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广，王奥轩，苑昌昊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2021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广大民众奋起抗日，广泛开展国耻国难教育。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率先提出“国难教育”，成立国难教育社开展战时教育运动。中华儿女经过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与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习近平指出：“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03/c1024-27543345.html，2020年8月19日。有关日本侵华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一直是我国教育研究、历史研究等领域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基于爱国主义教育视域，国难教育、社会创伤记忆与国家形象建构，已成为日本侵华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的基本逻辑理路。日本侵华史料是映射日本侵华史实的一面镜子，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难教育的客观素材，是推进日本侵华社会创伤记忆公共建构的有力资源，是进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载体。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侵华社会创伤记忆的公共建构成为国难教育在和平年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拓展与延伸。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国家形象建构作为日本侵华史料研究的基本学术立场，充分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及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

一、国难教育：历史依据与时代意蕴

“国难”顾名思义是指国家的灾难，一般多指国家遭受外敌入侵或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徘徊在生死存亡边缘的危急时刻。它既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伤痛，也是一笔具有特殊价值的宝贵精神遗产。我国至今虽然没有法定的国难日，但民间或是官方都在不同程度上默认并常态化地履行着国难性质的纪念日，如“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以国难为内容载体展开的教育活动，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重现、传递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能够有力地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等种种谬误，发挥凝聚国家认同、建构社会记忆、形成文化自觉的重要价值。基于此，以国难中最关键、突出的日本侵华史实为基础，明晰国难教育的历史依据，厘清国难教育的现实价值，成为我们今天把握、开展与研究国难教育的首要前提。

(一)历史依据：国难时期的国难教育实践

1.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难教育工作的开展

在血泪浸透的国难时期，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调动各方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觉认识并充分肯定国耻国难宣传教育的重要价值，积极开展国耻国难宣传教育活动。即利用国家在抗日战争期间所遭受到的巨大耻辱与沉重伤痛来教育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丑恶本性，激发和唤起全国人民的民族仇恨与忧患意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全面反侵略斗争。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宽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国耻国难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利用报刊书籍宣传和解读抗日政策。《新中华报》《解放》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爱国报刊成为这一时期开展国难教育的主要阵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大篇幅、高密度的战局动向、形势评论、抗战艺术创作等扩大宣传教育范围和影响力，为掀起全面抗战及最终的抗日战争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二是组建抗日团体开展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中共国难教育社、学生救亡宣传队、东北救亡总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定期开展区域性的国难教育及相关活动，组织、引导社会各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三是举办全国性的抗战爱国纪念活动。在“九一八”周年纪念、“一二八”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借助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告全国同胞书等方式(3)雷志松、潘福宽：《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耻国难宣传教育活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2期。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坚定持久抗战和长期抗战的决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国难教育工作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鼓舞抗战士气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积极引导中国社会同仇敌忾、全面抗日的进步舆论，孕育了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伟大精神力量。

2.教育家陶行知国难教育社的战时教育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民族灾难的接踵而至，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反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之中，努力寻求救国方略，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唤起民众抵抗日寇侵略的意识与决心，笃信教育的救国功能并自觉践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国难教育”并成立“国难教育社”，主张以救国为目的进行大众教育，启发民众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757页。。国难教育社围绕抗日战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涉及创建大众学校、举办读书会、开办讲习班、组织团体活动、出版大众国难读本等(5)周洪宇：《陶行知生活教育导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99页。，旨在利用教育活动育人才、消愚昧、振精神、求独立，为国家的反侵略斗争立下不拔之基。此外，陶行知还联合国难教育社成员，针对大学、中学、小学及社会各界人士不同特点编写国难教育读本，形成《国难教育实施法与指导》一书，为国难教育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引。国难教育作为抗战时期一种紧急的教育应对，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是陶行知教育理论与抗日救国运动紧密联结的产物。它在唤起民众抵抗日寇侵略、促进民族觉醒、提高民族自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展现了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热情与抗战救国决心，书写了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篇章。

3.日本侵华时期中国百姓自发抗战宣传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普通民众经过抗战斗争与教育运动的洗礼，逐渐意识到抗战参战的重要价值与历史使命，自发自觉地参与到抗战宣传的活动之中，成为革命斗争中最广泛、最基础的力量。他们通过制作抗日宣传画、标语等自发开展抗战宣传活动(6)郭奇林：《抗战初期中国妇女使命的讨论和宣传——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学术界》2015年第7期。，以实际行动彰显追求民族独立、自主的坚定信念。具体内容主要聚焦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积极支持鼓励抗日救亡。在建筑物或日常生活器具上张贴或书写“中国健儿，打倒日本”等爱国口号，鼓励抗日战士英勇杀敌。二是呼吁废除不同等条约。要求恢复被帝国主义占领的“满蒙”地区的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反对日军在中国铺设铁路，号召抵制日货，反抗日本在中国的电信、采矿、伐木等侵略行为。三是揭露日军侵华暴行。通过绘画、涂鸦、宣传册页等方式揭露侵华日军丑恶面目与侵略罪行(7)秋山豊三郎：《時局及排日ポスター寫眞帖》，満州日報社，昭和六年(1931)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版発行。。中国百姓自发的抗战宣传活动作为全民抗战的重要组织形式，真实、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这些抗战宣传活动体现出了典型的经验化、生活化、形象化特征，表达了普通群众对民族独立的美好期望与诉求以及坚定的救国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因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为民族革命力量的茁壮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时代意蕴：新时代国难教育的意义

1.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与发展同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互相激荡。”(8)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624/c64094-30079017.html，2020年10月16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大调整、大变革、大动荡，其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塑。中国要想在这场“大变局”中赢得先机，必须坚定发展目标，明确发展方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态势。“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从民族积弱、备受欺凌到一点点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并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每一步都印刻着无数革命先烈的不懈追求与卓绝奋斗，每一步都闪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步光环与明显优势，每一步都记录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进步基因与优良品质。这段饱含屈辱同时也写满奋斗的国难历史，是我们反思过去、坚定信仰、放眼未来必不可少的经典“教科书”，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民族“身份底色”，是我们参与全球化实践的重要“思想武器”，值得我们不断地总结、反思、提炼与升华，并继续不断地深入学习、挖掘、研究、铭记、传承与发扬光大。

2.服务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华民族是在苦难中站起来的民族，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民族，是在创新中逐渐强大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历史与时代的呼唤，也是几代国人的共同夙愿。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中华民族的“强国梦”。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必须”指明了其实现路径：“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页。历史是一个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营养剂，无论是中国道路、中国精神还是中国力量都离不开历史的积淀与反思。国难史实作为其中鲜明而典型的一部分，记录着一个国家内忧外患的黑暗处境，书写着党领导人民走向独立的伟大飞跃，承载着中华儿女浴血奋斗的顽强意志，是一个国家存在与发展的精神财富与文化瑰宝。开展国难教育可以让每个中华儿女铭记曾经的国难史实，理性认知这段沉重的耻辱经历，从中汲取坚强的精神力量，唤起内心深处的民族认同感、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

3.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它突出了“德”在主体素质结构中的突出地位与特殊价值，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关键问题，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国难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基于日本侵华史实的国难教育，一方面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丰富资源。它融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爱国情怀、自强不息于一体，上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了一段接续奋进的历史进程，为以社会主义之德为核心的立德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国难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手段。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侵华史实为基础，以理想信念为重点，以思想建设为目标，能有效地传承革命红色基因，激发新一代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尊重历史、坚定理想、不懈追求的美好品格深深扎根于每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精神世界。

二、社会创伤记忆：国难史实与认同塑造

社会创伤记忆是国家、社会、群体在经历重大灾难如战争、瘟疫、灾害等创伤事件后所产生的与痛苦相关的持久的消极心理记忆。它既是一种群体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伴随战争、屠杀、瘟疫、灾害等重大创伤事件的频繁出现，社会创伤记忆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现代性话题。它对个体造成的种种伤害在生理方面以生理反应的方式表现为外显疾病症状，在心理方面以道德评判的方式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认同危机，在文化方面以公共话语的方式引导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取向。国难史实作为造成社会创伤记忆的最重要事件，基于国难史实的社会创伤记忆建构应树立对苦难经历的深切同情与敬畏之意、对创伤描述的理性态度与谨慎之心、对记忆书写的严肃客观精神与人文之怀。

(一)国难史实：造成社会创伤记忆的客观事实

1.国难史实与个体创伤记忆传递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发动数次大规模侵华战争。外敌入侵，民族衰亡，构成了一部沾满鲜血与泪水的百年国难史。国之不存，民将焉附？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凌辱、欺压与毒害，沉痛的战争伤害深深地烙刻在亲历者的脑海之中。战争与侵略，对个体原有的意义中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与瓦解(10)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50页。。即便战争已载入史册，成为过去，这些创伤记忆仍能触发强烈的伤痛情绪，再现原生的创伤情境，成为受难者心中难以消散的梦魇。创伤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与记忆不会终止于战争亲历者，它会借助不同方式波及与传递到处于该环境中的重要相关他人(11)Dekel R. and Goldblatt H.，“Is ther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The case of combat veterans’ children”，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Vol.3，No.2，2008.。记忆传递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显性的传递，强化记忆的公共性，也可以通过隐性传递，进行潜移默化的塑造；可以依赖直接的传递方式，实现情感的交流与互动，也可以借助间接的传递方式，构建丰富的文化载体；可以通过纵向的代际传递，传承一份隔代但不断代的历时记忆，也可以通过横向的共享传递，强化亲历者彼此间的共时记忆。传递与保存的双向互动，历时与共时的彼此交织，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分享前人记忆，促进不同群体对于受难者创伤记忆的认知、认同与建构，以此来发挥社会创伤记忆作为一种重要的爱国主义资源的积极功能与正向价值。

2.国难史实与群体创伤记忆共鸣

基于个体创伤记忆的传递，曾经的国难所引发的伤痛弥散与笼罩着每一个中国人。而受传递者身份、经历、视角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个体记忆与整体事件的局部、零碎联结，呈现出一种“闪光灯式”的记忆(12)Avishai Margalit，“The ethics of mem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51-61.。这就使得拥有相同记忆的“我们”与拥有相同记忆的“他们”，组成了具有不同时空边界与内容要素的记忆社群。社会创伤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是一代代共拥、共享、共同的宝贵记忆遗产，是个体意义建构与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石(13)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3页。。个体记忆需要超越记忆的碎片化、私有化，走向一种面向公共政治或公共生活议题的普适性。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就创伤记忆在认知、情感上的汇聚与共鸣。这要求我们借助动态的社会与文化建构过程实现集体记忆的社会化(14)Nigel C.Hunt，“Memories，wars and traum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20-121.。即在一个集体化的语境中考量个体的创伤记忆，通过创伤性经历或体验的叙述，打通彼此的交流与对话通道，从共同记忆中寻求理解与认知的契合点，习得并认同一个集体的过去。这种建构不是记忆的简单聚合、复制与保存，它是在客观史实基础上对创伤记忆的一种积极的交流和层累式的延续(15)刘喜涛、曹大臣：《创伤与记忆：“慰安妇”的私密创伤与公共记忆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11期。，以此更理智、更清醒地认识这段悲怆的历史，化解由“多元解读”引发的认同危机，促进记忆的历史化和记忆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推动国难史实在更大范围内的传递与共识，实现国难教育的爱国主义价值转化。

3.国难史实与民族创伤记忆积淀

当受难者的创伤记忆超越个体的私有化，进入群体记忆、民族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世界记忆，它所表征的内容与暗藏的力量将成为中华民族一抹重要的精神底色。在这段记忆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西方列强如何利用魔爪吸食我国膏血来膨胀自身，如何利用军刀血染华夏大地来满足野心，而且可以看到中华儿女为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壮举。面对侵略者的野蛮绞杀，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基于共同的民族发展愿景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屈辱与反抗，牺牲与拼搏，这不仅是一部沾满鲜血的百年屈辱史，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奋斗史。经过时间洗刷与沉淀，这段创伤记忆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沁入我们的脊髓，成为超越肉身的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锤炼融为一体，成为历史记忆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16)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9-04(002)。今天我们重温百年国难，重审历史悲剧，不是为了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将其作为强化民族身份的重要手段，唤起和锻造出更加积极、健全、饱满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这是国难教育在新时代的意义转化与价值升华。

(二)认同塑造：应对社会创伤记忆的多重扭曲

1.防止社会创伤记忆的淡化遗忘

伴随时间的流逝，记忆链条的断裂，由国难史实引发的社会创伤记忆正在逐渐淡化、消退，甚至被遗忘。一场“记忆的危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上演。对于战争亲历者而言，那场曾经在人生中掀起巨大风暴、引发强烈震感的灾难，是一道永恒的创伤。即便伤口结痂，疤痕依然存在，依旧布满历史苦难的踪迹。此刻，自觉或不自觉地遗忘，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净化、自我保护行为。通过情感抚慰，提升其灾后复原力，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前行的力量至关重要(17)Grove，K，“Agency，affect，and the immunological politics of disaster resilience”，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32，No.2，2014.。而对于记忆“习得者”的我们而言，遗忘则意味着背叛，意味着精神堡垒的丢失。从上海“海乃家”慰安所旧址拆除的争议中(18)《〈新闻调查〉20161217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http：//tv.cntv.cn/video/C10435/f9eebce2d9d44112aa6c57c8664f4084，2020年8月30日。，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创伤事件在当代不容乐观的记忆景象。少了灾难记忆，集体认同会“松动”，民族精神会“缺钙”。南京大屠杀与抗日战争虽然是历史事件，但是它们依旧以过去时态存在于你我之间。我们可以不计前嫌，但是不能忘记前嫌。只有深知祖国所蒙受过的苦难，才能明白来之不易的和平，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弘扬抗日战争精神与爱国主义情怀。因为没有什么方式能比参与过去更好地来参与现在和未来(19)Murphy，K.，Gallagher，T，“Reconstruction after violence：How teachers and schools can deal with the legacy of the past”，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Vol.27，No.2，2009.。记忆的背面就是遗忘，记住国难创伤，也恰恰是为了遗忘仇恨。为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刺激、强化与激活，唤醒长期沉寂的创伤记忆，赋予其重生的无尽力量，让国难史实扎根心灵深处，让家国情怀熔铸生命底色。

2.批判社会创伤记忆的主观否认

历史记忆有延续也有断裂，有传承也有否认。否认是一种试图消磨、遮蔽客观史实，将战争责任予以模糊化处理与选择性遗忘的态度与行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抛出淡化、否认、歪曲对华侵略的不负责任言论，包括入侵我国的缘起、南京大屠杀的人数、“慰安妇”的性质、细菌部队的组建以及生化武器的遗留等关键问题。日本以抵赖的方式来粉饰侵略历史的做法，与诚挚悔罪并及时承担战后责任的德国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种有意而为之的“历史健忘”(20)法兰克·吉伯尼：《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尚蔚、史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序言3—11。是对战争受害者的冷酷漠视，是对历史铁证的罔顾修正，是制造地区紧张形势、破坏国际互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昧行为，引发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各国热爱与崇尚和平人民的强烈不满。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历史的污点，敢于正视罪恶的过去。历史真相没有“遮羞布”，加害者越铭记自己犯下的错误，受害者越可能平息受到的伤害。抗日战争与日本侵华是中日两国一段共同历史的两个方面，需要双方以冷峻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就日本集体记忆与侵略历史事实之间的冲突与断裂展开真诚对话，理性、严肃而彻底地清扫这场战争的每一个死角。直至今天，历史的遗骸依然左右着人民的身份建构、国家理解与国际想象(21)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未尽的话题：论创伤、历史、记忆和身份的关系》，李娟、陈新译，《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走出历史的迷潭，建立公共的记忆，推进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需要依据国难史实客观地讲述中国故事，让谎言无处遁形，让真相不加粉饰地置于阳光之下，让撒谎者受到正义的审判。

3.抵制社会创伤记忆的恶意颠倒

历史记忆的重构作为构建国家主体合法性及广泛社会认同的有效手段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并不少见，也无可厚非，但首要前提是恪守历史真相(22)李昕：《创伤记忆与社会认同：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公共建构》，《江海学刊》2017年第5期。。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见证者的相继离世，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把握与认知愈发模糊。这就为“有心人”虚构篡改和恶意颠倒历史提供了可乘之机。日本右翼屡次触碰历史问题的红线，美化日军的侵略行为，用“进出”(23)法兰克·吉伯尼：《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序言5。与“指引满洲走向工业化”(24)斋藤一晴：《日本国内对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的认知——为了历史学的回应》，高莹莹译，《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来粉饰自己的侵略行为；用“杀死劣等民族”来否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用“未及时转移”“人与人的战斗”的荒唐借口来推卸南京大屠杀的责任(25)伊恩·布鲁玛：《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倪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20—127页。……不仅如此，日本右翼还片面强调其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记忆，这与历史事实产生了巨大错位。面对日本右翼的记忆黑洞，面对这些背离真相的荒谬之言，我们不禁感叹，历史的真相在哪里？记忆碰撞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差异与价值观的分歧。历史记忆不是“玩具”，不能随意地拆卸、涂抹与组合。对历史应该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应该成为我们共同遵守的准则。只有如此，才能将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上升为全世界的共同记忆，避免历史悲剧的恶性循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国家形象建构：历时性还原、共时性认知与愿景性反思

国家形象，作为国家对自身的认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对其认知的总和，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26)耿希、刘学智：《国外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基础》，《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国家形象建构本质上是历史书写的过程，即基于政治合法性诉求对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书写，意在生成一种国家记忆模式，使主权范围内的不同群体形成对国家正确的认知与认同(27)Grever，M. and Van der Vlies，T.，“Why national narratives are perpetuated：A literature review on new insights from history textbook research”，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No.2，2017.。国家形象及其建构具有历时性、共时性和愿景性的典型特征，分别指向时间进程中的演化、当下世界中的样态和未来发展中的可能。基于此，国家形象的建构并非对虚拟形象的人为杜撰和片段时间截面下的话语偏见，对于历史的忽视和曲解必然会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国家形象建构本质上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结果，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可感知到的其所生存家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客观属性、特征与样态。而且，国家形象建构是指向未来的，是人们基于自身发展需求和主观愿望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种积极期许、美好想象、蓝图勾画与行为塑造。

(一)历时性还原：历史长河中的国家形象建构

1.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28)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903/c64094-31848577.html，2020年10月14日。。日本侵华史料作为记录日本侵华罪证的客观史实，是我们进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载体，它一方面诉说着中华民族近代遭受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人民顽强的抗战精神。以此为内容载体进行的国家形象建构，其核心指向的是国家的历史形象，需要我们以客观史实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进行历时性还原。同时，基于日本侵华史料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又必须被置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甚至于人类历史发展轨迹之中进行整体、系统的考量，进而以民族精神为价值指引，正确看待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兴盛与衰落、和平与战争、侵略与反抗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从陷入深重危机到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这既是对中国国家历史形象的真实描述，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向自立自强的生动体现。

2.贡献与地位相统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贡献。毛泽东曾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但一些西方学者始终秉持“欧洲中心论”观点，忽视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是很不公正的(29)夏燕月：《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党史文汇》2020年第9期。。正如唐纳德·拉赫(Donald F. Lach)在《欧洲形成中的中国》开篇提到的，中国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事中往往是缺席的(30)Donald 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ume I：The century of discove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reface.。这本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国家形象建构长期面临和需要考虑的文化场域与话语权力的问题。基于此，以日本侵华史实为内容载体的近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必须主动掌握话语权。面向跨文化场域，将日本对华侵略的残暴行为、中华民族的奋勇抗击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彰显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塑造与近代中国历史贡献相匹配的国家形象，进一步确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大国地位与民族尊严。

(二)共时性认知：复杂现实中的国家形象建构

1.正视现实与面向未来相统一

日本对华侵略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令人遗憾的是，战后日本政要曾多次公开发表模糊、美化、扭曲甚至恶意颠倒侵略事件的不负责任言论。历史定论不容抹杀，白纸黑字不容否认。日本侵华史料既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家认知的媒介，同时也是最直观最具说服力的国耻国难警示教材。基于日本侵华史实的国家形象建构虽然在史实上是远离当代的，但在价值上是服务于当代的。它能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政治话语冲突之中形成更加清晰的国家认同与理解，坚守精神家园，坚定价值导向，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和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历史不容忘却，但随着抗日战争硝烟的远去，抗战精神也应不断地与时俱进，面向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3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2015/0903/c64094-27543286.html，2020年10月16日。当今的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国家形象建构的价值取向也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之上，国家形象建构一是要将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传统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二是要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使命紧密联系；三是要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反霸权的平等民主思想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美好生活追求紧密联系。

2.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相统一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与丰富的传统文化，是一个爱好和平、崇尚团结的民族。基于日本侵华史实的国难教育，以客观、真实的历史认知来引领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发展，能够让人们在感受日本残酷侵略本质以及对两国乃至世界所带来的严重伤害的同时，深刻领悟中华民族在国难危机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深情大爱，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追求以及内在、深层次的和平基因，使广大民众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以此来确认其身份和位置，增强人们对祖国的依存关系以及对国家、文化的认同、归属与荣誉感。“中国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32)习近平：《中国人讲爱国主义也具有国际视野和胸怀》，http：//news.cntv.cn/2013/03/19/ARTI1363680866411369.shtml，2020年10月16日。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要立足于民族视角的家国情怀，更要拥有“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全球化实践过程中以爱国主义思想凝聚力量、引领前行，共筑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高举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鲜明大旗，忠实履行捍卫和平的庄严承诺，开拓爱国主义理论新视野，将家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将爱国意识与全球责任相结合，把中国情怀与世界责任相挂钩，开创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范例，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33)张小枝、王泽应：《习近平新时代爱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第3期。。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美好期待。

(三)愿景性反思：发展变化中的国家形象建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相统一

发展变化中的国家形象建构是国家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机遇与挑战下进行的自我形象塑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形象建构首先应立定根本，找准核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方向指针。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坚持。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日本侵华史实为内容载体的国家形象建构，不仅要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将国家形象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统一起来，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更要立足时代需求，满足未来实践，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变化中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凸显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特色优势。然而，文化自信，并非文化霸权，它需要深入的文明交流与互鉴，需要拥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具体拓展，是对全球关系的基本定位，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发展的核心主张。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融入发展变化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不仅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视野，更能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包容与自信，推动中国形象的积极塑造传播与外部和谐发展环境的营造。

2.促进中日友好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相统一

和平与发展是国际趋势。尽管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并不平坦，以日本右翼势力为代表的少数极端分子在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屡次挑起两国摩擦，但正视历史、深度反省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基本共识与未来主题。借助侵华史实进行的国家形象建构，不仅指向主体内部的身份认同与理解，同时还指向主体外部的国际理解与实践。它能够帮助国人进一步形成对历史问题的客观认知与积极态度，以动态、发展、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日本侵华史实，铭记历史但不延续仇恨，推动中日关系的积极友好，绘制中日发展的新蓝图，为国际社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与典型范例。不仅如此，国家形象的建构也应致力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充分实现其在全球化实践中的重要功能。中国的繁荣昌盛是大势所趋，但国强必霸却不是历史定律。发展变化中的国家形象建构需要帮助人们感悟和平的弥足珍贵，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及发展需求，将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国际主义有机结合，推动东亚关系乃至世界的和平走向，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