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铭，王帅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连 116000 ）

在国家政策的领导下发展型资助育人是基于学校资助管理平台的一种援助，学校不仅提供财政援助，资助困难家庭的学生，而是将经济资助延伸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扩大财政援助，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对学生而言，学生知识和技能、创新、实践、心理健康、道德素质教育，以实现“资助育人、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2]。

一、发展型资助模式的特征

（一）发展型资助的关键是精准资助

资助的准确性是实现发展资助的关键。首先，我们应该结合大数据技术等工具，科学地找出弱势学生问题的根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资助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为经济困难的学生建立长期支持机制[3]。从入学到毕业，资助的形式和内容应适应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重点放在学校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和提高全面质量。最后，应当注重差异化的需求，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并且能够集中在需求端而非供给一侧，以便援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的实际需求相适应[4]。

（二）发展型资助的原则是问题导向

发展型资助更加关注受资助学生的发展和需求，为了减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率，更加注重提升综合素质。科学设计以及精确援助的形式和内容，并根据其能力，解决学生的心理、社会和经济困难等[5]。

（三）发展型资助的目的是资助育人

除了满足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的生活需求之外，发展型资助还要更加注重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心理健康教育、技能发展、实践技能的发展，提高学生的智力和个性发展。与此同时，重点放在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指导上。它的目的是鼓励来自贫困背景的学生制定长期目标，发展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他们的成长和成功[6]。

二、脱贫攻坚背景下高校治理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模式问题

（一）贫困认定的依据认定过程比较简单，缺乏合理性

贫困认定最基础的就是由学生开具的家庭困难证明和家庭情况证明，但是这些认定证明都是人为开具的，有着相当大的主观性，它们之间很难建立一个证据链。例如，有些班级同事家属生病，但父母的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报销了多少？虽然家庭务农或者打工，但收入是由学生自己填写的，没有收入证明[7]。但各地生活水平并不相同，工资标准也不尽相同，目前还没有比较学生的家庭情况，所以班级认定小组的评议具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这些都给贫困认定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很难给学生资助提供相对可靠的依据[8]。

（二）重于“扶贫”，轻于“扶智”

大学资助中大量资助用于盲目资助困难学生成功完成学业，一些贫困的学生毕业后为了钱离开国家的资助还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心理上的自卑，缺乏对生活的信心，不敢于挑战[9]。

（三）缺乏完善的资助管理监督系统

目前，在大学资助的管理中，监督仍然是人工管理的，并没有充分利用新媒体发展所提供的设施。在高等教育机构普遍缺乏辅导员的情况下，财政资助的第一线辅导员很难全面了解每个接受财政资助学生的家庭、社会和各种情况。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先进的信息技术在网络中使用的是资助管理、对贫困大学生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和管理基金的方法，很难判断和处理资助管理存在的问题[10]。

（四）法治建设滞后

我国目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在实践中，资助育人领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精确的资助方面。一些贫困学生得到的资助远远高于他们的贫困指数，而另一些学生没有得到与他们的贫困指数相匹配的资助，这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使公共资助不科学和不合理[11]。与此同时，教育公平并没有反映在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这一方面是由于减少贫穷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集中；另一方面，贫困生资助法制迟迟没有实施，导致出资人和受助人的权利和义务模糊不清，这是欺诈性资助和逃学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投资者和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界定，导致了诸如欺诈性资助和逃避偿债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处境不利学生资助的法律结构，以确保教育资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12]。

三、脱贫攻坚背景下高校治理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模式发展措施

（一）构建“四位一体”的育人共同体，实现全员资助育人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高校已经建立了较为先进的供资制度，并为处境不利的学生制定了标准化的识别程序，这不仅是为了确保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同时也让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和感恩意识。高校应高度重视向处境困难的学生提供精神援助，同时向他们提供物质援助。党和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让全体成员、管理人员和教师、学校和家庭成员都参与进来。高校、企业、公共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并允许在更广泛的层次和领域开展教育合作。企业、公共机构和社会团体设立了各种奖学金，鼓励学生继续学习，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并表现出强烈的意愿，为成为新时代大国的合格工匠开创条件[13]。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发展他们的生活方式、发展他们的个人素质和发展他们的职业生涯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是学生健康发展的关键，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影响最终被家庭教育的关键变量传递、转化和放大。家庭教育、职业学院和受益学生的定期沟通等基本要素有效地发挥作用，学生接受自我管理、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14]。

（二）全程资助育人

发展资助育人确实优先考虑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的长期发展，以便将资助和教育纳入困难家庭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进程。第一，学校应向学生和家长充分通报国家学生资助和学校入学前资助政策。一方面，学校可与各级教育部门合作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大学还应通过出版和邮寄奖学金指南、建立奖学金援助热线和建立一个专门的网站，向新学生和家长通报其学生援助政策。其次，在研究期间，资助应尽可能科学和准确。发展资助的关键是正确的资助。首先，对财政援助进行科学评估，以确保评估过程包括公正和公平的结果，同时应注意到，在可能的情况下，从家庭收集信息，为处于经济困境的学生收集信息，准确了解实际的经济和发展需要，尽可能发挥教育的作用。第二，在实施财政援助政策时，应当进行不定期的家庭访问，这不仅可以全面了解财政援助的实际效果，而且还可以核实来自学生信息的真实性。再次，数据分析技术可用于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创建信息包。财政援助的形式和内容可以适时地适应学生实际学习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从而使财政援助以动态和科学的方式运作。最后，在获得文凭后，目前的大学生在就业方面面临着歧视，就业增长的门槛很高。学校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就业资助活动，并提供就业咨询、求职技能培训和就业咨询服务[15]。

（三）强化责任担当教育

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人们的成就和他们的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必须加强责任教育，使贫穷的学生清楚地了解他们的责任，知道如何履行这些责任，并理解诚信的重要性。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在主要研究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创新、人性化的教育内容，通过在学理论教育、开展专题讨论中，动员贫困学生的热情，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为他们树立正确理解责任的深层含义。贫困学生的实践创造一个平台举办竞选活动，提高贫困的认知水平。将实践绩效考核体系与理论学习绩效考核相结合，形成综合绩效体系，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认证与考核体系[16]。

（四）完善资助管理监督系统

资助问题不是分配问题。需要改进管理制度，以确保更有效地管理资助。每个资助与有关的部门合作，以期建立一个数据库系统，每个部门财务管理上的所有信息，并整合各个部门的数据和信息交换的资料和数据，通过数据，确保资助管理过程中对学生的审核。就学校而言，提供更准确的拨款评估，以公平合理地支付拨款。与此同时，在实践中，有关学生权利和义务的政策也可以利用新媒体的先进管理技术，使许多没有严格规则和纪律的弱势学生群体能够动摇他们的价值观，阻碍教育。通过新媒体对受助学生消费进行控制[17]。

（五）推行“信息化+资助育人”模式

在信息技术与时俱进且深入应用推广的新常态下高校需推行“信息化+”模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技术获取、挖掘、加工校园卡消费数据，为的是了解在校学生的经济活动，为贫困学生的筛选提供依据，使帮扶更具精准性。高校还可依托“信息化+”模式提升精准帮扶政策宣传能力，减轻资助育人工作的阻力，运用新兴媒体扩宽资助育人渠道，如数字电视、网络、手机等，使更多高校学生可了解本校资助育人的动态，加强双方互动，为资助育人目标落地给予支持。高校利用“信息化+”模式加大资助育人理念、政策、方案及作用宣传力度，依托微信公众号打造资助育人专项服务平台，借助图片、小视频、文本等媒介将资助育人工作呈现在学生面前，引领学生了解资助育人活动并发挥监督作用。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信息，逐步建成困难生科学量化认定机制，充分发挥“信息化+”模式多功能、多思路传播优势，使信息传播率及触底率能不断提高。资助育人专项服务平台还可推出专栏内容，如“感恩教育”“榜样引领”“心理帮扶”等，丰富资助育人对策，使学生能更加认可高校的资助育人活动，引领学生参与其中，鼓励学生成为该平台运营管理的一员，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创造力等素养，进一步提高高校资助育人的有效性。

四、结束语

高校资助是学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完成这一基本任务的重要手段。每个环节都有琐碎的工作，帮助国家在发展中减贫和促进全面发展提供了支持，在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大学的发展教育与学生的成长、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国家的现代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