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上

（广西外国语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2）

海洋一直是西方文学重要的书写对象，从西方文学的源头《荷马史诗》至今莫不如此。康拉德是西方海洋文学的重要代表，拥有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航海经历，其航海生涯历时20 年，经历过从普通水手到船长各个职位，航海路线遍布各大洲。他依据自己的航海经历，创作了六部（篇）代表性的海洋小说，包括《走投无路》《“水仙号”的黑水手》《阴影线》《台风》《青春》《秘密分享者》，获得赞誉无数。通过这些小说，康拉德建构了一个诗情画意与澎湃凶险并存、人声喧闹而又充满道德感的海洋空间。

文学地理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批评方法，通过挖掘文学中的地理要素、空间要素，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文学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曾大兴认为：“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必须把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作为重中之重。”[1]因此，本文尝试通过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从地理空间层面切入康拉德海洋小说，探究康拉德海洋小说中海洋空间建构的基本面貌，拓展对康拉德海洋小说的认知，并以此呈现康拉德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一、理想之海——康拉德海洋小说海洋空间的总体描述

康拉德1857 年出生于波兰，后父母双亡，于1874 年只身一人前往法国马赛发展，开始了航海生涯。在法国的三年半时间里，除了一些短途航行，康拉德经历了三次远洋航行，到过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港口。1878 年，康拉德离开法国到英国，到英国后，他努力上进，依次通过了二副、大副及船长的考核，并最终成为英国公民。在英国期间一直到1894 年从事专职写作之前，康拉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航海中度过的，除了到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等相对短途的航行，还有到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地的远洋航行，在其航海生涯晚期，还到达非洲的刚果等地。康拉德根据自身丰富的航海经历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海洋小说。

康拉德热爱航海，热爱海洋，大海自然成了他重要的书写对象，其海洋小说基本都是以其航海经历为基础，带有较强的自传色彩。小说《青春》写的是从英国到泰国曼谷的海上航程。船从伦敦出发，再到港口纽卡斯尔装运煤炭，然后通过英吉利海峡一路向南，经非洲好望角，往东北穿过印度洋经爪哇海到达曼谷。《“水仙号”的黑水手》写的是从印度到英国的航程。从印度孟买出发，经马达加斯加外海、好望角，沿着非洲大西洋沿海海域返回伦敦。《走投无路》 写的是往返东南亚马来群岛之间的航行，往北可到达缅甸等地。《阴影线》主要记录的是从泰国曼谷到新加坡的航行。《台风》写的是从南洋运载中国劳工返回福州的航程，途经南海时遭遇了惨烈的台风。《秘密分享者》的故事则主要发生在泰国、柬埔寨的沿海海域。

康拉德海洋小说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因此，海洋空间主要由大海、船舶、人（海员）三要素构成。

大海是海洋小说的背景，也是航海行为的发生地。康拉德海洋小说展现了大海或明或暗、或动或静各个层面的美感，风平浪静、晴空万里的辽阔清远自不必说，狂风骤雨、浊浪滔天也都屡屡涉及。从康拉德的六部海洋小说来看，以《青春》描写的海洋基调最为轻快明亮，小说大部分时候展现了大海的清透明丽，“海面波平如镜，蔚蓝透明的海水宝石似的闪闪发光，向四下延伸，直到圆周般的水平线——好像地球本身就是由一颗巨大的完整无缺的蓝宝石做成的”[2]24。而表现大海恐怖狰狞的小说最为突出的恐怕非《台风》莫属。台风作为海洋中最为极端的气候现象之一，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台风》就表现了一次穿越台风的航海壮举。“他（朱可士）看见浪峰颤巍巍地崩倒了，将冲击力加入他周围正怒吼着的异常洪大的喧声；差不多同时刻，支柱从他搂抱的臂怀里撕走了。背后砰然起了一下猛暴的轰击，他发觉他自己忽然随水漂浮而且凫泳直上。他第一个禁不住的念头是，整个的中国海已经爬上望台了”。[2]98此段文字将大海恐怖骇人的一面展露无遗。美丽的大海是海员欣赏的风景，狰狞的大海是海员战斗的场所，是展现海员意志和美德的地方。无论如何，大海都不是康拉德小说中的异己力量，他一次次书写人与大海的互动，展现了大海丰富的、形态各异的美感。

船舶作为海上航行的重要工具，同样是康拉德海洋小说中重要的书写对象，他是带着极高的赞誉和敬意来描述每一艘船只的。在康拉德的航海时期，正是帆船逐步过渡到轮船的时代，因此无论是帆船还是轮船都在其海洋小说中展现着英姿。康拉德的六部海洋小说中，每一部至少有一艘船作为重点的描述对象，如《青春》里四百吨左右的帆船“朱迪埃”号、《“水仙号”的黑水手》里的帆船“水仙号”、《台风》里的轮船“南山号”、《走投无路》中的轮船“苏法拉号”等等，哪怕是《阴影线》中船长“我”驾驶的没有提到名字的船只，小说也给予了极高的赞美：“我一眼就看出她是一条第一流的船，优美的船体上有着和谐的线条，高高的桅杆非常地匀称……岸边林立的邻船都比她大，但她像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骏马挺立在一群拉车的马之间。”[3]637康拉德非常珍视航海生活，把船舶当成“海上之家”，因此在其海洋小说中也给予每一艘船以极高的赞誉。

海洋空间的构筑当然离不开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海员。海员是船舶的操控者，也是完成海洋航行最重要的力量。一般来说，一艘船的海员构成主要有船长、大副、二副、厨子、茶房和一众水手等，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船长是船只的总指挥，大副二副进行协助和传达信息，水手们则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大家各司其职。总的来说，航海生活非常单调，有时甚至充满未知和凶险，海员们必须靠团结一致的友谊和热血拼搏的气概才能完成每一次航行，因此康拉德在其海洋小说中反复书写海员们的美德和抒发对他们的赞叹，如《台风》里的马克惠船长、《走投无路》里的惠利船长，乃至普通海员如《“水仙号”的黑水手》里的老水手辛格尔敦、《阴影线》里的厨子兰塞姆等等，这些海员可以说是康拉德海洋小说里最光辉灿烂的形象。

康拉德以20 年的航海经历为基础，在海洋小说中通过对大海、船舶、海员的礼赞构筑了一个美丽和谐、理想浪漫为主调的海洋空间。如在《阴影线》中，借助叙述者“我”之口公开表达这样的情感和热爱：“我发现我真是一个海员，有着海员的心，海员的头脑。我的身体属于海洋，完全属于海和船；海是真正的世界。”[3]629

康拉德小说通常被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海洋为背景的小说，如《“水仙号”的黑水手》等；一类是以亚非拉地区为背景的小说，如《黑暗的心》等；另一类是以欧洲为背景的小说，如《在西方的注目下》等。有的评论家将此划分为“海洋小说”“丛林小说”“政治小说”三类。比较这三类小说可以发现，以海洋为背景的小说往往是美好的，富有美德的，而后二者以陆地为背景的小说则多是丑陋罪恶，尔虞我诈的。这种陆地和海洋的对照，是康拉德小说鲜明的特点，也构成了康拉德海洋小说海洋空间建构的整体基调。正如薛诗绮在《康拉德海洋小说》序言中所说：“他总是把海洋作为陆地的对照物。陆地上往往充满邪恶和狡诈。海洋虽然有时凶猛可怕，但它是纯洁的，它能荡涤人的灵魂、显示人的本性。”[2]6

二、海上之人——康拉德海洋小说海洋空间的重要主题

康拉德描述了千姿百态的海洋景观，营造了一个与污浊的陆地相对，美丽而又向上的海洋空间。然而他想要展现的不仅是美丽广阔的海洋本身，更是通过大海表现一个个鲜活而又富于道德的生命主体。正如王松林所说：“人，尤其是有道德力量的人，是康拉德海洋小说的主题。”[4]

（一）海洋空间与精神场域

康拉德爱海，更爱海员。海洋由于其庞大的体量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常常产生让人无法预测的极端恶劣的状况，随时有可能将船只置于灾难或者风险中；而海员因为要随时应对瞬息万变的大海，需要更加专注，更富有责任感和协作能力。康拉德通过其海洋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忠于职守、不屈不挠的海员形象，如《“水仙号”的黑水手》中的水手老辛格尔顿、厨子包特莫，《阴影线》中的厨子兰塞姆等等，当然也包括那些无名无姓、默默坚守岗位的海员，同时也构建了一个个和谐理想的船舶微型社区，展示了一整套基于英国商船航海伦理的价值观念。

以《台风》为例，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南山号”轮船从南洋运载中国劳工返回福州遭遇台风的故事。小说着墨最多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船长马克惠，一个是大副朱可士。马克惠是年长者的代表，经验丰富；朱可士是年轻人的代表，遭遇的考验较少。马克惠沉着稳重、不苟言笑，但又明察秋毫、充满智慧。他体恤船员，包括素不相识的中国劳工。在他的带领下，船上的一切都和谐有序。

在台风将来之际，大副开始慌神，想找船长建议“南山号”调头以避让台风。在船长室他发现船长正气定神闲地阅读，其实后者对即将遭遇的状况已经了如指掌。船长直言要正面迎击台风，而不是掉头避让。在台风呼啸而来后，轮船仿佛失去了掌控，横冲直撞，不少船员因此慌了神。在船员们自顾不暇的时候，船舱里的中国劳工又因争抢银圆闹得不可开交。一切显得无序、凌乱，但船长依旧沉着冷静，头脑清醒。他先是在狂风呼啸的甲板上营救了被台风困住的大副，又到驾驶室亲自驾驶，并通过输音管指挥调度全船的水手有条不紊开展工作，抗击台风。可以说，马克惠船长就是整条船的主心骨，也是海员精神最杰出的代表。年轻的大副虽然遇事较少，性格不免带有理想色彩和情绪化，但在台风中依然能够挺身而出，在船长的教诲下迅速成长起来，并且奋不顾身地冲进劳工骚乱的现场，很好地执行了船长的意旨，平息了骚乱。船员们虽表现出了失意慌乱，群情激愤，但也都能坚守岗位，各司其职，“他（副机师）连珠似地发出一串咒骂，攻击地球上的一切，连他自己的灵魂也在内，愤激得几乎发狂，却始终没有疏忽他的职责”[2]132。最终，“南山号”靠着船长的稳重和经验，靠着全体海员的齐心协力，战胜了台风的侵袭，顺利完成航行。

众所周知，在陆上经历台风已是骇人听闻，在海上其破坏力更是难以想象，康拉德靠着他的如椽巨笔，逼真地描述了自然伟力如何暴虐击打狭小的船体。人置身其中仿如蝼蚁。然而，在台风中，小说特意给了马克惠船长和大副朱可士一个特写，“他们就这样挽抱着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互相砥砺着反抗风的吹迫，面颊贴着面颊，嘴唇对着耳朵，宛似两个船壳首尾衔接着捆绑在一起的光景”[2]103。这便是海员精神最有力的诠释。

正是由于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船长），加上一群忠于职守的船员，康拉德在小说中每每营造出团结奋进的船舶空间。海员们正是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中培育出了美好质朴的品质。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有时候看起来简单粗暴，但是重情重义，言而有信。正是靠着这样的一批人，构筑了英国乃至全世界的航海美德。虽然在康拉德海洋小说中，偶尔也会出现如《“水仙号”的黑水手》中的吉姆斯·惠特、唐庚，《走投无路》中的梅西、斯特恩等违背海员精神之辈，但和谐团结仍是其海洋空间所呈现的主调。

（二）海洋空间与自我发现

海洋从空间上来说非常广阔，因此海上航行短则数天，长则数月乃至以年来计算，且时常要经历狂风骤雨等无法预测的极端恶劣气候。虽则海洋空间极其广阔，但是供海员活动的船体空间却非常有限，是极度封闭的独立世界。因此，海洋空间有某种悖论性的特点，可以说是极其大又无穷小，极其单调重复又永远充满未知和凶险。当海上的船体空间秩序经过适应形成某种平衡后，外来因素或陆上因素的闯入很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引发新的动荡。基于这种特殊的海洋空间特点，海员的航行与陆上相对平和的生活状态差异极大，也因此，人的自我意识常常呈现出与陆上人们不一样的状态或面貌。康拉德海洋小说就通过这样带有悖论性质的海洋空间，描写那些陆上不易被察觉的“秘密”。

1.个体自我的发现

小说《秘密分享者》主要讲述新任船长“我”驾船即将从暹罗湾返航英国的遭遇。在返航前夜，“我”结识了在逃杀人犯“赛弗拉号”的大副莱格特。“我”冒着极大风险在船上将其庇护，并最终躲过了“赛弗拉号”船长等人的搜捕，帮助其顺利逃走。

一般来说，人们碰到杀人犯的做法是将其扭送司法机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非但没有对杀人犯莱格特深恶痛绝，还将其引为知己，并看成是自己的影子和另一个自我。为何会有此异常举动，其实跟“我”的处境密切相关。年轻的“我”两星期前刚被提拔为该船新任船长，而且带领着新的船只和船员即将开始从暹罗湾返航英国的漫长航程。“我们将在远绝人寰的地方去完成那同生共死的使命，没有人为我们作证，唯有天空与海洋做我们的观众和裁判。”[5]167由于“我”刚刚提升为船长，属于职业生涯的过渡期和适应期，对自身能力抱有疑虑，同时跟船员及船只还只是粗浅的接触，可以说还是船上的陌生人。在这样的处境和重压下，“我”尚未形成清晰的自我定位，船长所肩负的集体责任和严苛的纪律要求与个体的自由欲望和想法发生冲突。这就需要一个解决的出口，而莱格特正是这样的出口。

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类似的语句：“他（莱格特）已经让我身临其境了，仿佛穿在另一件睡袍里的人就是我本人似的。”[5]175评论家往往认为，大副莱格特“象征了年轻船长的一个‘隐蔽阴暗的自我’”[4]81。重负之下的船长“我”需要一次反叛和宣泄，而冒着风险庇护杀人犯莱格特，并引为知己，并冒着船毁人亡的危险将其送至布满礁石的海岸，这些都是与船长的身份和职责相背离的。这是“我”的一次放纵，是“无意识自我”的一次反叛。在这里，展现了个体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体现了个体对自我的辩证认识。可以说，莱格特的出现让“我”与“另一个自我”有了一次碰面和对话，让“我”能够正视完整的自我，而莱格特的离去让“我”的分裂得到弥合，精神在冲突和对话中得到升华，并使“我”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船长，而不再是一个陌生人，达到与船只合而为一。在莱格特顺利逃走后，小说最后写道：“我独自和我的船在一起，我们心照不宣，我们情投意合，世上没有任何事、任何人能在我们默契沟通的航道上投下阴影，将我俩阻隔。”[5]209

2.集体无意识中的人性弱点

小说《“水仙号”的黑水手》通过对“水仙号”从印度孟买返航英国整个航程的描述，挖掘和呈现了船员们潜在的人性弱点。

从孟买返航之初，“水仙号”招募了一批水手，除了吉姆斯·惠特，都是白人。在航程中，黑人惠特大部分时间装病躺在床上，哪怕偶有出工也是出工不出力。自惠特上船后，船上的气氛发生了改变，原本的欢声笑语因惠特的出现变成了愁云惨淡。他还编造自己行将就木的惨状不断强迫水手们轮流伺候。对船员们的付出惠特不仅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时常加以嘲讽谩骂。惠特成了船上的一个另类。船员们对惠特的认识和态度千差万别，他们“互相信任的心理被动摇了”[6]50。惠特成了船上矛盾与骚乱的导火索，多次矛盾冲突都跟其有关，最终还是靠船长的智慧与威严，才没有酿成大祸。在航行的后半程，惠特又扮演了静止符的角色，仿佛镇住了海风也镇住了“水仙号”，船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大西洋徘徊不前。终于在惠特死去海葬后，海风渐起，航行才恢复正常，并最终得以返航英国。

惠特形象的塑造显然与欧洲传统小说中的海员形象有着较大差异。在整部小说中，惠特的出场非常少，更多的是存在于人们的闲谈或背景性的介绍中，甚至有时候还被船员们遗忘。这个形象正如其在船员登记册上因水化而“模糊的一团”的名字一样，很难将其看成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人物，而更多是一种象征。

关于惠特的象征意义，评论家们历来争论不休，难有定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通过这一模糊的形象看到了其对海员们实实在在的影响，而且是作为陆地因素对海员的影响。正如小说中描述的：“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利用人类天性的怯懦叫人们永远不得安宁；那垂死的坏蛋，懂得生命的秘密，他每时每刻都俨若我们生存的主人。”[6]48惠特因此更像一个来自陆地的闯入者，这个闯入者打破了海上船只团结与平衡的状态，这种来自陆上的“不安全感”与“罪恶”，激发了船员们人性中潜在的弱点：自私、怯懦、懒惰，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与陆地相比，海洋这个瞬息万变的空间，可以说强化和放大了人们在陆上的各种情绪和意识，陆上闯入者惠特使船员们潜在的阴暗面具象化。正如祝远德所说：“他仅仅以自己的存在和即将死亡的事实，什么都没有做，却牢牢地控制了全船人的心理反应，每个人都从中发现自我的某些方面。”[7]当然，靠着船员们团结与秩序的力量，最终战胜了“黑暗与混乱”，走出了惠特所带来的阴影。

（三）海洋空间作为成长之域

变化无常的海洋给人类的航海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有可能瞬间导致船倾人亡，但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也是磨砺人和锻炼人的绝佳场所。我们在康拉德海洋小说中看到海员们从稚嫩走向成熟，如《台风》中的大副朱可士、《秘密分享者》的船长等等，而《阴影线》可以说是讲述人在大海磨砺中成长的范例。

“我”原本是一艘阿拉伯轮船上的大副，由于某种青春的躁动，辞掉了大副的工作，打算从新加坡返回英国。此时，一艘停泊在曼谷的帆船船长刚刚去世，急需招募一名船长。“我”凭着精湛的航海技术和良好的口碑获得了这一船长职位，然而当“我”带着船员们驾驶新船从曼谷返航新加坡时却遭遇重重困难。返航之初，船员们就陆陆续续病倒了。在航程中，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只有“我”和厨子兰塞姆两个人是健康的，况且兰塞姆本身还有心脏病，不能干重活。不仅如此，船上的药品还被此前已故的船长掉过包，整艘船到了无药可用的境地。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船在离开曼谷后便遭遇了无风的困境，一直漂浮在暹罗湾，这样的困境整整持续了十八天。在起风之后，又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但“我”靠着惊人的意志力，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驾着船回到了新加坡。

《阴影线》中“我”的成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心理的成熟。这主要是指“我”通过这一次的航行，跨过了人生的“阴影线”，从青年比较浮躁的时期跨入了成熟时期。小说的开始，“我”是一艘阿拉伯船上的年轻大副，但因为青年人的躁动任性，辞掉了这一份看起来已经非常优厚的工作。经历了这次航行的考验，“我”意识到此前无故辞职的冒失，觉得自己变成熟了，“我觉得自己老了，我一定真是老了。在我看来，你们岸上的人都是一群蹦蹦跳跳的年轻人，不知世上还有忧愁二字”[3]707。二是道德的完善。一开始，对于像变魔术一样获得船长职位的“我”，对此次航行所面临的困难和船长的职责尚未有充分的准备和了解。对航行中碰到的困难，“我”一度表现出恐惧与逃避，甚至羡慕病中将死的大副伯恩斯，因为他无需再承受痛苦。然而，“我”通过日记进行自我剖析，直面自身道德弱点，提升直面困难的勇气。另外，“我”不断从被疾病侵袭的船员身上汲取力量。“疾病的消耗反而使许多人的容貌增色不少，显示了一些人出人意料的高贵，显示了另一些人的力量”[3]679。特别是在厨子兰塞姆身上，“他的完美无缺的海员素质全部发挥出来了。他用不着别人指挥，他知道该怎么办。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他的始终如一的英雄主义的表现”[3]702。所有这些不断磨砺和提升“我”作为海员的精神、意志和品格，使“我”获得道德上的完善。

（四）海洋空间作为时间刻度

在航海过程中，海员们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时间对他们来说更容易被感知。加之康拉德有20 年的航海经验，他对这段航海经历也尤为珍视，因此通过海洋来书写时间，刻录生命，记录那些惊心动魄又让人无比眷恋的航海生活，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康拉德赋予其作品极强的时间感，他曾说其三部小说《青春》《黑暗的心》和《走投无路》分别代表了人生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黑暗的心》一般被当做丛林小说的代表，因此本文主要从《青春》和《走投无路》来谈谈康拉德海洋小说的时间意味。

小说《青春》记述了一段从英国到泰国曼谷的海上航行故事，同时也是中年马洛的一段青春回忆。小型帆船“朱迪埃”号本打算从英国北部港口装载煤块运往曼谷，不想却遭遇到种种波折。因为遭遇风暴、漏水等原因，“朱迪埃”号前后三次折返。第四次出发后，又遭遇种种突发事故：先是煤炭自燃，水手们想尽办法灭火；火势扑灭后却不料又发生煤爆炸，最后火势失控，导致帆船沉没。

《青春》与其说描述的是一次艰难无比的东方之旅，毋宁说是青春美好年华的记录。而这一段时光又刚好跟航海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最美好的青春和最美好的事业相互成就了最美妙的时光。哪怕是遭遇种种磨难，因与青春连在一起，也显得光芒万丈，魅力无限，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哦，青春的魅力啊！哦，青春的火焰比这条船上的大火更加耀眼，它向广阔的天地投射出神奇的光芒，它无所畏惧地直冲霄汉。”[2]36从一个窘困的中年人的视角去回望青春岁月，更让人感叹那些美好时光的匆促与短暂。当那些美好的青春一去不复返，那些欢乐和痛苦，那些一起在海上奋斗的日子，便成了永恒的绝唱。

如果说《青春》展现的是对海上青春的赞歌，《走投无路》则更像是老海员一生的坚守。《走投无路》主要讲述的是老海员惠利船长晚年指挥轮船在马六甲沿线航行的故事。小说通过不断地回溯，让读者领略老航海人一生的风采。惠利船长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大海，把自己活成了传奇。他年轻时横渡五大洲，许多港口都留下过他光辉的足迹。他还经历了多次的冒险，驾着帆船四处横行，开辟了多条新的航线和新的贸易，成为那一代海员中功勋最为卓著的楷模。他曾立下遗嘱：“当他年老力衰，不能驾驭一艘船时，他将把它驶入船坞，然后上岸等待入土为安，并在遗嘱中吩咐在他下葬的那一天，把它拖到深海体面地凿沉”[5]326，体现了一位老海员的傲骨。然而，一生辉煌的惠利船长晚年却有些落寞，投资失败的他还要承担起女儿一家的生活，只能卖掉帆船补贴女儿家用，甚至隐瞒已近失明的事实，靠寄人篱下驾驶轮船勉强度日。因船被恶人设计撞毁，他最终选择与船同亡，体现了一个老海员悲怆的坚守。

在康拉德写作的年代，轮船已取代帆船成为新的海上霸主，然而康拉德怀念的却是青年时代驾着帆船的美好时光，因为他看到由帆船时代所构筑的忠诚、勤劳、勇敢的海员精神在轮船时代已慢慢褪去。惠利船长的坚守，也算是对帆船时代及航海伦理的一种见证吧。在康拉德看来，大海，既见证了人的岁月纷繁，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三、海是世界——康拉德海洋小说海洋空间的审美价值

作为海洋文学大师的康拉德，通过一部部生动鲜活的海洋小说，建构了一个丰富多彩又寓意深刻的海洋世界。邹建军曾说：“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往往体现了作家的审美倾向与审美个性，以及他的创作理想与创作目标。”[8]在康拉德的海洋小说中，笔者认为至少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审美倾向。

（一）构筑了诗情画意的海洋空间

西方海洋文学传统源远流长，西方最早的文学《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就是伟大的海洋文学。然而，《奥德赛》中的海洋更多的是一个神怪世界，可以说是被“妖魔化”的海洋形象。在中世纪，西方海洋文学经历了漫长的沉寂，直到航海大发现后出现爆炸式增长，产生了众多海洋文学的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海洋多是作为人的异己力量，作为人的征服对象出现的，如《鲁滨逊漂流记》《白鲸》等；或者仅作为罗曼司故事、冒险故事的背景或情节操演的场所，如《金银岛》等。而在康拉德这里，海不仅仅是作为人的征服对象，更是人海交融，海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人依靠海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康拉德的航海经历是绝大部分海洋文学作家无法比拟的，其对海洋的熟悉程度，也几乎没有作家能出其右。在康拉德的六部海洋小说中，海洋以各种形态出现，或风平浪静，或浊浪滔天，或晴空万里，或月明星稀，或狂风骤雨，无论何种形态都能物尽其美。人在其中虽也经历波折动荡，但也能尽情快意。康拉德海洋小说中几乎没有女性角色，他或把大海或把船舶进行女性化的拟人处理，仿佛变成了一位绝世佳人。另外，康拉德喜欢用诗的语言描绘大海，他笔下的大海是一个诗化的世界，这在《“水仙号”的黑水手》中尤为突出。“水仙号”从孟买起航开始，一直到英国伦敦，整个漫长的航行仿佛是一首绵长优美的海的赞歌。海与人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成全。这种新型的人海关系，特别为后来的生态批评者所推崇。与很多仅把海洋作为背景材料的作品不同，海在康拉德这里成了构筑小说主题的重要场所，或者说海本身成了小说的重要主题。

（二）构筑了审视人性的绝佳场域

对习惯在陆地居住的绝大部分人而言，海洋无疑是作为“他者”的存在。而对康拉德来说，处于海洋这样的边缘地带，反而获得了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绝佳视点。康拉德海洋小说常常把海洋作为镜子来描述，人和社会都成了大海映照（比照）的对象。这在海洋文学传统中早已有之，如在《格列佛游记》中，通过格列佛周游海上列国，构成了与大英帝国腐败与罪恶的对照与揭示。但是，在《格列佛游记》中的大海更多的是想象性漫画化的形象，而在康拉德小说里大海却是写实性的。大海一方面成了记录海员、考察海员、检视海员的地方，一方面也是重新审视陆地的绝佳场所，通过视点的转换，康拉德能够对陆上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体验。因此，在康拉德的创作中，陆海对照的设置实为康拉德的某种有意为之或独特发现，且构成了其创作的整体基调——“即由海洋小说对航海伦理美德的倡导，到丛林小说对这些美德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丧失的忧虑，再到城市小说对政治生活中道德堕落的揭露以及对道德救赎之路的寻找”[9]。

（三）构筑了秩序井然的理想空间

如果说在《黑暗的心》《吉姆爷》《诺斯特罗莫》等以陆地为主要背景的小说中，陆地由于受物质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而变得失序、混乱，那么在海洋小说中，康拉德则主要构筑的是团结、有序的空间，可以说在他的写作中，陆地与海洋的对立得到了突出的呈现。由于受英国商船航海传统伦理及海上现实处境的影响，海员们大都形成了忠于职责、爱岗敬业、勤劳勇敢的品质，能够在航海中各尽其责、团结协作，这些品质是康拉德非常看重的。因此，康拉德在海洋小说中，构筑了一个秩序井然的船舶空间，人是带着美好品行之人，人成为道德的存在，正如《台风》中所描述的：“可是马克惠带领的无论哪条船，都是和谐与平安所充溢的，一个漂浮的住家。”[2]54在其海洋小说中，虽然也有意想不到的动乱，但是多数正义的一方，总能依靠智慧、道理、合作平息动乱，最终恢复秩序。因此，在康拉德这里，海洋空间带有某种乌托邦意味，成为人们追寻理想家园的注脚。