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麒， 陈婷婷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是美国南方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风格独特，善于使用简洁明了的叙事语言将残酷骇人的暴力与死亡展现在读者面前，以达到让书中人物迎接上帝神恩降临、让读者为之一振的目的，堪称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基于她南方天主教作家的身份和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国内外对她的研究常从其作品包含的南方文化、女性主义、哥特书写和宗教叙事等角度切入。尽管21世纪以来，围绕奥康纳作品的研究也有了另辟蹊径的成果，如随着美国种族人权问题的加剧，少数学者也将视线转移到奥康纳作品中反映出的种族观念之上。然而，就目前国内外整体的研究成果来看，由于作品中的大量宗教元素，奥康纳已经被学界打上了“反智”“非理性”的标签。不过，本文认为尽管奥康纳作品中“受难-神恩”的叙事主题为她的作品渲染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在她选择这一主题的背后是她对信仰崩塌现象普遍存在的20世纪美国南方社会中的理性价值的重估。

本文尝试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对奥康纳作品当中暴力与死亡叙事之下掩藏的理性意识进行探析，以此来了解在20世纪西方现代社会这片精神荒原中的奥康纳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

二、信仰缺失下的理性失落

奥康纳的创作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阶段。诚然，当时人们的生活在工业文明的带领下日新月异，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在这繁荣表象之下，是高度物质化的生活带来的强烈危机感——人的生存空间不断地被物排挤，这加重了人们的非理性，孤独、痛苦甚至绝望的情绪催生了虚无主义，因此，人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困境。

奥康纳所生活的美国南方社会也受到了当时社会变革的影响，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往日朴素而稳定的生活状态被打破，连带着每日的教徒生活习惯也逐渐被人们丢弃，这使得他们大部分人的宗教信仰变质甚至消弭，曾经的美好南方神话也随之被残忍地撕碎。当时人们的精神遭到了物质的束缚从而失去了自由的本性，崇尚科学知识的传统理性主义过度封闭的内在逻辑要求又使得人们的自由精神进一步受到压抑——一方面，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可以借助自然科学达到任何目的，心安理得地沉溺在工业化带来的物质享乐之中，对神明与自然不再像以往那么敬畏，传统的宗教信仰也被抛弃到无人关注的角落；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人们在眼界得到开阔的同时，很多难以解决的、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更加直白地暴露在了人们面前，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明白科学必然存在的极限、逐渐失去对自然的掌控，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主体性被不断削弱，这加重了他们的危机感，于是人们被围困在了自己一手打造的理性牢笼之中。此时的美国南方社会，理性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虚伪的世俗风气席卷了奥康纳所处的整个生活环境。

对于20世纪普遍的这一“精神荒原”现象，奥康纳不止一次地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表达过无可奈何。然而正如20世纪神学家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所认为的那样，“基督教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将上帝的恩典视为廉价，将恩典看作‘可讨价还价的商品’”[1]，奥康纳也拒绝为了顺应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对基督教义进行任何改动，并对那些彻底摒弃宗教信仰、固执地认为传统理性主义可以改善社会的人嗤之以鼻，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更是丝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批判。

在其长篇小说《暴力夺取》(TheViolentBearItAway)一书中，奥康纳塑造了雷伯这一偏执又畸形的唯理论者形象。雷伯是主人公塔沃特的舅舅，和塔沃特一样，他幼年被塔沃特的舅姥爷收养，因而被灌输了许多宗教相关的知识。在逃离了舅姥爷之后，为了彻底摆脱宗教对他的影响，他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并试图说服自己的侄子。然而无论是和侄子塔沃特辩论，还是和自己内心的宗教渴求作斗争，雷伯都节节败退，并从生理到心理都呈现出了严重的畸形现象。

与雷伯这一形象接近的，还有《瘸腿的先进去》(TheLameEnteredFirst)中的主人公谢泼德。他试图用现代科学知识拯救少年犯鲁弗斯，却遭到后者的嘲弄与戏耍。他向鲁弗斯讲述普通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却完全忽视了自己儿子诺顿丧母后日渐敏感易碎的内心，不断地用严苛的话语和暴力的行为伤害他，最终导致诺顿上吊自杀，而对鲁弗斯的“救赎”也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此外，在她的短篇小说《善良的乡下人》(GoodCountryPeople)一作中，残疾的女博士乔伊被一个假装朴实的小伙子骗走了重要的义肢，并被丢弃在废弃谷仓里，这也是奥康纳对唯理论者的无情嘲讽。乔伊坚持无神论，自认自己拿了好几个学位，无论是什么谎言都能轻易看穿，可是却被这个《圣经》贩卖者用几个吻骗走了平时不会轻易摘下的义肢。面对小伙子的嘲笑与斥责，乔伊饱受羞辱，先前被她反复强调的“知识”“学位”显得异常可笑[2]216。在这篇小说中，女博士代表了传统理性主义，她看似坚定而理智，但事实上只是一个局限在狭小空间里的井底之蛙。她在小伙子的哄骗中被牵着鼻子走，在丧失了依靠之后更是成为了连自救都做不到的废人。

正如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在他的“情理平行论”学说中提出的那样，无论人的理性的力量有多大，它都不可能完全控制人的情感并时时刻刻对人的行为进行全面地指导。理性决定论使雷伯、谢泼德这类人陷入了对科学知识的盲从之中，他们就像斯威夫特笔下的拉普特人一样，反复强调着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科学知识的有限性，甚至还将其视作拯救一切的最佳工具，因而他们所谓的理性不过是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罢了。

通过文学创作，奥康纳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中传统理性主义遭遇的困境。上帝隐身之后，人的本能欲望压制了理性，邪恶战胜了善良。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充满了荒诞而诡异的意味，繁荣的社会表象之下其实是一片毒草丛生的精神荒原。人们赖以生存的科学理性变成了包裹在迷茫自我之外的坚固外壳，此时还一味地坚持科学理性，只会令自我更加脆弱，进而更加远离理想的理性状态。

三、暴力书写中的主体觉醒

面对20世纪美国信仰缺失、理性失落的现代社会状况，奥康纳选择了“受难-神恩”这一主题来进行叙事，通过暴力的书写来打破固化的科学理性外壳，让人们从迷茫的状态中觉醒，进而复归其主体地位。

奥康纳的“施暴对象”在作品中主要分为两类。首先，她塑造了许多面对基督时在信与不信之间不断徘徊的人物形象，他们一方面曾深受宗教的影响，即便是在拒绝承认基督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信徒才有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否认基督的存在、寻找各种途径逃避神恩的降临。对于这类人物，奥康纳使他们不断受难，从而让他们在痛苦中承认基督的存在，接受上帝的神恩。

在《暴力夺取》中，故事主人公塔沃特的出生伴随着一场惨烈的车祸。他的父母惨死在这场车祸之中，他则是被他的舅姥爷从母亲的子宫当中取出来的。塔沃特的出生过程与正常的分娩过程不同，伴随着令人不适的血腥与死亡。舅姥爷去世之后，同舅舅雷伯一样，被舅姥爷强行灌输了许多宗教知识的塔沃特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分裂式的自我质询。在亲手溺死了自己的白痴侄子毕晓普之后，他的精神陷入到严重的恍惚状态之中。直到结局处，塔沃特遭受了陌生男人的侵犯，这时他才真正意义上地接受了上帝神恩的沐浴。纵观主人公塔沃特的整段经历，他在内心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几次受难，最终也是在遭受了痛苦之后才回归了上帝的怀抱。与塔沃特相似，在奥康纳另一部长篇小说《智血》(WiseBlood)中，主人公黑兹尔一心想要成立一个没有耶稣的教会，还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违抗基督教义，但后来却不断受挫，难以捉摸的命运使他一次次地回到基督的面前。小说结尾处，他在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后才终于正视了耶稣的存在。

在奥康纳看来，像塔沃特、黑兹尔这类人其实内心早已播种下了信仰的种子，他们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来试图扼杀这粒种子都不过是徒劳。20世纪法国现象学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曾在著作《知觉现象学》中对人的肉体有过这么一段论述：“身体是一种奇特的物体，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意义。”[3]因此，为了让他们如同约伯一样在痛苦中回归上帝的怀抱，对他们施以暴力，令他们受难是一种最为有效的办法。正如奥康纳于1963年在霍林斯大学做演讲时所说的那样，“我发现暴力很奇怪地能够令我的人物回归现实(即宗教现实)，并且使他们接受神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们的头脑太顽固”[4]，他们那颗在基督面前紧紧封闭起来的心需要用暴力从外猛烈地敲打开，只有这样，上帝的圣光才得以照射进去。

其次，奥康纳也描写了很多精神麻木的人物。和前者不同，他们并不排斥宗教，在基督面前也并不犹疑，而是对神恩的降临无动于衷。和朋霍费尔所提倡的“完全地活在世界里”[5]的基督徒不同，他们漂浮在世俗主义的上空，对宗教信仰的真正涵义视而不见，对其他事物也没有试图去理解的想法。

《好人难寻》(AGoodManIsHardtoFind)中的老太太就是这类人物中的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她觉得自己同家中的其他成员不一样，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南方淑女，因此即便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出游，她也要打扮得规规矩矩，唯恐别人看不出她文明人的高贵身份。从表面上看来，满口基督、教条的她似乎是一个合格的信徒，但事实上她的信仰不过是想要为自己增添一份面上的光彩罢了。她借用上帝的名义为自己求情，却完全不管被杀人犯带进小树林的其他家人，于她而言，信仰也只是保全自己的工具而已。直到最后，她真的意识到了死亡即将降临，这才真正明白了信仰的真谛。被“不和谐分子”开枪打死后，她“双腿像个孩子似的盘在身下，对着没有云的天空露出微笑”[2]46，这说明此时的她已经承蒙神明的关怀，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启示》(Revelation)中的特平太太也是这类人物的一大代表。她向另一位妇人吹嘘自己的身份地位、家庭财产，认为自己是被上帝眷顾着的人，却在被这位妇人的丑陋女儿用书痛击了头部之后才恍然意识到自己的无足轻重。

奥康纳笔下的这类人物被世俗蒙蔽了双眼，将宗教信仰仅看作是世俗主义的一部分，窄化了宗教的内涵。于是奥康纳便用暴力敲打他们，将他们从世俗主义的迷梦中唤醒，从而让上帝的救赎降临到他们身上。

在神学家朋霍费尔关于“道成肉身”的理论中，他提出想要拥抱“道成肉身”的上帝，就必须将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全然奉上。奥康纳的暴力叙事思想与朋霍费尔的这一理论十分相近，在她看来，人只有通过肉体的受难，在绝境中尝尽痛苦，才得以拥抱上帝、接受神恩。从这个层面而言，奥康纳的这种暴力叙事就不能被单纯地看作是血腥残忍的情节安排，而应该是一种死亡关怀，即：她通过暴力叙事给予这些试图拒绝或错误理解上帝恩典的人一次重生的机会。

很多人将奥康纳的这种死亡关怀与传统的哥特小说联系起来，并认为她笔下的暴力与死亡描写是带着恐怖阴森的怪诞气息的。诚然，因受到传统哥特小说和南方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们的影响，奥康纳的暴力叙事确实带有明显的哥特色彩，但其内在意蕴却和诅咒并无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奥康纳笔下暴力叙事的出发点是对世俗的鞭挞以及对神恩的渴望。尽管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令人战栗的血腥事件的发生，但是这些血腥事件都不过是奥康纳的手段而已——这就像《圣经》当中索多玛之城与诺亚方舟的故事一样，由于人类道德堕落、犯下了罪，上帝便降罚于整片大地，以达到净化人类身上的罪恶的目的。而由于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神圣而崇高的，所以这些暴力叙事也被渲染上了神秘而圣洁的色彩，体现出了奥康纳颠覆性的暴力美学思想。

奥康纳这种颠覆性的暴力美学思想与她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奥康纳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童年时期生活在充满温暖与关怀的家庭环境当中，但16岁时亲眼看着父亲死于红斑狼疮的经历使她的心灵和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25岁的时候，她也患上同样的遗传病，这极大地限制了她生活范围，因此除去求学的时间，奥康纳人生大部分的光阴都是和她的母亲生活在米里奇维尔的农庄里。这样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消磨奥康纳生存的勇气，反而使她得以拥有大量的思考时间，不断探索关于社会、宗教以及上帝的问题，从而拓宽思想层面的深度。

可以说，正是因为坦然面对了死亡的威胁，奥康纳才能使折磨着她的病痛在文学的土壤中结出了丰硕的暴力美学之果。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让奥康纳意识到了苦难对于生命的独特的关怀作用，并将自身的创作变成了一种敲打沉溺于世俗、拒绝神恩的人们的途径。

四、宗教选择下的理性重建

在借暴力书写打破时人迷茫的精神状态后，奥康纳又试图通过对宗教的适当选择来达成理性意识的重建。尽管对近代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奥康纳的作品中也体现出了对传统理性思想的回归与重建。

首先，奥康纳作品中传达出的理性精神同古罗马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宗教理性”遥相呼应。自古希腊先哲提出“理性”这一概念之时，理性便和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相伴而生，时而齐头并进，时而背道相驰。发展到古罗马时期，哲学家们对“理性”的诠释出现了明显向宗教回归的倾向，从而衍生了一种特殊的定义——“宗教理性”。正如马克思曾对宗教做出的这番评价一样，“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6]123基督教的确立和“宗教理性”这一概念的出现与古罗马时期下层贫民的悲惨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由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所以当时人们得出的许多探索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带着神学色彩，再加上各大哲学思想流派的影响，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当时的基督教表现出一种理性倾向，成为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变异。“宗教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当时的神学家们追求理性思考的执着态度，但其矛盾性也为它在中世纪教会统治愈发黑暗的后期走向沉寂埋下了伏笔。

现在我们论及“宗教理性”这一概念，一般会强调它的两大思想体系，一个是以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为代表的教父哲学思想体系；一个是以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为代表的经院哲学思想体系。圣·奥古斯丁从忏悔自身早年的放荡生活为起点，提倡克制私欲，并对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了探索，认为善与恶都是人通过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该承担怎样的后果也都是其自由意志带来的，从而肯定了人身上的“原罪性”。这同奥康纳笔下人物进行选择并承担选择后果的行为十分接近。而托马斯·阿奎那则提出了“行动第一”的原则，认为世界上的所有“智慧”都是通过行动得来的，并指出教徒必须要通过理性的思考与逻辑推理才可能得以见到天主。这与奥康纳作品中人物自身不断受难、不断在反思中迎接恩典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了相似的内涵。

其次，奥康纳的作品在宗教信仰和理性思维的同步体现这一问题上传达出的看法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部分观点相吻合，但在看待理性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上，奥康纳则和黑格尔有着明显的区别。

黑格尔在他的绝对理性主义思想体系中将理性与信仰同时抬升，提出了“思辨的信仰”这一说法。他对康德(Immanuel Kant)在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总结时将信仰与理性二者不加区分地看作一体的观点表示不赞同，认为康德这种观点是误解了“信仰”和“理性”二者的概念。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理性与信仰是内在统一的不同概念。人的理性可以通过现象看穿事物的本质，从而上升到一个“绝对精神”的精神领域。而在“绝对精神”的领域中，宗教与哲学会共同诞生，宗教“以信仰方式达到对绝对理念即上帝的认知，哲学则以概念方式把握绝对理念”[7]。这样一来，黑格尔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哲学理论便转变为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论调。这种神秘主义蕴含着对自然与上帝的敬畏之情，而奥康纳作品中的许多“降罚”情节的安排也都是源于奥康纳对上帝与未知事物的敬畏，她笔下人物在受难之时感受到的神启则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有着极为相近的内涵。

但二者对“理性”在这个神秘主义的推导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黑格尔看来，单纯地依靠信仰是不可能达到对“绝对理念”的领悟的，人必须借由理性的推手才可能得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整个过程中，信仰与理性二者是共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的。奥康纳也肯定了这个过程中理性的重要性，但显然，在她笔下被更为强调的是信仰的重要性，理性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让人物通过在受难中的理性思考从而回归到对上帝的信仰之上。

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奥康纳的宗教选择背后是有着她的理性考量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她对20世纪美国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上。

第一，奥康纳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有色人种问题的看法。在她创作于20世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时期的短篇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EverythingThatRisesMustConverge)中，主人公朱利安的母亲没有意识到社会状况的变化，不顾儿子的劝阻，依旧以施舍的高姿态赏给一个黑人小男孩一枚硬币，结果却遭到小男孩母亲的一记重拳。在被儿子挑明真相之后，她无法接受现实，在万分惶恐中将记忆缩回到早已成为了泡影的南方时期。在这篇小说中，奥康纳借由朱利安的话道出了她想表达的主题：“从现在开始你得活在新世界，面对新现实做点改变。打起精神来，你死不了。”[8]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对于沉溺在旧世界的母亲来说，却足以要了她的命。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黑人运动对当时的南方作家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南方文学作品不免要涉及这个问题。而尽管一直生活在美国南方的农庄里，但是奥康纳却对种族平权的问题看得十分透彻。

而与此同时，奥康纳也要求教徒们不要一味地考虑来世的幸福，应该将精力放在现世的生活之上，这一点在《暴力夺取》中有所体现：“人的伟大尊严，就在于他能说出这话：我只出生一回，不会重生。此生能为自己和家人朋友们看到做到的，就是我能拥有的一切，而我对此非常满足。做人有此足矣。”[9]与以往笃信宗教的教徒们不同，奥康纳明白现世幸福的意义，强调亲情友情的重要性，这种对现实生活的认同与强调也是她理性思考的证明。

第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奥康纳的作品中也体现出了她对当时社会环境中女性社会地位与生存状态的思考。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她的《眺望林景》(AViewofTheWoods)一书中。这篇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年仅九岁的玛丽·方琼从小跟随外祖父一起生活，但是由于外祖父卖掉土地的打算而激怒了玛丽的父亲皮斯，所以父亲为了宣泄自己的不满与愤怒，时常会把玛丽带到外面抽打一顿。外祖父不敢直接和女婿发火，只能逼玛丽自己反抗。生活在外祖父与父亲双重压迫之下的玛丽开始反抗外祖父，可最后却被外祖父杀死。小说中的玛丽自始至终都未能逃脱“父权”的压迫——前期她一直被外祖父约束着，看似受宠，其实却只是外祖父的人偶罢了；后期她开始反抗，可反抗的动力却是来自父亲这一更加暴力野蛮的“父权”的压迫。这篇短篇小说反映了当时女性自出生以后便生活在“父权”的重负之下，就算试图摆脱也只是徒劳的社会现实。而奥康纳笔下塑造的诸如老太太(《好人难寻》)、特平太太(《启示》)等女性角色身上则体现了那些在传统男权社会背景下心灵逐渐封闭、扭曲的女性特点，她们长期沉溺在“南方旧梦”当中，端着高贵南方淑女的架子，不愿接受新时代的到来。对于这类女性，奥康纳不吝笔墨地予以嘲讽与批判。

总之，奥康纳在作品中做出的理性重建的尝试正是基于她对20世纪西方现代社会的状况所做出的理性思考。她没有受到封闭的生活环境、陈旧的思想浸润等多方面的影响，对人权、自由等问题有着清楚而理性的判断，从而将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转化为了一种对生存环境的积极影响。

五、重构理性中的存在哲思

由于19世纪末西方进入了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前夕，日益混乱的社会形势和人们日渐颓丧的精神状态，使得在西方理论界以神学界为中心流行起了一种名为“末世论”的说法。虽然“末世论”很容易被理解为宣告世界终结、万物灭亡的学说，但其实当时所流行的这种“末世论”观点更多的是希望为现代社会寻求一条通向明亮的发展前景的道路，为人类的生存寻找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总之这一学说的核心理念是“终结中的开端”。这种“末世论”在一定程度上含有针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因此也成为了20世纪西方现代社会中空前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一股思想来源。

存在主义哲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一批西方哲学家面对现代社会中诸多难以调和的人类生存困境而提出的非理性的哲学主张，它旨在用非理性的方式将人们在现代社会空前的“旋风”中不可避免要产生的无力感与失落感表达出来，并从混乱中给予人的生存以理由。20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在他的著作《这个时代的人》中指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真正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努力使个人觉悟到，即使面对着现代趋向标准化的群众社会大潮流，仍然有可能过上本真的生活”[10]。从这个层面来看，存在主义哲学的内核其实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思与重释，存在主义哲学所探讨的人类的非理性其实是人类的理性本身所包含的一种无法深入探索的存在。对存在主义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说：“对存在的理解本身就确定了此在的存在”[11]，因此如果无法确认“存在主义”这个饱含非理性意味的存在，那么人们也就无法完全认识到理性的真谛。总之，存在主义和理性并不是相对立的关系，相反他们彼此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因为“存在有它的自发性，真正的理性就是它自己的存在方式，任何来自外部的理性都是想象的，没有根基的”[12]。

而奥康纳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重建起的理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就回应了19世纪末兴起的“末世论”的核心思想，同时也折射出了她对现代人遭受的存在主义困境的思考。

奥康纳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首先体现在她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关系的描写上。在她笔下，人与人之间都是冷漠、隔膜，难以理解和沟通的。《好人难寻》中老太太和家人之间格格不入；《格林里夫一家》(Greenleaf)里梅太太对邻居格林里夫一家人百般嘲讽刁难；《暴力夺取》中主人公塔沃特和舅舅雷伯之间矛盾重重，塔沃特之后更是将自己的侄子毕晓普溺死在水里，在返回老家的路上，他又被不怀好意的陌生人侵犯……存在主义者们承认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但却质疑“他人”与“我”彼此之间是否真的能把对方当作“人”而非“物”来看待。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提出了“他人即地狱”的观点，认为“他人”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必然会在相处过程中威胁到“我”的存在，“他人”对“我”的任何要求乃至威胁本质上就是在试图将“我”变成物，如果想要摆脱这种境遇，“我”就只能反过来将“他人”看作物。因此，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难以达成理解与和谐。奥康纳作品中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在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困境进行展现的同时，也回应了萨特的这一观点。

其次，奥康纳作品也体现出了少许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整本《暴力夺取》所讲述的都是主人公塔沃特在信与不信之间的痛苦选择，他不断试图逃离，找寻各种途径消解自己的痛苦，《智血》中的黑兹尔也是一样；《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朱利安的母亲几次想要逗黑人小孩，朱利安几次阻止，但母亲还是三番五次地做出选择去开黑人小孩的玩笑；《河》(River)的最后，贝弗尔不断尝试着让自己沉入河中，希望自己身上的一切污浊随之消失……尽管奥康纳早已有了自己明确的选择倾向，但是她也乐于描写书中人物在接受与拒绝之间的选择挣扎。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存在是荒诞的，所以为了给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和依据，人就需要做出选择并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奥康纳笔下的人物在做出选择之后，都会立即迎来选择的后果——《暴力夺取》中的塔沃特在不断反抗基督命运之后，屡屡经受痛苦的折磨；《智血》中的黑兹尔崩溃地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借以“赎罪”；《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朱利安母亲被黑人小孩的母亲痛打了一拳；《河》里面的贝弗尔以自沉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坚定的信仰之心……无论是以怎样的形式，奥康纳笔下人物的最终命运都与他们前期的多次选择紧密相关。

由上可知，尽管奥康纳的作品深刻地体现着属于宗教思想的末世论的影响，但其作品的深层之下其实充斥着浓重的存在主义色彩。当然，奥康纳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地方与存在主义哲学的主流思想是相悖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两者对“人的存在”的看法。在奥康纳笔下，人是以怪诞的形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他的生与死都没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只有通过宗教信仰才能得到拯救或是找到存在的意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神本主义倾向。因此，奥康纳作品中的人物的受难总是显得如此突如其来、出人意料。而存在主义哲学则是以人为中心的，强调人本主义，尊重人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两者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奥康纳笔下人物做出的所谓的“自由选择”其实不过是假象。因为他们本质上不过是由“神”操控着的人偶，所以他们在进行“自由选择”时自然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操纵。这位“命运之神”就是奥康纳本人——她虽然也给予了笔下人物进行选择的机会，但是早在他们做出选择之前，奥康纳已经为他们每一个人安排了最终的命运。《智血》中的黑兹尔无论怎样努力都要臣服在上帝的脚下；《暴力夺取》中的塔沃特在受尽苦难之后，还是要朝着圣光前行……他们做出的选择看似自由，其实并无什么意义，充其量只是让上帝的力量显得更为不可抗拒罢了。奥康纳的这一安排，与存在主义哲学中阐释的“自由选择”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存在主义所说的“自由”是绝对的，它是伴随着人的存在而存在的。

五、结 语

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社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当时的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寻求生存的合理方式，宗教教徒们也不例外。一方面，当时的教徒们尝试通过各种手段使宗教信仰得以继续在人群中传播，他们考虑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个人关怀等各方面的问题，尽可能地想要让宗教继续维系其原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信仰可以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拯救精神濒临崩溃的现代人。作为天主教徒的奥康纳自然也有着类似的考虑。然而她并没有打算让宗教去适应当时的社会，相反在她眼中，是现代精神荒原一般的社会景象和自甘堕落的人们亟待上帝的降临与拯救。不仅如此，在她看来，为了迎接神恩的降临，人们还要为自己曾经的堕落与无知付出血的代价。

尽管她的结论以及在作品中的践行方式都具有十分浓重的神学色彩，但本文认为这些结论都是奥康纳在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冷静的理性分析后得出的。正是因为看到了以科学知识为旗帜的传统理性主义存在的局限性、明白了信仰对于人来说具有其它一切事物均难以取代的救赎意义，奥康纳才选择高举信仰的旗帜，以淋漓的鲜血与可怖的死亡敲击现代人封闭的心灵。然而可惜的是，奥康纳在作品中过于强调接受神恩的重要性与拒斥神恩的残酷后果，因而完全忽视了科学知识对社会发展起到的强大推动作用和人作为个体所应该拥有的、维系自身主体性的权利，使她作品中难得的理性意识被浓重的宗教色彩完全遮蔽了。

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因为奥康纳作品中体现出的神学选择以及暴力血腥的神恩降临方式而无视她在得出结论前对现代社会进行的一系列的深刻关注与理性反思。但是，如果像奥康纳这样单纯地将改变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难题寄希望于宗教信仰，那么也只会令社会发展的脚步逐渐变慢直至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