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清,罗震宇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在中西方的传统语境里，“卫生”一词皆指“护卫生命”之义。在十九世纪欧洲，伴随着国民健康纳入公共事务范畴，“卫生”开始发生语义上的转变，清洁、礼仪等意义被注入其中。与此同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将公共和个人意义的卫生含义整合为一种强大的现代化模式”(1)人民网：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厕所革命”，2019年9月19日。,作为改变民族积弱、走向现代文明的途径。可以说，公共卫生是现代化的产物，也蕴含着社会治理的意义。

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数次尝试公共卫生治理，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从根本上改善了国民健康水平。但是，民族地区农村至今仍是薄弱地带，传统民族文化和现代卫生观念之间的碰撞对公共卫生实践仍具有不小的影响。既然公共卫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那么传统的、地方性的和民族的文化要素是否是现代化之路的天然障碍？

厕所建设贯穿我国公共卫生运动始终，被视为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尺和国家发展的注脚，(2)[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本文即以改厕运动为切入点，探讨“地方知识”在乡村公共卫生实践中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这不仅能给乡村建设带来启示，也是重新审视卫生现代化的契机。

一、国内外文献回顾：公共卫生与现代“厕所文明”

管理粪秽的历史由来以久，但进入国家治理的视野也是在工业革命之后。1842年的《大不列颠劳动力卫生状况调查报告》将粪便处理不当与霍乱流行联系起来，(3)A.Wear, “The History of Personal Hygiene”, eds. W. F. Bynum and R. Porter,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London: Routledge, 1993):1306.并促成了英国史上首个《公共卫生法案》。这一“卫生革命”随后席卷欧美，促生了现代“厕所文明”。如果说之前仅是出于礼仪和宗教训诫，此时对如厕行为的规训则有了科学加持。例如，法国小学在1882年就开设健康教育课程，教导正确使用厕所和普及洗手规范。(4)A.Wear. “The History of Personal Hygiene”.正如埃利亚斯所言，文明是以上层礼仪或超越阶层的科学理论构建羞耻感的过程。(5)[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西方国家世谷上层行为的变化》(第一卷)，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5页。于是，以预防疾病为初衷的公共卫生和对排泄本能的自我控制合为一体，被赋予了先进和文明的标签。

当公共卫生参与到全球治理时，“厕所文明”开启由中心城市到边缘农村的征程。全球每年有160～250万人的死亡与卫生设施缺乏及水污染有关，(6)D.Mara et al.，“Sanitation and Health”，PLOS Medicine, 7(2010).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制定了“2025目标”。但直至2010年，仍有26亿人口无法享有清洁设施，农村的厕所覆盖率也仅有39%。(7)WHO &UNICEF, Progress on Sanitation and Drinking-Water-2010 Update(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0):60.“厕所文明”不仅未能被全部接受，“2025目标”也充满挑战。

这种状况引起国外学者两个层面的反思。其一是以外部视角探讨公共卫生项目为何失败。他们分析了地方政治局势、(8)A.Meyers et al., “Community Health Assessment of A ‘Repopulated’ Village in El Salvador”,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New Series, 3(1989).公共资源不当使用、(9)A.J.Robinson, “Scaling-up Rural Sanitation in South Asia”, Lessons Learned from Bangladesh, India, and Pakistan(New Delhi: Water and Sanitation Program, South Asia, 2005):136.社会相对剥夺感、(10)B.Chalfin. Public Things, “Excremental Politic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Bare Life in Ghana’s City of Tema”, American Ethnologist, 1(2014).乡村内部“搭便车行为”、(11)K.H.McKay & C.Sanders, “The Dual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Facing a Latrine Program in Nepal”, The 3rd World Sustainability Forum，2013.社会关系空间化、(12)K.O’Reilly &E.Louis, “The Toilet Tripod: Understanding Successful Sanitation in rural India”, Health & Place, 29(2014).两性禁忌(13)J.Wasonga et al., “Sociocultural Determinants to Adoption of Safe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Practices in Nyakach, Kisumu County, Kenya: A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Anthropology(Hindawi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6).等社会和文化因素是如何导致厕所建设的低效。这些研究强调了地方社会、传统文化对现代卫生观念的种种不适，但多半仍是重复“文化相对性与科学普适性”之间矛盾的陈旧结论。

其二是以内部眼光反思“厕所文明”存在自身矛盾——“被遮蔽和隐藏的厕所是现代化的局限，还是现代文明的特权点(privileged point)？”(14)M.Dutton et al., “Plumbing Depth: Toilets, Transparency and Modernity”, Postcolonial Studies, 5(2002).“厕所文明”主要是来自中上阶层的“卫生话语”，社会底层的排泄者分享不到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果实。(15)A.Doron &I.Raja,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hit: Class, Gender and Public Space in India”, Postcolonial Studies,18(2015).人们只有以精神逃避法回避卫生观念和落后的保洁方式之间矛盾。(16)S.van der Geest, “Akan Shit: Getting Rid of Dirt in Ghana”, Anthropology Today,3(1998).甚至不卫生的习惯可被发展为对主流文化的具身化抵抗(embodied resistance)。(17)L.Pickering, “Toilets, Bodies, Selves: Enacting Composting as Counterculture in Hawai’ I”, Body & Society, 16(2010).很明显，这些研究者习惯于在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之间划等号，暗示着文明是外在的话语霸权。因此，厕所问题成为难以调和的结构性难题。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的开端，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但更是自我革新的历程。(18)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79～181页。清末访华的美国人莫斯以现代卫生观念审视中国的厕所问题，指出缺少厕所而导致的水体污染，是当时霍乱和鼠疫疾病传播的原因。(19)韩在均：《东亚的厕所》，金茂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与此同时，天津租界中治理民众排泄行为、建立专营公厕等措施，(20)[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189页。也标志着“厕所文明”对“东方身体”的规训。

新中国成立后，厕所治理是以防治疾病和保护环境卫生为主要目的。自1952年提出“八净”的口号开始，(21)李德全：《三年来中国人们的卫生事业》，载《新华月报》1951年第10期。1955年厕所成为“防四害”的主战场，60年代农村实施“两管”，改革开放后实行“两管五改”，2004年中央开始设立专项补助支持农村改厕。而自上世纪末期开始，厕所问题开始与社会文明和国家形象联系起来。(22)朱嘉明编：《中国:需要厕所革命》，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2002年，农村改厕也成为文明村镇建设的任务之一；在2015年有关旅游厕所的国家文明工程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2017年11月，习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乡村也要来一场厕所革命，“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23)新华网：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2017年11月27日。。

但是，中国学者仍常把研究囿于公共卫生层面。一是肯定改厕对降低疾病风险的有效性；(24)陶勇：《中国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及其在疾病预防控制中的作用》，载《中国健康教育》2005年第8期。二是探讨农村改厕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5)王琼，苗艳青：《医改三年重大卫生服务项目经济社会效益评估研究——以农村改厕为例》，载《中国卫生经济》2014年第9期。三是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经济方面，财政投入低效、(26)苗艳青，等：《农村居民环境卫生改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改厕为例》，载《管理世界》2012年第9期。个人投入为主的模式影响了改厕的积极性；(27)陶勇：《中国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载《环境与健康杂志》2009年第1期。在文化层面，落后卫生观念以及传统风俗习惯形成阻碍。(28)周和宇，周婷婷：《我国农村安全饮用水地区差异及对策分析研究》，载《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9年第7期。他们虽指出改厕的重要性及影响因素，但明显滞后于实践中形成的新认识，也无法回应公共卫生在文明建设上的新任务。

回顾文献，不难发现厕所问题包含着卫生和文明两个面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身体横向整合了机体与意识、自我与社会、生物性和文化性，最基本的生理行为也被赋予社会意义、对照着文明指标。而这却被国内研究者所忽视。他们简化了改厕行为，忽略了卫生实践的丰富层次，轻视了外在环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将公共卫生从身体所处的具体背景中抽离，认为科学知识与本土观念互不相容。另一方面，身体纵向连接着过去和当下，文明的形成必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场景，公共卫生实践也具有路径依赖。而国外研究者总结了厕所建设的社会文化阻碍，甚至批判了“厕所文明”的普适性，但将现代与传统置于对立之中，忽视了“厕所文明”亦可沿袭传统和本土的脉络延展。

为了避免重复将科学知识、现代文明与本土观念、传统文化相对立的窠臼，本研究以“地方知识”视角对此进行探讨。“地方知识”的提出意在回应抽象知识(通则、法则)和具体知识(个案、事例)之间的对立问题。格尔茨给予两者同等地位，包括科学理论在内的普遍性知识，也被视为一种“地方知识”。(2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知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页。所谓“地方”，首先是一个与“普世”相对的概念；其次，“地方”毋宁说是空间范畴，还不如说是知识形成的情景、脉络和立场。格尔茨的经验是，“找出各个地方的人实际用来对自己和对其同胞们表达自己的象征形式(词汇、意想、制度和行为)，然后加以分析”。(30)[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知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5页。因此，重返“地方”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二、愿村的“卫生”和“疾病”：现代观念与地方知识

愿村位于贵州省南部两县交界的大山深处，地处偏远，为水族聚居地，到2017年底，在籍536户，共计3405人，约98.6%为水族人口。传统农作仍是当地主要生计方式，因此粪肥被有意识地储集，人居环境很难说是清洁和卫生的，但身处其中的人们并非会产生如此感受。

卫生知识、特别是和粪秽处置行为相关的观念，更多的是近代以来的舶来品。(31)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现代卫生观念进入愿村的历史更晚。上世纪五十年代，愿村所属的阳安公社成立了卫生院，在当时医疗资源严重缺乏的愿村，本土草药治疗仍是主流。2015年愿村始置承担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村卫生室，依靠现代医学来“护卫生命”成为人们的首选，病菌理论和对抗治疗观念也植入村民的头脑中。

但是，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本土卫生观念至今仍有保留。在水族语言中，并不存在与“卫生”直接对应的词汇，在“卫生”的意义范畴之内，往往会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享”(音)，本义为“洁净”；二是“疾”(音)，本义为“痛”。两者各自形成一套概念体系，且又彼此关联，贯穿在愿村水族人有关医疗和保健的行为当中。

水族人的“享”具有秩序的内涵，并对应着科学卫生观念中清洁、干净这方面的意义。世俗生活中，不洁或污秽最初的定义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32)[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5页。而水族人洁净观念更多地渗透着“理当如此”的意味。“享”有3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不肮脏、整洁的一种外在表现。二是内心中的虔诚、纯粹状态，毫无怀疑、没有杂念、全身心投入——这种状态所针对的往往是集体意识的表征。三是指符合规范和期望的状态，例如水族丧礼有忌油的习俗，在其中合乎规范(不含动物油)的饮食称为“吃享”；在进行婚娶的时候，某人品行端正，且符合结婚的条件，也可形容此人“享”。

简而言之，“享” 是集体情感支配下，秩序状态的感官化。集体情感是维持现有秩序的动力，而当一切事物均按照秩序和规范各适其位时，才会产生洁净的外在感受。就判断事物的洁净程度而言，水族人的感受首先取决于该事物是否在认知体系中处于正确的位置，即符合认知图式(schema)或感知模式即为正常，反之则为异常、肮脏、污染或不洁的。这种认知体系难以超脱日常生活的边界，经社会生活秩序所奠定，也承载着集体的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水族人的疾病观也在道德话语里被定义。水话中“病”本义为“痛”，对疾病也只会简单地描述为“头痛”“脚痛”等。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水族人关于病痛的判断和分类，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发生疼痛的不适感受才会被认为是病。“疾”也进一步地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原因明确的疼痛，他们进行就医或采取自行康复的方式；二是面对一些原因不明的疼痛时，特别是在久治难愈的情形下，他们遂认为疾病是由神秘因素所致。

由于过去水族地区卫生知识缺乏、医疗手段落后，即便有明确病因的疾病也难以治愈，小病累积为大病，使得疾病的神秘化倾向更为显著。出于对疾病的恐惧，人们往往将疾病想象为“鬼”的侵害、报复或惩罚。

其实，水族“鬼病知识”具有现实社会基础。择要而言，其中不仅存在Wolf所谓的“鬼”与“祖先”的转化，(33)[美]武雅士(A.P.Wolf)：《神·鬼和祖先》，张珣译，载《思与言》1997年第3期。而且人与鬼之间实为现实世界中社会关系的写照。现实世界中道德和行为失范被投射为与超自然世界交汇时的冲突，并被具身化(embodied)为肉体的感受。疾病的意象是祖辈因对后世不满而实施的某种惩戒，疼痛感是在被长辈体罚时的记忆中被追溯。当水族人对病因进行解释时，实质就是在反省是否在某个时刻存在不合道德及社会规范的行为，行为失范被认为是致病的原因；在寻求治疗的时候，消除道德负罪也是治病的核心。

秩序内涵和道德话语是本土卫生知识的意义内核，而维持共同体则是地方知识形成的内在逻辑。水族人不仅以逃难历史叙事、过端节习俗、“水书”再造、“拱登公” 祭仪等方式作为收宗聚族的策略，还以“吃享”的卫生禁忌、以病患亲人身体间接诊断的方式维持“血脉相连”的观念。由此，卫生观念和身体意象被社会生活诉求所塑造，成为维持共同体的途径。

三、愿村改厕运动的实践与表达：从社会到身体

因为生计需要和生活习惯，愿村旧时厕所通常是在房屋外面搭建一个不足两平方草棚，里面埋设用于盛放粪便的土缸，并在上临时固定几块木板。近几十年来，有两次厕所改造实践在人们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在本世纪初期推广沼气池时，对厕所进行了简单地改造，但也未能改善村里的卫生状况。二是在近年来启动的“改厕改圈革命”。根据上级政府的工作部署，全县进行了“4+1”行动(即改厕、改圈、改灶、改电和乡村清洁运动)。时年8月，各乡镇和农村开展了规模空前的集中治理行动，并在同年10月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该县完成改厕23410户，完工率61.6%，(34)三都县政府网：三都县召开“4+1”行动工作推进会，2015年10月15日。愿村的改厕工作也通过了上级部门的验收。改厕随后进入到农村常态化工作当中，并将改厕继续深入推进。

虽然成效突出，但最初制定的工作实施方案却使镇、村干部们陷入被动：第一，改厕的主体为单个农户或农民，尽管出发点在于改善人居环境和村民身体健康，但人们会表现出强烈的个体经济理性行为，自筹为主的资金来源方式面临重大阻碍；第二，改厕的标准和规格使许多农户难以接受，甚至陷入到对立情绪中；第三，改厕所采取的“运动式”方式，易于使群众专注于应付上级检查，以改厕作为改善农村环境突破口、形成农村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路径难以实现。熟知乡村社会运作逻辑的当地干部意识到，卫生和健康的科学话语难以在短期对人们形成认识上的触动，实施主体的个体化也会使局面成为一盘散沙；而当卫生工作从地方知识的路径开展，以团结、秩序和道德的角度切入，改厕就不再被单纯视为个体实践了。

(一)修复“共同体”

愿村有不少人已经进城生活，但是与家乡仍保持联系，每逢年节和祭祀人们都会从城市返乡。同样，村里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也会进城寻求同族同乡的帮助，他们对同族同乡有一种天然的信赖，因为彼此之间是“血脉兄弟”。这样的经验也被县级领导小组所采用，在正式的实施行动之外，引导全县的公职人员回乡参与改厕。

就公职人员回乡参与改厕实施效果而言，公职人员不仅能使改厕的工作精神在基层得以贯彻，更重要的是，一方面让人们再度携手，实现了城乡互助、村民互助；另一方面，公职人员往往被村人视为作为一村一族荣耀的象征，其号召力能够将人们凝聚到集体行动中来。

在调查中，村民们时常夸耀起自己亲友在改厕中的功绩，并感激他们的帮助。村民PDX有一子在县里的机关工作，亦被要求“承包”改造任务：

“我家老二被安排来我们村做工作，相当于这一片是你负责，如果我们村没有改造好，他就要一直呆到改造好为止……我们村里一直以他为自豪的，他说话大家也愿意听……为了帮助大家，他拉到一些水泥厂的赞助，给我们村每家分了三包水泥……也算是给家乡做了贡献。”

另一组的村民WSZ也认为大家愿意行动，也是因为其兄的工作能力：

“我哥哥在县里面工作，在村里人缘很好，很多人去县城赶集都会到我哥家去喝酒吃饭。所以他一下来做工作，很多人都愿意听他的，因为平时他都在给大家帮忙，即使没有帮到的，毕竟大家一个村多多少少都会有联系，说话多少也会听……”

公职人员回乡参与改厕能够产生效果，归根结底是因为乡村共同体对于人们意义重大，这不仅来自过去集体生存抗争的经验，也是人们面临现实困难时的保障。PRW是该村小学校长，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在改厕行动进行的时候，也被要求与村委会一起逐户做动员工作。他认为“人情牌”比“科学牌”更为奏效，村民改造厕所的重要动机是在于“维持社会关系”。

“有的人意识不到改厕是为他们好，有利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他们觉得，老厕所用了那么多年，身体都没有问题，凭什么要改厕呢……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跟村民说，你厕所搞好一点，客人来家里面也会方便一点，否则过节、过端的时候，别人家厕所搞得好好的，而在你家上个厕所都不方便，哪个客人愿意来你家？于是工作就会慢慢地做通。”

过端和过节是体现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水族社会维持团结的重要方式。由此，厕所卫生转化为社会生活的主题，转变为维持共同体的选择。只有进入这场集体的卫生实践，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才能得到再度确认，一个基于血缘或亲密关系的“卫生共同体” 由此形成。“卫生共同体”是乡村共同体在集体卫生实践中的重构，不仅使成员的生理健康得以护卫，也捍卫了人们在其中的角色、地位及其“社会生命”。

(二)强化整体秩序

“卫生共同体”的维持依靠内在秩序的和谐稳定，而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本就意味着社会和认知秩序可能遭受冲击。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凸显的两组矛盾对集体行动构成了威胁。

一是理想方案与现实生活秩序的矛盾。原先实施方案中，对于厕所改造的理想规格是建造两个蹲位的厕所，并配套三格式化粪池。在一些临山而建的村落中，这不仅使某些家庭局促的居住空间更为狭小，而更重要的是三格式化粪池污水的排放可能会引发邻里的矛盾。他们担心虽然改善了自己的卫生环境，但会因此损害了人际关系，这不仅会使一家人在村落里染上“污名”，也关系到他们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如果改厕会造成原本和谐的社会关系陷入紧张状态，那么失德行为的后果——干净的厕所环境，从象征意义上也是“不洁净”的。

二是两种观念模式的冲突。部分习惯城市生活的村民或来自城市的同乡号召，应采取统一标准实施改厕，避免某些家庭出现短板，才能根本上改善村落的卫生状况。这与部分村民形成观念上的冲突，他们就认为乡村建筑格局、地势和环境差别很大，每户的经济状况也参差不齐，对粪水处理的要求也不同，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会使“好事变坏事”。

不同生活方式、知识背景和经济条件的人们共存于依靠亲密关系维系的村落社会中，这是乡村生活秩序的现实基础。因此，在保证卫生标准的前提下，在实施的过程中对原本的方案进行了调整。改厕的理想状况是按照技术规格的要求，建设双蹲位和三格式化粪池；下限是依据方案规定的基本条件，即厕所有蹲便器、墙、顶，化粪池封闭作为基本指标。农户按照各自条件，不低于规定下限完成厕所改造。之后，人们的改厕热情被激发。居住在坡地的农户主要是以建设封闭的储粪式窖池为主，通过人工挑粪同时解决了灌溉和排放问题，并且未打破原有的生活方式，邻里之间也未受影响；而居住在平地的农户因为房屋布局较为齐整，则以建设三格化粪池为主，邻里共建统一的排污管道，避免各自排放带来的隐患。

方案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放弃既定目标，而是对“洁净是秩序的外部感官化”这一地方知识和观念的尊重与运用。共同体的稳定秩序是卫生环境的基础，因此在主观上，改厕的行动属于“享”，行为的正当性放大了人们对洁净的感受和意识；在客观上，原有的老旧厕所得到了质的改善，尤其提高了人们在处理粪污方面的规范意识，有效杜绝了人们随意处理粪污的行为，使人们迈出了改善陈旧行为模式的第一步。

(三)形塑“身体道德”

将改厕作为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和建设乡村文明的起点，是当地政府最初的政策设想，树立科学卫生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则是关键之处。由此乡镇一级政府不仅在村中张贴标语，还组织民歌队伍宣传改厕对防治疾病的作用，但对于缺乏科学素养的部分农村群众而言，则缺乏深刻的体会。

如前所述，在水族地方的观念中，病痛大多被视为来自祖先的惩罚，是因为违背了道德伦理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当疾病与肮脏的厕所两者间的联系看起来并不明确的时候，只有将之转变为道德话语，才会真正触动其内心，为卫生实践提供了持续的内在动力。村民YJC时年47岁，整个大家庭位于村落的中心地带，他坦言当初他父亲反对改厕，认为这是多此一举：

“我爸是个老顽固，跟他说老厕所容易传播病，他说‘老祖宗用了几百年的东西，也不见有问题，现在你来跟我讲科学？’我们只好跟他讲，以前大家都不讲究，你脏一点，别人也没觉得什么，现在环境不一样了，别人家干干净净，你家搞得肮脏，娃娃出去都不愿意回这个家，都没有亲家愿意上门(谈婚论嫁)，到时候传宗接代搞得恼火，祖宗怪不怪你？”

在普及卫生知识的时候，下村的医生也被要求用村民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宣传，但是村医吴某认为只有他讲得最透测：

“科学的好多道理用水族人的逻辑也能讲通。比如病菌你就比喻成‘毒’；你要求他平时要注意卫生保健，就要打比方说成：平时经常供饭给‘公’，公就保佑你，反过来说你得罪了公，就要遭病……改厕也是一样，乱草蓬容易藏有毒物，厕所脏了也是一样，你运气差点就会遭病。”

在认知新事物时，人们总是基于其原有的认知结构、早先所积累的经验来进行重新解释，“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情感却很少发生变化……人们对传统方法情感上依恋以及人们作为同一社区成员相互情感的联系决定了他们的观念和行为”(35)[美]许烺光：《驱逐捣蛋者》，王芃，等译，台北：南天书局，1996年版，第79～82页。。人们以道德、责任和义务等包含了集体情感话语的方式去认识新的科学知识，原因大抵如此。

基于健康与遵守道德之间在地方知识经验上的逻辑联系，当人们认识到改厕能够有效防止疾病时，身体的洁净也附加了道德价值。村民YDC就认为：

“评价一个人的人品，首先要看对家人好不好……现在有条件把厕所改造得好一些，让一家老小的生活方便、卫生，这哪里不好呢？老人做不动，小孩不懂事，未必大人就不知道改厕的好处？这点事情就做不来？”

因此，改厕与否不仅是个人道德品质的体现，也成为整个家庭道德常修、家风清白的象征。身体引导人们去认知和适应外界，(36)[加拿大]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同时也整合了自我和社会关系，(37)N.Scheper-Hughes &M.Lock, “The Mindful Body: 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987.人们改建厕所从根本上在追求身体状态、道德意义上和群体认可的“卫生”，改变肮脏的厕所环境便被等同于崇尚美德。于是在一场公共卫生变革中，面向集体利益和家庭责任的道德教育在同时进行。

进一步说，这场道德教育通过彰显传统文化价值，提升了整个乡村的文明风貌。人们对于文明理解不再是抽象的礼仪符号和空泛的科学宣言，而是基于当下的具体情景：对清洁的关注、对传统道德的尊崇、对亲属乡邻的尊重、对乡村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共同体的认同。厕所建设于是超越了公共卫生的范畴，成为乡村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途径。

四、结论：重构乡村文明的卫生之道

在地方知识作用下，渗透了道德的疾病观与映射着社会秩序的洁净观相互交织，使愿村水族人对改厕认知，转变为一种维持道德、秩序和团结的责任；使乡村的公共卫生变革，成为人们身体力行地维持社会生活秩序和共同体的实践；使乡村的文明风貌通过公共卫生路径得以提升。

旨在“护卫生命”的现代卫生知识和传统观念，在认知上并不缺少相互诠释的途径，在实践中也非截然对立——树立正确的卫生观并不意味着要破除人们原先用于理解社会和生活的话语方式，亦需依赖传统所构筑的道德力量推行。而卫生的现代化也具有多元发展路径——人们既可因卫生割裂了自然状态而迈入文明，同时也能通过护卫自然-社会生命体的和谐、自我与“血脉共同体”的统一，而到达更高社会发展形态。正如本文所示，“卫生”便成为灵与肉、个体与集体结合的产物，道德、秩序和团结也是通向文明的卫生之道。反之，全球公共卫生的低效，就是由于脱离对地方性和多样性的考量，根本上是笃信西方标准的普适性和唯一性所致。

科学知识与传统观念在基层实践中并无高下，卫生方式和文明形态也并非唯一，乡村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也自有中国道路。通过公共卫生变革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而形成文明有序的乡村风貌已经成为当下“厕所革命”的双重任务。通过对水族地方改厕实践的分析发现，公共卫生治理并非完全由宏大的话语和抽象的知识形式推动，而是受细微、日常、持续的生活观念所影响。改变乡村面貌、推进现代文明的宏大计划，虽涉及乡村社会的深层变革，也需要从地方的、历史的和传统的文化中汲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