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鸣鹃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5)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一切翻译都是改写”，并从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等方面论述了翻译问题，将跨文化翻译从文本解读转向文化翻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跨文化翻译的操作改写理论，为思政类作品翻译提供了方法指导。

一、思政类作品中国特色翻译的方法借鉴

操纵改写学派和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突破了就翻译过程中“就事论事”的理论禁锢，能够适应思政类作品的跨文化翻译，为其提供方法指导。

(一)操纵改写学派

20世纪80年代后，巴斯奈特(Bassnett)等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此后，提奥·赫曼斯(Tho Hermans)提出操纵改写理论。操纵改写理论认为，翻译不是介于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转换，也不是对文本原文的忠实反映，而是以历史性、整体性、创造性为翻译原则。操纵改写学派中，功能学派主张依据翻译目的与赞助人翻译要求对译文进行操纵改写，奉行以目的指导翻译的原则；文化学派主张依据译者本身所处的文化语境对译文进行操纵改写，强调译文的本土适应性。[1]虽然这两种学派的操纵改写方式和逻辑不同，但两者都认为，应以所处社会环境为操纵改写的前提，将译本放在特定社会文化中进行研究，注重译文的“文化窗口”“社会咽喉”的功能定位。[2]

(二) 翻译改写理论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勒菲弗尔以系统论思维论述了跨文化翻译问题，提出了意识形态、赞助机制、诗学规范等影响翻译改写的关键因素，其中，意识形态是社会活动赖以存在的、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的信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