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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的两个状态:关于青年策展现状的观察与思考

2020-08-04段少锋

画刊 2020年7期
关键词:策展当代艺术危机

段少锋

现状与缘起

“挑战与发现:策展时代的年轻策展人”是我2019年策划的一个采访和出版计划。从2019年年底到2020年5月期间,我采访了19位活跃的年轻策展人,本来计划在访谈之外呈现他们比较完整的策展档案。在我的预想中,策展档案部分首先应该包含策展文章的梳理以及策展人阅读书籍的分享和推荐,最后一部分才是策展履历的小档案。但考虑到接受采访的策展人正处在一个成长状态,他们的履历和认识随着时间也在生长变化,最终决定只保留策展履历部分。或许正是这样的缺憾和未可预知的变化,给予我几年后重新回访这些策展人的理由。假以时日,当我重新依据这本书进行回访,一定会有新的意义产生。就像《新周刊》在2000年做完“飘一代”的采访,又在2010年对“飘一代”进行回访。

做这样一个调查性的、朴素的采访项目,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它和我的个人危机与困惑的出现相关。从2011年策划第一个展览到今天,我已经在策展这个行当做了10年。从最初对策展的好奇与热情转到现在对于策展的困惑,我希望通过一次采访计划来寻找答案。其次,这个采访项目也是我以往关于青年艺术生态采访调研的延续。2016年,围绕年轻艺术家的生存现状这一话题,我采访了60个青年艺术家,做了一本独立出版物——《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与之相似,目前这个带着某种田野调查动机的采访,很像是2016年的延续,虽然未必能回答我思考的问题,但是在未来可能会为研究当代青年艺术现状的研究者提供某种依据。第三,希望以采访这种环保有效的方式促成更多群体性的讨论。我们这一代的策展人缺少群体性的联动,我的采访和编辑像是一个小的切入点,恰好以此带动青年策展人群体性的交流。

总的来讲,2019年的艺术现象和个人危机导致了我对策展中“挑战与发现”的思考。不仅仅是我,相信其他人也会有这样的怀疑和危机,甚至艺术系统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历对危机的思考和挑战,正是这种隐含的危机意识使得我推进这个计划。

2020年的疫情,讓“危机”这个词又有了新的含义。2019年谈论危机和2020年谈论危机变得极其不一样,“危机”已经成了艺术界要普遍面对的问题,这也正是本文以“一个问题的两个状态”为标题的原因。2020年新状况的出现加速了我们面对和解决危机的进程,而面对危机无非是从机遇和挑战两方面谈起。

背景和生态

2019年,佩斯北京撤离了北京798,箭厂空间也正式关闭,诞生于2008年的两个空间同时“歇业”,这种“宿命”一般的巧合,仿佛是近11年中国当代艺术处境和生态变化的寓言。在这11年里,中国当代艺术从双年展热走向了艺博会热(仅北京就并存着3个当代艺术博览会);自媒体热潮和独立空间的结合,又引发了2015年前后出现的独立空间热。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当代艺术大型展览项目逐渐走出北上广深,进入到三四线地方城市甚至田野之中;798艺术区也从艺术思潮和实验项目的发生地转变成为现在涌现着大师展和网红展的艺术时尚街区,展览空间内青年艺术家的面孔越来越少;今天的艺术消费从物质属性的收藏转入到体验,流量成了资本衡量艺术的重要标准。

这些现象的出现,让艺术边界越来越模糊,展览类型也越来越多样。艺术与政治、艺术与资本、艺术与商业,还有艺术与科技,我们正处于一个策展无所不在的时代。连《三联生活周刊》新推出的少年版,第1期都有介绍策展人的专门板块。话语促使策展复杂化,面临着也催生出数量庞大的同质化展览,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策展到底还重要吗?策展的未来是什么?

以上的问题在2020年新的状况中会有不一样的思考。首先,疫情促使艺术活动虚拟化。2020年的疫情影响到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行业同样如此。艺术机构的活动大量减少,策展相关的实践也处于停滞的状态。伴随着线下活动的减少和停滞,线上活动大量涌现,主要体现在云论坛和云展览两种形式,虚拟化原本是以往展览曾呈现出的趋势,而2020年特殊的环境加速了虚拟化的进程。其次,疫情使得艺术家与策展人重新思考艺术何为。策展在面对社会危机时应该做出什么调整,这为策展人提出了新的问题。第三,策展在没有艺术现场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观念,如何介入到今天的媒体潮流中?在2020年的文化生态中,我们看到媒体工作者和写作者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策展人自身的话题制造能力和写作能力如何在疫情时代转化成媒体行动?在展览现场减少与虚拟化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年轻策展人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创造新的策展可能。

2019年到2020年的时代背景使得艺术生态的变革进入了临界点,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受访策展人对于未来的态度。关于未来策展的可能,采访中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策展在未来的泛化和多元,于瀛、王子云、李杰、李泊岩回答中呈现出这样的倾向;第二,对于策展未来的不确定,比如宋振熙、王澈,王澈的回答甚至是拒绝谈论未来的;第三,策展越来越细分和专业化,突出策展的重要性,比如郑闻和王麟的观点。

面貌和构成

这次的采访计划尽可能涉及年轻一代策展人的各种面貌和身份构成,采访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呈现不同策展人对于问题的看法,这正是“挑战与发现”系列访问呈现出的生态上的意义。不同机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于不同专业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正是这些不一样形成了今天青年一代的策展生态,因为其不同而谓之生态。

本次采访的19位策展人,可概括为以下五种特征:

首先,艺术家转换成策展人身份,比如王将和于瀛。艺术家转换身份成为策展人的案例以往并不少见,年轻一代策展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对于介入策展的态度。比如王将认为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身份对他来讲不是转化关系而是极端的重叠关系,而于瀛其实并不认同策展人的身份,他甚至发明了“特别支持”这一称呼,出现在展览宣传中,可见他们对于策展人这一身份的取向是有反差的,这恰恰是现在艺术家身份转换成策展人身份中存在的不同立场。

其次,海归身份的策展人占了相当的比例。与以往国内实践基础上出国学习工作的上一代策展人颇为不同,这一代“海归”青年策展人,他们的策展学习和实践开始于西方艺术学院或者大学的策展或艺术评论专业,这使得他们对于西方的艺术体制在策展之初就是熟悉的,因此再回到国内的策展实践中,就带来了和本土年轻策展人不一样的策展角度和风格。他们不仅带来了新的视觉经验,也带来了新的工作方法。比如龙星如、李贝壳、缪子衿等策展人都毕业于英国的艺术学院,获得了策展相关的硕士学位。在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策展人逐渐成为一个现象,他们具有国际化的策展视野,有方法的优势、语言的优势,伴随着策展还有他们的写作和翻译工作。

第三,机构身份和独立身份趋于模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策展人的数量正在减少,机构策展人可以在供职的机构外策展,而机构也会邀请不同的策展人策展。随着艺术机构的数量和制度的完善,独立策展的项目正在减少,这一点与巫鸿先生《关于展览的展览》一书中涉及的20世纪90年代实验艺术项目不一样:90年代艺术机构尚未形成,实验展览项目往往是独立策展人自己来组织的,而今天这样的情况正在减少。此外,独立艺术空间的减少和环境的恶化也使得完全独立策展的项目更加减少。

第四,策展实践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展览实施的空间形态来讲,今天的策展实践早已经跳脱出传统的画廊和美术馆空间,在社会公共空间领域产生了各种形态的替代空间,比如商业体的美术馆空间的展览、文化遗迹和工业遗迹中的展览,以及涌现出的艺术乡建和大地艺术等。此外,随着大众对于展览体验的需求日益提升,艺术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展览形态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艺术介入社会中的展览、沉浸式与场景化的展览等,这些变化使得今天的年轻策展人不仅要具备艺术研究和策展的能力,同时又要对大众文化有自己的判断,还要具备一定的视觉设计的能力。

第五,与本土学院策展专业和中国本土策展学的形成同时成长。2003年中央美術学院率先建立第一个视觉艺术管理的专业,之后各个艺术学院相继开设了艺术管理专业,其细分中便包含策展专业方向,而近年来策展专业从研究生教育扩大到了本科教育阶段。年轻一代策展人的成长恰好是中国艺术学院策展专业的建立期,受访中,石冠哲、迟昭、李贝壳正是中央美术学院策展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阶段教学的亲历者。在学院策展实践层面,以2014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双年展“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为例,6位年轻策展人策划了本次展览,集中讨论了关于策展方方面面的问题。伴随着学科的发展,大量的艺术策展相关书籍也被出版引进,以蜜蜂文库的当代艺术出版为例,引进翻译了《策展简史》《关于策展的一切》等出版物;又比如广州时代美术馆根据策展论坛主编出版的《脚踏无地》《策展话题》等。2015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成立,2018年策展委员会发起首届“策展在中国”论坛,在2019年的第二届论坛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发出“是时候建立中国策展学”的倡议。从上述可见,年轻一代策展人的成长伴随着中国艺术学院的策展专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更大的语境中“中国策展学”的形成。

以上五个方面特征总结未必能全面概括今天年轻策展人的面貌和构成。伴随着学院和机构的变革,以及新的艺术现象和形态的出现,年轻一代策展人的特征和构成也在发生变化。

挑战与机遇

本次采访计划名为“挑战与发现”,在开篇伊始我就将其引申为对于危机的应对态度,“挑战”在于应对危机中的消极因素,而“发现”则是在危机中发现机遇。此外,“发现”也预示着年轻一代策展人的使命:在今天复杂多样的艺术生态中如何发现有价值的艺术。本次的采访问题设定集中于四个方面:风格、方法、困境、未来,恰好就是围绕着危机中的机遇和挑战展开的,关于挑战其实在前面背景与生态等论述中略有提及。

从机遇层面主要体现出:第一,中国社会现场巨大的能量。中国当代艺术与社会现场尤其关系紧密,今天中国交通与科技的发展促进了人的流动和信息的流动。这种流动性使得中国社会现场的能量饱满,仅从近年来大众文化的发展就可见一斑。技术层面,比如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的崛起、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年轻策展人的实践有了延伸的可能;内容层面,社会现场提供了庞大的信息量,刺激着今天的年轻策展人。第二,学院和社会艺术机构推出了多种形态的青年策展人计划,年轻策展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策展实践机会。美术馆层面有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青策计划、OCAT的研究型展览选拔计划、武汉合美术馆的青年策展人展览项目招募计划;社会机构层面包括位于北京798的现代汽车文化中心举办的Hyundai Blue Prize和吴作人国际艺术基金会推出的青年策展人计划。本次受访策展人中,就不乏这些青年策展人计划的受益者。第三,中国本土策展意识的提升为策展提供了话语平台。从未来学院学科建设、专业出版、艺术机构的建立和完善、私人美术馆的规范、社会机构艺术展览需求的增加这5个层面来看,策展人的舞台依然前景广阔。

从挑战层面来讲,2019年与2020年不同的状况都将策展的挑战推给我们:第一,艺术策展如何在策划无处不在的时代凸显出自身的专业性和独特性;第二,面对今天大众文化的崛起,尤其短视频和直播等影响下的大众文化消费,艺术策展如何在潮流中保持自己的判断和独立性;第三,在科技进步以及跨学科研究不断被提及的今天,策展如何有效地使用技术和跨学科合作;第四,面对艺术与商业、艺术与资本、艺术与政治等课题,年轻策展人依然需要面对和思考解决之道,这种解决之道事关自身的学术判断和独立精神。

结 语

10年前,当我策划第一个展览时,对于策展尚有清晰的认识,而今天,经历过越来越多关于策展的讨论和策展实践的探索,我反倒无法清晰地确定什么是策展。随着艺术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策展在我看来,变成了一个发现问题和呈现问题的方式。对于一个策展人来讲,能做好这两点已经很难了,更不要奢谈解决问题了。

今年我若干次推荐过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这本书,可能是对于危机的敏感和焦虑。我在未来将继续围绕危机这一话题推进接下来的工作,延续年轻策展人“挑战与发现”系列的采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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