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彪，曹 晗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革，发生了许多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具有重大影响力事件，人类学积极参与其中，并发挥了较大影响力，成为研究复杂社会的一门显学。然而，在这个不确定性时代，人类学者也深感凭借目前的理论与方法尚不足以有效认识和解释当下许多迫切议题，特别是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上显得捉襟见肘，因而呼吁能够应对这一事态的“新世代人类学”。庆幸的是，过去十年间，许多人类学者不断尝试新的方向，联结生态与人文，试图帮助人类学走出困境，以避免人类学被“边缘化”的危机。特别是此次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非人和自然之间是如何竞争与团结的，以便寻得症结所在及救治良方，人与非人关系再次被推向人类学研究前台。而在超越自然与人文的诸多努力中，跨物种民族志便是其中的一个有益尝试。

一、迈向复杂社会的人类学尝试：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

人类学自诞生以来便善于研究非西方的、偏远的、传统的初民社会，可以说，其理论范式的形成始于对小型的、简单的且较为原始的社会异文化关注。不过，自20世纪起，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出现，即人类学研究呈现从“边缘”到“中心”、从“异文化”到“本文化”、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转向，人类学家不仅关注“边缘的边缘”，也开始注重研究“中心的边缘”，并将复杂社会的文化事项列入其研究议题之中。特别是随着现当代社会所呈现出的高异质性、高流动性以及高风险性等特质，如何理解与应对复杂社会的文化表征及问题成为人类学普遍关注的焦点，也兴起了多种研究范式，如多点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合作民族志、认知民族志，以及赛博格人类学、作物人类学等，促进了人类学知识生产。这表明，人类学对于复杂社会的研究是完全可能、可行与必要的。(1)周大鸣，肖明远：《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载《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然而，全球灾害频发促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脆弱性交汇与叠加的复杂时代，我们生活在“多种存在”“多类本体”以及“多元世界”之中，与其他非人物种(non-human being)共生、共存，“人与非人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彼此将更加纠缠及依赖”(2)Eduardo Kohn.“Toward an Ethical Practice in the Anthropocene”，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Vol.4，no.1，2014，P. 459～464.。直面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不能只关注人类本身，也要重新反思人与非人的关系，把握世界各民族的生态智慧和伦理在人与自然中的调适作用，(3)叶红英，张诗亚：《特定民族文化观照下的生态伦理观调适与启示——以岜沙苗族为例》，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全球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变得迫不及待且真实可见，研究“它者”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自我、他人与世界，是人类学直面复杂社会的切入点。特别是到了21世纪，人类学重新以传统的“万物有灵论”“泛灵论”“多元自然主义”“类比主义”等来批判、反思现当代人与自然的交互性，而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更是成为人类学迈向复杂社会，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一种新尝试。

跨物种民族志或多物种民族志(4)当前学界对这两个概念存在并用的情况。有研究者认为，“跨物种”的概念与“多物种”的概念不同，前者强调物种之间面对面的相遇，侧重于物种“间”性，而后者仅仅是将越来越多的物种囊括进民族志。参见周雨霏：《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研究的方法和中国经验》，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Multispecies Ethnography)最早由伊本·柯克西(Eben Kirksey)和斯特凡·海姆里奇(Stefan Helmreich)于2010年提出，美国人类学会的期刊Cultural Anthropology特出专集。其目的是尝试多学科协作，直面自然与文化断裂的接触地带，以一种“超越人类”的人类学方法，从非人类的角度审视“人类与地球上其他伙伴和陌生物种的重塑问题”(5)Eben Kirksey & Stefan Helmreich. “The Emergence of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25，no.4，2010，PP.545～576.，从而避免因过度关注人类而忽略其他本体存在的误区，以此探讨人与非人的共生关系。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跨物种民族志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其研究主体不断扩大，议题更加多元化，包括动物、植物、细菌、真菌、病毒等，关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如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透过人与松茸的交织、纠缠，反思在如此复杂且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废墟中，物种间协作共存的可能；(6)[美]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张晓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利恩(Marianne Elisabeth Lien )基于现代养殖产业体系下人与三文鱼的“互动”，探讨人与非人的关系实践；(7)[挪威]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化》，张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凯克(Frédéric Keck)则聚焦物种间病毒传播问题，提醒人们要转换视角，从鸟类甚至病毒的“眼光”来思考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策略，以便更好地应对当下疫情。(8)[法]弗雷德里克·凯克:《病毒博物馆：中国观鸟者、病毒猎人和生命边界上的健康哨兵》，钱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此外，还有韦尔斯莱夫(Rane Willerslev)的《灵魂猎人》(9)[丹麦]拉内·韦尔斯莱夫：《灵魂猎人：西伯利亚尤卡吉尔人的狩猎、万物有灵论与人观》，石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哈瑟韦(Michael Hathaway)的《蘑菇为何而活》(10)Michael J. Hathaway . What a Mushroom Lives For：Matsutake and the Worlds They Mak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等。跨物种民族志松绑着我们对人与非人的理解与想象，使人类学在研究现当代复杂社会中走向更为开阔的天地。需要指出的是，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源于人类学“他者”指向的学科专长与学术风格。长久以来，人类学致力于“容有他者的己”(11)王铭铭：《联想、比较与思考:费孝通“天人合一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它者”成为以往人类学习以为常又不可或缺的叙事对象，诸多研究为我们解释了不同物种的社会生命，从而让我们更好地、多方面地理解世界。此次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便是延续人类学学科传统的一种学术自觉。 其次，来自人类学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怀与生态建设的高度参与。当前，人类活动已经对地球的地质状况和生态系统产生了不可逆影响，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anthropocene)，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指出，人类世的地球是我们当下所处的时空，是人类生活“最大的实际”(12)[英]蒂姆·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3页。。对于专事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人类学而言，其在参与及应对全球灾害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并贡献着重要的智识。在这一个矛盾与危机丛生的人类世，我们迫切需要能应对这一新现象与新生活的“新”人类学，而跨物种民族志被认为是后疫情时代人类学对“处于危险的世界的写作”。最后，基于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向及其提供的理论洞见。世界是由“关系性”组成的，“自然与文化”及其“人与非人”的关联一直是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但不同时期的理论都难于摆脱笛卡尔二元论的窠臼，传统的“笛卡尔人类学”导致了学科话语表述的危机，动摇了人类学的根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传统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受到了多方质疑和挑战，掀起了“反思人类学”的潮流，并引发了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如视角主义、行动者网络理论、关系生态学以及栖居视角等。此次转向虽所涉及的理论视角不同，但一致的观点是：世界是“复数”的，在“一体化世界之中”，自然与文化是交互的而不是二元的，强调将作为“实在”的“它者”看作能动的主体，从而挑战人类中心主义，化解主流话语的不当之处，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与非人的复杂关系。跨物种民族志是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扩展到非人领域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面对现当代社会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材料，我们迫切需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呼吁能应对这一事态的“新世代人类学”。而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是新时代人类学延续传统、立足当下而面向未来的一种有益尝试，为联结人与非人、接续自然与文化提供了多种可能。

二、与“麻烦”同在：跨物种民族志的遭遇

如何在复杂社会中应对风险与危机？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与麻烦同在》一书中指出，“我们学会在被毁坏的星球上，有回应能力地与生死存亡这些麻烦同在”，即要摒弃自大与被动，“与麻烦相伴，与同伴共行”，正确把握人与非人的关系。(13)Donna J.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P.99～103.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为我们在复杂社会中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麻烦”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并作出了颇为有效的理论贡献。然而，面对它者的多元性、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跨物种民族志在解释物种间纠缠的文化事项或寻找照料同伴物种的良方时，其话语有时还显得不充分，不多样，其方法也并非永远畅达。跨物种民族志在耐心对待和处理“麻烦”的同时，其在文本的呈现、叙述、解释以及方法应对上也经常遭遇新的麻烦。(14)陈彪，曹晗：《人类“它者”：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人类学的多物种关怀》，载《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一)作为对象的“它者”：游走于“一致”与“分离”之间

人类学话语体系的他者是相对于自我的一个概念，包含着质性、空间、时间以及文化上的距离。在传统的学术范式中，自我与他者保持了相当疏远的距离，一些人类学家基于主客视角，不自觉地构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一些民族志文本普遍存在着不真实甚至不平等的叙事。作为对象的他者，其经常被质疑是一个差异性被强化了的或者特殊化与想象化了的他者。因而，如何去平视、感受、理解和呈现他者，是人类学经常被提起的话题。而作为延伸的非人“它者”，从某种程度来讲，自我与它者的边界、隔阂或许会被无限放大。在跨物种民族志写作中，其核心问题在于正确思考及处理人与非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自我是否能有效感知和理解它者的基础之上，这事关跨物种民族志的理论根基。

那么，研究者能否通过自我来透彻理解非人世界的本来面目，从而与它者保持一致？丹麦人类学家韦尔斯莱夫通过西伯利亚尤卡吉尔人狩猎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分析人与非人和自然的实践性互动，揭示了物种间连接的可能。在这部民族志作品中，韦尔斯莱夫认为当地原住民生活在“镜厅”世界之中，人与非人的界线是模糊的，他们都属于互为“模仿”的双面体。(15)[丹麦]拉内·韦尔斯莱夫：《灵魂猎人：西伯利亚尤卡吉尔人的狩猎、万物有灵论与人观》，石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37页。在他看来，人与非人是可以互相勾连的，并且在相互“模仿”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同样地，利恩在《成为三文鱼》一书中指出，在水产养殖过程中，三文鱼通过关系性实践“成为三文鱼”，“驯化”便是这种实践方式。但是，与传统的单一驯化不同，利恩认为驯化是一种双向性的互动，这种互动使人与鱼的关系超越了“单向度关联”，而具有了“多维度关联”，彼此间建立起复杂的情感关系。(16)[挪威]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化》，张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3～250页。在许多跨物种民族志之中，基本的设定便是：人与非人之间可以搭建通达彼此的桥梁，我们通过语言、表情、动作、知觉、文化等可以有效地感知彼此，自我与它者之间往往保持一致性，并且这种“一致性”是细腻、丰富且可见的。正如人类学家库里克(Don Kulick)所指出的，人可以通过“认知、通灵、互动等方式与它者进行沟通、衔接”。(17)Don Kulick.“Human-Animal Communicatio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6，no.1，2017,P.357～378.在反思民族志的过程中，人类学早已对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进行了批判和扬弃，文化阐释者可以通过“经验接近”以及长时段的参与观察，勾连自我与它者的世界，这也为跨物种民族志书写带来了可能。

然而，在差异悬殊的多物种之间，与传统人类学备受争议的万物有灵论、泛灵论一样，关于“人与它者的可联结性”的预先假设往往是被质疑且难于自证的：在跨物种民族志的文本建构过程中，我们如何真正站在它者的视角，赋予非人物种的主体性，而不会再度陷入人类中心主义？通过人的思维与身体，我们到底能不能正确感知它者，并且真实呈现非人世界的本真？虽然大量研究表明非人物种是具备情感的，而自我可以通过建立多种渠道、采用多种方式来感知它者，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人与非人的情感表达与行为对话很大程度是隐秘的、非语言性的，研究者在感知它者的时候常常被拒之门外，成为“在场的缺席者”，游离于一致与分离之间。因而，有研究者认为，跨物种是难以把握和描述的，自我对它者的理解与共情很多时候是基于想象与杜撰的，并且这种不加掩饰地主观化或个性化猜测往往得不到它者的有效反馈。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它者的感知或理解通常被卷入多种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当中，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文化的。例如，在一些垄断资本时代的动物庄园、自然保护区或者宠咖中，动物通常被“制造”成“野性”“可爱”“萌”等与人共情，然而这种自我与它者的关联却是被当下消费主义盛行的资本所精心处理过的，深层次地嵌入人类社会的结构当中，是一场关乎政治、资本的“虚”与“实”、“真”与“假”的试验场。在这种加持下，跨物种民族志声称以“去人类中心主义的非人视角” 来理解世界的“超越物的人类学”尝试，被质疑是人类学一种“稍显自大”的表现。

(二)写文化：“生/熟”“远/近”的转译与衔接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文本、体裁、修辞、语法、情感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实验，(18)[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美]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推动了人类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的不断革新。特别是在当下由渐变到巨变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志写作早已突破村寨、部落的界限，而扩至对走廊、区域乃至全球的书写，呈现从“点—线—面”以及从“实体—虚拟”的全方面、立体化、多视角的研究特征。然而，就像对传统人类学的现代性省思一样，后现代民族志不太执着于追求所谓的“科学性”“一致性”，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便是，我们在民族志写作过程中，在展开如此宏大、全面但又零碎的叙事时，如何避免因研究对象的多元性、流动性和田野/事件的分散性、不确定性所带来知识的拼凑、堆砌与模糊问题，尤其是当下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人类学引以为傲的田野工作，使得我们必须对民族志文本的准确性、连贯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这同样也是跨物种民族志无法回避的事情，并且相关情形已显露端倪。

事实上，与传统民族志的有序展开不同，跨物种民族志秉承后现代民族志写作风格，擅长以动态的、联系的以及全景式的方式打破文本的牢笼与锁链，通过追踪人和物及其故事、情节、隐喻等，将人与非人置于更为宏大且具体的社会关系、文化背景和政经体系之中，展开“世界体系”叙事。跨物种民族志所形成的写文化风格，很大程度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多元性，以及研究内容和场景的开放性与交叉性所促使的。也就是说，由于处于复合型生态系统中的它者具有多样性、流动性、暂时性甚至即时性等特征，并且在其时空迁徙过程中由某种实践而嵌入另一个体系，这往往关涉众多因素，从而使研究者必须进行跨界与多点追踪，同时在写文化时缺乏固定、统一的脚本，只能将多种可能纳入其中。例如，凯克在“追踪病毒”的过程中，为揭示病原体如何跨越物种屏障而与人类社会产生的纠缠关系，其田野点随着鸟类的迁徙和事件发展游走于中国的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多地，研究对象不止于迁徙的鸟类、病毒专家、观鸟群体，还包括宗教神职人员、动物保护运动团体、公共卫生管理成员等，其研究内容与视角也不限于环保运动、防疫政策，也包括宗教文化、疫情经济等等，而民族志文本也具有发散性。可以看到，凯克的跨物种民族志尝试是极具勇气、野心勃勃但又充满真知灼见的，为我们呈现了不同生命形式共存的规则。而这种宏大、跳跃、灵活的叙述方式也同样体现在罗安清的松茸研究以及利恩的三文鱼养殖体系分析框架当中，可以预想到的是，未来将有更多诸如此类横穿主线、构思巧妙的“散文体”跨物种民族志的出现。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转译与衔接，一些跨物种民族志作品容易出现“生/熟”“远/近”的冲突，并陷入文本的零散化、碎片化与解构化的陷阱当中，以至于这些混合体裁文本不足以展示跨物种民族志“宏大的整体观”。有人类学从业者对一些跨物种民族志所呈现的“即兴创作”“零散破碎”“不成体系”或者 “自说自话”的“自我陶醉”风格感到担忧，认为这在解绑人类学知识生产束缚的同时，也破坏了学科赖以生存的田野工作及民族志文本的深度与完整性。这种稍缺章法、略显随意、蒙太奇式的拼插方式看似迎合了后现代民族志的一些叙述风格与逻辑链条，却可能基于非人世界的多样田野点及其文化事项而将文本打破后再进行机械式地重组和整合，这显得“不好好说话”和“不好好写作”，实质与民族志写作的初衷背道而驰。例如，当研究者追踪某一非人物种的生命与文化轨迹时，他们不得不遵循物种习性与自然规律，随着事件/情节的发展，跨越山、河、海的限制来考察其所在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养殖、流动、变换与生成等，并时常穿梭在人与非人复合体中进行调解、斡旋，因而其田野是多点、宽泛甚至陌生的，文化事项是不断分叉、回溯与螺旋的，并且由于研究者团队来自不同的语言、身份、文化背景等，这给其长时段、大尺度的田野工作与文化叙事带来极大的挑战。概言之，我们需要重新商榷一些跨物种民族志的局限，其在推进人类学突围、丰富民族志文本的同时，也需要处理好“别处”田野与文化间的“平行结构”，及时且有效地转译“生”与“熟”，衔接“远”与“近”，避免文本碎片化。

(三)介入与参与：民族志文本与实践的缝隙

人类学向来习惯将文本付诸实践，以便对公共紧急议题作出反应，介入与参与是当代人类学的显著特征，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全球生态与环境危机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失灵，人类学在观察、体验、认知与应对危机方面极具敏感性，民族志在此时既可以作为“方法”，提供文法与智识，也可以成为实践文本的桥梁。然而，民族志作为人类学介入与参与的一种必要形式，其并非总是“绝对的善”，有时是一种有“争议”的实践，具有一定风险及潜在弊端，人类学学院派与实践派的对话因此时有冲突，民族志在介入与参与过程中，时常存在文本与实践的张力。作为弥合人与非人关系的跨物种民族志，其通过多物种的“关怀”，致力于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物种间的共生共荣，因而“实践”是其文化书写的目的之一。然而物种间的“相遇”并非总是浪漫、得体的，其意图良好的努力与实践经常是受挫的。相比于人类社会而言，人类学的多物种关怀在跨物种民族志的文本实践中面临更多挑战：实践的不平等、局限与风险，这导致跨物种民族志文本与实践之间产生缝隙。

首先，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平等问题交织所产生的人类学多物种关怀的冲突与暴力。例如，当前许多“环保型项目”被广泛推广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印尼西巴布亚的热带雨林保护区便是其中的一个非公正、破坏性的环保个案。在人类学者(Sophie Chao)的田野调查中，来自西方的“环保型企业”推动保护区建立的是经济和政治动机而不是环保动机。这种被环保企业形容为“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怀”的殖民式环保计划使原住民与其他生命体的“亲密关系”被打破，给非人物种带来了灾害——“它们孤独地生长，悲惨地死去”(19)Sophie Chao.“In the Shadow of the Palm: Dispersed Ontologies Among Marind, West Papua”，Cultural Anthropology，Vol.33，no.1，2018，P.621～649.。 其次，主流、正式的应对策略和技术手段与规章以外的即兴措施和地方知识容易形成矛盾。当前一些多物种实践奉行的是现代主流话语的主张，容易忽略社区居民在长期实践中与当地环境和其他生命所形成的默契，导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例如，在一个海洋防护建设项目中，其初衷是为避免海岸居民免受海洋灾害而官方修建的现代防护工程，这种凭借现代技术和手段修建的巨型防潮堤给人带来了安全感，但对于早已与大海深深联结在一起的当地居民来说，他们与大海及海洋生命形成了“妥当”的共处模式，其关心的并非来自海洋的可能危险，而是担心工程修建会隔离了“人与海洋及其他物种的亲密关系”(20)[日]高桥博之：《消失的城乡边界线》，肖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5～65页。。最后，在全球性物种迁移与流动中，生命“本土主义”与“外来麻烦”的冲突。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本土”物种在很多人看来是正当的、需要保护的，而作为“外来”物种则理所当然成为邪恶且需要驱赶甚至消灭的对象，这里并非否认生物流动所带来的风险，而是需要思考怎么样的生命才“算数”？有学者基于物种保护数据库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的研究指出，这些保护数据往往只包括“本土”物种，生命世界的许多部分因为“数据的统计和调查或者经验性评估和主张”而被排除在外，这些排除在外的生命要么因为它们不属于“本土的”生态系统而被定义为“有害”，要么因为它们“不在正确的地方”或“不是野生的”而被评估为“无价值”，然而这种基于数据库所定义的“本土”和“入侵”很难站得住脚，因为数据不仅是保护这部“自然”的理由，同时也成为驱动另一部“自然”的暴力，因而这种有选择的、排他性的“算数”需要被严格地审议。(21)Danielle Celermajer，Arian D. Wallach.“Counting and Discounting Life in an Age of Extinction”，2021-01-26，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 counting-and -discounting -life-in-an-age-of-extinction.此外，在全球化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和物种间的互动不因领土或边界而止步，而本土与域外、区域与国际、全球与地方在具体的实践中存在种种隔阂。可以看到，跨物种民族志作为“方法”或者“桥梁”，将知识转化为行动，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常常存在种种挑战与冲突，而这种矛盾的实践与跨物种民族志所倡导“培养新的友善关系去营造更好世界”的初衷相离甚远。

总而言之，作为人类学的一种新的民族志形式，跨物种民族志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可能遭遇多种“麻烦”，包括文本的合法性、准确性、伦理性以及操作性等问题。但毫无疑问，这些遭遇有可能是最具生命力的人类学辩题之一，虽充满争议又极具期待。

三、利害共生：跨物种民族志的未来向度

在全球生态危机频发的当代，跨物种民族志置身于复杂社会的研究之中，以独特的魅力贡献智识，与此同时，其在理论、方法及实践层面也遭遇“麻烦”。但这些“麻烦”不会妨碍其对当前复杂社会迫切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或者损害它在人类学学科中的地位。相反，这将吸引更多受众，使更多学者对跨物种民族志驻足围观，并将其推到更为宽广的平台。正如人类学家拉帕波特(Roy A. Rappaport)所提及的“麻烦人类学”(22)Roy Rappaport，“Distinguished Lecture in General Anthropology: The anthropology of troubl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95，no.2，1993，P.295～303.(the anthropology of trouble)，在开展跨物种民族志研究时，人类学家不必焦虑“麻烦”而是要积极正视“麻烦”，鼓励各种知识参与对“麻烦”的讨论，甚至可以“制造”更多的“麻烦”，在与“麻烦”的对话中“利害共生”。

(一)人类学知识更新将为跨物种民族志带来更多可能

人类学在深究人与生态、自然与文化之关联过程中，不仅在理论与内容上得到不断拓展与深化，也在技术与方法上实现创新，同时也形成特有的“学格”，人类学知识更新可以为跨物种民族志带来理论上的卓见、方法上的尝试以及观念上的激励，这也是跨物种民族志得以产生并持续发展的动力。首先，在处理人与非人关系上，包括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自然人类学、生命人类学、动物人类学、植物人类学、作物人类学等在内的人类学学科及其所倡导的理论范式，对物种间的交错带与隔离带具有不同的解释性与穿透力，跨物种民族志可以借鉴人类学相关的理论范式，重新并置自然与文化，弥合人与非人的缝隙，筑牢学科根基。其次，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学在方法上进行了较多尝试，不断推陈出新。以民族志书写为例，其田野调查从单点转向多点再转向全球化，合作方式由访谈转向共谋，表述方式从写实转向虚构，其对现代性进行质疑与瓦解的同时，对后现代过度碎片化、个体化进行了反驳与修复。(23)刘朦：《写文化之后：21世纪人类学民族志新的转向研究》，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特别是诸如多点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关系民族志、海外民族志等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文化书写范式的兴起，为跨物种民族志“写文化”提供了路径与方法，使人与非人以多维、复数、流动的衔接，同时就跨物种民族志文本碎片化进行了关照。最后，人类学早已形成独特的理念与性格，如全貌观、整体观、比较观，以及参与性、批判性、反思性等品质，这在当前复杂社会中更加突出，尤显重要，使其可以容纳多种视角、多种认知。在推进跨物种民族志书写时，我们可以秉承这些学格，将多物种置于更为广阔、流动、混杂的全球视野之中，综合考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重因素，采用时间、空间和属性三位一体的维度，为其研究提供时空尺度，有效地消解地域与空间的局限，从而在一体化世界中呈现与反思生命体的真实境遇，提高跨物种民族志的解释力与实践性。总而言之，当下人类学知识更新所带来“新潮”的概念、范畴、理论、方法以及技能、材料、学格等，一直在不断地反思与重启中得到确认与构建，提高了民族志文本的合法性与解释力，为跨物种民族志走出困境、发现新知提供了多种可能。

(二)多元主义、科际整合以及多语言交叉为跨物种民族志注入新活力

人类学知识的精细化发展越来越强调多方、多学科及多话语，这将赋予跨物种民族志极强的学术生命力。首先，传统人类学经常局限于西方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案之中，其定位总是暧昧而含糊的，导致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一直以欧美人类学为中心，隐晦地存在各种阻隔、偏见与断裂。然而，随着全球人类学(Global Anthropologies)或者世界人类学(World Anthropologies)的兴起，“共创”人类学与人类学“去殖民化”和“去中心化”已成为共识，人类学的知识生产遍地开花。跨物种民族志虽然兴于西方，但是知识生产的多元性将会为其带来不一样的景观。特别是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物种研究，这些研究遍及各个场域、涉及不同主题，为我们呈现了不同物种的多元面向和多样文化，形成了“复数”的跨物种民族志。其次，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人类学的天地远在其学科之外，“开放的人类学”是跨物种民族志发展的又一动力。当前，森严壁垒的学科界限已不断被打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跨人类学时代”已经到来，单纯依靠一个学科、一种方法和单一思维去理解和阐释物种间的文化叙事显得捉襟见肘。作为游走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生物学、博物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等之间的学科“飞地”，跨物种民族志与其他学科的联姻，将有效推动知识交叉的革故鼎新与互补魅力，有利于人类学跨物种研究知识格局的构建，促进人类学知识生产的触类旁通。最后，人类学是复调的，接纳各家的广泛参与并各抒己见。作为一种延续，跨物种民族志所倡导的“多声道”“多主体”以及“多模态”叙述，主张各方的合作与共谋，将鼓励更多的专家学者、政府机构、社区伙伴、普通民众等多元主体发声，合作共赢，有助于寻找跨物种民族志书写与实践问题的恰当方案。

(三)多物种保护的中国话语与实践为跨物种民族志提供经验借鉴

当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两山理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等渐趋成为共识，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奉献者和引领者，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了理论和实践的中国方案，(24)罗贤宇：《改革开放40周年: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样本”》，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而这也将为跨物种民族志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弥合文本与实践的隙缝。首先，基于中国本土而面向世界的人类学多物种保护并未失语，其话语体系不断丰富完善。一批立足中国实际，解决当代环境议题，如气候变迁、生态灾害、环境抗争、生态适应、转基因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理论范畴及优秀民族志作品不断涌现，扭转以往单一倚重外来理论的风气，形成了多物种保护的文化自信，这为跨物种民族志发展带来新视野、新见解。其次，多物种保护的中国话语根植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是丰富、多样、具体且极具典型性的，因而其话语并没有囿于既有的框架而失去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也没有因缺乏深入的民族志调查而无法触及人与非人和自然的日常交织，更不是一种单纯的“中国想象”，大量地方、区域的中国多物种保护与案例将为跨物种民族志提供更多的场域及平台。最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兴起，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知识以及地方性民族民间生态智慧向海外传播，其影响力不断加深，为推进跨物种民族志研究提供有益启迪。除此之外，过去十年发生了许多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从非典疫情到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学界在应对这些时代命题时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人类学及时发声、积极作为。这些公共事件，为我们重新研究人与非人和自然关系提供了分析的窗口，为推进跨物种民族志研究提供契机。

综上所述，作为与“麻烦”同在的跨物种民族志，不因目前的遭遇而止步不前，相反其前景广阔。我们应该搁置争议，直面“麻烦”，“利害共生”，未来的跨物种民族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其一，要进一步发挥人类学学科特色，推进跨物种民族志的理论体系建设，从概念、理论和方法上加强话语的解释力，吸引更多的人类学者参与其中，筑牢学科根基；其二，直面当代复杂社会问题，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议题，进一步提高跨物种民族志的应用性，凸显其当代价值。其三，组建跨学科团队，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姿势打破人类学跨物种研究与实践所存在的各方阻隔与偏见，使其得到不断地拓展与深化。此外，要将人类学的跨物种研究和实践与中国的国家议题如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绿色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结合，服务于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四、结语：重建人与非人的“缓冲地带”，推进全球生命共同体构建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指出，我们把“人与天地万物分开，过分定义二者的界限，使人失去了保护他的缓冲地带”(25)[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遥远的目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导致各类灾害频发，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与界定人与非人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认为，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应以民族志为目的，民族志能让我们保持对世界开放的态度，同时让我们重新认识和应对世界。(26)Miller Daniel，“Anthropology is the Discipline but the Goal is Ethnography”，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Vol.7，no.1，2017，P.27～31.此时的跨物种民族志作为人类学一种新的有益尝试，为我们重建人与非人的“缓冲地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人类学并非“玩弄”概念的游戏，我们不要纠结相关“新奇词藻”，也不必焦虑一些尚未被检视的“不确定性”，而要坚定学科抱负，以学科的想象力保持对学术体系的开放包容与批判反思，促成跨物种民族志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使人类与地球上其他伙伴和陌生物种的关系重塑“成为”(becomings)可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要“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超越边界，继续保持对跨物种民族志的“过高”期望，为其鼓与呼，在推动“新世代人类学”的知识生产的同时，深度参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回应现实需求，共同推进全球生命共同体建设，共建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