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璐璐

仲夏之际，延河之畔，中共七大会址旧址中央大礼堂在苍松环抱中更显古朴典雅，慕名参观的游客接踵而来，《环球人物》记者亦在其中。步入中央大礼堂，里面陈设依旧：主席台中央高悬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头像，两边各插三面鲜艳的党旗；两侧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七大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悬挂在主席台上方。站在这里，望着简朴的木桌木椅，仿佛看到七大代表们纷至沓来的身影，听到党中央领导人慷慨激昂的演讲。

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党支部书记、馆长侯振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七大召开时，全国已发展党员121万名。出席会议代表平均年龄36.5岁，最小的23岁，最大的69岁。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因见证党的七大而载入史册。”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进驻延安，此时距离党的中共六大召开已过去9年。“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召开七大，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围剿’，七大未能召开。此后几年间，党中央多次讨论七大问题，为七大的召开做进一步准备。”侯振龙说。

那么，七大在哪儿召开呢？选址成了首要面对的问题。“之前几次大会的召开都是借用场地，但延安没有一个能容纳数百人的建筑，于是，党中央决定修建一个专门的会场。”侯振龙说，“一开始，党中央选中了延安市安塞县李家塔，然而，七大筹备会秘书长任弼时在实地考察后发现，这里地方狭小且离城区较远，不适合召开七大。几经考察，七大筹备会成员最终选定了杨家岭，同时可利用中央党校的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住处。”

要建一座能容纳几百上千人开会的大礼堂，延安有这方面的建筑专家吗？当然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院务处处长杨作材就是位建筑师，他欣然接受了设计召开七大会场的任务。

杨作材出身于江西九江一个建筑世家，是著名建筑家杨达聪之子。他自幼受父亲影响，耳闻目染，对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杨作材考入武汉大学预科。他精通英语、日语，在校期间，对建筑专业进行了系统的自学。

当时，民国政府风雨飘摇，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杨作材目睹国民水深火热的现状，开始寻找救国之路。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作品，并向中国先驱人物靠近，和进步学生领袖李悦等人成为至交好友。

1936年，杨作材从武汉大学毕业，进入上海吴淞扶轮小学教书，参加了国难教育社。抗战爆发后，他返回九江，跟随家人逃难到桂林，在那里担任湘桂铁路测量队描图员。1938年，杨作材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

1939年的冬天，杨作材接到设计安塞李家塔礼堂的任务。他仅用了4个月時间，便建成了一座堡垒式二层楼的礼堂。此后，杨作材又建造了枣园礼堂、杨家岭中央办公大楼、王家坪小礼堂等建筑。这些都为建造中央大礼堂奠定了基础。

1941年，中央办公厅对面一座砖木结构的小礼堂因木炭起火被烧毁。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对杨作材说，就在小礼堂原址重新设计一座大礼堂。

杨作材曾回忆，七大用的礼堂，要求容纳1000人左右。他设计的一个方案是，将所有的党中央机关修建在杨家岭沟口的大田中间，但这个方案被李富春否定了，他笑着问杨作材：“你是要在这里建都还是怎么着？”于是，杨作材在炕头上赶了几个通宵，开始设计第二套方案。

当时的延安没有钢筋、水泥，没有吊车、起重机，怎么能让一座宏伟的大礼堂拔地而起呢？对国外建筑颇有研究的杨作材很快拿出了新方案——将西式建筑与陕北窑洞的特点相结合，将陕北的山石优势和石头建窑的经验相结合。

在杨作材的设计中，建筑物主体前是一座塔楼，正门边的壁柱，采用希腊建筑柱式。他后来回忆说：“这根石柱采用的是希腊雅典的爱翁尼（Ionic）式柱，是我当时参考了美国的一本大学教科书而设计出来的。”

七大代表正陆续进入中央大礼堂。

中央大礼堂今日外景。

大礼堂的主厅可以容纳千余人，东边是一间小会议室，西边另有3间房子。整个建筑采用砖石结构，屋顶呈穹庐状。为避免在礼堂内出现两排阻挡视线的柱子，正厅采用了跨距达15.6米的大石拱代替木梁。

“这是仿照赵州桥的设计，用石拱来代替房顶木梁，石拱之间用木料来连接，最后再用木板盖顶，这样整座大厅看不到一处房梁。”侯振龙介绍，“砖石资源在当地非常丰富，工人们可以就地取材，方便而不浪费。”

设计过程中，杨作材把设计平面图、正立面图、侧面图和剖面图都画在一张大图纸上让大家看，积极听取意见不断修改。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纷纷参与其中，因此设计出大礼堂正门上方的铸铁窗棂子，中间有一颗红五星。当时，七大会场的保密工作很严格，参与设计施工的人并不知道这座礼堂是用来干什么的。

1942年春，中央大礼堂开始修建，杨作材在现场亲自给施工队讲解图纸。他几乎天天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施工队的工人多是从绥德、米脂一带来的能工巧匠。工人们抽的旱烟，抹一下嘴递给杨作才，他接过来就开心地抽。为了缓解大家的疲劳，他时常给工人们讲笑话。

中央机关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义务劳动。中央管理局美坚木作厂厂长张协和提出一项施工办法，请兵工厂特制了一个五轮复式滑车，利用滑轮组的原理顺利完成大件的安装任务。铁路和桥梁建设专家彭敏回忆，修建大礼堂，难的是建筑材料一样都没有，为了结实，木材要尽可能粗，石料也要选好的。

1942年年底，长35米、宽30米、高13米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竣工，成为延安当时最高大雄伟的建筑。大礼堂讲解员介绍，礼堂建成后，杨作材发现大厅的回音很大，影响声音效果。他仔细观察后发现，回音是从大拱上部大面积的光滑面上反射过来的。于是，为了节约费用，杨作材使用土办法，将当地通用的毛毡作为吸音材料钉了上去，立马见效。

中央大礼堂的修建在延安引起了瞩目，为了支持革命建设，五金杂货铺“义德兴”老板史德运主动提出为大礼堂捐赠汽灯。史德运的儿子史延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没有电，老百姓家里都用煤油灯。听说大礼堂照明用，我父亲就把店里库存的汽灯捐出来，这种灯亮度特别高，相当于现在普通白炽灯的好几倍。”

除了汽灯外，史德运还捐赠了大礼堂使用的玻璃、建造时需要的螺丝钉等大量五金用品。玻璃窗户在当时是件稀罕物，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

为了提供物资，史德运冒着危险穿过国统区前往西安进货，却不幸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抓住，关进了洛川县的一所监狱中。史德运的哥哥史宜轩得知消息后，经过3个多月的营救，才将史德运接回了延安。史宜轩、史德运两兄弟先后捐赠了价值几百大洋的物资。

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教授钟敬之负责大会会场的布置工作——大廳里放着32排木质靠背椅，每排能坐24人，共200多张长条木椅。两边的墙上挂有6个旗座，每个旗座上插着4面党旗，共挂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创建了24个年头。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

朱德在致辞中说：“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主席台上也第一次挂上了党旗，中共七大也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次悬挂党旗的大会。

七大秘书处为代表们专门制作了七大代表证；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为代表们准备了印有毛泽东手迹“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精美笔记本……这些纪念品成了珍贵的文物。

杨作材见证并参与了七大的召开，他自豪地说：“设计七大会址，是值得一生骄傲的事。”新中国成立后，杨作材先后在国家建委、国家计委等任职，分管城市建设和交通，在基本建设和改善城市环境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多次回到延安，来到自己亲手设计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看看，告诉年轻一辈大礼堂是怎么建造起来的。

77年过去了，虽经过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侵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依旧风姿如初，满载着红色记忆，无声地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故事。

江西九江人，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务处处长、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设计并指挥建造了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办公楼、中央军委机关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