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晓明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贵阳 550001）

《论衡》是一部用“论”体编撰而成的子书，该书是作者王充在其人生不同阶段所撰文章的合集。 与秦汉子书相似，《论衡》探讨问题较多，头绪繁杂。 学界对该书思想、哲学、文学、文献学层面的解读已堪称鸿富，然而对文本与作者身份关系的探讨则略显薄弱。 目力所及，对于王充的身份问题，有《论汉代“文人”的复合性》［1］以及《德与力：王充文人身份认同及理论意义》［2］98-103等数篇文章。 然而，王充身份的准确定义是什么？ 王充身份与《论衡》文本间存在何种联系？ 文本主题的转向与身份转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 王充征引文书又有哪些意义？ 这些内容仍需进一步探究，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独特的文本形态：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文本与作者身份关联紧密，欲探作者身份，当从文本切入。 《验符》篇在《论衡》中显得较为另类，原因在于《验符》篇与《论衡》惯常的开篇模式有鲜明差异。 该篇以叙事的方式开篇：

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际有湖。 皖民小男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以上，相与钓于湖涯。 挺先钓，爵后往。 爵问挺曰：“钓宁得乎？”挺曰：“得！”爵即归取竿纶。 去挺四十步所，见湖涯有酒罇，色正黄，没水中。 爵以为铜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举。 挺望见，号曰：“何取？”爵曰：“是有铜，不能举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顿衍更为盟盘，动行入深渊中，复不见。 挺、爵留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枝，即共掇摝，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 爵父国，故免吏，字君贤，惊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状。 君贤曰：“此黄金也！”即驰与爵俱往。 到金处，水中尚多。 贤自涉水掇取。 爵、挺邻伍并闻，俱竞采之，合得十余斤。［3］838

《验符》开篇讲述了庐江郡两少年捡到黄金的故事。 这种叙事手法与《论衡》常用的说理模式形成鲜明差异。 总体来讲，《论衡》有两种常用的导入模式：其一为点题模式，其二为驳论模式。点题模式即在篇头点明总论点，随后层层深入，以“总—分—总”模式展开论说。 如《逢遇》开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3］1《命禄》开篇：“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3］20《薄葬》开篇：“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3］961这种模式是《论衡》的典型模式。 驳论模式通过反驳其他论点以确立自身的立论之基，如《物势》开篇：“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3］144《论死》开篇：“世谓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 试以物类验之，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3］871章学诚将其归入“问难”之类，其言“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4］。 若用今天的术语概括，驳论模式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

《论衡》的谋篇布局大都属于这两种议论模式。 如此一来，《验符》篇的“叙事模式”便显得有些突兀。 简单来说，《论衡》大多数篇章是在讲道理，而《验符》开篇是在讲故事。 文体层面的差异是独特文本形态的首要表征。

除却文体，《验符》篇主题也引发广泛关注。早在明清时期，便有学者对《验符》主题的“反常”提出质疑。 明人谢肇淛《文海披沙》言：“《论衡》一书，掊击世儒怪诞之说，不遗余力……至《验符》一篇，历言瑞应奇异，黄金先为酒尊，后为盟盘，动行入渊；黄龙大于马，举头顾望；凤皇芝草，皆以为实。 前后之言，自相悖舛。”［3］1330谢氏认为，《论衡》以批判谶纬俗说为旨归，《验符》却通篇侈谈祥瑞，显然自相矛盾。 此后，有学者怀疑《验符》篇为伪作。 熊伯龙《无何集》载：“余友疑伪作之篇，不但《问孔》《刺孟》《吉验》《骨相》《宣汉》《恢国》《验符》诸篇，以及《订鬼》后四段之言，恐皆属伪作。”［5］刘盼遂则指出《验符》篇确为王充所作，但写作时身不由己：“充著《验符》等篇，以颂东汉，佛家所谓顺世论也。 岂著三增、九虚之人，而信任此等事乎？”［3］1330可见，学术史对《验符》篇已有较多关注，但关注焦点相对集中在该篇主题，并且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

如果将文体视为文本的外观形式，主题视为文本的内在核心，那么素材便是构成文本的微观元素。 显然，以往对《验符》篇的探究忽略了文本的素材。 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论，文本（text）是编织物（tissue），“在不停地编织之中，文被制就，被加工出来；主体隐没于这织物”［6］。 若接着罗兰·巴特的话头讲，素材是用于编织的纺线，作者是编织活动的发出者。 在某种程度上，线的颜色、粗细、质地等元素，甚至决定了编织物的素质。

回到《验符》篇，在学术史执着于该篇主题又众说纷纭的形势下，在文章体式迥异于常又难以索解的情况下，考察该篇的文本形态，似应转向更为微观的素材。 然而，该篇的素材来源为何，它的性质又是什么呢？

二、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探赜

《论衡》素材颇为多源。 岳宗伟的《〈论衡〉引书研究》对王充的知识系统做了“解码式”处理，据岳氏研究，经书与传书均为王充立论时的重要素材［7］。 然岳氏“因书究学”的理路，是仅就常见书展开的讨论，但王充的知识视野，并不局限于经传为主体的常见书。

“俗言俗议”也是王充驳论的重要内容。 《论衡》时常援引“世俗之议”“世俗传言”“世俗之语”“世谓”“俗语”之类的内容，王充自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3］1190。 可见，世俗之议促使王充不断深化思考，探求真相。据此，他的知识系统至少包括“世书”与“俗说”两部分内容，而以往对《论衡》的引文引书研究，本质上都属于常见书层面的研究。①除岳宗伟博士论文《〈论衡〉引书研究》以外，又有吴从祥，智延娜等人的专著对《论衡》引书与引文展开分析，从素材角度论，其所论列均属于常见书，未包括稀见书。 参见吴从祥：《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智延娜、苏国伟：《〈论衡〉文献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其实仅就“世书”来讲，经传之书也不是王充知识系统的全部。 与经传相比，官府封存的文书属于稀见之书， 这与汉代文书管理制度有关［8］216-232。 尽管文书稀见，但对王充却有重要意义。

秦汉时代，文书可指代普通书籍，②兹以《论衡》为例，其中以“文书”泛指图书的实例有两个：《语增》：“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订鬼》：“言出文成，故世有文书之怪。”但更多的是特指政府公文。 《独断》列举的公文包含八种文体。 上行类文体包括章、表、奏、驳议四种，下行类文体包括策、制、诏、戒四种文体。 作为制度的文书，是统治的利器。 《论衡·别通》载：“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3］591又《文心雕龙·章表》载：“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9］

《验符》篇所运用的素材正是汉代的文书，该篇载：

贤自言于相，相言太守。 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程躬奉献，具言得金状。 诏书曰：“如章则可。 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诏书，归示太守。 太守以下，思省诏书，以为疑隐，言之不实，苟饰美也，即复因却上得黄金实状如前章。 事寝。 十二年，贤等上书曰：“贤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献，讫今不得直。”诏书下庐江，上不畀贤等金直状。 郡上：“贤等所采金，自官湖水，非贤等私渎，故不与直。”十二年，诏书曰：“视时金价，畀贤等金直。”汉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独纪之。［3］839

陈君贤将黄金呈献庐江太守，太守便命令文吏起草文书，并将黄金呈献给汉明帝。 从文本记载来看，明帝对此十分怀疑。 庐江太守又上一章，明帝未予理会，“事寝”。 随后，在陈君贤、庐江太守、汉明帝之间，上书与诏书多次往还。 这段记载对汉代地方上报祥瑞的流程做了详细还原。

《验符》所载明帝诏书言：“如章则可。 不如章，有正法。”据此可知，庐江太守所上为“章”。《独断》言：“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10］“陈事”作为章体的应有之义，也与此处相合。

王充不仅对此事甚为知晓，更是直接征引其文，如陈君贤所言：“贤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献，讫今不得直。”太守辩解：“贤等所采金，自官湖水，非贤等私渎，故不与直。”明帝下诏：“视时金价，畀贤等金直。”这些文字显然不是王充杜撰的，而是对公文的删减节录，也有研究将这种对文本的创造性处理称之为“钞”［11］。

王充在征引文书的同时，也基本保留了文书的原始形态，这是《验符》以叙事开篇的原因。 文书本身的叙事性决定了《验符》文本的叙事性。这可从图书目录分类角度寻得学理依据。 《四库全书总目·诏令奏议类序》言：

王言所敷，惟诏令耳。 《唐志·史部》，初立此门。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于集部，次于别集。 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于是可稽。 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 抑居词赋，于理为亵。 《尚书》誓、诰，经有明徵。 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末。 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 今亦并改隶，俾易与纪传互考焉。［12］

尽管历代官私目录对“诏令”“奏议”为代表的文书归类有分歧，但总体仍倾向于将文书纳入史部之下。 张舜徽先生言之甚明：“秦汉以来诏令、奏议，录入史传，诏令多在本纪，奏议例归列传，故正史艺文、经籍志，初无诏令奏议一门。”［13］可见，文书原本便存于史书纪传之中，其叙事性便不难理解。

问题在于王充为何能够征引文书，这要从汉代文书的管理制度以及王充的身份层面探求原因。 汉代地方吏民所上之书大都秘藏在兰台、石室之中。 《后汉书·百官志》载：“兰台令史，六百石。 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14］3600此外，像石渠阁、天禄阁、辟雍、东观、宣明、鸿都等汉代重要的藏书处，既包括天下所献书籍，也有公文档案。 如蔡邕《戍边上章》言：“触冒死罪，披散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15］奏章、玺书俱为公文档案，可知东观也藏有汉代文书。 上行文书藏于秘府，下行文书也有专门储藏之处，都要复制存档并有专人管理［8］216-232。

王充曾担任基层文官，是其能够阅读节录文书的前提。 根据《须颂》《齐世》等篇的记载，《验符》篇应作于章帝朝。 《自纪》篇言：“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3］1189《后汉书·百官志》云：“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14］3621可知功曹是以选举为主的基层文官。 在功曹之后，王充在章帝朝曾出任过治中一职。 《后汉书》本传称其“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14］1630。 在章帝元和、章和年间，王充由会稽郡一路向西，辗转丹阳郡、九江郡、庐江郡，最终在时任扬州刺史董勤征辟之下，成为董勤幕府中的一员佐吏（“从事”），随后又升迁为刺史极为倚重的副手（“治中”）。 对于“治中”，《通典·职官》载：“治中从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众曹文书，汉制也。”［16］据此，治中掌管“众曹文书”。 身为治中的王充既有掌管众曹文书的职责，那么自然有权利审阅官府公文档案。

至此，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展示的是一个独特的文本形态。 它的独特性在于一改《论衡》以论辩开篇的常态，以叙事代议论，用叙事的方式编纂成文，而这与文本自身的叙事属性密不可分。 王充是将这一文本进行了节录与转写，但基本保留了文本的原貌。

第二，“庐江湖水出金事件”是以文书为基础形成的衍生文献，是王充编辑处理后的二手文献。尽管是二手文献，但却能够借此窥见汉代文书的原本样态。 这种判断的依据是文本中保留了大量文书原文。

第三，因为汉代文书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唯有掌管文书档案的官员才能够审阅文书，由此，王充的官吏身份便应得到重视。 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对王充官吏身份略而不谈。 这是《验符》篇被视为伪篇的原因。 可见，身份层面的偏颇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

三、宣汉：王充征引文书的动因

对学者来讲，引文既是其知识结构的表征，也是其学术理想、文化心态的窗口。

王充征引文书，与匡正当时的是古非今论调有关。 《超奇》篇载：“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3］615《齐世》篇载：“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3］809《案书》：“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3］1173在王充看来，这种厚古薄今的论调，固然与“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3］811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儒家经典占据思想界正统地位的原因。

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经传之书，无论从素材层面，还是立意角度，皆以上古三代为准绳。 与之相比，汉家之事反倒被视为小道。 《须颂》篇载：“世见五帝、三王为经书，汉事不载，则谓五、三优于汉矣。”［3］851《谢短》篇言：“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 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藉短书，比于小道。”［3］557-558《齐世》篇载：“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又见经传增贤圣之美，孔子尤大尧、舜之功，又闻尧、禹禅而相让，汤、武伐而相夺，则谓古圣优于今，功化渥于后矣。”［3］812为此，王充主张“经传汉事”，并对“宣汉”之人甚为推崇：“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 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今上上至高祖，皆为圣帝矣。 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濊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3］821-822

王充征引文书正是出于宣汉的考虑。 与儒家经典相比，文书有着鲜明的宣汉意味。 从主题来讲，文书都以汉代社会的政治议题、现实事件为着眼点。 具体而言，有美政、经济、立嗣、战争、祭祀、灾异、风俗、祥瑞、官吏任免、文化事业等多个范畴，但它有一旨归，即围绕汉事展开论述。 从素材来看，王充征引节录的文书大都以汉事为主。

《验符》篇以外，《论衡》全书对文书有多次征引。 《宣汉》篇载：

孝宣皇帝元康二年，凤皇集于太山，后又集于新平。 四年，神雀集于长乐宫，或集于上林，九真献麟。 神雀二年，凤皇、甘露降集京师。 四年，凤皇下杜陵及上林。 五凤三年，帝祭南郊，神光并见，或兴于谷，烛耀斋宫，十有余刻。 明年，祭后土，灵光复至，至如南郊之时。 甘露、神雀降集延寿万岁宫。 其年三月，鸾凤集长乐宫东门中树上。 甘露元年，黄龙至，见于新丰，醴泉滂流。 彼凤皇虽五六至，或时一鸟而数来，或时异鸟而各至，麒麟、神雀、黄龙、鸾鸟、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时，神光灵耀，可谓繁盛累积矣。［3］820

宣帝朝多祥瑞。 上文是对宣帝朝祥瑞的一次集中书写。 因为文中论及的都是祥瑞之事，其素材源于官府文书当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多处记载与《汉书》有出入。 其一，《宣汉》篇言：“孝宣皇帝元康二年，凤皇集于太山，后又集于新平。”对此，《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二年）三月，以凤皇甘露降集，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17］255《汉书》未言凤凰集于何处，只是笼统地说“降集”。然《汉书》载元康元年宣帝所下诏书中却有“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17］253之语。 由于《汉书·宣帝纪》未明言元康二年凤凰究竟所集何处，故不能准确判定王充记叙是否有误，但二书文字出入却显而易见。 其二，《宣汉》言：“明年，祭后土，灵光复至，至如南郊之时。 甘露、神雀降集延寿万岁宫。 其年三月，鸾凤集长乐宫东门中树上。”据上下文，此处应指五凤四年事，然《汉书·宣帝纪》五凤四年未载甘露神雀降集延寿万岁宫之事。 至于“鸾凤集长乐宫东门树上”，《宣帝纪》记为五凤三年之事。 《汉书》载宣帝五凤三年诏书云：“甘露降，神爵集。 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 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17］266-267据此，首先可证实《论衡·宣汉》等篇章涉及祥瑞的内容源于文书，从《论衡》与《汉书》所引诏书文字高度重合性上得以印证，王充是对诏书文本进行剪裁后纳入自己的文章之中。其次，王充对某些时间的记载与班固有差异。“鸾凤集长乐宫东门树上”一事，《论衡》系于五凤四年，《班固》记为五凤三年，便是明显的例子。

对于《论衡》与《汉书》的差异，黄晖在校释《论衡》时已经有所揭示：“仲任述《汉事》，多不同《汉书》。 班作《汉书》，与王作《论衡》同时，仲任不得据以为文。”［3］749如此看来，《论衡》与《汉书》记载时存在的具体差异，也可归结为素材来源不同的原因。 这意味着，不仅对当朝事件，对于前汉史事的记载，王充也有自己独特的材料来源。 同时，尽管王、班二人记载祥瑞时间有出入，但王充所依据的素材为官府文书则可以确定。

为纠正俗儒厚古薄今的思想，王充征引文书时常与前代作比较。 具体而言，王充擅长运用对比的方法，将经传之事与汉事熔裁为一体，从而实现其宣汉的旨归。 例如《恢国》篇载祥瑞之事：

黄帝、尧、舜，凤皇一至。 凡诸众瑞，重至者希。 汉文帝黄龙、玉杯。 武帝黄龙、麒麟、连木。 宣帝凤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黄龙、神光。 平帝白雉、黑雉。 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与宣帝同，奇有神鼎、黄金之怪。 一代之瑞，累仍不绝，此则汉德丰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 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 前世龙见不双，芝生无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龙并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县，德惠盛炽，故瑞繁夥也。 自古帝王，孰能致斯？［3］830-831

祥瑞是盛世的象征，也是君臣合演的一出政治戏码。 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两汉多凤凰”条中指出：“按宣帝当武帝用兵劳扰之后，昭帝以来与民休息，天下和乐；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肃清，太平日久，故宜皆有此瑞。 然抑何凤凰之多耶？ ……得无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耶？”［18］赵氏已经意识到，宣帝、章帝的喜好，是二人任期内祥瑞层出不穷的原因。 辛德勇进一步指出：“所谓降祥效灵之天人感应，本来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所做牵强附会。”［19］值得一提的是，《恢国》篇对祥瑞的列举，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层面，汉代都远胜前朝，从而得出汉德丰雍、德惠盛炽的结论。

在王充笔下，汉事大有反客为主之势。 他将经书与文书进行剪裁成文时，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宣汉。 在宣汉理路的指引下，经书成为陪衬，汉事成为主体，这与当时学界通行的厚古薄今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王充要凸显汉代的主体性，便需要挖掘素材中的宣汉意味，其征引文书也是着眼于此。 其将当代素材用于文章写作，不仅是素材层面的创新，更是写作理念的“革命”。 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文必称三代、语必及五帝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全面纠偏。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王充的基层文官身份使其能够掌握文书，这是化公文为素材的前提与基础。 尤其考虑到，“庐江湖水出金事件”是“永平十一年”“庐江郡”进献祥瑞之事，永平十一年至元和三年，时隔近20年，庐江郡隶属扬州部。 若不是担任扬州刺史的治中，王充很难有机会审阅这批年代久远的公文。

作为掌管文书的技术性官僚，王充能够审阅、熟悉、掌握公文档案，其社会身份有着鲜明的“吏”的属性。 然而，以往的《论衡》研究对此却不够重视。 学者们大都先入为主地将王充视为“文人”。 结果就是，作为“文人”的王充得到关注，作为官吏的“王充”却几无涉及。 实际上，王充既是文人又是官吏，两种身份是融合统一的。 如果忽略官吏只谈文人，便意味着研究视角的偏颇。 比如有学者指出，王充“重视有助于世事、教化的实用文体，轻忽文学的审美趣味，使得王充眼中的文人偏离了我们熟知的文人概念”［2］103。 对此，笔者认为大致有三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从社会身份角度来讲，王充首先是基层官吏，其次才是文人。 最典型的例证是《谢短》篇中王充对文吏的三十问，“三十问”都是具体而微的实际问题，这表明王充对吏道已颇为纯熟。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王充多次表达对文吏的不满与对“鸿儒”的向往，但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文吏，其所面对的也是基层小吏所要应付的琐碎的日常事务。

其实不止王充，汉代文人的身份普遍带有复合性的特征。 阎步克将“文人”与“官员”融合的文士称为“士大夫”，他指出汉代“亦儒亦吏”“一身二任”的学者型官僚是政坛的主导［20］21。 这一观点的精当之处在于对汉代文士“官吏”“文人”双重身份的揭橥与重视。 而王充之所以注重实用性文体，正是因为他的官吏身份。 《对作》篇言：“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3］1183王充把《论衡》《政务》二书与唐林、谷永所上的章奏视为同一性质的文章，都以直面现实为特色，以辅政安民为旨归。 王充将其概括为“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3］607。 据此，王充是将自己所撰之书视为对汉代社会问题进行反思的结集，而其选取的显然也是与谷、唐二人相同的官吏视角。 官吏视角与辅政义务，意味着王充所拥有的是士大夫的立场［20］10。 也就是说，美善教化、移风易俗是王充的本职工作与分内之事，明乎此便不难理解其对实用文体的崇尚。

第二，具体到“文人”概念，尽管“文人”的名称没有变化，但王充视野中的“文人”与后世意义上的“文人”之内涵外延已有天壤之别。 冯天瑜将概念演变史的研究称为“历史文化语义学”［21］。为此，梳理《论衡》中的“文人”概念便显得尤为重要。 观察《论衡》文本，我们能够发现王充对“文人”有着较多论述，但总体可分为狭义的“文书之人”与广义的“文章之人”二类。 先看文书之人。《超奇》篇载：“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3］607此处的“文人”便特指“文书之人”。 他对这类文士的定义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则传书是其撰写文书的素材，上书奏记才是其目的所在。 文书立足于当代的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即“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连事”。 由此可知，狭义的“文人”指的就是撰写“文书之人”。广义的“文人”是指“文章之人”。 《案书》篇载：

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 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 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 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3］1174

在《案书》篇中，王充所列举的文士既包括谷永、唐林、周长生等“文书之人”，也涵盖刘向、扬雄、班固等汉代的文章大家。 尤为重要的是，在提到班固、杨终、傅毅等人时，王充指出他们撰写的赋颂，可比美屈原、宋玉；他们撰写的记奏，可匹敌唐林、谷永。 这是“广义文人”即“文章之人”的有力证据。 “文章”的含义广阔宽泛，既可以指代实用性的文书，也包括审美属性更强的赋颂。 王充将偏审美的赋颂与偏实用的记奏混为一谈，就意味着他所理解的“文章”兼容两种类别，相应的，“广义文人”便是能够撰写多种文章的文士。 王充并没有将“文人”与审美文本相联系。

第三，身份与作品密切相关。 王充的身份由“儒生”而“士大夫”，创作题材则由“疾虚妄”转为“颂汉德”。 从王充对待祥瑞态度的转变也能看出，王充的创作主题已经由“疾虚”转为“颂汉”。 尽管其自称《论衡》为“疾虚妄”之书，但不可否认的是“颂汉”主题的作品在书中占有很大比重。 从创作时间来看，“颂汉”类文章大都作于中年以后。 可以说，创作主题的改变，与其年龄的增长有关，也与身份的转变有关。 王充作品中的自我矛盾，是其身份由“儒”到“吏”的反映。 随着时间的延伸，王充对基层文官的身份已经由排斥转为认同。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潜移默化。 尽管王充对“文吏”颇多非议，但他已经逐渐成为一名纯熟的“儒吏”、一名士大夫，而文本主题早年“疾虚妄”、晚年“颂汉德”，正是这种转化的反映。

王充“工具意识”的凸显，既有外界塑造的痕迹，也有其自我工具化的原因。 前人研究的问题首先是对这一身份转型的忽视，其次是将《论衡》视为封闭的、静态的文本。 实际上，《论衡》成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其个人的心灵史。 只有意识到《论衡》是思考的过程，才有可能免于成见的障蔽。

结语

对公文的征引说明王充的身份具有复合性。他不仅是后世学者视野中的“文人”，更是东汉王朝的一名基层文官。 官吏的身份在给予王充相应职责的同时，也赋予其审阅公文、查阅档案的权利，这是王充将公文化为素材的前提与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王充身份更贴切的表述，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代文士身份较为复杂，这是以往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部分，也是秦汉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