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雅璇

（九江学院 文学院，江西九江 332005）

1 研究背景及缘起

2022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一项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备案的博物馆共有6 183 座， 较去年博物馆统计数据新增395 座。 中国博物馆的数量增长迅速且居于世界前列。 博物馆数量的增加理应伴随着博物馆展览质量的提高。但究竟什么样的展览算是高质量呢？由于国内还尚未建立成熟完善的展览评估体系及博物馆展览的概念一直在拓展， 所以这个问题无法给出一个标准性的回答，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观众的反应是检验展览质量的重点，观众是展览的服务对象，所以展览与观众关系的研究长期被国内外关注。自21 世纪以来，随着“博物馆体验”“博物馆之友”等理念的影响， 博物馆新定义提案中对社区参与和公众交流等概念的增加，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体系对“公共关系与服务”指标的修订和重视，以及国内学习型社会的大环境等诸多国内外背景下， 博物馆展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领袖”，而是帮助观众学习的伙伴；同样， 观众的反馈和建议也可以启发博物馆的规划设计，所以博物馆与观众这种平等互助的“朋友关系”需要被进一步构建。而展览作为博物馆的核心产品，观众作为博物馆的服务对象， 是构建这一关系的两个主角， 如何让两个主角建立更多的互动从而加深“友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在19 世纪就已有公开的关于展览与观众关系的研究资料。 例如:海格茵茨在1884年曾表示展览的设计可以干预观众的参观[1]。20 世纪上半叶，一些学者开始提出针对展览与观众关系的学术概念和观点。 例如：1916年，吉尔曼关注到博物馆观众的疲劳感[2]；1928年，罗宾逊最先提出吸引力（观众在展品前停留的概率）和持久力（观众在某个展品或整个展览中停留的时间）的定义[3]；1949年，阿尔玛在她的著作中阐述自己通过多次实践活动来记录不同类别的观众对新旧两种展览的不同反应[4]。 20 世纪50年代以后，对于展览与观众的关系研究开始呈井喷式增长，国外学者们通过不同的观察方式和标准，将展览中的观众总结为大同小异的类型。例如：福尔克将博物馆比喻为商场， 将观众划分为严肃的购物者、走马观花型和冲动型[5]；贝隆和拉斯塞尔则将观众形象地比喻为蚂蚁型、蝴蝶型、蚱蜢型和游鱼型[6]。此外，针对如何提高展览与观众的互动关系，学者也提供了许多专业建议。例如：希瑞拉认为应该将人体工程学融入博物馆展览设计中， 提高观众的参观舒适度[7]；奥德斯则更进一步认为观众的参观舒适度不但包括生理，也包括心理[8]。 2018年，妮娜·西蒙的《参与式博物馆》无论在博物馆传播学还是观众研究方面，都给国内外文博界带来不小的反响。

相较于国外， 国内针对此项研究起步晚， 数量少。 20 世纪，大多数国内研究只是停留在对观众参展后的评估调查。 进入21 世纪后，观众与展览的新型关系研究开始逐渐广泛。例如：严建强教授认为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观察观众从而判断展览的传播质量， 也可以通过对展览观念和技巧上的改进来构建与观众的平等关系； 安来顺教授在论述博物馆建设必要性的同时，也阐述了“观众友好型”博物馆的背景原因和探索策略。 为了提高观众对展览的参与度，展览的语境、传播方式和展览语言的阐释也逐渐成为国内文博界的研究热点。

3 展览与观众之间的问题

对现如今的展览陈列技术来说， 针对观众视听效果的营造已不再是难点， 真正的策展难点体现在如何阐释展览信息并让观众主动积极地、 快速准确地接收，从而在两者之间建立互动、产生情感沟通。长期以来，尤其是在传统学术型、遗物型的历史展览中，这种“朋友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当代依然有大量博物馆认为展览的重点只是在展览本身，但事实上，展览与观众同等重要。

从展览角度来讲， 如果展览的形式与内容未合理搭配， 会出现内容大于形式和形式大于内容的两种情况，有学者总结为冷门模式和热门模式[9]。 冷门模式在传统博物馆展览和历史类陈列展览中较为常见，这类模式忽略了形式艺术的应用，陈展模式枯燥教条化，对观众吸引力有限。 相比之下，热门模式又过分强调氛围营造, 新科技和新技术的滥用会影响展览自身的系统性和展品的内涵逻辑， 使得展览对观众的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观众与展览的关系问题还体现在观众评估方面。博物馆虽然为“第二课堂”，但博物馆毕竟是理解性的学习基地， 无法像学校一样非常量化地给出与观众互动的结果。 即便博物馆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得到观众的反馈，但现实中，有效反馈能占到40%—60%已经算很理想了[10]。 另外，观众自身的配合度也有待提高， 著名策展公司美国RAA（Ralph Appelbaum Associates）曾指出：中国观众参展时常常走马观花，很少深度挖掘展览含义，也不是非常在乎展览感受。 虽然博物馆展览无法直接要求观众配合度， 但其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工具，如果设计得既有趣又深刻，完全可以反向引导观众配合。

总之， 展览的形式与内容配合不合理会直接导致展览与观众的互动关系失衡， 并且由于博物馆的自身属性、 观众有限的配合度及观众对展览评估与反馈难以收集等，建立互动关系也是一大难点。

4 增加展览与观众互动的方法

4.1 扩大展览的“交友”范围

策展人在确立展览主题时要遵循平等多元的原则。长期以来，博物馆展览一直偏重主流价值观的宏大叙事和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之下，市民文化、社区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博物馆展览中比重较小。虽然这类展览相对少见，但事实上，这类展览有利于拉近与观众的距离，给观众以亲切之感，并且该类展览主题通常对观众的文博专业知识水平要求不高，理论上可以兼容绝大部分种类的观众。例如：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设计一些贴近百姓生活习俗的展览，吸引校内外不同类型观众的参观，在获得社会广泛好评的同时， 也成为该馆获得二级博物馆的重要依据之一。 这种亲民类的展览主题为策展人提供了更多的主题选择， 也带来了不同的技术挑战。 在实际策展过程中，相比设计其他类型的展览，策展人则需要更加详细完备的社会普查、 田野调查和针对性信息的采集， 然后根据信息进行数字化记录和最后的可视化呈现。

除了展览主题上的开拓之外， 展览设计也应该体现对各类观众的包容性。例如：在设计展览服务的过程中不要忽视小众群体的需求， 即完善服务残障人士的基础设施、提供多语种服务、修建第三厕所及为自闭症观众提供特定时间的“无打扰” 参观环境等。 此外，策展人应该尽可能地打破空间限制，将展览的影响力辐射更广，吸引潜在观众。 例如：完善线上展览，吸引更多非本地游客；与其他博物馆实现跨地域甚至跨国际合作巡展等。

不过部分观众不仅只满足于做博物馆展览的“客人”，即便他们没有文博的专业知识背景，但是他们也想参与展览的台前幕后， 那么策展人可以拓宽观众的参与模式，通过志愿者招募、“博物馆之友”等渠道来满足这一类观众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首届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型案例征集推介活动于2022年5月18日在“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正式启动， 这一活动的成立代表着观众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博物馆的方式得到极大认可。

4.2 加深展览的“交友”程度

与观众互动是展览“深度交友”的重点，如何构建互动就需要使用相关的策展技巧。

首先，策展人可以应用传播学和建构主义理论，在展览的阐述过程中联系通俗性史实或日常现实，构建公共记忆，加深与观众之间的共情关系[11]。 例如： 武汉的横渡长江博物馆在展览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历史之外还会联系并展览本地人的渡江习俗文化和比赛历史。 让观众在瞻仰伟人的同时更加认同了本土文化。

其次，展览可以使用一些沟通式的展览话语。例如：提问式展览文案，在这种情况下，观众不再是被动地获取信息，而是会主动地思考问题。如果观众是结伴参观，通常还会即时地相互分享问题和答案，加深了观众的参观印象。

再次， 叙事型展览也是展览设计中的沟通技巧之一， 这类展览尝试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达到展览和教育的目的，其特点是具有清晰的故事逻辑线[12]。 在叙事学领域中，作者、文本和读者是最基本的三个要素，类似于展览策划中的策展人、展览和观众。 叙事型展览就是展览策划时利用叙事学理论来让博物馆与观众之间进行对话，通俗来讲，就是让展览会“讲故事”。 而“讲故事”的重点是提炼“主角”，策展人要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人、 事或物让观众快速感知“故事”的逻辑线，并在展览中通过文字信息、展品和基础设施营造故事氛围，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叙事顺序推进展览情节[13]。 以西夏博物馆为例，博物馆设计了西夏情缘的历史故事，剧情主要围绕宋朝使臣陈圣哲与西夏大将军之女野利静姝之间的爱情故事线展开， 通过故事有逻辑地再现了西夏秉常在位时的社会面貌。 策展人还特意将此历史故事设计为馆内参观的第一站， 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顺利开展对剩余展览内容的理解。 但是并非所有的展览都能轻易找到“主角”，在此情况下，策展人也可使用“化语为境”的方式编排展览[14]。 例如：2021年，由故宫博物院和嘉德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朱艳华绮——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朝漆器展》 在北京正式开放，该展览的每个单元内部并无“主角”和故事逻辑，观众参观时无固定顺序，但展览设计了纪录片，片中多位故宫博物院的漆器修复师自述了自己的工作故事和文物的历史故事， 让即便没有阅读文字兴趣的观众也了解到漆器文物的“台前”与“幕后”。 除此之外，整个展览还利用了多个红色LED 灯、镜面和透明的波浪纹亚克力板来营造与朱漆文物相吻合的语境和氛围，让观众更加愿意探寻漆器展览的艺术魅力。

最后， 展览硬件设施的升级和布局的合理化也会延长观众在博物馆的参观时间。 高科技的使用可以拉近展览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如果根据展览内容需要，布置多媒体互动游戏、立体投影式讲解、3D 动画或电影等相关设备可以给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以深圳华强北博物馆为例， 华强北博物馆使用电子触摸屏和动画结合的方式展示计划经济时期的深圳电子元器件供应流程。动画中，供应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观众手动点击屏幕才会进行。 这种互动的方式既可以引起观众的兴趣， 也让复杂的信息变得易于接受。然而，华强北博物馆较多地使用数字技术是符合其展览主题的， 但并非所有的博物馆展览主题或预算都适合大量的高科技使用， 那么策展人也可以将人体工学的理论应用于改善展览设施和布局之中。 例如：展台的高度，光照的设计，走廊的宽度，休息区的设置和参观路线的辅助等。在一个“氛围友好”，布局合理的展览中观众会不自觉地按照策展人的设计走完全程并留下较好的参观印象， 这也是每一个策展人希望达到的效果。

4.3 加强观众参展前、中、后的研究

上文两项都是以策展的软性和硬性设计为侧重点献策，如果从观众研究角度出发来建立“友谊”，策展人面临的难度可能更大。因为观众的背景、先前掌握的知识、 文化及他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些不可控的因素都会影响观展感受。 策展人不能控制观众的参观方式和效果， 但却可以在观众研究的基础上去引导和影响观众。

一方面，分类观众是较为常见的观众研究方式。诺尔斯将博物馆观众简单地分为成人与儿童， 并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成人比儿童生活经验更丰富，参观展览的目的性更强[15]。 除了上述依据年龄分类观众之外，策展人还可以根据性别、观众数量（个体参观、团体参观、家庭参观等）、职业类别、社会角色、学历层次和种族籍别等方式分类观众， 策展人对于观众的理解越深刻， 他们越清楚哪些观众是展览的主要群体， 这也是博物馆倡导建立观众研究部门并将其作为策展人参考依据的原因。

另一方面， 对观众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也可以帮助策展人更好地理解观众。 定量研究偏向于对观众行为本身进行分析和分类， 对可以定量的行为进行总结，小心定义，认真归纳。 而定性研究则是研究观众行为背后的逻辑和缘由， 并对其加以解释和论证。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信息收集主要集中在观众参展过程中和观众参展之后的两个阶段。 收集信息的来源可以是正规严谨的调研也可以是日常化的细节反映。例如：策展人可以使用匿名建议卡和杂志或网络问卷调查等， 这类信息收集方式具有方便灵活，覆盖面广的优势，但劣势是有效反馈率难以保证。策展人也可以通过采访来收集观众信息，采访可以是现场的即时采访也可以是观众的回忆采访，可以收集观众的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 但观众配合度难以保证。 前面的信息采集方式都是在观众主动配合下完成， 其实策展人也可以在观众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日常细节来收集信息， 即展览场所不同区域的地砖磨损程度、 不同单元的宣传册使用量和展柜上留下指纹鼻纹的数量等，这些信息虽然零散杂乱，却是观众跟展览之间最直接的互动痕迹。

5 结语

博物馆策展人应该认识到博物馆不是展品仓库，而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展品也不仅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或文物，还是体现社会记忆的媒介；展览也不仅是展示藏品的美丽容器，还是社会记忆的传话筒，是建立起展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梁。在这种理念下，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建立展览与观众之间有效的互动，这种互动可以帮助策展人检验和改进展览，也有利于对观众进行深刻教育， 促进一个展览完成使命。如果一个展览在策划完成后，可以让观众经历感官吸引、信息理解、启发共鸣、交流分享四个阶段，那么说明该展览与观众之间的“友谊”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