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孟伟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钱穆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学问涉经、史、子、集四部，他一生都在为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奔走忙碌，有学者称他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始终围绕中国文化问题展开，他认为文化教育要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核心，让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学会对中国文化肯定与尊崇，培养其执著的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他指明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国民牢牢守住本民族的文化阵地，当西方文化思潮传输到中国，学生不要盲目崇拜，不要完全不加节制地照搬和利用外来的“器物”，能够不忘自己国家文化的“根”，将自己的文化作为思想的工具，以此作为与外来文化抗争的“武器”。钱穆的文化教育思想始终围绕现代文明和道德、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具有极其深刻的科学内涵与历史价值。我们应深入挖掘钱穆文化教育思想的精髓，以期给当代文化教育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化蛹成蝶——钱穆文化教育思想的生成

纵观钱穆一生，他不仅是一位富于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民族主义文化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钱穆具有知识分子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感。少年时代的钱穆受到梁启超思想的影响，萌发了爱国思想与民族文化意识，他开始探索历史，并与书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据他自己回忆：“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1〕他通过书籍感悟社会历史与中国文化。他是乡土中国走出的一位史学巨擘，他认为历史是形式，文化是内容，文化的核心是人，人生和生活是文化的本质。“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他也重视中西文化比较，揭示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未来文化他主张集异建同，未来世界的文化是多元共处，反对西方中心论。”〔2〕他主张要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他的文化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时代有关，他说：“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力，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3〕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之时，钱穆任教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他关注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对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主张十分赞同，对全盘西化的思想进行了批评，“对把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推卸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了尖锐的抨击。”〔4〕195他痛批“疑及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4〕195的行为，这种对菲薄传统文化的批判促使钱穆在抗战时期从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在他看来，“要拯救国家，唤醒民众，凝聚力量抵抗侵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4〕194他的文化主张是以昂扬民族精神为其主要内容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他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灵魂。在欧风美雨浸染的文化氛围里，在崇洋蔑己、全盘西化的时代思潮中，钱穆转向文化研究，自觉以阐扬中国文化为己任，这对于培育当时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向心力，重铸新的民族精神，确有贡献〔4〕195-196。钱穆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以及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期间始终秉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坚守人文主义教育，主张求学和做人并重，挚爱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力主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担当起知识分子复兴民族文化的重任。为此他撰写了《国史大纲》《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著作，这些专著的问世有利于培养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凝聚力。“爱国素不后于人”，这是钱穆的誓言，他将自己的文化教育理念与深切的爱国精神深深地融入自己的灵魂深处。

其次，钱穆秉持通过文化教育经世救国的责任感。中国现代教育受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发轫之初就具有“实用主义”与“模仿主义”的色彩，同时这也反映出人们急功近利的教育价值取向和对文化教育的误解。钱穆作为一名责任感很强的学者，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与局势十分担忧，他试图通过历史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特别强调一切学术思想都应该救世，并提倡“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5〕。经世救国离不开文化教育，他探索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和优劣。钱穆对中西方文化问题的看法奠定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他选择在儒家经典中找寻另外一个安宁的世界，坚守传统文化教育的宗旨，自始至终关注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与学术的发展情况，特别重视历史与文学的发展，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同时，钱穆坚信不能简单地为历史而研究历史，也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式研究历史，应将历史与文化研究相结合。他在治史方面除继承了梁启超新史学、康有为“疑古”学派与傅斯年科学史料派思想，又结合自身的理解，对其进行改良与创新，将历史的演替与社会的变革相联系，用辩证、系统的思维方式研究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为了将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他主张将传统文化精神渗透于国民教育之中，而进行文化教育应从史学入手，钱穆特意在《国史大纲》的开篇，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本国的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在这种“温情与敬意”中由史入儒，才能担负起经世救国的责任。

再次，钱穆“现代中国的士”之理性与志业的追求。钱穆曾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6〕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于是钱穆认为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的士，就必须要为中国的文化教育献上自己的一份力，为文化教育带来革新与生机，为此钱穆在移居香港后赤手空拳地创办了新亚书院。“新亚”，顾名思义，代表新的亚洲、新的文化塑造与传承。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的新文化，期望借此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期待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怀有自愿为传统文化献身的精神。钱穆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不限于香港一隅，他曾先后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讲学；晚年的钱穆将研究文化的重点由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异同转变到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属性，意在强调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特质。他认为，文明的属性是物质的，可以传播，可以模仿；而文化是精神的，是生命的，须自本自根，从自己内部生命中培植生长；并且文化是有内外和大小的，所谓大小就是指从外向内的过程，这就是从物质世界向精神世界过渡，从人类社会向个体精神过渡的过程，钱穆谓之“小生命”。从个人内心逐渐向外扩展，一直扩展到外部世界的是“大生命”。钱穆判断文化生命大小的依据是：从里向外的行动和思想是向外的贡献，因为它的贡献大，所以称为“大生命”〔7〕6-7。从外向里的过程是生命的“共相”，从里向外的过程是生命的“个性”。“文化是精神性的，因此，是生命，是大生命因此就各有其个性，即自己独特的性质与禀赋。”〔7〕7可见钱穆对中国文化有其独到深刻的认知与理解。

二、取精用弘——钱穆文化教育思想的精髓

钱穆文化教育思想的精髓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宗旨、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理念和文化教育的课程路径三个方面。文化教育宗旨是文化教育的目的和愿景，课程设置理念是指导文化教育内容落实的观念，课程路径是实施文化教育的渠道，三者一脉贯通。

首先，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是文化教育的宗旨。钱穆认为教育的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8〕。在这里传统是指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培养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人，进一步来说就是培养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才。在钱穆看来，有用之才必须具备健全人格。所以他在近八十年的教育生涯中非常重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他认为文化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和发展学生健全的人格，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不仅要具有渊博的知识，还要懂得做人，他说：“中国传统教育也一直关注如何培养理想完整的人格。故‘中国人之学，主要在如何培养一理想完整之人格’。”〔9〕尤其是儒家教育一直追求仁德的做人境界，儒家的文化教育强调人的内在道德品质的完善，强调为人的教育和健全人格的教育。学生不应该死读书，成为只会存储知识的“书橱”，教育也不应该只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还需要让学生多多关注生活问题，从生活、社会、学习等多个角度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钱穆意识到受西方教育的影响，时人过多关注学生“学”的收获与发展，忽略了学生“人”的学习与培养，加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多学校将文化教育与职业发展挂钩，多了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少了一些理想与信仰，这是与文化教育宗旨相背离的。因此，他主张文化教育要将做学问与做人结合，才能培养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需求的人才。为此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院规特别强调：“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10〕学会做人必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正是他文化教育宗旨的灵魂。

其次，通识与专长并重是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理念。钱穆主张文化教育必须注重通识教育的培养，等学生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以后，再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有专攻，进行针对性的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垒，拆除不同科目之间的藩篱，激发学生对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兴趣，启发学生跨学科学习，养成多维度思考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能力，促进学生多元思维的有效发展。通识课程设置是文化教育的基础，通识课程的实施是一种博雅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强调人的知识的广博性。例如儒家教育注重让学生读经、史、子、集和“四书五经”，学习课程的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关于通识教育的作用，钱穆先生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普通知识是做人所需要的，约略言之，可分为三方面：一是道德的，二是艺术的，三是文化的。当职业愈专门愈好，做人则愈普通愈好；当职业可以你不懂我、我不懂你，做人则必做到互相了解、互相明白、互相承认。既然谋职与做人均不可忽略，那么专业和通学亦均不可缺少，二者孰轻孰重，亦是十分明了的。”〔11〕由此可见，通识教育是与每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但是光有通识教育还不够，还需要具有专长。钱穆所指专长是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长，他说：“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然后再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知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务使学者真切认识自己之专门所长在整个学术整个人生中之地位与意义。”〔12〕15学有专攻绝不是狭隘的，他在《新亚学规》中指出：“于博通的知识上，再就自己才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12〕1因此他主张增加通识课程设置，注重通识与专长并重的课程设置，并针对文理科的差异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正是通识与专长并重的文化教育课程设置理念改变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腐看法，使他们拥有了文化自信，进而将创新传统文化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

再次，历史阐释是文化教育的基本路径。在钱穆眼中，历史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是民族文化繁衍生息的过程，也是一门关于生命发展的科学。他认为，历史在变革与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凝聚了时代发展的精神与力量，它是重建文化教育的地基。文化精神是历史教育的本质内容，与历史密不可分，两者殊途同归。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历史的变革与演进中得以保存和流传。人们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一个民族有新的认识和发现，首先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愈是新的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国史待理之必要。”〔13〕65不了解历史，就不了解一个国家；不了解一个国家，就不知道一个国家的文化，文化也就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思想的“内核”，变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这也即钱穆所说的“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13〕69所以缺乏历史教育将不利于国家发展与民族文化弘扬。历史阐释非常重要，它承担着传递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的重任，因为历史背后蕴藏的是深厚的文化，历史与文化合二为一，历史是形式，文化是内容，透过历史的学习可以领悟文化深刻的内涵。钱穆从自身做起，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思想，他在新亚书院担任教师时讲授中国文学史内容，从文学起源讲到明清章回小说，讲课内容和结构十分完整与具体。钱穆对文学的研究带有“史”的意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让学生在学习中思考文化历史的发展，感受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带来的巨大能量。

三、他山之石——钱穆文化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著名佛学家汤用彤曾说：“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14〕笔者认为，对于钱穆文化教育的探索需将“文字考证”与“心性体会”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探索钱穆文化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这些启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创设优质的学习文化环境，涵养学生的人格。钱穆文化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而健全人格的培养不是靠“灌输”，而是靠“熏陶感染”，这就启迪我们创设优质的文化环境，涵养学生的人格情操。钱穆在创立新亚书院时，校风、教风与学风淳朴，校园文化环境从容淡泊，师生具有浓郁的学习和探究意识，这为师生人格的锤炼营造了和谐的文化环境。新亚书院的做法启迪今天的学校应该营造一个和谐、进取、创新、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让莘莘学子在风清气正的校园中接受文化熏陶，健康快乐地成长，以避俗世“泥淖”的玷污。当下是竞争日益激烈的信息与科技时代，国家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这要求学生善于学习知识，革新技能，创新理念，而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受教育者身上积淀起来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作支撑。建构以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为主导、以师生关系文化为主体、以校园精神文化为底蕴的学习文化氛围，这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形成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具有“润物细无声”的陶冶作用。学校应大力弘扬爱国敬业、求实创新的校园文化精神，建设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努力形成育人为本的校风、敬业乐业的教风、严谨求实的学风，惟其如此，涵养学生健全人格的目标才能实现。涵养学生的人格，需要教师营建优质的教学文化和优雅的学习环境，教师要具备合作探究的精神，不断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研究课程内容，探索新教育、新内容、新教法，以学生为中心，不断拓展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水平，反思课堂教学实践，历练自身的道德素质与内在品格，生成教育问题意识，养成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表征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学生也需要在教师的感召下，在优质的学习文化环境中主动求索，质疑问难，多元思维，不断提高自身的元认知水平，总结学习经验和人生智慧，使自己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文化继承者。总之，师生都应该以钱穆先生为楷模，扛起尊崇传统文化的旗帜，肩负起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责任与使命，将传统文化请进学校，请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渗透到教学中，浸染到师生的心灵深处，以夯实传统文化殿堂的根基，产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其次，构建新型课程体系，重视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教育领域，希冀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地代代相传，必须构建新的课程体系，增加相关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开设传统文化课程，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把传统文化课作为一门必修课程纳入课程体系中，使全体学生在课堂上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课程范围应该包括古代哲学、文学、道德、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将其作为通识课程设置，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为主旋律，以发扬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为重要内容。《论语》《孟子》《诗经》《礼记》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历史积淀的文化经典，其巨大的思想力量与艺术魅力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思想结晶。另一方面，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也要进行“文化传承”。学生处于学习的主体地位，但想要对经典古籍的内容和思想有深刻的掌握，需要教师正确的引领与指导。教师应该带着敬畏与严肃的态度解读经典，深刻体悟文化先哲们的人生智慧、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字里行间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内化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厚德载物、孝亲敬长、尊师重道；道家的道法自然、淡泊名利；佛家的众生平等、功德圆满，乐善好施……这些宝贵的思想都值得教师和学生学习与借鉴，它们可以洗涤心灵，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品质。钱穆说过“若使青年能读一部论语，读一部庄子，读一部史记，读一部陶渊明诗，彼之所得，有助于其情感之陶冶，意志之锻炼，趣味之提高，胸襟之开广，以至传统文化之认识，与自己人格之养成，种种效益，与上一堂化学听一课矿物所得者殊不同。然不得谓其于教育意义上无裨补。”〔15〕可以看出，钱穆认为学生阅读经典具有扩充知识、修养人格的作用，也能管窥到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内涵。在课堂教学中，重视文化的熏陶是当代教育体现人文关怀的基本途径。所谓人文关怀，在教育过程中表现为对人的发展的关注，对人的心灵的关怀。在通识与专长并举的课程设置中更应重视传授传统文化的通识课程，教学中强调通过声情并茂的诵读引导学生品味经典，让学生在鉴赏经典文本语言的同时，受到精美语言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价值判断、人文精神的熏陶感染，这对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心灵的启迪将产生积极影响。总之，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学生只有掌握了传统文化并勇于创造新文化，祖国的明天才有希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次，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精髓，重拾当代文化教育的自信。自近代以来，“中劣西优”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思维方式主导着一些中国人的文化实践。但是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加强，中国已不像近代化进程中的“懵懂的青年人”，极端激进的思想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需要用一种包容与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功能。儒道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儒家更是主流之“躯干”。在西方强势文化企图“编码”游戏规则的当代世界，重拾我国传统文化自信，坚持多元文化理解，找回“文化母体”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精髓，牢记钱穆1974年在韩国延世大学演讲中所说的避免模仿西方，抄袭西方，认识自己的传统，坚守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他的这种主张仍然适用于今天对待文化教育的态度。对于中国人的文化教育，还需中国人自己努力，要能够认识自己、尊重自己，以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心，坚持中国文化语境、中国文化特色、中国文化立场、中国文化精神，建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科学理念和有效方法。这不是让我们闭关自守，弘扬国粹主义，恪守自我文化中心，而是要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根基上秉持一种文化开放的气度，不能因为学习别人而迷失自己，更不能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否定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与自信尤其必要。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思想和制度经过时间的淘洗与时代的诠释，已经成为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宝贵经验，为当下的思想建设提供着一种资源，一种视角。文化教育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的生产活动，它的一个基本职能在于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即文化精神的建构具有重要使命”〔16〕。完成当代文化精神建构的使命，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精髓，重拾当代文化教育的自信。历史阐释是钱穆倡导的文化教育的基本路径，因为文化在历史中形成，“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17〕所以厘清传统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脉络，采用历史阐释的方略汲取传统文化精华，重拾当代文化教育的自信心，才能在文化的传承和理解、开放和重塑中走得更加从容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