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均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大变局，西藏地方民族分裂势力借机进行分裂祖国、分裂中华民族的活动，企图挑战南京国民政府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研究南京国民政府遏制西藏地方民族分裂势力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捍卫祖国的统一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反对西藏地方民族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1)参见喜饶尼玛、冯翔：《影响西藏“热振事件”走向的真正原因》，《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郭克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何以成为一个话题?》，《西藏研究》2019年第4期；星全成：《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反分裂斗争述略》，《青藏高原论坛》2013年第4期；张世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维护西藏边疆领土安全的协同行动——以民国后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考察》，《民族学刊》2021年第4期；陈谦平：《“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邓红英：《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对华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张世均：《中印领土争端问题的历史考察与危机管控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2年版；等。本文运用台湾“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解密档案资料，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研究视域，对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发生的关联因素、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博弈，以及“热振事件”对西藏地方国家认同的影响进行探讨，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一、“变局之时”：热振事件发生的关联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南亚次大陆和中国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局，给西藏地方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发挥想象的空间，成为西藏地方发生“热振事件”的关联因素。

(一)印度民运高涨，梦想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迅速高涨，特别是印度在1946年2月和6月分别爆发了孟买海军起义和海德拉巴特伦甘纳农民起义，极大地震动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面对印度日趋高涨的独立运动，英国为避免在印度的殖民利益完全丧失，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领导的工党政府做出了“非殖民化”的决策，认为印度是一个国情比较复杂的国家，只有印度人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希望印度人民“得到自救的机会越早越好”(2)[英]克莱门特·艾德礼著，吴德芬、赵鸣岐译：《工党的展望》，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6页。，“赞成印度的民族自决”。(3)[英]克莱门特·艾德礼著、郑肃译：《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4页。1946年9月，英国殖民当局允许印度成立临时政府作为英国全面移交政权之前的过渡政府，临时政府的成立为印度走向独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47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英印总督路易斯·蒙巴顿(Louis Francis Albert Victor Nicholas Mountbatten)制定的“印度独立法案”，规定建立“两个独立的自治领，印度和巴基斯坦”。(4)孙士海、葛维钧主编：《印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09页。8月15日，统治印度达190多年的英国政府宣布把管理印度的权力分别移交给印度的两大政治团体——印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印度和巴基斯坦获得独立。

英国在1946年宣布从南亚地区撤退，导致了南亚地区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发生巨大的转变。南亚地区的变局使在西藏地方掌握政权的达札摄政等民族分裂分子有了发挥想象的空间，期望借助即将独立的印度政府、一贯觊觎西藏的英国政府、新晋世界霸主美国政府的帮助，借机剪除拥护中华民国的热振集团，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管控而实现分裂中华民族的“藏独”梦想。

(二)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局势难控

1945年8月，中华民族经过14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对于中国未来前途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1946年6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的内战。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自卫反击战，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大量的有生力量，使战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开始了全国性的反攻。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导致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出现全面失控的状况：一是因为国民政府军队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导致国民政府内部矛盾加剧，使蒋介石集团对政府的控制能力遭到削弱。二是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反暴行”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深处全民包围的泥潭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因此，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之机大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清除西藏地方拥护和认同国民政府的爱国力量，削弱南京国民政府在西藏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三)西藏达札掌权，寻求外援

1941年1月，热振宣布辞去西藏摄政职位并由其经师达札·阿旺协饶图多旦巴杰增活佛代理摄政三年。达札活佛主持西藏地方政务后，改变了热振摄政时期认同国民政府的政策，转而实行亲英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大肆宣传“藏独”思想，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企图寻求外部力量以巩固其摄政地位。

1942年7月，西藏噶厦政府宣布成立“外交局”，暗地同英美等西方国家交往，“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1页。10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遣伊利亚·托尔斯泰(Ilya Tolstoy)上尉到西藏，提出让西藏噶厦政府出席战后会议，表明西藏“独立”的姿态。西藏噶厦政府感到有美国作为后盾，战后绝对能宣布西藏的“独立”。英国驻拉萨公使负责人卢劳(F.Ludlow)强调，“如果西藏政府希望把他们的情况和处境提交战后和会,我将鼎力相助。”(6)[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408页。西藏噶厦政府妄图借助英国和美国的力量来摆脱国民政府的管控，实现“西藏独立”的梦想。

1943年初，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理查逊(H.Edward Richardson，又译“黎吉生”)等向西藏噶厦政府建议:“现在国际上通行英语，为使西藏在政治、军事、工业各方面能够独立行事，应让更多的藏族青年学习英语。”(7)噶雪·曲吉尼玛、拉鲁·次旺多杰：《拉萨英语学校破产记》，《西藏文史资料选辑》(汉文版)第2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27页。达札摄政很快同意在拉萨开设英语学校，拟通过培养亲英人才来抵制国民政府在拉萨开办的国立小学校。1944年8月，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 Gould)到拉萨，向达札摄政和噶厦政府中的亲英分子保证:“我的政府真诚地希望西藏自治，包括西藏与印度直接交往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8)[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408页。1947年3月，西藏噶厦政府组建代表团秘密携带“雪山狮子旗”作为所谓西藏“国旗”(9)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泛亚洲会议”，宣传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西藏地方以达札为首的的亲英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不断寻求英美等国家的支持，在国际上鼓吹“西藏独立”，企图实现分裂祖国的目的。

因此，1946年至1947年初南亚地区、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发生的一系列变局，构成了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发动“热振事件”的三大主要关联因素。

二、“热振事件”：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博弈

热振五世担任西藏摄政后，坚持认同中华民国的政策，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但引起了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不满而被迫辞职。达札代理西藏摄政后，执行亲英和分裂祖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并制造了“热振事件”。南京国民政府此时的治藏政策使西藏地方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变得更加猖獗。

(一)热振五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1876—1933年)在拉萨圆寂。次年1月15日，十三世达赖“生前所眷爱”的热振寺第五世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1912—1947年)被西藏噶厦政府和民众大会推举为“摄政”，负责主持西藏政务。当西藏噶厦政府于25日将此事呈报国民政府“鉴核”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这“实为中央政治力量伸入西藏之决(注：原文如此)好机会”(10)王洁抑：《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解决之方策》，《边事研究》1935年第6期。，行政院在30日表示，“呈准国民政府以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佛职权，深信热振呼图克图必能益宏智慧，敷施教化，栩奉中央，以副栩教保民之至意。”(11)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144—145页。10月，热振在拉萨亲自接待国民政府致祭专使黄慕松，热振表示，“西康问题能早解决则万事皆了之”(12)《黄慕松密报热振等解决中央与西藏问题态度致行政院等电》(1934年9月14日)，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5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页。，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续上了断绝22年之久的直接联系，彰显了西藏地方政府和热振摄政对国民政府的认同。

1938年12月12日，热振主动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请求中央政府派员参加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达赖大师转世之化身三灵儿，已蒙转电青海省政府督促纪仓佛速将西宁所选灵儿送来拉萨，良深感慰。所有中央派员参加办法一则,业经与司伦、噶厦商议，三灵儿迎到后，举行掣签典礼之际，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应当派员参加。……特电奉复,敬候示遵。”(13)《热振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电》(1938年12月12日)，见《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热振在电文中表达了西藏地方对国民政府的认同。28日，国民政府决定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以示国民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可和对热振的信任。1939年1月，热振在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9月，国民政府决定派吴忠信入藏，除与热振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外，还负有让西藏噶厦政府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中央应在拉萨设驻藏办事大员，代表中央宣达意旨，并体察地方情形，随时具报”、“西藏应拥护国民政府”(14)《行政院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训令(机字745号)》(1939年9月)，《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等任务。10月21日，吴忠信等人由重庆出发，经香港、缅甸仰光、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至西藏亚东、江孜前往拉萨。

1940年1月15日，吴忠信等人抵达拉萨，西藏噶厦政府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热振派遣代表及西藏高级僧俗官吏70余人在哲蚌寺附近设帐欢迎，仪式隆重。吴忠信乘大轿于午后四时许进城，城内鸣礼炮27响，以示敬意。藏族民众甚至将吴忠信视为新的“驻藏大臣”。2月15日，吴忠信率行辕人员于锡德寺大殿举行授勋仪式，代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热振摄政颁发“辅国普化禅师”的封册、金印，并授予二等采玉勋章，以示对热振摄政一心向内的表彰。17日，热振在接受国民政府拨发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经费、金印等后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报告说，“敬领之余,肃电叩谢。并祝国泰民安,中藏亲洽。”(15)《热振呈国民政府主席电》(1940年2月17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2月22日，吴忠信和热振共同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当日，吴忠信密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今晨6时在布达拉宫举行，忠信亲往主持，仪式极为整肃。”(16)《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致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密电》(1940年2月22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3月4日，热振电呈林森：“仰蒙中央鸿恩，特派吴委员长及各官员等驾临，颁赐吉祥哈达及珍贵财物多件，谨遵承领，铭感无既。”(17)《热振致国民政府主席呈》(1940年3月4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并向国民政府回献礼物。7日，热振再次致电林森，汇报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等事宜。8日，西藏噶厦政府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至于中日战事，现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举祈祷，祝祷中央胜利。”(18)《噶厦呈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电》(1940年3月8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表达期盼国民政府抗战胜利的美好祝愿。10月10日，国民政府回电热振：“吾本五族一家，情义素孚。藏卫地域虽遥，关系仍如咫尺。法师匡维政教，德化覃敷，民物绥和，中枢至为纫佩。现抗战已逾三年，敌人日趋穷蹙。得道多助，胜利自可预期。”(19)《国民政府主席复热振函》(1940年10月10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

黄慕松入藏致祭与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加强了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联系，国民政府在拉萨先后建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交通部拉萨无线电台站、中央气象测绘局拉萨气象测绘所、国立拉萨小学等，促进了西藏地方与内地的联系和对中华民国的认同。

热振在摄政期间坚持反英爱国立场，心向国民政府，不断地密切西藏地方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彰显了一位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西藏地方领导者和爱国者的心声。

(二)热振请求南京国民政府支持复位

1941年1月，达札·阿旺协饶图多旦巴杰增接替热振代理西藏摄政，期限为三年。达札担任西藏摄政后，实行亲英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大肆宣传“藏独”思想，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引起了热振及其拥护者的不满。

1944年1月，达札代理摄政三年期满却丝毫没有交出摄政职权的意愿。12月，热振应色拉寺结巴札仓堪布阿旺嘉措的邀请来色拉寺主持大经堂的开光典礼而得以返回拉萨。热振在拜访达札时，提出要达札归还摄政职位的问题，遭到达札拒绝后又不得不返回热振寺。

1945年5月，热振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继续同国民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反对达札亲英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达札拒绝交还摄政职位后，热振同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频繁接触，请求国民政府帮助其重掌西藏地方大权，并写信给蒋介石说:“今达札年老，为左右所蒙蔽，事事听命于英人，使佛教日衰，于达赖佛不利亦甚，若中央能赐电藏政府，以达札年迈，不宜再理政事，应照十三辈达赖遗训，命热振复位。不服从时，派遣飞机或军队来藏示威。热振深感中央大恩，如能复位，必服务(从)中央一切命令，协助达赖佛在中央领导下,建设西藏。”(20)《热振呼图克图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1945年12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

1946年1月，达札摄政以“色拉寺事件”为借口，大肆逮捕拥护国民政府的“亲中”人士，“直接牵连热振，藏政府可能即加罪于热振，甚或派兵攻击。故热振之处境甚危。”(21)《热振与藏政府有冲突之可能》(1946年2月8日)，《色拉寺事件来归人士安置》，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2750.01.01。4月，热振再次向国民政府军统局驻拉萨站情报人员侯国柱提出，希望国民政府派军队或提供武器、经费等帮助他复位，承诺“复位进行成功之后，本人当即通电拥护中央。对外交之态度则由中央决定。”(22)《与热振佛商谈关于解决西藏问题之谈话笔录》(1946年4月21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侯国柱乃多次前往热振寺同热振密谈，保证中央政府一定支持其复位。热振还派亲信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前往南京恳请国民政府明令达札辞职，并“请中央补助适用之步马枪至少三千支及弹药,详情由甲本邓珠朗杰面陈”。(23)《热振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函》(1945年12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可见，热振要求达札让位的要求被拒绝后，便把复位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希望能够获得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并表明其复位成功后将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加强西藏地方对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三)南京国民政府对热振寻求复位的态度

对于热振请求国民政府帮助其复位之事，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直接影响蒋介石对热振复位的态度及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走向。

1.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反对支持热振复位

1943年10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沈宗濂取代孔庆宗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对于热振请求国民政府支持其复位的愿望，沈宗濂认为热振“为人贪而无谋……除非中央予以实力援助，复位之希望甚微”。(24)《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1946年8月23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沈宗濂认为，索康·旺钦才旦是西藏政局的实际主宰者，而且对蒋介石“素极崇敬，愿在中央领导下改革西藏政治，推行新建设”。(25)《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1946年8月23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因此，沈宗濂反对国民政府支持热振复位，而秘密与索康·旺钦才旦达成西藏噶厦政府拥护国民政府的三点口头协议，主张由索康·旺钦才旦担任西藏噶厦政府的负责人。1944年就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罗良鉴在给蒋介石的电函中表示：“热振下野已久，势力渐衰，此时策动其复位，不惟难收成效，转恐别生枝节。”(26)《罗良鉴为沈宗濂拟由索康改组西藏政府致蒋介石函》(1946年5月15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

此外，被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四大巨头”之一的徐永昌也赞成蒙藏委员会的意见，反对国民政府立即支持热振复位，认为“索康系现在藏政府中实力分子，其长子现任噶伦，次子任代本，昌都总管宇妥及西藏出席国大首席代表古桑子(即凯墨)等，均与之有戚谊。中央如欲援助在野之热振以推翻现在西藏政权，诚恐……引起西藏当局对中央之疑惧，进一步求保护于英人。”(27)《徐永昌为签复对扶助热振复位问题之意见》(1946年5月30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和军方部分人员从西藏地方权力配置的现实状况出发，主张由西藏“外交局”局长索康·旺钦才旦札萨改组西藏地方政府，反对由在野的热振复位。

2.国民政府军统局支持热振复位

抗战胜利后担任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的郑介民认为：“藏政府将乘我共产党为乱，尚无法西顾之际，要求超过高度自治之独立问题。另一方面则尽量消除内部反对武力，将其脱离我国版图，沦为英国附庸之计划，已逐渐露骨。故对热振之扶持运用，实为防止西藏边疆叛离之唯一路线。”(28)《郑介民为西藏达札热振交恶致蒋介石报告》(1946年8月14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他提出此事不可经过蒙藏委员会等边务机关,以免泄漏机宜。郑介民等军统局人员从情报工作视角，主张国民政府支持认同中央政府的热振复位，防止西藏民族分裂势力搞“藏独”，破坏国家领土完整。

此外，国民政府边地实力人物——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认为：“不必中央露面，但由地方出头，成则国家受其功，不成则地方负其过。如是则可伸可缩……不损中枢之威信。”(29)《刘文辉为热振密派代表来康致张群函》(1946年7月15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主张援助热振复位，但中央政府应在策略上有所考虑，做到进退自如。

3.南京国民政府对热振请求的最终决策

1945年9月，国民政府制定了抗战胜利后治理西藏的九大政治原则。(30)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战后蒙藏政治设施方案》(1945年9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档案号：172-1/0001/019/48。1947年1月，国民政府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再次强调西藏为中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领土，还就保障西藏地方政治地位做出了更多的规定，以达到遏制西藏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目的。

1946年7—8月，热振不断加强同中央政府的联系，请求国民政府帮助其重掌西藏摄政大权。8月18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沈宗濂再次向国民政府阐明“西藏政府此次征收热振之军械，用意在消灭热振之实力，以除后患，不致危害热振个人之安全。万一对热振个人有不利时，因热振历代为呼图克图，宗教之地位甚高，且曾受中央册封，中央去电阻止时，必可生效。如果不服从时，即派遣飞机示威，亦可得藏民之同情。”(31)《沈宗濂为热振事致资生函》(1946年8月18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认为沈宗濂和徐永昌的意见“颇为周到”。于是，蒋介石乃指示郑介民“对藏事不可过问，只可作联络与情报工作”。(32)《蒋介石对吴鼎昌就热振8月21日来电之处理意见的批示》(1946年8月30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

国民政府最终采纳了蒙藏委员会和徐永昌不支持热振复位的建议，使得热振等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到了达札摄政为首的西藏地方民族分裂分子的迫害。

三、“热振事件”：西藏地方对“国家认同”的多维影响

“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到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变得更加活跃，对国家的认同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西藏地方对南京国民政府认同的力量遭压制

热振自从担任西藏地方摄政后就倾心向内，认同中央政府，加强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联系，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热振从1945年开始就多次请求国民政府帮助其重掌西藏地方大权，恢复其摄政的职位，并表达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热振的做法引起了西藏地方以达札为首的民族分裂势力和英印政府的不满，1947年1月23日,达札及四大噶伦连日举行会议，拟消灭热振及其支持者。“西藏驻京代表亦曾报告藏政府，谓热振密与中央联系，是故达札认为热振系西藏独立之障碍，必须早予消除”。(33)《郑介民致蒋介石报告》(1947年2月9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2。英印政府驻拉萨使团负责人理查森和英印政府外务部长卡罗(Olaf Caroe)趁机挑拨，使西藏达札摄政决心除去心向国民政府的热振。4月23日，西藏噶厦政府派遣噶伦索康、拉鲁和藏军总司令格桑楚臣率领军队前往热振寺逮捕热振并血洗热振寺。5月7日，西藏噶厦政府宣布热振在监狱中暴毙，主要罪状是“勾结中央危害达赖、摄政”。(34)《许世英呈西藏政府宣布热振罪状公告》(1947年11月5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7)》，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7。

支持热振的色拉寺众僧企图“和藏政府的几个负责人决一生死”以求“热振佛恢复自由”。(35)柳升棋：《热振事件见闻记》，《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但是，达札摄政调集大批藏军使用机枪、大炮围攻色拉寺。色拉寺众僧与藏军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最终以失败告终。当藏军攻下色拉寺后，拥护热振的数百名喇嘛遇难，头颅被砍下来示众。

“热振事件”后，拥护热振认同国民政府的官员先后入狱或被处死，支持热振的僧众或战死，或入狱，或逃亡外地，致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和压制，西藏地方政局发生了急剧的转折。

(二)西藏地方民族分裂势力更加活跃

“热振事件”后，达札在英国政府和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下继续担任西藏摄政，进一步成为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代言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沈宗濂认为，“向内”的西藏实力派人物索康·旺钦才旦是典型的政治两面派人物，一方面“极力主张外交应归中央政府,‘外交局’应即取消，如不从其主张，彼即辞职”(36)《驻加城领馆呈藏代表经印赴京之艰难、霍金森之挑拨及索康家族在藏势力等情由》，《“外交部”档案业书·界务类》第5册，西藏卷(一)，台北“外交部”2005年编印，第266页。，但又不断地向理查森表达西藏“独立”的愿望。(37)IOR L/P&S/12/4197，Richarclson Report of Lhasa Mission in 1946 January 16，1947.事实上，“索康扎萨在藏素以亲英为名”(38)《荣增打扎摄政以来西藏一瞥》，《申报》1948年2月15日。，其长子索康·旺钦格勒是西藏噶厦政府噶伦之一，是“热振事件”的直接执行者。

1947年7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专门讨论了“热振事件”后的西藏局势问题，认为“西藏此次内部纠纷，系由于亲英分子达札……阴谋西藏独立。其事态似亦相当严重”。(39)《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商讨热振事件后对藏措置纪要》(1947年7月2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82—2883页。诚如国民政府所判断，西藏地方民族分裂活动变得更加活跃：1947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秘密派代表携带所谓西藏“国旗”——“雪山狮子旗”参加在印度举行的第一届“泛亚洲会议”，并悬挂于亚洲各国国旗之中，在大会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居然将西藏地区置于中国版图之外，目的是宣传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破坏中华民族团结；1948年1—12月，西藏噶厦政府派遣秘书长兼财务处处长夏格巴·旺秋德丹率领西藏“贸易考察团”携带所谓西藏“护照”先后出访印度、美国、英国，虽“名为考察商务，实际是要出去作一番政治活动，主要原因是看着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号称独立，西藏当政亟思仿效，并欲取得世界公认”；(40)《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8—80辑合订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次年7月，西藏噶厦政府发动“驱汉事件”，要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人员在两周内离开西藏赴印度再转道回内地，“标志着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关系的终结”。(41)周伟洲、周源：《西藏通史·民国卷》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6页。

(三)南京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被削弱

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热振事件”问题上由于蒙藏委员会判断失误，加上蒋介石集团正忙于内战，无力顾及，显然不当。尽管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提醒“此次达札与热振之争，亦即我国与英帝在藏势力消长之关键，不可忽视”(42)陈锡章:《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却认为“此次既系内哄，在局势未明朗前，中央宜采取静观态度”，仅命沈宗濂“以私人名义急电拉萨四噶伦，嘱以热振为国民政府册封之禅师、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对其安全负有保障之责，望慎重处理”。(43)《蒙藏委员会关于热振寺被围等情拟电噶伦慎重处理事致蒋介石代电》(1947年4月19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70—2871页。蒋介石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对于热振身后事宜妥为办理，所有遗产切实保全，并对损毁寺院迅筹修复”(44)《蒋介石为妥善办理热振身后事宜致达札电》(1947年5月28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5)》,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5。，实为对达札等亲英势力消除热振等认同国民政府势力的一种无奈的默认。

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热振事件”上最终采取“西南当以安定为主，不能使中藏之间过生纷扰”(45)《刘文辉为热振密派代表来康致张群函》(1946年7月15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592/4410.01-01。，“准许西藏内政上自治”(46)《林昌恒为热振事件致外交部签呈》(1947年5月20日)，《西藏内情》，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档案号：172-1/0016/019/4。的策略，导致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被严重削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前委员长吴忠信感慨道:“中央竟因交通及力量所限，不及援救，此对热振实抱无穷遗憾也。”(47)《吴忠信先生日记》(1947年5月2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档案号：230/5617.2。

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发生转折，“自从热振事变发生之后,全藏百姓莫不引颈翘首中央之救助，结果中央对藏政府说的硬话的电报都没有来”(48)马明孝:《热振是怎么死的》，《西北通讯》1948年第2期。，使得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威信严重下降，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也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甚至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人员在1949年7月被西藏地方政府驱离拉萨而被迫返回内地。

总之，1947年西藏发生的“热振事件”是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关系的一次重大转折，导致了西藏地方对中华民国认同的削弱，给中华民族的构建与国家认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