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颖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是一位成果斐然又颇有争议的美国南方女性作家。她跻身于美国经典作家之列，文学声誉在21世纪后不断高涨，相关研究也势头强劲。其中，麦卡勒斯的性别身份研究随着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兴起得以全面展开。研究成果关注作家对传统南方文学的男性化现象发出挑战和质疑，挖掘麦卡勒斯作品之“酷儿”内涵，“极大地拓展了新世纪麦卡勒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1]。本文秉承酷儿理论，分析麦卡勒斯对经典公主童话的颠覆性改写，探讨麦卡勒斯笔下的公主角色的性别指向与解读意义，梳理和评价其性别身份思想，以期为日后国内的麦卡勒斯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公主形象之寻绎

公主作为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代表女性，由高贵血脉、丰富资源、温柔性格、靓丽容貌缔造而成。公主既是“被追求者”，也是英雄的“奖品”，其角色设置往往依傍贵族身份和与英雄的婚姻。童话故事里的公主性格各异，或善良单纯，或隐忍坚韧，或骄傲自私。玛利亚·塔塔尔(Maria Tatar)提到，“不同文化不断塑造童话人物形象，不出意料地推出或残忍邪恶或慈悲和善的灰姑娘。即便在单一文化中，也会有一个灰姑娘和蔼谦逊，另外一个锐意进取，还有一个精明算计、摆弄他人”[2]。公主性格设定看似复杂，实则在为因袭的类型化人物而服务。古今中外的公主童话往往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一是公主的美貌无人能及；二是公主听从命运，逆来顺受的被动身份；三是故事结局都是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旦人物设置变为有据可依，那么人物就沦为扁平化的刻板印象。故事叙述也不再神秘，逐渐被模式化，完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展演。艾伦·金指出，童话所包括的并非儿童的心理需求，而是成年人社会的心理隐喻。它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3]。经典公主童话基于成人对儿童的教化视角，不断向儿童传输男性中心主义和异性恋的霸权模式。固化模式不断规训女性屈从男性为主导的价值观，还逐步将公主设为女童和成人女性的效仿楷模。换言之，模仿和追随公主形象背后的身份认同已成为男权制社会的一种趋势。在传统贵族阶层衰微之时，“身份效仿”看似是在拉平阶层之间身份差异的鸿沟，实质是在追随社会性别期待和认可，维护传统性别规范。

时至今日，童话经典所建立起来的叙事模式和刻板书写激起了各方面的强烈不满。一方面，女性圈囿于男权制社会的命运造成广大读者群体的抗议。另一方面，不断有“非公主”人物达到男权制社会为公主规定的性别身份标准。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童话改写之风一发不可收拾。公主童话的当代改写作品结合性别意识、身份认同等深层内容，对传统书写进行着颠覆与变革，实现了多重意义的重述。

二、创作背景

二十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女性运动刚刚起步。当时美国女性仍然无法幸免于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大肆宣传家庭妇女是女性最有价值的职业，希冀将女性运动扼杀在摇篮中。闭塞落后的美国南方社会与传统性别规范相互糅合，导致“谈性色变”的社会图景。1940年，年仅23岁的麦卡勒斯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引起文坛轰动。麦卡勒斯打破了威廉·福克纳、田纳西·威廉姆等男性作家独霸美国南方文学的局面，颠覆了“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所推崇的经典叙事主题与程式，成为了南方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饮誉之时，她与退伍军人李维·麦卡勒斯的婚姻亮红灯。婚外情、离婚、复婚、分居、求爱未遂……在历经数次分合后，李维自杀身亡。不宁唯是，麦卡勒斯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微妙。一方面，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麦卡勒斯，成为了麦卡勒斯身体和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母亲刚烈强悍的个性无形间造成了作者的“精神隔绝”。再则，麦卡勒斯一直注重通过身体操演的刻意打扮，她的男性化装饰在不断塑造特有的自我身份形象。她还与不少同性恋作家友情笃厚，经常探讨同性友情。然而，主流社会对越界人物难以宽容，对公众人物更为苛责。麦卡勒斯兼具的性倒错、同性恋或双性人的特殊身份根本不容于传统社会。

麦卡勒斯一生深受性别焦虑困扰，她与同/异性的情感纠葛令其身心疲惫。复杂的婚恋关系、永恒的孤独境地和错乱的性别认知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深刻笔触在作品中表现为对传统性别规范的谴责与对众性平等的渴望。纵观麦卡勒斯作品，她改写了散发着童话气息的故事，不作任何掩饰地将真相深刻揭露。与此同时，她影影绰绰地记述了自我经历，将自己对于生活、性别、叙事、权力、历史等众多方面的重要观念融入作品中，秉刀斧之笔书写人间悲剧。

三、虚妄的一见钟情——“公主”爱密利亚

《伤心咖啡馆之歌》延续了经典童话中“一见钟情”的爱情脉络，但从三个方面对经典进行颠覆与破坏，即对老套人物的破坏、对潜在关系的揭露、对圆满结局的解构。

爱密利亚小姐能力超凡，受人敬仰。她为穷苦人家治病分文不取，还帮助身居穷乡僻壤的小镇居民重拾尊严。在爱密利亚开的咖啡馆里，“大家和和气气，肚子里沉甸甸的感到满足，行为也显得优雅高贵”[4]。小镇上最俊美的男子马文·马西为之倾倒，甚至为了和爱密利亚结婚赌上了全部家当。不巧，罗锅李蒙的到来打破了小镇的宁静生活。李蒙丑陋肮脏，说起自己的遭遇时竟然嚎啕大哭，小镇居民不屑地把他比作倒霉的犹太人。而爱密利亚却对“王子”李蒙一见生情。为了取悦李蒙，她不仅给李蒙提供免费食宿，而且将手中的社会特权(权威和财富)心甘情愿地交与李蒙。爱密利亚穿上了红裙子，为窗子安上了红窗帘，从过路的推销员那里买下一大把玫瑰花，编织起玫红色的爱情梦。在一往情深的爱密利亚的荫护下，李蒙也不再是无家可归的可怜虫。他摇身一变，装束整洁精致，大有王子神气。两人双入双出，俨然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爱情童话往往与主角的外貌勾连。公主凭借美貌的身体资本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活机遇。白雪公主吸引王子并获得拯救的条件是美丽的仪容。灰姑娘身着一套漂亮的礼裙和一双水晶鞋，才能以美貌迎合男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在万千佳丽中脱颖而出。鲍德里亚认为美貌具有“功用性”，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交换着的符号的一种材料，它作为价值/符号运作着[5]。麦卡勒斯却无意因循守旧，她在主要人物设置时就摒弃了老套人物形象，为消解童话人物的模式化书写埋下伏笔。“公主”爱密利亚相貌平平，身材高大，骨骼和肌肉都像男人。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神情严峻，还有一对斗鸡眼。“王子”李蒙既没有好看的外表，更没有伟岸的身躯，与贵族风范差之千里。其身体畸形也是对高大健壮的王子形象的拒斥。反面角色马文·马西倒是英俊潇洒，但他玩世不恭、邪恶奸诈。在结束与爱密利亚的短暂婚姻后，马文·马西将爱密利亚视作仇敌，一心摧毁这个女人，这完全背离英武正义的英雄形象。《伤心咖啡馆之歌》还描写了人情冷漠的芸芸众生，连受惠于爱密利亚小姐的小镇居民也是各怀鬼胎，造谣生事之徒。

童话经典中的公主受到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和道德禁锢，对男性往往和善顺从。如此性格符合男权文化对女性美德的期待以及传统社会对“男尊女卑”的规训。而麦卡勒斯志在模糊性别差异，对社会不合理的性别程式予以讽刺。一方面，麦卡勒斯笔下的爱密利亚彻底摆脱男性的经济控制而独立。她很有钱，是“方圆几英里内最有钱的女人”[4]。爱密利亚的资本积累来源于父辈的房产和苦心经营的买卖，致富手段却冷酷无情，财富观更为粗鄙不堪。爱密利亚将他人直接物化为创造财富的工具，“人的唯一用途就是从他们身上榨取出钱来”[4]，这勾绘出资本主义金钱至上，金钱胜过人情的社会现象。不仅如此，《伤心咖啡馆之歌》以爱密利亚的父母双亡开篇。父母的缺席代表着一种“死亡”，即可为生命的终结，亦可为传统权力运作机制的退场。架空的亲情、孤独的生活、贫瘠的情感造就了爱密利亚的独特气质。爱密利亚反叛传统女性角色，拥有标新立异的价值观念，不失为拥有男性气质的“假小子”[6]。

爱密利亚与李蒙生活在一起后，其人生目标、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都被置于李蒙的凝视之下，李蒙的赞许成为爱密利亚唯一的价值标准。此时的爱密利亚被化约为等待浪漫降临的被动群体。她的自我降格是在爱情赝象下的主体性沦丧。反之，末路狂徒般的形象强化了马文·马西的男性气质。李蒙羡慕马文·马西进过监狱，去过大城市，甚至为了迎合男性气质不惜背叛爱密利亚。爱密利亚与马文·马西决斗之际，李蒙背后偷袭。爱密利亚在猝不及防中被击倒在地。她“仰面躺在地上，伸直了胳膊，一动不动”[4]。此刻的“公主”爱密利亚如同假死的白雪公主，等待王子的拯救。然而，王子扬长而去，无情地带走了爱密利亚的所有幸福。纵观文学史，不难发现传统社会定型化的叙事程式：公主们以悲惨遭遇换得矢志不渝的爱情，实现了身体资本和婚姻策略互构支持的完美结局。麦卡勒斯的童话改写却没有暗合读者对圆满结局的期待。她用爱密利亚终遭重创乃至失却自我的结局将爱情赝象打得支离破碎。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麦卡勒斯将个人的性别焦虑和内心压抑投射到女主角爱密利亚的身上。她继而出于个人的婚姻体验，剔除了对美满婚姻的描写。爱密利亚既背离理想女性形象，掌控着公共领域事务，却又怀揣对传统婚姻的向往，这正展现出麦卡勒斯对女性社会角色和性别认同的矛盾态度。

四、双重聚焦下的分裂——“公主”辛格

如果《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反传统性别规范的诉求略显隐晦，《心是孤独的猎手》的颠覆意图和讽刺意味更为明显。《心是孤独的猎手》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感知者和聚焦对象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有从小镇孤独者的感知视角看待哑巴辛格的叙述，也有从辛格的感知视角看待小镇和自己的叙述。由于“感知往往能体现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程度”[7]，感知视角的双重性让小说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人物形象也就充满着多重意蕴。辛格的英雄身份是被小镇孤独者的视角塑造出来的。这是一种外聚焦的视角，表达了孤独者群体渴望辛格帮助他们摆脱彷徨无助的精神状态。麦卡勒斯曾提及辛格的人物塑造，“有些人天生就是英雄，他们愿意付出一切，却不计辛劳，不求个人回报”[8]。辛格对孤独者抱有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被孤独者错认为理解。四位孤独者“被吸引到那个聋哑人身边，把他挑选出来，试图把自己内心的一切一股脑地交给他”[9]。小说中充斥着辛格与生俱来的神秘气质，由内至外的人性光辉，展现出传统的拯救意识与英雄崇拜之精神。辛格被奉为英雄的表象之下，他的真实想法是一个永恒的迷。但他给不识字的安东尼帕罗斯的信中写道：“我想关于他们我写得已经够多了，我知道你烦了。我也是。”[9]辛格对孤独者的拒斥和敷衍态度不言而喻。

辛格被英雄化的书写策略实现了辛格社会身份的艰难指认。一旦感知视角切换成辛格个人的内聚焦，他不再是光鲜照人的英雄，而是受困于命运囹圄的感情囚徒。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分析了男女关系：“她并非提高了自身的人的价值，才在男性眼中获得价值；而是按照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身，才能获得价值。”[10]女性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中都处于弱势地位，她们无法通过主动的征服，而是靠在男性手里变得被动和驯服，从而为自己挣得未来。线索人物辛格则形塑了被动顺从的完美女性(公主)。例如，在小镇男权制语境构建下，“公主”要保持最得意的优势资本——美貌。辛格“身材高挑，眼神里透着一股敏捷和聪明。他的穿着打扮总是干净整洁，颜色素淡”[9]。再如，种种规则与束缚充斥在社会的符码系统中，服从传统性别规范的女性集体失声。《海的女儿》《十二兄弟》《六只天鹅》等经典童话中女性是缄默无声的。辛格由于失去了舌头而不能言说，他的沉默不断内化成其依附性和被动性。房间里仅有的舒适大沙发和大双人床是希腊人安东尼帕罗斯专用的，辛格只得睡一张窄小的铁床。辛格还负责洗盘刷碗、收拾房间、照顾朋友等事务。而“希腊人很烦躁，不停地找岔子，挑剔辛格备的果汁和食物”[9]。栖身于窄床、厨房等阴性属地表明辛格放弃了以阳刚、硬朗为核心的传统男性气质，转向其人格中的女性气质。

在情节设置上，《心是孤独的猎手》对经典童话《海的女儿》加以戏拟。安东尼帕罗斯时常暴露男性私处意在强调王子拥有强烈的性吸引力。辛格百般讨好安东尼帕罗斯，还多次摆平安东尼帕罗斯的祸事，这是对美人鱼如火般的爱恋及船难中施援的有意模仿。在安东尼帕罗斯被送到精神病院(王子回到自己的王国)后，辛格只能焦灼等待，终日压抑着强大的孤独感。一到访客日，辛格心怀美人鱼窥见王子般的激动心情去探访安东尼帕罗斯(期待救赎)。对安东尼帕罗斯谦卑的爱是辛格的精神寄托，已经达到忘我无我的状态。然而，安东尼帕罗斯的死讯(王子的婚礼)导致了辛格以饱含悲情的方式结束生命(美人鱼化作泡沫)。辛格浪漫的自我牺牲计划甚为吊诡，宣告了他的公主身份的悼亡，具有凝聚全局的终极意义。

通过对童话经典的戏拟，麦卡勒斯深化了对辛格内心世界和私人活动的关注，利用反讽性的倒置去嘲讽传统性别文本中单薄的人物形象和一见钟情式的异性恋俗套。麦卡勒斯采用双重感知视角的叙事手法，把辛格个人感知角度隐藏在四位孤独者对辛格推崇备至的宏观聚焦框架之下。辛格的英雄形象和完美女性形象造成了巨大反差，辛格的人物形象因此变得立体化。《心是孤独的猎手》还将叙事重心放在辛格的性别身份及其同性恋关系上，这极大地撼动了传统性别文本对不同性别身份与秩序的界定。在传统性别规范统治下，同性恋人物被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会遭到不怀善意的指指点点和公然抨击。麦卡勒斯并未因社会恐同情绪而掩饰作品中的同性欲望。她深入人物内部的真实状态，描述同性恋者辛格难以言说的欲望，让辛格背离生理性别成为文本的隐匿线索，辛格与安东尼帕罗斯之间的亲密关系占据异性恋爱故事的中心位置。《海的女儿》中的王子洋溢着男性魅力，对女恩人以婚约相报。《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王子”安东尼帕罗斯肥胖邋遢，还屡屡蹲监狱，绝非上流社会的谦谦君子。辛格之所以对安东尼帕罗斯款款深情，主要是由生理因素(聋哑、美人鱼的鱼尾等)和情感因素(社会客体身份、对人类世界的好奇、精神隔绝等)造成的。“酷儿”理论提出情感和性欲的取向不是固定和与生俱来的，而是因为各种环境的差别、变化和微妙之处呈现出一种表演性质的、人为建制出来的构造物特征。辛格是一名聋哑人，其真实情感与本能欲望一直隐藏于心。直到遇上安东尼帕罗斯后，他才能感到同类的真实存在；作为外来客的辛格对南方小镇生活充满着胆怯和向往。小镇上关于他是犹太人的谣言从未间断过。他既融于小镇，又被排斥在小镇之外，一直得不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消极的客体身份令辛格丧失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安东尼帕罗斯拥有富有的亲戚和轻松的工作。但他劣迹斑斑，同为被放逐到社会边缘的异己。泰弗尔指出，正是由于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个体才需要一个社会身份以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位置[11]。两个聋哑人营造的乌托邦式另类社会空间实现了辛格的身份确认。跨种族同性恋模型亦是对森严的社会性别规范进行的无声对抗。麦卡勒斯借用童话布局，建构了缺席“王子”安东尼帕罗斯和谙哑“公主”辛格的象征符码。改写文本中的同性恋主题和另类公主形象超越了偏狭的性别指涉范围，动摇了男权制宗法的象征秩序。

结语

毋庸否认，麦卡勒斯的两部童话改写都描述了“公主”们对传统性别体系展开了不懈的抗争，但最终没能逃脱主体性沦丧的命运。结合麦卡勒斯坎坷的生活经历，不难得出作者既控诉传统性别体系压抑和扼杀人的情感自由，又难掩对众性平等的渴望。综上所述，麦卡勒斯在创作中不断自我投射，把自己的身份意识隐晦地转接到人物创作中。她以艺术创作表达其政治理念与立场，激发人们重新审视与考察童话叙述中被压抑的公主形象。麦卡勒斯用公主的消亡企盼挥散圆满大结局的影子，消弭大众在男权制影响下对公主童话的传统认知。她的创作思想不仅继承了女性主义对男权制中两性权力不平等的批判，而且超越了权力结构对性别身份的规定，为打破性别二元对立架构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麦卡勒斯作品对跨性别和同性恋的问题探讨，很大程度来源于其自身经历，这也契合当代理论注重身份建构复杂性的主旨，具有与众不同的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