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静,韩学谋

(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洞经音乐文化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其中一部分思想也体现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内涵，这种民族文化交融的现象是由白族文化包容性强的特点促成的。着眼民族文化交融，透析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中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旨在为我们提供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和文化遗产，为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提供成功经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研究。

一、民族文化交融与洞经音乐文化研究现状

(一)关于民族文化交融方面的研究

关于民族文化交融的内涵，学术界探讨的视野与见解不尽相同。早在1998年姜明[1]就对民族文化交融进行了概括，他认为，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流淌，多个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碰撞，各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吸收、内化，这个动态过程就是民族文化交融。

关于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族文化交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满珂[2](2018)认为，文化交融现象对增加民族交往机会、缩短民族之间社会距离都具有积极影响。关于民族文化交融的原因，王万平[3]等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了地域、经济、社会以及族际关系等方面对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

基于学界学者们的观点，大都是对民族文化交融的内涵、意义等进行研究，运用民族文化交融理论来探讨某项具体民族文化，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交融现象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二)关于洞经音乐文化方面的研究

关于洞经音乐文化的音乐形态，就学界目前研究结果可知洞经音乐文化蕴含着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宗教音乐、民间音乐等多种音乐形态。关于洞经音乐文化的文化形态，学界学者们大多认为其是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儒道释三教圆融为核心、吸收了一些民族民间文化的复合性文化。

关于洞经音乐文化的源流与发展现状，学术界总结出了中原起源说、四川起源说、大理起源说以及多地来源说几种说法。关于洞经音乐文化的现实及历史性意义，杨政业[4]等人认为洞经音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及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前人虽已完成许多关于洞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大多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分析,其理论视角主要是以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音乐形式、价值功能和传承意义为主，鲜有人从白族洞经音乐文化这一具体文化事项出发，探讨其自身存在的民族文化交融现象，进而阐明加强民族文化交融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中的民族文化交融

(一)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源流中的文化交融

关于洞经音乐文化大理的起源，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其起源形式可以总结为“传入说”，“本土起源说”和“多元说”这三种说法。在田野调查访谈中民众对洞经音乐文化大理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

“你讲这个洞经音乐，其实云南好多地方都有，比如丽江、巍山，其实我们大理的洞经也可以说是先人从外面学进来的，是以前从四川那边传进来的。”①

“我爷爷就是这个村洞经会的创始人，最早就是我爷爷带头弄的，修庙啊，组织人啊，现在村里面用的经文和乐谱都是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爷爷也是跟着他的上辈学的嘛，有没有听过丽江的洞经古乐？其他它跟我们大理的洞经音乐差不多，其实就是一样的。”②

在访谈中只有少数民众持“传入说”观点，绝大部分民众都认为洞经音乐就是从大理起源的。然而，目前学术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例如张兴荣等大都持“传入说”的观点。此外，在《大理洞经古乐》的“前言”中介绍了洞经音乐大理起源的几种说法，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洞经音乐不是云南固有的，是中原地区传入的一种文化事项。可见，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是一种由中原、四川等地传入，蕴含着古代中原文化内涵的文化事项。虽然在我国许多地区现存的洞经音乐文化都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但这只是洞经音乐文化在传播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在发展中融合本民族文化的结果。

(二)洞经文本中的文化交融

《古乐遗韵》记载，大理的《大洞仙经》源于元代卫琪撰本。查阅向阳溪村洞经谈演中所使用的文本发现，相较于元代版本，现今大理的《大洞仙经》已增加了开经赞偈、礼请仰启、圣诰、八卦诗章、十供养诗章等众多韵文。关于八卦诗章的作者问题，张兴荣老师已作过考证，他认为是明代大理白族硕儒李元阳所作。而何显耀却认为八卦诗章是大理举人杨佐编撰的，并指出其编撰原因是“闻羽流辈谈经，甚觉不雅”。

“这本经文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谁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据说杨黼先生(明时大理著名学者、诗人、书画艺术家)后面是有改善过，里面的诗章和十供养就是后面杨黼完善的。”③

在田野调查访谈中，这位民众表示洞经文本是经过大理文人杨黼改编过的。其实，无论八卦诗章是大理何人编撰，都指明了《大洞仙经》融入了大理文人思想，在大理是经过地方文人改编的这一事实。可见，洞经音乐文化这一蕴含古代中原文化的文化事项传入大理后，其洞经文本经改编，融入了白族文人文化思想，体现出了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中白族文化与古代中原文化的交融。

(三)曲谱中的文化交融

关于洞经音乐的乐谱，向阳溪村的桂楼诗书画艺术协会还会采用洞经会的曲子来填词。如元始腔、奉圣乐等，但其词谱却不是《大洞仙经》的内容，而是换成了白族文化中“词记山花碑”的文字内容。

“这个谱子就是我自己后面改的，我是把洞经会的曲子拿过来，把词改了，把我们的山花碑上面的字填进去了。”④

可见，洞经会乐曲已经被运用于当地其他组织活动，并且融入了白族文化“山花碑”的内容，这也是洞经音乐文化传入大理后，与白族文化交融，形成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的具体表现。

对于洞经的曲调，洞经会成员虽未曾对其进行书面式改编，但就对现今洞经谈演整个过程的观察发现，洞经谈演者在诵经、演奏时，其节奏、词谱等都受到了白语发音的影响。除此之外，向阳溪村洞经会成员在谈演洞经乐曲时，并没有照谱演奏的习惯，他们都是凭借记忆谈演，其谈演的节奏型、音符都与原乐谱存在一定出入，多了几分大理白族调的色彩。洞经会成员在谈演洞经音乐时往往把每一乐句的尾音落在la的颤音上，这也正是大理白族调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唱词最后一字的声调习惯于落在la的颤音上。洞经音乐文化在传入大理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白族地区语言、音乐等因素的影响，融入了许多白族文化的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这也是白族文化与传统中原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四)演奏乐器中的文化交融

洞经音乐文化中的乐器种类繁多。目前向阳溪村洞经会中的演奏乐器包括拉弦类乐器：龙头胡琴、二胡、板胡、京胡等；吹奏类乐器：笛子和白族唢呐；弹拨类乐器：龙头三弦、大小三弦等；打击类乐器：木鱼、木盒、鼓包、快板、鼓、大小锣(大小马锣)、大小镲(大小钵)、云锣(云瑶)、钟(小金钟)、玉磬等。

“我们白族的乐器还是很有特色的，你看这个龙头三弦，我们叫它“xiong’zi’ga”,在洞经谈演的时候会用，还有白族唢呐，今天没有来，但是谈演中我们也是有的。”⑤

可见，相较于古代中原洞经音乐文化，龙头三弦与白族唢呐这两种白族乐器参与洞经音乐的演奏，融入了白族文化，这也是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中白族文化与古代中原文化的具体表现。

除此之外，大理洞经音乐乐器中许多古乐器绝响，最突出的如七弦琴，据资料记载早在元末明初，七弦琴是大理洞经音乐重要成员陈玄亮最擅长的乐器，到明代白族文人杨黼等也对七弦琴情有独钟，是大理古代洞经音乐中首选乐器之一，但据笔者的田野调查，未见七弦琴再出现在洞经音乐的谈演中，也许是技术水平的原因，此种乐器在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演奏中已几乎绝响。

(五) 洞经中的儒释道文化交融

关于洞经中的儒释道文化融合张兴荣老师在其《云南洞经文化》一书中，从思想渊源、谈演经籍、洞经“官观会”会期的儒道释融会、洞经曲目的三教混合等五方面充分论证阐明了洞经融儒道释文化于一炉。

“今天是孔子诞，我们村一年会办18个诞辰，正月初九日有玉皇诞，六月廿四日有关圣诞等等这些诞辰我们都是要谈演洞经的。”⑥

可见，无论是在儒家性质的孔子诞，还是在道家性质的玉皇诞，又或是在儒释道三教均尊为神灵者的关圣诞，向阳溪村洞经会都会谈演洞经音乐。再者看洞经典籍，虽然很大部分是来自于道教经典，但也有一部分是佛教、儒家及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经籍。此外，洞经音乐的乐曲曲目和经腔也充分体现了对儒释道三教文化的接受吸收。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这种对道、儒、释三教文化的接受吸收，也充分体现出了文化交融的理念。

三、加强各民族文化交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白族洞经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洞经音乐文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不仅接受吸收了古代中原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复合性文化，同时也融合了白族自身文化的特点，例如在白族地区的洞经会成员，用白语说唱洞经经文，洞经文本中融入了大理文人的思想、洞经乐谱唱调中融入了白族音乐和白族语言的特点、洞经乐器中融入了白族特色乐器，这种古代中原文化与白族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交融实践的结果。

加强民族文化交融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交融是我国各民族在相互交往联系、相互交流学习中所产生的,这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5]各民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关系构型中，通过不断吸收、内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来充实自身民族文化，同时摒弃自身落后文化，使得自身民族文化不断得到提高与发展。比如，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其本身起初就是从古代中原文化中吸收、内化而来，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融入白族自身的文化特点，这也丰富发展了白族文化的内容。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不断发展提高的同时，中华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

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力量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独属于自身的特色民族文化，但又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与发展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这种特性，更加稳固坚定了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6]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中的民族文化交融增强了白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充分认识与正确发挥中华文化的力量，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巩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固的思想保障体系。

四、结语

大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是汉族文化与白族文化交融后形成的。大理市湾桥镇向阳溪村每年会组织18次祭祀活动，活动上都会谈演洞经音乐，较好的保留了白族洞经音乐文化，让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其在洞经文本、洞经曲谱、洞经乐器等方面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交融现象。这种古代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发展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交融的结果也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中华文化是由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共组而成的，它既具有多元性，又具有一体性，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 释]

①访谈资料:报告人：张善林，男，白族，洞经会成员。访谈人：袁静。地点：向阳溪。访谈时间：2019年9月25日。

②访谈资料:报告人：张文祥，男，白族，云南民族民间甲祇文化艺人，大理州首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访谈人：袁静。地点：向阳溪。访谈时间：2020年10月12日。

③访谈资料:报告人：杨绍龙，男，白族，67岁，洞经会成员。访谈人：袁静。地点：向阳溪。访谈时间：2021年3月15日。

④访谈资料:报告人：张大绩，男，白族，小学退休老师、洞经会成员。访谈人：袁静。地点：向阳溪。访谈时间：2020年12月23日。

⑤访谈资料:报告人：杨立新，男，白族，洞经会成员。访谈人：袁静。地点：向阳溪。访谈时间：2021年3月14日。

⑥访谈资料:报告人：彭锦标，男，白族，现洞经会会长。访谈人：袁静。地点：向阳溪。访谈时间：2019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