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萍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北宋时期，西京洛阳文人会聚，有大量文人来此任职、退隐闲居或者游历、养疾、讲学等，亦有定居于此或成为本地名人的尹洙、尹源、富弼、刘几、王慎言、邵雍、程颢、程颐等人。他们在洛阳广泛交游，并形成两次文人交游活动的高潮：一次是天圣、明道年间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欧阳修、梅尧臣、谢绛、尹洙等人，另一次是熙宁、元丰年间富弼、司马光、王拱辰、范纯仁、文彦博、鲜于侁、韩维、韩绛等人任职或退居于此，并与本地的文人学者邵雍、王慎言、王尚恭等人雅集交游、诗歌唱和。文人们的活动、创作与洛阳城市环境有着密切关联，而北宋时期洛阳城市环境的显著特点是园林景观遍布，园林游赏风气十分盛行。对于活跃在洛阳的文人而言，园林为他们提供了独特而富有诗意的城市空间，他们营建自己的园林，亦游赏别人的园林，并以诗文对园林进行了大量的书写，建构起文学世界中另一种意蕴丰富的城市图景。

一、洛阳休闲隐逸的城市文化风气与建园、游园传统

洛阳地处中原，气候适宜，民性安舒。《晋书·地理志》载：“《周礼》：‘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也。”[1]《宋史·地理志》亦言：“洛邑为天地之中，民性安舒。”[2]2117一个地域的习俗风气、文化氛围往往是长期形成的，也常常与文人活动有关。洛阳自中晚唐之时起便形成了以闲适为主调的习俗风气和环境氛围。作为陪都，随着帝王不再东巡，这里少了许多欢腾与喧嚣，在洛阳担任分司官也意味着闲散职务。这里多水竹，多花，景色宜人；这里宁静、浪漫而充满风情，适合人游赏和闲居。这里也远离了是非纷争，远离了政治中心的权力角逐。“月好共传唯此夜，境闲皆道是东都”(白居易《八月十五夜同诸客玩月》)[3]2447，“闲官在闲地，闲地唯东都，东都少名利”(白居易《咏怀》)[3]2279，“地称高情多水竹，山宜闲望少风尘”(白居易《送东都留守令狐尚书赴任》)[3]2060，是这个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洛阳建筑景观也显现出闲适、可游的特征。如张祜《洛中作》言：“尽日洛桥闲处看，秋风时节上阳宫。”[4]而白居易《中隐》一诗则是对洛阳闲适生活的理论升华和城市文化风气的深度概括：“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3]1765这一思想得到了洛阳文人的广泛认同，并俨然已成为洛阳城市精神的名片。

而在现实中，晚唐白居易、刘禹锡、裴度、李绅、崔玄亮、李仍淑、牛僧儒等文人则在此过着诗酒唱和、闲适自得的生活。他们抒写着优游自得的生活意趣，在文学中构建了洛阳幽静而远离尘嚣、闲适而富有诗意的生活空间。他们的日常居所则是宅园别业。他们在园林中“山游仍水嬉，沿洄无滞碍”“唱和笔走疾，问答杯行迟”“主客忘贵贱，不知俱是谁”(1)见于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猬蒙徵和才拙词繁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一诗。。白居易的园林在其中颇具代表性，其宅园在履道里。《池上篇序》中言：

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台百年，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径。[3]2846

裴度在洛阳的园林则十分壮丽，“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翠，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5]。李德裕在洛阳营建有平泉庄。康骈《剧谈录》卷下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门，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6]牛僧孺在归仁里建有宅第，城南营有别墅。白居易《太湖石记》中言其“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精葺宫宇”[7]，且将宾客赠送的许多太湖奇石列置其间。李仍淑在洛阳有樱桃岛。园林给文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开阔、幽静、优美且适合于聚会雅集的空间。

宋代的苏辙在《洛阳李氏园池诗记》一文中说：“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8]412可见，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使其“居之可乐”，唐以前洛阳即有此文化传统。唐人在此建园、游园，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使洛阳城的文化个性更加鲜明突出，亦使洛阳休闲隐逸的文化氛围更加突出。园林具有了更多人文气息，成为实现诗意生活的空间环境。

二、北宋时期的洛阳园林景观

洛阳繁盛的园林在五代时与城中许多其他建筑一样，多毁弃于兵乱，这座城市的园林隐逸宴游、休闲娱乐之风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风尚而相沿不息。宋代文人士大夫亦喜在洛阳建宅造园，优游自适。苏辙在《洛阳李氏园池诗记》中言：“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罔峦靡迆，四顾可挹，伊、洛、瀍、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8]412洛阳山川秀丽，景色优美，青山流水，奇花修竹，园林亭观之盛甲于天下。李复在崇宁四年所作的《游归仁园记》一文亦言及洛阳水和气舒、青山流水、竹木蒍茂的优美环境及构建园林之风：“洛阳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蒍茂美，故家遗俗多以园囿相高。”[9]第122册94-95自宋初以来，在洛阳建园、游园成为文人士绅的一大乐事。向拱尹河南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妓，纵酒为乐”[2]8910。吕蒙正“至洛，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子孙环列，迭奉寿觞，怡然自得”[2]9148。张齐贤“归洛，得裴度午桥庄，有池榭松竹之盛，日与亲旧觞咏其间，意甚旷适”[2]9158。李建中“前后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尤爱洛中风土，就构园池，号曰‘静居’”[2]13056。张去华以疾求分司西京，“在洛葺园庐，作中隐亭以见志”[2]10110。张观因其父张居业喜洛阳山水风物而在洛阳“买田宅、营林榭，以适其意”[2]9766。陈慥“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2]9922。这些名臣巨卿或著名文人纷纷在洛阳营建园林，引领了一时风气。至北宋中期，洛阳的园林景观已遍布全城。司马光在诗中言：“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题太原通判杨郎中新买水北园》)[10]6061“洛阳相望尽名园，墙外花胜墙里看。”(《看花四绝句》)[10]6194邵雍也在诗中言：“人间佳节唯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春游五首》其四)[10]4463“洛下园池不闭门，洞天休用别寻春。纵游只却输闲客，遍入何尝问主人。”(《洛下园池》)[10]4517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述了19所洛阳名园，分别是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环溪、刘氏园、丛春园、天王院花园子、归仁园、苗帅园、赵韩王园、李氏仁丰园、松岛、东园、紫金台张氏园、水北胡氏园、大字寺园、独乐园、湖园、吕文穆园。

富郑公园在天津桥南之尚善坊，与邵雍迁居后的住宅相邻。《邵氏闻见录》卷十八曰：“康节先公与富韩公有旧，公自汝州得请归洛养疾，筑大第，与康节天津隐居相迩。”[11]1820文彦博《司空相公特贶雅章入府光随迹依韵和呈以答厚意》一诗说：“平嵩极目西南望，仁里高闳近鼎门。”[12]321-322诗中自注：“富公宅直定鼎门。”园中有探春亭、四景堂、通津桥、方流亭、梅台、天光台等景点。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载：“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闿爽深密，皆曲有奥思。”[13]2其园中植物亦颇为奇特。《曲洧旧闻》载：“富韩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无所因附而特起，岁久遂成大树。高数寻，亭亭然可爱。”[14]邵雍住宅最初在履道坊，后迁天津桥南的尚善坊。《邵氏闻见录》载：“富韩公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11]1817司马光在尊贤坊有独乐园。其《独乐园记》云：“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以为园。”[9]第56册237《洛阳名园记》载：“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卑小不可与它园班。”[13]14又言：“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13]15司马光在洛阳留司御史台廨舍之东还有花庵。《花庵诗寄邵尧夫》一诗序说：“留台廨舍东新开小园，无亭榭，乃治木插竹，多种酴醾、宝相及牵牛、扁豆诸蔓延之物，使蒙羃其上，如栋宇之状，以为游涉休息之所。”[10]6052文彦博有园林名东田，或曰东园，临近东城，距其府第里余。《洛阳名园记》载：“文潞公东园。本药圃地，薄东城，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也。渊映、瀍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膚、药圃二堂间，列水石，西去其第里余。”[13]12《蒙斋笔谈》载：“文潞公居第不甚宏大，晚得其旁隙地数亩为园，号东田，日与宾客亲戚共游。”[15]在其间可体味到渺渺江湖之趣。王拱辰宅园环溪在道德坊，十分壮丽，有多处景观。《洛阳名园记》载：“环溪，王开府宅园，甚治。华亭者，南临池，池左右翼，而北过凉榭，复汇为大池，周围如环，故云然也。”[13]4文中记载环溪中有多景楼、风月台、锦厅、秀野台、岛坞等景观。“园中树，松桧花木，千株皆品，别种列除，其中为岛坞，使可张幄次，各待其盛而赏之。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13]5王尚恭宅园在思顺坊，程颢《和王安之五首》之《晩晖亭》说：“亭下花光春正好、亭头山色晩尤佳。欲知剩占清风处，思顺街东第一家。”[16]484据程颢、司马光等人诗作可知，其宅园中有晚晖亭、药畹、汙亭等景观。楚建中宅园在从善坊，与文彦博宅相邻，文彦博《游楚谏议园宅呈留守宣徽留台端明》言：“五里依仁宅，西邻数仞墙。”[12]299诗中末句自注：“楚建中正议宅俗呼为‘锦缠襻’。”[12]299

此外，据《河南志》所记，温柔坊有阁门使薛贻简园；道德坊有“后唐枢密使郭崇韬园，后没入官，俗名‘进过园’。园有十二斗角亭子，制作甚精”[17]10。思顺坊有王晦叔宅，园在宅南街。集贤坊有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园；尊贤坊有观文殿学士张观园、龙图阁直学士郭稹园。会节坊有尚书右仆射魏仁浦园，“牡丹有魏紫，盖出于此园”[17]20。还有王使馆园，“林木丰蔚，甲于洛城”[17]20。从善坊有赵普宅，“后有园池，其宏壮甲于洛城”[17]21。还有太子太保致仕杨凝式宅，“其地南北长，园林称是，而景趣萧洒，人号‘锦缠鑻’”[17]21。这些私家宅园引水穿池，建造亭阁台榭，栽种植物，很多宅园成为洛阳城中士女游赏休闲之所，也极大地美化了洛阳的空间环境，拉近了城市中人们与自然的距离。在人与花木水石的交流、契合中获得内心的适意与慰藉。

与唐代洛阳园林中较重视叠石成山，引水为泉、为滩不同，宋代洛阳园林中更多花木的栽植。如董氏东园“有栝可十围，实小如松实，而甘香过之”[13]4；环溪“园中树，松桧花木，千株皆品，别种列除”[13]5；丛春园“岑寂而乔木森然。桐梓桧柏，皆就行列”[13]6。归仁园“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13]8-9。苗帅园“故有七叶二树对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剏堂其北。竹万余竿，皆大满二三围。疏筠琅玕，如碧玉椽”[13]8。赵韩王园“高亭大榭，花木之渊薮”[13]10。司马光的独乐园中有种竹轩、浇花亭，吕文穆园木茂而竹盛。更有多家园林专以花木繁茂而著称，如松岛以种植松树为特色，“松岛，数百年松也。其东南隅，双松尤奇”[13]11。天王院花园子以牡丹著称，“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13]7。李氏仁丰园也以花木称胜，“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它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百余种。而又远方奇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故洛阳园囿花木有至千种者”[13]10。洛阳园林中的牡丹被称为天下第一，受到人们喜爱。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七“牡丹”条言：“今洛阳牡丹遂为天下第一。”[18]司马光也在诗中言：“洛邑牡丹天下最。”(《又和安国寺及诸园赏牡丹》)[10]6194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言：“予少时，闻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尝恨未能尽观其繁盛妍丽，窃有憾焉。熙宁中，长兄倅绛，因自东都谒告往省亲，三月过洛，始得游精蓝名圃，赏及牡丹，然后信谓向之所闻为不虚矣！”[19]252洛阳牡丹栽培技术十分先进，品种繁多，花色各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言：“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尝赐近臣，外廷所未识也。”[20]除牡丹外，一些本产于其他州县的花卉也多被植于洛阳园中，各种花卉在此争奇斗艳。《洛阳花木记》有言：“若天下四方所产珍丛佳卉，得一于园馆，足以为美景异致者，洛中靡不兼有之。”[19]252

三、北宋洛阳园林游赏与园林书写

洛阳园林既作为文人日常起居、聚会游赏之所，亦寄托了个人的人生意趣，可以在其间种花种药，泛舟钓鱼，临高闲眺，赋诗饮酒。文人的雅集活动多在园林中举行，他们也常同游城中名园并赋诗。欧阳修在《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中说：“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21]684天圣九年，谢绛、欧阳修、梅尧臣、张太素、尹洙等人同游大字院，欣赏其间红薇始开、影照波上的美景，并临水设席，衔觞对弈。欧阳修在离洛后所作的诗中回忆道：“园林相映花百种，都邑四顾山千层。朝行绿槐听流水，夜饮翠幕张红灯。”(《送徐生之渑池》)[21]144他还描绘了与文人们一起于园林中赏牡丹的情景：“河南官属尽贤俊，洛城池禦相连接。我时年才二十余，每到花开如蛱蝶。姚黄魏红腰带鞓，泼墨齐头藏绿叶。鹤翎添色又其次，此外虽妍犹婢妾。”(《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21]196梅尧臣《游园晚归马上希深命赋》是游园归来而作。司马光、邵雍、王拱辰、文彦博等人在洛阳不仅在自己的园林中过着隐逸生活，也常游赏彼此的园林和洛阳其他名园。司马光《暮春同刘伯寿史诚之饮宋叔达园》是同刘几和史炤在宋道园饮酒而作。《和潞公游天章楚建议园宅》是文彦博游赏楚建中宅园并赋诗，司马光作此诗相和；《和君贶题潞公东庄》是王拱辰游文彦博东庄并题诗，司马光作此诗以和。《和子华游君贶园》是韩绛游王拱辰宅园并赋诗，司马光以此诗相和。《和王安之题独乐园》是王尚恭赋诗吟咏独乐园，司马光和之。《明日雨止复招子骏尧夫游南园》，是招鲜于侁、范纯仁游南园而作。范纯仁亦有《君实南园饮罢留宿二首》《同张伯常会君实南园》等诗。大量关于游园赏花的诗作表明，游赏园林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们远离尘俗、摆脱烦恼的一种生活方式。司马光有多首此类诗作，如《和君贶老君庙姚黄牡丹》《和君贶任少师园赏梅》《和君贶宴张氏梅台》《看花四绝句》《又和安国寺及诸园赏牡丹》《二十七日邀子骏尧夫赏西街诸花》《又和上元日游南园赏梅花》等。范纯仁有《子骏君实约游园遇雨而止》《子华相公同游赵令公园》《和君实姚黄玉玲珑二品牡丹二首》等诗。文彦博的《游楚谏议园宅呈留守宣徽留台端明》，邵雍的《和君实端明洛阳看花》也都是与游赏园林活动相关的诗作。“耆英会”“真率会”等雅集活动也多在园林中举行。私家园林既与文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是他们文学写作的重要题材。这些文学世界中的园林营造了另一个极富诗意的空间，进一步丰富了洛阳园林景观的文化意蕴。

首先，文人们表现了在园林中的闲适生活与雅趣，丰富了园林景观的隐逸文化蕴涵。从本质而言，城市生活方式以群体性为特征。如蒋述卓在《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一书中所说：“城市是人们聚集的一种形式，人们在这个特定的区域里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由于人的社会性，城市文化在形成伊始就带有一定的群体性质。”[22]这种群体性与趋向于个体独立的隐逸生活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立的，园林则调和了二者间的矛盾。洛阳文人描写了园林中的清幽环境及在其间远离尘俗的闲适生活。如司马光《独乐园二首》：

独乐园中客，朝朝常闭门。端居无一事，今日又黄昏。

客到暂冠带，客归还上关。朱门客如市，岂得似林间。[10]6202

在司马光看来，在独乐园中的生活状态是客人稀少，闭门之时颇多，似生活于林间,颇有避世幽居、自足自乐之感，仿佛远离红尘世界。司马光在《见山台昼卧偶成》一诗中说：“移床独上高台卧，飒飒凉风吹面过。林蝉忽噪惊薄梦，手执残书幅巾堕。”[10]6063在园中独卧于高台之上，任飒飒凉风轻拂人面，手执一卷书在惬意中悄然入梦，又被满林的蝉鸣声唤醒，任头上的幅巾轻轻滑落。司马光《花庵独坐呈尧夫先生》说：“荒园才一亩，意足以为多。虽不居丘壑，常如隐薜萝。忘机林鸟下，极目塞鸿过。为问市朝客，红尘深几何。”[10]6175园虽不广，却令主人适意，虽在城里，而如隐居于山壑薜萝之中，近观林鸟忘机而下，远眺鸿雁飞过长空。这一切景象及其中的意趣，又岂是身在红尘中的那些市朝客能够领略的呢？司马光《独乐园记》也描绘了其在独乐园中的生活：“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9]第56册237生活其间颇有自足自乐之感。在清幽适意的环境中，人也多几分闲散慵倦。文彦博在诗中说：“幽兴能招隐，高情自爱闲。”(《游东田八韵》)[12]382富弼在诗中说：“亲宾何用举椒觞，已觉闲中岁月长。不学香山醉歌舞，只将吟啸敌流光。”(《岁在癸丑年始七十正旦日书事》)[10]3369邵雍对宅园及在园中生活的描写也强调隐逸的蕴涵：“水竹最佳处，履道之南偏。下有幽人室，一径通柴关。蓬蒿隐其居，藜藿品其餐。”(《寄谢三城太守韩子华舍人》)[10]4455“几树绿杨阴乍合，数声幽鸟语方休。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后园即事三首》其一)[10]4491园中几树绿杨成荫，数声幽鸟啼鸣，竹侵旧径，水满春梁，景色幽美。再如：

天养疏慵自有方，洛城分得水云乡。不闻世上风波险，但见壶中日月长。一局闲棋留野客，数杯醇酒面修篁。物情悟了都无事，未学颜渊已坐忘。(邵雍《后园即事三首》其二)[10]4491

在主人看来，安乐窝是分得水云之乡，在此间不闻世上风波险恶，只觉壶中日月悠长。闲来无事可以与野客下棋对弈。这样的环境使人不用学颜渊便可达到坐忘的境界。“门外似深山，天真信可还。轩裳奔走外，日月往来间。”(《小圃睡起》)[10]4467门外便如深山，远离红尘俗世里的名利争夺与利益纷扰，只有时光静静流逝，平和而美好。而其在园中的生活状态则是萧散自由的，“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接篱倒戴芰荷畔，谈尘轻摇杨柳边。”(《天津弊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10]4584身为“闲客”“散仙”，在园中享受着清风满袖，欣赏着皓月盈轩，没有世俗事务的羁绊，没有官场规矩的束缚，可以在芰荷岸边接篱倒戴，在杨柳之旁谈尘轻摇。邵雍在《安乐窝中四长吟》中说：“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10]4543诗、书、香、酒伴随其在安乐窝中的生活，突出了其安乐快活和闲逸的心态。王尚恭在园林中的生活也充满了野逸之趣，司马光《野轩》一诗写道：

黄鸡白酒田间乐，藜杖葛巾林下风。更若食芹仍暴背，野怀并在一轩中。[10]6196

生活于园中仿佛是在山林田间，黄鸡白酒滋味醇厚，藜杖葛巾，萧散自然，野怀真趣自在其中。司马光《晚晖亭》则言：“俯临城市厌喧哗，回顾园林景更嘉。”[10]6196程颢亦在《和王安之五首》之《野轩》中说：“会向红尘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16]483文彦博园林是“嵩峰远叠千重雪，伊浦低临一片天。百顷平皋连别馆，两行疏柳拂清泉”(司马光《和君贶题潞公东庄》)[10]6192。楚建中园林是“槐荫青青叶，星邻两两光。林花裂锦狭，门路筑沙长”(司马光《和潞公游天章楚建议园宅》)[10]6187。“轻烟罩丛桂，幽鸟入修篁。”(文彦博《游楚谏议园宅呈留守宣徽留台端明》)[12]299。宋道之园是“嫩笋玉萦著，新樱珠照盘”(司马光《暮春同刘伯寿史诚之饮宋叔达园》)[10]6066。表现的都是在园林中体验到的超然世外、远离红尘之意趣。

文人们还通过写意手法对园林景观加以联想，使之与历史上著名的隐逸之士的生活与品格相联系，增加其远离尘俗的色彩。如司马光对独乐园的吟咏，独乐园中景观分别被命名为钓鱼庵、采药圃、见山台等，这些名字本身便已将意义指向隐逸与自由，钓鱼庵可以让人联想到渔父烟波垂钓的自由适意，采药意味着在空阔、旷远的深山中无拘无束，远离尘俗。同时，这些景观的命名又有典故可寻。《钓鱼庵》一诗说：“吾爱严子陵，羊裘钓石濑。万乘虽故人，访求失所在。”[10]6057严光是东汉的隐逸之士，少年时与光武帝一同游学，光武即位后，其更改姓名，隐身不见，拒绝出仕。司马光在这首诗中赞颂其不因官爵利禄而改变狷介品格，并对那些追禄求利之徒有所讽刺。再如《采药圃》：

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惊逃入穷山，深畏名为累。[10]6057

诗中所提韩康亦是《后汉书·逸民列传》中所记的隐士，字伯休，常采药于名山，于长安市中叫卖，口不二价，30余年。后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中道逃遁。这首诗颂扬了韩康诚信不欺的品格和不以名为累的行为。严光、韩康都是纯粹的隐士，他们本有入仕机会，却能够宠辱不惊，不为利禄所诱，不为名所累，追求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司马光在对这些景观的吟咏中并未着意于描写景物特色，也未描写在其中的游赏活动，而是具有更多写意色彩。或者说，园中景观本身并无特别之处，是主人的写作与联想赋予了其更多象征意蕴。

其次，洛阳文人通过对园林的吟咏，也表现了其内心对失意的不平与对清雅高逸人格的推赏。司马光在诗中说：

鄙性苦迂僻，有园名独乐。满城争种花，治地惟种药。栽培亲荷锸，购买屡倾囊。纵横百余区，所识恨不博。身病尚未攻，何论疗民瘼。(《酬赵少卿药园见赠》)[10]6066

满城争着种花以供观赏，自己却出于实用考虑而种植药材，倾囊购买，精心培育。种药虽为救疾病，但自身之病尚未救治，何以疗救民瘼呢？既然无法兼济天下，与众乐乐，便只能独善其身，保持自己的人格操守，自得其乐了。其在《独乐园记》也曾言：“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9]第56册237-238认为自乐尚且不足，又怎能推而及人？况且己之所乐皆世之所弃，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表现了自己与当时流俗的不合，也流露出变法派执政的当时其政治失意的内心不平。司马光在对独乐园的吟咏中也表现了对高逸气调和清劲人格的推赏。如《独乐园七题》之《种竹斋》言：“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一日不可无，萧洒常在目。”[10]6058《弄水轩》言：“吾爱杜牧之，气调本高逸。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10]6057王子猷借宅亦种竹，萧洒既是竹的特点，也是其人的行事风格。杜牧曾在池州筑弄水亭并吟咏之，气调高逸、风流浪漫是其个性特点。前代这些风流人物的精神品格、风度气质寄寓于园林之中，使园林的个性更加彰显。

再者，北宋洛阳文人也表现了在园林中的友朋相聚游赏之乐，表现了城市中的休闲游乐风气。由富弼、文彦博、席汝言、王慎言、王尚恭、刘几等11人举行的耆英会便是在富弼园林中进行的雅集。王拱辰在《耆英会诗》中言：“况承开阁厚宾客，富有景物佳园池。铜驼坊西福善宅，修竹万个笼清漪。天光台高未百尺，下眺林岭如屏帷。花王千品尽殊胜，风光绣画三春晖。”[10]4839富弼《留守太尉相公就居为耆年之会承命赋诗》则言：“幽居近铜驼，荒敝仍湫庳。塞路移君庖，盈车载春醴。献酬互相趣，欢处不知止。商岭有四翁，晋林惟七子。较我集诸贤，盛衰何远尔。”[10]3368真率会亦多在园林中举行，司马光在《用安之韵招君从安之正叔不疑二十六日南园为真率会》其二诗中说：“真率春来频宴聚，不过东里即西家。小园容易邀嘉家，馔具虽无亦有花。”[10]6206他们遵从洛中尚齿不尚官的风俗，雅集赋诗，彼此唱和，显露出真实性情。在园林中，三五好友相聚游赏小酌更是生活中的常事，亦是赏心乐事，如范纯仁《君实南园饮罢留宿二首》其一言：“间从长者车，名园宴初阕。佳宾薄暮散，归鞍带明月。”[10]7403《和韩子华相公同游王君贶园二首》其二言：“善政多闲若解牛，寻春选胜遍深幽。红芳翠竹围松岛，强醉清尊盖自由。”[10]7443司马光《和潞公与昌言正叔游独乐园徘徊久之主人不至》说：“茂勋成亮采，胜赏寄风流。闲引翘材客，同为独乐游。”[10]6203《暮春同刘伯寿史诚之饮宋叔达园》言：“共惜余春好，更穷今日欢。”[10]6066诗友相伴吟咏为园林生活驱散了孤寂，而增添了知音相赏的色彩，增添了珍惜美好春光、释放生命热情的意味。园林与附近的龙门、伊川、嵩山、洛河等自然景观一样成为人们休闲游乐生活的物质载体。如张琰在《洛阳名园记序》中说：“馆榭池台，风俗之习，岁时嬉游，声诗之播扬，图画之传写，古今华夏莫比。”[13]2

总之，北宋时期，园林或宅园已成为洛阳城市极具特色的景观，它是文人们日常起居、读书、雅集、宴游的重要场所，是现实中文人活动的优美物质空间。同时，文人们也在文学书写中寄寓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意蕴，从而使其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