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捷，秦烨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00）

原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曾说，如果遇上麻烦，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很清楚该怎么做：打电话联系斯皮尔伯格或者施瓦辛格[1]。瓦伦蒂玩笑似的总结当然不足以阐明好莱坞电影工业与美国政治之间漫长而精密的合作机制，但这句话至少圆滑地道出美国大片背后暗藏的文化意识玄机。好莱坞是美国文化传媒霸权的典型模式，其创造的美国主流叙事电影常常能将本国的文化与价值观藏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邮包中，寄往全球。

斯皮尔伯格则是好莱坞造梦家的杰出代表，其作品既是“让好莱坞电影成为所有人的一切”的有力尝试，又堪称美国意识形态变迁的晴雨表。他擅长讲两种美国故事：一种，是关于正义与爱国的宏大叙事；一种,是刺激、惊奇的冒险。常被当成励志片的《幸福终点站》，像极了斯皮尔伯格两类故事的融合体。有影评人指出，美国影业对于“9·11”事件本身并没有做出多少回应，只敢以圆熟的手法谨慎地处理政治内容[2]，毕竟“9·11”事件后，好莱坞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纽约世贸大楼[3]。然而，3年后，斯皮尔伯格就推出了以国际机场为故事发生地的《幸福终点站》。美国的国际机场“9·11”前是那样忙碌而繁华，是国际上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航空空袭离美国是那样遥远。片中东欧小国卡科日亚的内战，更是直接将观众拉回冷战末期。

《幸福终点站》的成功，当然离不开斯皮尔伯格的艺术造诣、电影制作班底的强大实力，以及汤姆·汉克斯等演员的高超演技。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它的成功还来源于迎合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心态，起到了振奋美国自信心的效果，电影如何发挥这种作用，将是该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1 浪漫的高明模仿：成功的故事新解

《幸福终点站》作为改编真实事件的电影，对底本的加工与修改非常精明。欢笑、泪水与信念是斯皮尔伯格式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幸福终点站》看上去就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前半段纳沃斯基的憨厚与朴拙令人发笑，后半段的爱情、友情和亲情令人动容，最终，主人公凭借强大的信念，替父亲实现了梦想，观众也在悲喜交加之中，认同了故事的价值观。

电影的故事原型是因难民证件被偷滞留在法国戴高乐机场数年的伊朗政治难民纳瑟里，在最后一刻放弃证件办理，继续在机场寄居。有人说这是“海上钢琴师”式的浪漫，亦有人认为，纳瑟里坚持要去英国，成为法国的合法难民依然无法让他释怀。第一种说法暂且按下不表，如果第二种说法成立，那么纳瑟里就是对英国有一定的归属感，这位昔日的留英学生以固执的姿态表示对英国的向往与认同。

电影主人公纳沃斯基的经历，看上去很像故事第二种说法的改写。纳沃斯基坚持在肯尼迪机场与机场主管弗兰克耗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完成父亲的遗愿：一个东欧人在匈牙利报纸上看到了美国爵士乐群星的合影，于是至死都希望能集齐他们的签名。斯皮尔伯格的改写非常成功，第一，体现在人物形象的转变上：倔强顽固的政治难民被软化成木讷敦厚的替父圆梦者。爵士乐是美国文化的经典形式，而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人临死前都对集齐美国爵士乐名家的签名念念不忘，他的儿子为了拿到最后一张签名愿意在异国的机场里等上9个月。换句话说，纳沃斯基的纽约之行实际上就是一次对美国文化的“朝圣”之旅，但斯皮尔伯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为这段“朝圣”之旅设计了一个“承诺”的糖衣外壳，同时附赠观众一份邂逅美艳空姐的浪漫。第二，体现在纳沃斯基在国际候机厅长达9 个月的滞留里。纳瑟里在戴高乐机场当然没有像纳沃斯基一般过着惊奇的生活，也不用对付刁钻狡黠的机场官员，最多是机场的一道特殊风景。事实上，在西方的一些机场，无家者寄宿在内并不是新鲜事。相对于其他公共场所，航站楼的生存环境算得上数一数二：有干净的卫生间和无数旅客吃剩的食物，而且在白天流浪者很容易隐瞒自己落魄的身份而装作候机旅客[4]。然而纳沃斯基的寄居生活非同寻常，他和机场里的各类职员交朋友，成功找到一份装修工差事得以糊口，帮助俄国人，和美女阿米莉谈恋爱，甚至造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喷泉。对于一个坚持要求入境的人而言，每天被拒绝堪称折磨，纳沃斯基却在受折磨的同时，替别人的爱情牵红线。相较于正常的寄居者和旅客，纳沃斯基就是一个格外突兀的存在。纳沃斯基的故事，是有些幽默而具有传奇色彩的童话，他像个“从疯人院逃出来的”（阿米莉看到金色喷泉时对纳沃斯基说了一句“Did you escape from an institution?”）具有超能力的人，在机场做出一桩桩奇事。

如此，一段传达出鲜明个人政治态度的故事，被斯皮尔伯格成功改编成一部天真烂漫的童话电影。纳沃斯基在等待9 个月之后终于踏进纽约，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他周围的人都闪烁着光芒。然而，拨开美丽童话的温情纱罩，故事其实一直在按照美国主旋律行进，传达出的是美国的价值取向，甚至纳沃斯基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贞，也是美国强调爱国主义的写照。

2 交通站点作为体验空间的国际机场

交通站点作为一种空间意象出现在影片中，一般都不难想到“出发”“到达”“起点”“终点”之类的隐喻，况且“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这个片名明显突出了“终点”的意义。以上都是从线性旅途的角度，赋予作为意象的机场意义。严格来说，对于国际旅客，进入机场并不等于到达终点，尤其是像纳沃斯基这样来自境外的旅客，一旦被拒绝入境，麻烦就会接踵而至。成功通过海关的旅客，往往也是向各自的目的地继续前进，去酒店、景点、公司，或是去见人、回家，诸如此类。机场似乎只是航班的终点，一个国际旅途全程的关键节点，人们在机场留下的只是来往匆匆的身影。

《幸福终点站》中，纳沃斯基在机场停留了9 个月，即使是没见过飞机的观众，通过这漫长而极富戏剧性夸张的经历，或多或少能够对国际机场有一些了解。斯皮尔伯格斥巨资盖起的微型肯尼迪机场，不仅是让电影里的纳沃斯基像住在真的机场一样，而且能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观感。当观众将自己代入影片中纳沃斯基的视角，或许会感到，虽然自己没有真正进入美国，但耳目所及皆是美国规则、美国文化的具象表现。纳沃斯基一边等待着进入美国，一边又在国际候机厅体验着美国。

电影中，机场作为一种体验空间发挥作用。它并不单纯是一种影视艺术手法，也不是笔者通过自行解读而产生的结论，因为现实中的大型机场，尤其是作为国际航班首末站的国际机场，在这方面的潜能已经被发现，并且正在被开发。学者安妮·格雷厄姆（Anne Graham）在《航空都会：作为经历和目的地的伦敦机场》（Aerotropolis: London's Airports as Experiences and Destinations）一文中谈到，伦敦的机场兼有两种角色，一是“目的地”（destinations）；二是“经历”（experiences）。换句话说，作为社会空间的机场，可以成为“体验”的场所。当然，每个旅客对于机场在旅途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只是把“在机场”看作旅行开始前必然存在的功能性事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在机场”是旅行不可或缺、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格雷厄姆提出，如果旅客在机场收获了积极的经历，那么他对真正的旅行目的地的好感就会增强，反之亦然[5]。

纳沃斯基在肯尼迪机场入境遭拒，还被机场主管刁难，这绝对是糟糕的经历，而现实中被移民或安全部门盯上的人更不会对该机场有好回忆。但斯皮尔伯格作为高明的故事改编者，还是要让纳沃斯基在肯尼迪机场里收获幸福，糟心的美国机场官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被稀释。而纳沃斯基置身于内的机场本身，正是施加影响的重要一员，它给予了纳沃斯基体验的空间，亦参与塑造了纳沃斯基的体验。电梯、升降机与各种玻璃结构塑造出的垂直空间就像等待探索的宝岛，每一层都有各色商店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位于高层的航空公司会员候机室则象征着更高级、更精细的享受。它们展示着美国形象：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生活多彩。对于来自东欧小国乡村的纳沃斯基来说，肯尼迪机场有许多未曾目睹的新鲜事物，而他在汉堡王前用苏打饼干夹着番茄酱，模拟吃汉堡的行为，或许已经昭示着机场塑造体验的某种胜利。

斯皮尔伯格，不过是用夸张的喜剧手法，再现部分现实。国际机场确实在给予旅客体验空间的同时，亦在影响着旅客的体验。零售店、餐饮店是一种施力因子，而各类服务与设施，其参与形塑体验的潜力都可以被开发出来。格雷厄姆指出，旅客一般在三个层面与机场发生思维上的关联：将机场经历投射到即将参观的地方，将机场置于旅行目的地的特点之下加以观照，将在机场的体验和旅游推广信息相比较。机场是地域的门面，是旅客领略该地的一扇窗口。今日的机场运营者们想出各种方法改善机场面貌、提高服务质量以博得国际旅客的好感，不仅是为了让旅客在机场多停留一会儿，从而增加他们在机场消费的可能性，以达到盈利的目的，也是因为这里是重要的宣传阵地，旅客在这里的体验会直接影响其对于目的地的印象与认知。

回到《幸福终点站》，斯皮尔伯格恰恰就是将郁闷的滞留转换成了奇妙的人生体验。纳沃斯基从身无分文、语言不通，转变成操着南斯拉夫口音的英语在机场游刃有余。许多人对于《幸福终点站》的直接感受，是它教会观众去等待，然而电影展现的重点与其说是等待本身，不如说是纳沃斯基在机场的美国文化初体验。巧克力、名牌西装，以及送餐员恩里克从配餐间偷出的各国风味的食物，不胜枚举。这些既是物质层面上的丰富，亦是文化层面上的感染。墨西哥裔的送餐员、非裔物流员工、印度裔清洁工、拉美裔汉堡王员工，多种族的人群都在这里找到职位。格雷厄姆指出，机场可以通过提供物质环境、文化艺术品与活动营造出当地的风情，回应旅客对于该地域的想象。然而，对于美国，或者说纽约而言，机场及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各类职员，其本身就是生动的文化象征。纽约是“梦想之城”（City of Dreams）,它既是无数外国移民的梦想，又是无数移民共同创造出的奇迹。City of Dreams 提到，纽约这个唯一一座由移民创造出来的世界城市，由“移民之国”美国孕育而出，再恰当不过，而通过纽约进入美国的移民比通过其他所有入境点进入美国的移民加起来还要多，这使得纽约的移民传奇成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6]。斯皮尔伯格成功运用了机场作为体验区所能发挥的文化功能，用移民之都的热情包容冲淡了严苛的移民法规与入境条例所暗示的对外来者的敏感、警惕。作为文化体验空间的机场本身，与纳沃斯基之父的爵士梦形成呼应：美国爵士乐正是欧洲白人文化、非洲黑人文化融合的结晶。或许斯皮尔伯格的改编故事中，朝圣之旅所要膜拜的，就是老生常谈的“美国大熔炉”，世界移民的幸福终点站，正是纽约，是美国。纳沃斯基最后表示“我要回家了”，本质上与美国的价值观并不冲突：所有美国公民都要忠于祖国。

斯皮尔伯格借着纳沃斯基童话般的历险，巧妙发挥了机场作为体验区的功能，加强了表达效果。《幸福终点站》创造了一个绝对不现实的传奇，纳沃斯基堪称一个例外：所有的现行法规都无法决定他何去何从，所有的障碍都无法阻挡他进入纽约的脚步。纳沃斯基能够成为例外这件事，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笔者接下来进行一种猜想与讨论。

3 作为例外的纳沃斯基与“美国例外论”

“9·11”事件在美国社会引起全方位震荡，其中之一便是“美国例外论”受到空前的追捧。这个自里根政府时期便流行于美国政治圈的政治术语，在“9·11”之后开始成为美国大众热议的话题。“美国例外论”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美国不仅是不同于其他国家，更是优于其他国家。“美国第一”的信念和“美国例外论”在“9·11”之后互为解释，大受美国民众的追捧[7]。小布什声称，“9·11”事件，出于他者对美国的挑战，出于他者不认同乃至破坏美国价值体系的意图——也就是说，“9·11”不单是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更是美国整个价值体系的对立面在公然寻衅的信号。小布什的这些言辞，做出了这样的表达：美国始终在被威胁，因为“时间先占”的策略意味着始终有一个怀有敌意的他者存在，哪怕并不知道对方究竟会是谁，小布什政府所运用的语言修辞，与“美国例外论” 的思想支点之一——预设他者（如设置假想敌）不谋而合。美国例外主义者的逻辑迫使他们面对一个问题：天下太平了怎么办。政治学者Huntington曾分析过这样尴尬的情形：苏联与东欧的裂变当然是美国希望的结果，但它们意味着所谓的“民主”不再被威胁，也就没有了敌人[8]。类似地，如果全世界都过着不输美国人的生活，那“美国第一”“美国例外论”这一系列的论调便失去了立足点。小布什政府过于令人担忧的修辞和论调，与“9·11”触目惊心的惨状，让美国公众陷入无限的恐慌中，既然别人可以直接劫持飞机撞向国土上的摩天大楼，一次性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还有什么能够增强对本国的信心呢。“美国第一”式的“美国例外论”无疑是有效的强心针之一：我们的国土有陷入危机的风险，正因为我们是独特的、优秀的，我们引以为荣的优越正是我们被仇视的原因。如此，美国政府的逻辑与美国公众的心态，实现了接轨。

斯皮尔伯格的《幸福终点站》作为一部打温情牌的“励志片”，高明之处不仅通过其改写故事的手法体现，而且以非传统的方式遵循、演绎并强化“美国例外论”。野蛮化、妖魔化他者是一种强效方式，但同时会激化群体之间的仇恨，让彼此之间负面的刻板印象越来越深，很容易激起一类人的强烈不满。《幸福终点站》则是这种传统手段的逆向表达：强调本国的优越，让本国身上的闪光标签越贴越牢。主人公纳沃斯基不是一个令人鄙夷或畏惧的、明显的“他者”，而是一个游离在各类法规之外，最终被美国社会包容的例外，再加上他的美国文明“朝圣”之旅已经套入家庭温情的礼物盒里，这样的手法以触动最原初的亲情、友情、爱情为引子，其感染力必然胜于异化他者。

影片最开始的20 分钟，足以激起美国本土观众强烈的自信心与认同感。“如鹤滑翔般优雅移动”的镜头在机场入境大厅巡游后，“高高在上” 地对着乌泱泱的入境旅客，然后才恢复了平视角度。这种处理暗示着泰然挺立镜头姿态的是美国，无数外来客的终点是美国。海关检查口此起彼伏的“公事还是私事”和签章声，似乎就是《辛德勒的名单》里一个场面的再现：逃难德裔犹太人的声音、姓名、护照、签章组成的蒙太奇影响。这里又是机场作为体验区的功能被电影加以利用、发挥的体现。正如韩国电影《摩加迪沙》片头所示，公然向国际旅客索贿，甚至抢走旅客财物的机场海关让人意识到影片中的某国极度腐败，美国空港入境处长长的队伍从侧面将美国描绘成一个人人向往的富足国度；反过来，美国观众目睹如此多的外来客都在等待“被允许” 进入自己的国家——同时意味着自己的国家有足够大的胸怀和足够强的能力让这么多人愿意等待，一种对本国的积极情感或多或少都会被激发出来。

表面上看，纳沃斯基与弗兰克的“消耗战”是他与美国移民官员做斗争，他没有服从弗兰克，选择放弃合法入境或打道回府，本质上他依然是电影片头那鱼贯而入的旅客中，甘愿等待“被允许”进入美国的一员，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成了例外。除了在机场滞留了超长时间，纳沃斯基的“例外”还在于他的寄居生活与进入纽约的方式。他和一般住在机场的流浪汉不同，为了一个承诺住在机场，有正常乃至超常的社交生活，最终在机场职工的簇拥下，靠着警卫长官违抗上级命令，得以走入纽约。众多“例外”夸张地聚集在纳沃斯基身上，在9 个月内接二连三地发生，却能说服观众看下去。原因之一，是这样的例外，被置于以“例外”自我标榜的美国中，变得可以理解。老生常谈的美国特色，是《幸福终点站》这个离奇故事能够讲通、讲好的原因。而美国惯常使用的自我定义，都是“美国例外论”的注脚，正因为具有这些特质，美国才会成为“第一”，成为“例外”。

4 结语

《幸福终点站》当然可以作为励志片、喜剧片欣赏，然而它确实使用了主流叙事的喉舌向观众讲述故事。斯皮尔伯格的高明改写，加上精心建造的微型国际机场所产生出的空间体验效应，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同时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引导观众接受并认同美国的价值观。著名的涵化理论指出，人们对于世界的印象更多地来源于媒体而不是教育，媒体直接将价值观与判断标准摆在观众的眼前。尽管《幸福终点站》的实质内核依然是美国意识，但同时它亦为观众呈现出可贵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如果说，充满暴力的电影画面只会鼓励暴力，那么，《幸福终点站》至少以一场夸张离奇的童话般的机场滞留之旅，教给观众坚持、善良与真诚，以及对感情的珍视。在讨论该电影如何进行文化传播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生态时，其中闪光的人性依然不能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