们的存在、对其风景感兴趣而感到自豪。也有人观察到，一些传统的东西正在消失。有关进入岛屿权限的问题也被提出来，比如允许所有游客自由进入景观地还是应该收取门票。

这些都是我们课题中所涉及的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下，有时通过问卷调查更偏向定量，有时通过引出故事更偏向定性。我们还会根据农民的个人看法建立类型学分析，在研讨会上设置多个小组或者以焦点小组的形式开展讨论。例如，我们正在与法罗群岛人一起做的本土社区景观调查，摩洛哥最高的阿特拉斯山脉的调研，还有下萨克森州的小规模森林所有者的调研，等等。我们试图以某种方式找出哪些方面对这些景观系统中的人是有价值的，哪些是特殊的。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生活周遭的景观的？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们来管理森林的？某种价值观是如何引导某些实践的，以及行为实践与价值观变迁有何联系？这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郭：对于这些研究，您最常使用的是哪种方法？

普利宁格：我们使用业内常用的方法，深度拓展这些方法这也是我们的抱负。在社会-生态互动领域中，有不少创新性的方法方兴未艾，所以我们团队也一直在努力为之做出贡献。社会-生态互动研究，意味着我们有时会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有时会用生态学的方法，当然具体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我们在方法论发展上贡献最大的可能是我之前提到的PPGIS方法。我是这一方法诞生之初最早的应用者之一，21世纪初即开始应用PPGIS方法。2010年以来，我们在许多不同的项目中使用并改进了这一方法。到目前为止，作为一种在社会-生态互融的研究中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的方法，它既有社会科学方法的特质，可以获取对人至关重要的知识、实践和价值观；它又可以在地图上将这些非物质的内容空间化地展示出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更轻松地定量分析所获数据，并且可以把有形数据置于特定语境下进行分析。例如，在生态系统服务方面，人们可以在地图上看到不同的观点和典型要素，并且随着PPGIS制图的数字工具的推广不断增加，跨区域的典型要素比较也变得更容易实现。我们经常在欧洲框架的项目中使用它，在欧洲不同地区以不同语言进行相同的调研，然后，可以很容易地将来自完全不同语境下的差异性的反馈重新组合到同一个体系当中。

郭：PPGIS就是一种您将定量和定性方法混合在一起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方法。

普利宁格：我们有的研究，正如法罗群岛这个例子一样，实际上，是将某种叙事的定性成分与更多空间性的元素糅合在一起。我们鼓励人们讲述故事，也请当地人标注出特别的地点，例如，他们希望游客可以在景观系统中自由活动的地方和不希望在景观系统中进行旅游开发的地方。我们的调研对象限定为本地居民，因此，我们访问了许多长期居住在岛上的人，与他们一起绘制旅游地图，一起设想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如鱼类养殖、风能设置等等。我们请当地人对发展图景做进一步说明，例如，讨论“您希望在法罗群岛的哪个地方发展电力”“您是否希望有更多的旅游业发展”“您希望在哪个地方看到更多的养鱼业发展”等等，然后通过一些定量的方法，计算出一年中群岛的哪些部分存在土地使用冲突的可能性。

我很乐意使用PPGIS，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更多地用在了欧洲框架下的大型项目当中。我们同时在不同国家的十个不同的研究地点开展工作。当然，使用这种参与式绘图方法，通过收集故事、传说、传奇和任何在地发生的记叙，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定性研究，我们在摩洛哥和阿特拉斯山脉的一些土著社区的研究就实践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实地调研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法实现预期。原因也显而易见，我们需要与当地人密切互动才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更多地在进行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正如我所说，通常我们会在一些开放性问题上添加一定的定量问题，这部分问题涉及面也很丰富，但还没有深入研究。

三、田野实践与跨区域比较研究

郭：在这些丰富的研究经历中，能不能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其中一个长期的田野工作点呢？

普利宁格：我倾向于回到我喜欢的和进行过研究的地方。我2021年夏天又一次回到了我做博士论文的地方——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埃斯特雷马杜拉是西班牙的自治区之一，位于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内陆地区，也是我田野工作中关注时间最长的点。这是西班牙一个非常边缘的地区，综合来看，这里的居民不多，经济问题却不小，长期以来发展也比较差，但生物和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这里有源自罗马时期的美丽城市，有许多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从摩洛哥来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时期的遗产。还有令人神往的土地利用系统，欧洲最大的苹果林系统，以及欧洲最大的高自然价值农业系统Dehesa——融合了草地和橡树林的综合性林牧复合景观系统，也是过去25年来我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我从博士期间开始Dehesa研究，虽然后来转向了欧洲农林复合系统课题，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相关研究项目正在进行。我认为每个景观系统的科研工作者都应该选择一个或几个景观系统进行深度的研究，这样做是有价值的。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有限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在一个景观系统内专注研究获得内在的认知和共识以及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持续观察其变迁。一般来说，我们的正式研究项目通常只持续3年，幸运的话也许是5年，但基本不会更长。需要承认的是，景观变迁发生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因此，我认为回顾性田野工作很重要。

我的另一个长期研究地点在希腊，位于地中海区域的莱斯沃斯岛，我和当地的同事在那里有很好的研究基础。那是爱琴海上较大的岛之一，非常靠近土耳其，它的历史特别有意思，直到20世纪初都还是土耳其的一部分。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来爱琴海大学就读，其中就有一些地理课程与景观相关。我那里的同事正在学习中文，而且进行得很顺利。那里的文化景观之一是橄榄梯田景观系统，像天堂一般漂亮，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欧洲乡村景观因土地抛荒而带来的诸多挑战。这也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地方，即使从希腊本国也很难到达，这里的旅游业曾经很兴盛，也留下了不少印记，但莱斯沃斯岛自2000年移民危机以来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该岛非常靠近土耳其，曾经是难民进入欧盟的主要途径之一。事实上，直到今天，莱斯沃斯岛上还有一个大型难民营。人们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并没有真正实现移民时盼望的美好未来。这也对景观系统产生了影响，所以可以说，这是世界性宏观问题与具体的社会-生态系统微观层面产生了交叉，也提供了在那里观察乡村景观系统价值及其变迁的重要的契机。

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一系列名字中，伊朗的库尔德斯坦让我印象深刻，在那里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虽然我没有在那里工作很长时间，但它着实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地方。我有一段时间和曾在我组内做博士后的Zahed Shakeri以及伊朗当地一所大学的同事们一起在那里工作，大概是从2010年开始的。那里的气候类似于地中海，也有非常传统、有趣的橡树和地中海羊结合的牧场系统。这些生活在森林中并完全依赖森林牧场生存的牧民面临着许多与国有资源和国家间外事管理体制的冲突。在欧洲，国家森林管理部门想要让人和牲畜离开森林，因为他们想要保护水土资源，他们认为牧民放牧是在破坏森林，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前提。此外，在政治上，该地区位于伊朗的边境，库尔德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常常有激烈的自治运动，这也事关世界可持续性的问题。那里也存在许多公共的问题，比如许多人离开农村、搬到城市去从事商品销售的工作；因为非常靠近伊拉克边境，还有人从边境走私货物。总之，那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地方，但是要在那里进行研究奠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没有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也不容易实现，更何况德国政府对我们去那里发出了旅行警告。

郭：这三个不同的田野点，您在哪里投入的时间最多呢？

普利宁格：当然是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尤其是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实际上，甚至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在那个区域完成的，所以它是我20多年来最早的研究地点。我对域外研究以及南方国家的研究非常着迷，但我也对离我更近的国内和大学周边地域十分感兴趣。比如我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在下萨克森州展开森林、农业和泥炭地的研究。再比如，在德国南部我家乡附近也有我一个长期观察的田野点，做生物圈研究，我在之前生态系统服务项目中提到过。所有这些构成了我研究的最重要的景观体系。我家乡这个生态系统是果园草地系统，有梨、核桃、棕榈树等果树，还有一些分布非常分散的粗大的树为鸟类和其他动物提供了栖息地。这个系统位于城乡结合的地带，因为该地区经济发达，所以当地的生态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当地人对该系统在的身份认同中的作用也非常看重。因此，寻找新的方法来赋予这些果树价值是目下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仅仅是贴上保护的标签来进行景观保护还远远不够，我刚才提到的许多案例研究，比如Dehesas、果园草地和其他系统也都有保护区的标签，不允许破坏它们，这可能会有点帮助，但它们都不是纯粹野生的植物生态系统，是人类塑造的，需要维护。果树需要定期修剪，果实需要被采摘，需要种植幼树进行新陈代谢。因此，只禁止砍伐树木、仅仅维持草木的生存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景观系统整体观来看，也就是说需要激励拥有和管理这些生态系统的人参与整个过程。人们需要为这里的景观产品找到新的经济用途，也许还需要重新塑造人们对这些地方的文化归属感，以赋予他们动力，让他们看到景观系统的价值并维系之。

郭：看来您的研究已经从远方回到了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如同您刚才所说，从西班牙或伊朗回到了您的家乡。就人类学的观点而言，与研究异文化相比，一个起步阶段的学者很难将自身独特的文化要素从日常生活中甄别出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文化氛围，不能轻易抓住关键要素。回到熟悉的环境，您觉得在海外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做的研究可以帮助您思考熟悉的环境吗？

普利宁格：当然了！我在德国，也在学术界，经常感到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分裂。例如，农学和林学也有一些教授职位，专门研究热带地区的林业和温带农业等。这个设置本身就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在生态学等领域。我也觉得在当今全球化的问题上，许多问题是相互联系的，甚至有部分是相同的，但我认同没有哪一个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既可以完全适用于南方国家又能完全适用于北方国家。相反，我认为从这二者中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相互借鉴和学习的潜力很大。我认为，通常欧洲人持有一种态度，即我们通过建立合作等方式向南方国家输出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单就可持续性研究而言，我们既可以从欧洲或德国学到经验，也能从其他一些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方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就欧洲范围内来说，我在西班牙所了解到的食品生产与景观系统之间的联系就比在德国的更紧密——西班牙人更赞赏原产地食品，也更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他们已经积极地为一些高质量产品建立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原产地商标，而这个理念以及配套行动在德国仍在发展中。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德国就有许多要向西班牙学习的地方。又比如，谈及本土资源的利用、系统内的公共财产管理，我认为我们也有很多想法可供其他地方借鉴，如我们如何管理德国的森林、如何提高公众参与度并且赋予人们更多合理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等。在我们的研究团队中，这确实是我们在南方国家开展研究的命题，尤其是在亚洲，在北非也有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研究项目能在我们大学所在地展开，正如我们所知，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中，这也更具可操作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在的地区是疫情期间唯一可以或多或少开展一些田野研究的区域，这也更便于教学实践。

郭：您有运用比较的视角来考察熟悉的环境和海外研究吗？

普利宁格：是的，而且越来越深入。现在德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全职农民了，我也成长于非农环境中，所以研究农业系统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倒不是说，没有语言问题就立马能设身处地与德国的农民保持一致，而是需要逐渐融入这个群体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此一来才可能会更多地共情。我有过一些跨文化理解的经历，所以有一点信心对跨文化研究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实际上这有助于我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开展田野工作。我也经常对某些资源在世界不同地方有着相似的利用方式而着迷，比如牧民的例子。在伊朗或西班牙时，我与牧羊人不仅会一起讨论生态方面的某些要素、他们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他们如何在转型期和长期迁移的背景下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且还会去了解他们如何使用社交网络建立信任、互惠、交换来增强恢复力、降低风险、提升容纳能力等社会方面的问题。每当我走出某一地区、需要访谈另一区域的利益相关者时，我可以立即联想到在该地的相似群体。我在伊朗和西班牙的田野访谈总是在篝火和饮茶的过程中结束，我常常想，在如此不同的两个地方为何会有如此相似的运作机制。顺便一提，在你们中国，我记得和海韵(注：徐海韵，普利宁格教授2015—2020在哥本哈根大学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现为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在甘肃省见到了一些牦牛牧民，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虽然这些人素未谋面，但他们有着和西班牙、伊朗牧民相似的文化、类似的行为。所以，当你在一个地方看到一种文化模式时，是有助于你去了解类似的群体在另一个地方是如何演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

郭：您刚才的这个例子提到了跨文化研究，您是如何看待跨文化研究的呢？当我向您介绍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时，我就遇到了很多门槛，比如，如何翻译和铺垫背景知识，如何使深描的特殊性案例可以被不同文化圈的国际学者所广泛理解，等等。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普利宁格：我也总是要简化背景知识。比如，你想发表你的论文，篇幅总是有限的，很可能只有一个段落用来描述你研究领域的基本特征，那也必须得勾勒到位。如果你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到某些地方，你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某一问题。我们都知道，对于当地的地域环境和本土资源系统，基于研究者自身不同程度的诉求有许多种迥异的方法去了解。尤其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家，他们会告诉你，必须真正住在那里生活！他们在落笔之前就在那里观察。我们在摩洛哥的研究没有同事真正进入一个山村在那里生活18个月，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式。通常，我们在时间、资源和语言知识等方面都是有限的，就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研究似乎仍然有点浅。所以，也许像我们在那些社区中所做的那般，我们的长处就在于比较的视角。我们在掌握一个地方完整的背景方面可能有点弱，但是将不同的地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更能凸显我们的优势。我对你和新的博士生提出过要求，当你们去做田野工作时，在进行专题调查时也要对当地的情况进行了解。我从我的博士导师那里学到的一点总是对我很有启发，他告诉我，你应该首先拿出一点时间在你身处的景观内完全没有目的地四处逛逛，培养一下你对这片风景的感觉，与不同的人去交谈，这样做2到3周后，再开始思考我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我该如何处理它？尝试给一点时间让你能成为景观系统的一部分。

在这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中，我们被迫在我们的研究领域进行更浅层的工作。基于这一点来讲，要看你如何平衡定性和定量这一经典的辩题了。每个研究人员都需要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方法组合，因为两者都各有利弊。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基于自己的深度了解和广泛的信息数据来实现比较研究。如果你只是在一个你非常了解的地方进行研究，比如像我在自己的国家或在西班牙那样，我可以说这几种语言，这就还好说，但我不会说阿特拉斯山脉的土著语言——阿拉伯语。所以，我们不可能像在西班牙那样来做，我们需要与当地的研究人员合作，与当地的同事协作。有时我们也会像在印度项目中那样来工作，与我们在当地大学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一起进行调查。这个方式对我们欧洲的大课题AGFORWARD也有很大帮助，我们在十个不同的国家进行了大型的PPGIS调查，在每个国家都有本地团队，我们训练他们并与他们一起测试这个方法。然后，我们让这些合作者进行调查并翻译结果。最终，我们在13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了大约2 500次访谈，花费大量时间的努力是值得的。

就AGFORWARD项目来说，我们将分析和出版物都集中在整个欧洲范围后，我们的合作伙伴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就将所有数据都放到了一起。今日再回顾，当时采纳这个想法真的是意外之喜。我们的瑞士合作伙伴目前正准备利用瑞士的调查数据来发表一项研究；罗马尼亚的合作伙伴也有一些想法，他们还分析了他们在地收集数据的背景，以此来做回顾研究。据此来看，这个项目虽然没有设置这些意图，但是产生了更多的赋能效应，开启了这些数据的二次利用。另外，比如在欧盟这样一个差异性较大的地域背景下，意大利与瑞典、波兰与葡萄牙之间差异都十分明显，可以很好地通过比较来将社会的相似性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结合起来。所以，一个人要是对土地利用系统感兴趣，完全可以做跨区域的比较研究。这段“无心插柳”的经历告诉我们，不必刻意地人为去设计比较研究。就像你的博士论文中所记述的，你比较了解中国的这一研究领域，有很多种途径能让你基于你的田野研究与国际上其他地方进行关联和比较。只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找到某些地方或者系统的相似或共同之处，然后比较的观点就会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

四、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与使命

郭：在我看来，因为类型学研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比较研究对于从特殊性案例到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个案产生启发非常重要。在我的研究中，我的脑海中时时存有比较的视角。这可能就是这一阶段我的训练带给我的习惯了吧。接下来我们可以谈谈您对跨学科研究的看法吗？您正在领导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那么，您对指导跨学科的研究有何想法？您是如何组织这个跨学科团队的呢？您所理解的跨学科研究的概念是什么？

普利宁格：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就当下来看，大学和研究人员依然主要是按照传统学科组织的，这么做有很好的依据——因为知识体系一直在增加，没有人能够完全跟上所有领域的知识更新，所以没有人有理由反对按照研究学科大类来分类组织。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最有趣的研究发展、最具创新性的研究问题往往潜伏在不同学科的边界和交织之处。仅仅在每个学科内的核心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人们在不同学科的交界处开展研究。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资助方和大型课题中也是持这样的观点，现在你可能更愿意称之为多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y study)。有一些研究问题或研究课题在不同的学科中同步进行，但彼此之间仍然是独立的、各不相谋的。例如，我在弗莱堡的时候，有一个研究项目有点类似天然林，或者说是将森林转变为更野生的状态。在1980年代初期，德国发生了森林退化问题，森林被认为遭受到污染。许多林学家当时已经接受诸如森林应该在物种、树木选择、森林结构等方面变得更加自然的观点。当时有一个大型课题，德国教育和研究部资助了25个博士职位，围绕将森林向更自然的天然林养护转向的大命题展开研究。其中土壤学家研究土壤方面，森林学家研究造林，林学家研究林业政策，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几次交流和会议，但这就是全部了，并没有整合起来。

所以说，要将一项研究称为跨学科研究，首先就需要超越多学科范式。仅在不同学科内同步工作是不够的，还需要整合不同学科的方法、概念、理论和实践路径，而这并不容易做到。由于德国的职业上升路径和激励制度，大学通常在某些领域没有必要去鼓励跨学科研究，至少传统学科的发表物在考核中显得分量更重。在最初，很多人难以发表跨学科的论文。幸运的是，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我们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领域。我认为，现在的共识是，需要来自社会科学、生态学和其他领域的综合性见解才能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许多明确资助跨学科工作的研究项目，比如欧盟的Horizon Europe项目计划资助的自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目前在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很多资助方，我们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并不难发表出来。虽然有许多的跨学科领域得以建立，但在职位设置方面，大学仍然是德国研究体系中最保守的那部分，像我这样的社会-生态互动的教授职位极少，通常的教授职位设立为社会学或生态学教席，很少有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教授职位是以“社会-生态互动”为教席建立的。

由此来看，跨学科研究得到普遍承认仍然面临挑战。一方面，学界对跨学科工作的价值有了很多认识，但另一方面，真正开放跨学科工作的难度也在上升，尤其是在职位设置上。我思考的最后一步是，将传统学科、多学科、跨学科和融合学科区分开来后，通过融合学科研究的形式将学术界与非学术的伙伴联系起来。最后这一步要求很高，特别是如果你能严肃地对待，那你要从一开始就与学术界以外的参与者真正地一起共同推进你的研究。比如我们主要在欧盟基金项目中获得的经验，就是所谓的多元参与者方法。这通常也是获得资助的要求，但是让农民联合会、环保组织、伐木协会或任何作为研究项目中拥有完全权利的合作伙伴围绕这项研究凝聚在一起往往是无序和不易的，然而这么做非常有价值，它会使你的研究与社会息息相关。如果你已拿定了你的研究问题，那么理想情况下，与这些参与者的讨论，也许能让他们逐步接受你的研究理念。

郭：通过您这一番话，我现在对您关于跨学科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了。您认为您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是多学科的工作，还是跨学科的工作，抑或是融合学科的工作呢？您怎么来定位自己？

普利宁格：这就取决于具体研究了。总体来说，主要是跨学科或融合学科的工作，我们没有什么多学科的工作。在我们的领域，它发展得比较超前，以至于现在我们塑造了我们自己当下的发展趋势——自主定义的社会-生态系统和恢复力的概念与理论。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单独的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很难定义我的学科，我在做的不是社会学，不是人文地理学，也不是生态学，介于几者之间，因此是跨学科的。有些对基础科学感兴趣的期刊发表基金也开始更多地资助跨学科领域。正如我提到的，欧盟创新型社会相关研究的课题申请更多是在争取融合学科的项目资助。

我做研究是因为喜欢研究，也想尽可能出产一些科学成果，这于科研、于我本人都有所裨益。就像我们在ENVISION项目中所做的那样，使用一种开放性的方法来评估整合性的发展设想和观点，实现保护区的有效管理，例如，将这种设想和观点真正嵌入到政策相关的范畴内。计划这两年与联合国常规生物多样性缔约方会议一同举办的“生物多样性超级年”活动一直被推迟，包括关于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主要讨论，以及与实践行动和政策制定的合作伙伴一起工作，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与正在实施的政策进行论辩对研究也非常重要，也许我们能够直观地在这些国际公约中发挥作用。

如果一个人像我这样，在跨学科背景下工作得太久，或多或少会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正如我在前面说到的，我在攻读林学博士学位时开始从事景观管理研究，之后进入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在景观生态学下申请课题，后来在哥本哈根更多是在景观规划领域，现在我的教席在农业科学大类里，所有这些共同塑造了我的身份认同。我通常会说我是一名可持续发展科学家，对可持续土地利用感兴趣，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我现在在农业科学学院工作，主要兴趣就是将农业与其他学科如林业、自然保护、文化遗产等联系起来，还有就是像我们印度项目中那样以城市规划促进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五、农业文化遗产正将地方性案例嵌入国际话语

郭：我知道很难对您的研究和身份认同一言蔽之，如何来认识您和您的研究就留给读者朋友吧。联系我们刚才谈到的跨学科研究，您是如何看待我目前研究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这一领域的呢？

普利宁格：我对GIAHS领域还比较陌生，我所了解的主要还是通过你介绍的在中国正在进行的GIAHS工作。但我对其他类似的框架更熟悉一些，GIAHS不是唯一一个采用景观视角看待农业遗产的全球性平台和网络。类似的全球倡议，比如主要起源于日本的围绕生物多样性公约形成的里山倡议，比如我参与的一项名为“人类、食物和自然景观”的全球倡议，等等。这些倡议都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的支持。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平台，可以将地方性案例与国际话语体系联系起来，让地方和当地的行动者都能发声，将本土农业系统和价值观置于全球环境和发展政策的思维当中，这本身就极具价值。对我们来说，GIAHS也是一个将科学、政策和实践行动联结起来的非常有用的平台。实际上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这样的事，正如我们在景观变迁研究课题中所做的那样，在我们参与其中的里山倡议的网络中进行一些对里山景观概念理解的调研。在诸如此类的倡议中，协调性平台被建立起来，将本土和全球层面联系起来，同时也将科学、政策和实践行动结合在一起。

当然，就 GIAHS 而言，它尤其有助于找到在众多有价值的传统景观系统中正在发生的人口流失、土地抛荒或者转型等全球性问题的答案。一方面，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减缓和阻止知识冲击和景观退化，另一方面，如何改造这些系统，利用看似没有社会价值的既存要素并为之找到新的功能。一般来讲，将景观系统打造成历史性的土地利用系统藏入博物馆中展览是不可取的，我们的目的是让这些地方活跃起来，让人们看到其存在于现在和未来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怀念。大略来看，在欧洲和其他大多数地方，那些可以称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景观系统都在面临耕作过程简化和劳动力流失的压力，维系农业景观系统活态变得越来越难。所有这些社会经济综合性的推动力都十分强大，农业工业化自其设计之初便带有的规模性经济的预设，使得传统农业系统永远无法在经济效益上与现代农业生产竞争。但与此同时，我看到尤其是在欧洲，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景观的价值，这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并且可以助推当地乡村发展。这些乡村如何被改造和振兴的例子层出不穷，已成为乡村发展的焦点和中心。所以，这多多少少取决于我们赋予乡村的价值。我了解到乡村振兴在地中海地区和德国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德国一些地区的生物圈保护区为乡村发展增添了一个可能性——他们通过为本土产品申请创新性商标，在这些地方制定共同保护行动倡议、培育生态旅游等等。我不确定这些行动是否足以成为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减缓简化、标准化土地使用的力量，还是要取决于具体情况，因为有些乡村可能会不可逆转地消亡，但希望在其他地方能够成功吧。

郭：是的，这得因地而异了。之前在不同的场合，您曾提到在中国进行社会-生态研究或文化景观研究的潜力巨大，是什么让您有了这个判断呢？

普利宁格：中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家。我指导了包括你在内的两个关于中国景观变迁和景观发展问题的博士研究，但我至今只去过一次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认知不算很完整。作为外国人，我对中国的印象是，在某些方面与欧洲相似，比如有些地方的气候相似，景观和土地利用系统都有古老的传统。于这方面而言，中国没有像美洲或澳大利亚那样被外部殖民所打断。进而言之，中国的农业系统更侧重于小规模家庭农户生计类型，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块状分布的景观镶嵌体(mosaic landscapes)模式，但景观的变迁和维护压力也更大。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面临着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经济增长极快、城市化速度飞快等等转型期的挑战，比如我在甘肃省看到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危机——农村景观的价值不知何故消失于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时，就政府治理模式而言，中国主要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为之做出一些贡献——提高人们对乡村景观和传统景观的保护意识和发掘其社会价值，并在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尝试保护这些景观的遗产属性，开发新用途、新价值。我在甘肃省看到政府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了这种超快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包括污染、土地退化，以及市场化不成熟时利用遗产特质新增了许多吸引人的旅游项目。真正理解景观的人往往会接受这个想法，例如，在欧洲景观表达中，风俗景观是人们的生活空间，当地人应该在未来的景观规划发展中拥有发言权，不能只是自上而下地设计未来的景观形态和土地用途。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让人们有发言权是一个很好的参与式工具，这可能是对国家体系规划方式的非常有价值的和重要的补充。因为仅仅自上而下的规划永远不会成功地带来人们强烈的身份认同，人们需要将价值观和他们的地方感附加到景观规划当中。

仅仅谈参与式发展是好的和有帮助的很容易，更重要的是确定发展相关利益群体的声音会包括谁，景观发展是以谁为核心的，等等。例如，在甘肃省如何协调少数民族的参与。据我了解，这里确实存在民族文化多元性，如何让不同的群体在景观规划的进程中参与其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非凡的挑战。说到在德国建立保护区，在多元群体参与这方面已经有足够的麻烦了。我很乐意继续与中国同行保持交流和共同开展研究，也希望将研究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我们的课题正在进行中，我们也正试图从中国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中学习经验，尤其是差异性明显的地方景观，比如梯田景观系统，我觉得这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然，这都取决于我们双方，现在对于外国人来讲时机可能不太好，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目前几乎不可能在中国进行田野工作。希望在疫情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实地的研究工作。

郭：在我的田野工作地点涉县王金庄等地，我们已经在推进自下而上的参与行动来帮助当地进行社区教育和乡村振兴了，还在持续当中，目前来看一切都在向前推进。非常感谢您分享您的学术成长脉络、理论研究框架和发展前景，以及您对景观系统保护(如GIAHS)实践的看法，我相信您的经历对该领域内的学人会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们可以一同前往中国与中国的同事和本土合作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入交流。期待您更多的研究！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