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溪云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盛世王朝如汉唐等的盛时，未见明显奸佞祸乱的历史记载。大多数王朝，都或多或少有忠奸斗法的故事。只有那些雄主看得清忠奸斗法的危害性，他们在用人上视野开阔，胸襟旷远，『亲贤臣，远小人』，因而能上下勠力同心，开一代盛世。

在中国历史上，忠奸斗法的故事很多。结果当然不是从很多人的良愿出发，正义总能战胜邪恶，忠良之臣必然斗过奸佞之辈。从历史记载看，忠奸斗法，不少都是忠良的挽歌、奸佞的狞笑，而这也往往构成王朝由治转乱、由盛转衰的必然篇章。

汉代自武帝之后，虽有昭宣中兴，但到了元帝刘奭（音同士）任上，西汉政权开始走向衰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谗佞用权”。

公元前49年底，汉元帝刘奭即位。他很想有一番作为，对两位老师——前将军、著名大儒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很是信任，经常宴请、接见他们，“言治乱，陈王事”。萧望之善发掘人才，推荐谏大夫刘向兼任给事中、金敞任侍中，四人常伴元帝左右，同心谋议，多方纠正其治理得失，刘奭也常纳其言。

有这些贤臣辅佐，君主何愁基业不固、事业不兴？问题在于，君主因为种种原因又用了谗佞之人。于是，麻烦就来了。

当初，汉宣帝刘询临终时，托孤于外戚史高和萧望之、周堪。元帝即位后，就让史高主管尚书事宜，让萧望之和周堪当他的副手。但前述四人同心，在事实上把史高架空了，史高觉得自己在高位上不过是充数，因此与萧望之等有了嫌隙。

在宣帝时代，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长期主管中枢机要。元帝即位后常患病，便找人托付大政。他觉得石显是宦官，没有外戚党羽，还很精明干练，可以信任。就这样，石显成了“权力中转站”，朝廷之事事无巨细都要先经他之手，后由元帝决断。结果当然就是石显权倾朝野。石显是个奸佞小人，阴险毒辣，又能够领会刘奭内心深藏的意旨，很善于结合皇帝的特点旨趣，利用其权力来打击对手。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盛世王朝如汉唐等的盛时，未见明显奸佞祸乱的历史记载。大多数王朝，都或多或少有忠奸斗法的故事。只有那些雄主看得清忠奸斗法的危害性，他们在用人上视野开阔，胸襟旷远，“亲贤臣，远小人”，因而能上下勠力同心，开一代盛世。

这时候，石显就和史高内外勾结，与萧望之们对着干。于是忠奸斗法开始。

一般来说，忠奸往往是势不两立的。忠臣者，往往为维护江山社稷，觉得奸佞祸国殃民是在掘墓，便欲除之而延国祚。奸佞者，一开始倒也没以打击忠臣为目的，纵欲弄权兴致正酣，估计没甚闲心要把忠臣全排挤掉，除非忠臣碍着他的事，一般会求相安无事。但是二者不管哪一方挑起事端，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

作为代表正义一方的忠臣，铲除代表邪恶一方的奸佞可说是一种使命。西汉史上，这场忠奸斗法，正是由忠臣一方挑起来的。当时，萧望之等人觉得皇亲许嘉、史高等人放纵，弘恭、石显专权是祸患，便向刘奭建议解除宦官兼任中书的规定。这自然是釜底抽薪的一招。但刘奭向来优柔寡断，不想一上台就改变祖制，此事便久而不决，最后反而把刘向改任外朝官。双方矛盾开始激化。

其时，有个叫郑朋的人，想投靠萧望之，便上书元帝揭发史高，以及许、史两大家族的罪恶。萧望之与郑朋接触后不久，发现此人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奸佞之徒，遂与其断绝往来。从事后看，只能说萧望之过于迂直，不善于借力打力。其为君子，此举必得高分；其为治国大才，不能不说此举有欠考虑——等于直接把郑朋送给了对手。

郑朋一看此道不通，便投靠了许嘉、史高，说以前那些事都是周堪、刘向让他干的。小人的这种技法甚是了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萧望之等人显然不是其对手。在获得面见元帝的机会后，郑朋对外宣称已向圣上检举了萧望之“小过五，大罪一”。当时，还有一个待诏华龙，也是品行恶劣，想加入周堪而不被接纳，便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至此，奸佞阵营集结完毕，开始反击。反击之术，尽显奸佞之辈的心思奸巧。

当时，弘恭、石显让郑朋、华龙联手，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免轻骑将军史高，想使元帝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他们把奏章送上去，刘奭这个糊涂蛋，哪里知道忠奸在斗法？又哪里知道郑朋、华龙是受人指使？想也没想，就把案子交给弘恭来查办，结果可想而知，萧望之说什么，在奸佞那里都会转换一下。

于是，弘恭、石显联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党营私，离间陛下骨肉至亲，想专擅权势，建议派人把案子交给廷尉。元帝即位不久，不知廷尉就是监狱，是要关人的，便批准了奏请。等到元帝某一天要召唤周堪、刘向时，才知他们被逮捕关押了，大惊道：“不是说廷尉只是问个话吗？快放他们出来办公！”还责备了弘恭、石显两人。

弘恭、石显见势不妙，便唆使史高对刘奭说：“皇上您刚即位，还没有以德化闻于天下，就用法律处理了师傅，既然已经把九卿、大夫下狱了，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算了。”刘奭听后，居然真的下诏，说萧望之做过他8年师傅，没有其他罪，就免罪而撤销其他职务吧；周堪、刘向二人一律贬为庶人。

至此，忠奸斗法第一回合，奸佞完胜。其原因就在于，刘奭不能明断，手中的权力被奸佞用来打击忠良而不自知。

过了几个月，刘奭再次征召周堪、刘向，准备用为谏大夫。因弘恭、石显从中作梗，刘奭便改主意，让周堪、刘向两人担任中郎。刘奭其实很是器重萧望之，想请他担任丞相，致使奸佞一方都很嫉恨萧望之等人。这时候，忠良一方开始再反击，手段却有点蹩脚，奸佞们就是玩这个的，所以一下子就被发现了。

当时刘向指使他的一个外亲，就地震灾难上书刘奭说：地震可能是针对弘恭等人的，而不是萧望之、周堪、刘向他们，应该罢免弘恭、石显，以彰显对压制善良的惩罚；应该进用萧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源）塞矣”。这么简单的归因，岂能瞒过弘恭、石显们的眼睛？他们立马怀疑是刘向干的，就请刘奭查明其中奸诈，结果当然是真的。于是就把刘向逮捕下狱，贬为平民。

后来，贾捐之与杨兴联手又采用类似手段，但也迅速被石显识破，导致贾捐之被斩首。司马光由此不禁感慨道：“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这应是对历史教训的概括。君子不擅邪道，而小人则擅长，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如何能胜？

就在刘向事发时，萧望之的儿子萧伋也上书为父鸣冤，于是奏章又被交付给有关部门查办，结论是萧望之教唆儿子上书，“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道萧望之平素气节就很高，不可能接受入狱的屈辱，便进谗言。

这种谗言，往往听起来很合乎情理，对刘奭这种人就更是“适销对路”。他们说：萧望之没有牵扯进前案中，反而得到爵位封邑，他不但不悔过服罪，反而深怀怨望，教唆儿子上书，把过失推给陛下。又自以为是您的师傅，怎么着都不会治罪，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来抑制一下他的自信，恐怕以后您再也没有办法对臣子施恩典了。

这一番谗言，说得刘奭内心动摇，但还有些犹疑。他说，萧太傅平素就很刚烈，怎么肯去坐牢呢？石显等人道：萧望之被指控的，不过是语言上的轻罪，不会出什么意外的。刘奭居然同意了。

石显等人当然不是真想把萧望之关一下了事，而是想让他死。怎么办呢？他们就作势，利用萧望之的刚烈性格，让他自己死。于是，石显等把势作足，一面把诏书封好，交给使者，让萧望之亲自拆封。同时，下令太常迅速调发部队包围萧望之住宅。见到这等架式，萧望之便问他的学生朱云，朱云崇尚节操，建议萧望之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老人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之后喝下毒酒，自杀而亡。

听到萧望之死讯，刘奭大为震惊：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你们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这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真是令人拍案。因过于悲痛，刘奭拒不进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后来，他召石显等人来责问，石显等人承认当初判断错了，都脱帽请罪。最终，此事居然不了了之，只剩刘奭追思哀悼，每年四季派人去萧望之坟上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时方止。

刘奭处事优柔寡断，使得奸佞用权，这是西汉政权走向衰弱的原因之一。（李云中 /绘）

刘奭如此反应与作为，委实让人气煞。这般暗弱之人，活该小人集聚，贤能靠边，政权衰危。连司马光都忍不住了，在《资治通鉴》里叙述完这一段史实后，来了一段“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在司马光看来，刘奭真是让人搞不懂，这么容易受欺骗而又难以醒悟。即便是只有中等智商的君主，也会生气而大怒，给奸佞之辈以惩罚，刘奭却无动于衷。不能不说，刘奭的优柔寡断，正是奸佞之臣肆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至此，忠奸斗法第二个回合，忠良之臣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扼腕。在其后的斗法中，石显更是一骑绝尘，诸如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都向刘奭告状，但结果“房、捐之弃市，猛自杀于公车，咸抵罪，髡（音同坤）为城旦”。直到刘奭死，石显才失势，他的旧恶被翻出来，在回归故里途中病死。

忠奸斗法，忠良之臣何曾是奸佞之辈的对手？奸佞往往会技高一筹，忠良則多不擅此道，原因就在于这种斗的本身，乃是奸佞之长、忠良之短，以短博长，只能失败。所以，自古很多忠良之臣，一看奸佞当道，就干脆不和你玩了。有的被斥被贬，有的自己主动靠边，或者明哲保身算了。贤能退位，奸佞当道，政权还想稳固？历史给出的都是否定的回答。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盛世王朝如汉唐等的盛时，未见明显奸佞祸乱的历史记载。大多数王朝，都或多或少有忠奸斗法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王朝历史，就是一部忠奸斗法的历史。

历史深刻警示，任用奸佞，就等于是给自己的江山基业培养了“掘墓人”。只有那些雄主看得清忠奸斗法的危害性，他们在用人上视野开阔，胸襟旷远，“亲贤臣，远小人”，因而能上下勠力同心，开一代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